《南方周末》寻找尚义街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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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两天雨的昆明，温度倏地就降了下来，真应了那“一雨便成冬”的说法。10月18日，天又晴了起来。终于从大于坚8岁的张老楷那里得知，我对尚义街的第一次探访走错了路向。


　　因为在被南北向的北京路垂直切断的西边另一头，也就是在东风广场南侧那一小截100米左右的短短的街道，一直到盘龙江畔，才是潜藏于坚笔下的尚义街6号的所在。而在与北京路交界的西边的尚义街口，甚至可以看到立有一块写有“宝善街”的路牌，是因为尚义街的这一小段的最西头，连着宝善街，怪不得上次没有留心，原来是被路牌给蒙蔽了。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

     今天的尚义街6号

    “我们来到尚义街／看到的门牌已经重新编号／新六号由东向西拐过了街角／老六号变成了一个收费厕所／如今城市的排泄器官无孔不入／强行插入一个诞生智慧的缝隙／却从不被认为是什么暴力”，丛小桦在《在昆明和于坚去看尚义街六号》中，这样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事实是当年的尚义街6号确实已经寻不着了。走在短短的大街上，道旁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黄房子——当年一些越南归侨，还有在昆明做生意的越南人，他们在昆明建起了不少法国式的房子，大都是两三层楼高，临街的门口都开得不大，一进门就是狭长的楼梯，红色的瓦片，米黄色的墙体，掩映在高大的法国梧桐中，颇有巴黎的几分景致。

　　据说，从前的尚义街6号是一栋二层楼房，后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被拆掉了，建起了5层楼高的水泥房子。而现在，没有于坚的现场指点（那几天他到大理去了），我们看到的尚义街6号，窝在了尚义街拐向宝善街的转弯处，那一溜都是即将被拆掉的临街商铺。

　　从江苏过来的40岁的赵小姐在这里卖了一年多的服装，但是一直没有将店名挂出来。真正知道这处地方的名声，还是一个多月前，一位从江苏扬州过来的30多岁的女青年跑到这里来问询“尚义街6号”，她才知道自己商铺门上悬挂着的门牌背后，是中国近20年来最著名的现代诗之一。后来她找来了那一首诗，并且开始留心报纸上关于于坚的报道。

　　对尚义街6号的寻访，是和一位在昆明生活了许多年头的朋友。显而易见，尚义街6号在这座城市的声名，仅仅散播在一些文化人，包括传媒人当中，对于诗中提到的一些人物，他们甚至都能说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段子来。

　　至于更多的市民，对这一处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圈子中都小有声名的所在，他们知之甚少，尚义街6号，对于他们来说，普通得就像昆明道旁的法国梧桐。

　　不长的整条尚义街，今天更为昆明市民所知的，倒是近些年兴起的尚义花卉市场。每天一大清早，离昆明不远的斗南花农们都会将大批的鲜花运到这里，汇集成行，然后送往机场，再经由飞机发往全国各地。

　　而与北京路交界的东段拐角，还有一处旧式公馆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周围的花园被改造成了一个别致的社区公园，林荫浓密，大树的一旁还立有几个人工鸟笼，许多路人都自发地给栖息其中的鸟儿们喂食。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那些诗中的生活

　　“老吴就是吴文光。那时候很单纯，没有什么娱乐，他刚好家里有多余的房子，面积也不大，就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但是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其他人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和父母住嘛，就经常往他那跑。

　　大家一起在那里谈诗歌，谈文学，非常坦率，那时候不兴互相吹捧。“

　　10月10日下午，在昆明文人以及艺术家经常出没的创库酒吧群的诺地卡酒吧里，坐在鲜红色的沙发上，49岁的于坚不时摸着自己锃亮的光头，时停时续，开始回忆起与“尚义街6号”有关的点点滴滴。

　　时间再拉回到30年前，当于坚还在工厂里当工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尝试着写诗，那时候只有两三个在工厂的朋友是他的读者。后来他写的一些诗作，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间流传开去，1978年，已经传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78级的一些学生那里。这些学生中就有当时已经在校读书的吴文光。

　　上个世纪70时代末，像于坚那样进行地下诗歌创作的青年很多，但是限于传播手段以及人生际遇，能浮出水面的当时就只有食指、北岛这几个人。1979年，昆明的民间文学组织″地火″搞活动，将作品贴到了大街上。于坚在一次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反响热烈的掌声让不擅言辞的他获得了莫大的信心，这是他的诗歌第一次在三个以上的读者中被传播。

　　1980年，进入大学的于坚开始参与云南大学78、79级中文系的几位同好组成的文学社团《犁》的活动。后来这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朋友，并在尚义街六号聚会。

　　于坚说，朦胧诗代表的主要只是一些北京城市干部子弟的抒情方式，但被夸大为中国诗歌的先锋方向，因为那时代外省普遍被遮蔽在黑暗中。远离政治和文化的话语权力中心，于坚更着迷在自己的故乡、云南高原、日常生活以及人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中，他要表现他们生长于斯的土地，而不是宏大抽象的政治主题。于坚将他早期的诗称为“高原诗”。后来他们在尚义街六号还创办了油印刊物“高原诗辑”，每期印100份。

　　关于《尚义街六号》，已经被世人公认的是，这首完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作，非常难得地在朦胧诗大行其道的时候，用生活化的口头语言，将当时极具典型性的青年的生活细节放到了诗歌当中，表达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中国式的“苦闷青春”。此诗先是发表在民间刊物《他们》，后来在1986年的《诗刊》11期头条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今天已经被列为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经典之一。

　　于坚认为，日常生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当时许多表现当下日常生活的诗作却很难发表，诗被视为高雅的、朦胧的、“生活在别处的”，与卑微的日常生活无关。那时候他的作品大都发在他们自己办的油印小册子上。他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是1981年发表在《滇池》上的《记忆》，还用了笔名“大卫”。这首诗已经表达了他对后来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对故乡毁灭性摧毁的担忧。1983年，他的诗在甘肃《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上发表，并且获得了“大学生诗歌奖”。

　　据说，在《尚义街六号》发表之后，许多人特地跑到昆明来寻找尚义街6号，他们都把那当成了诗歌的一处圣地来朝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昆明，我就听说云南的一位作家，当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时候，曾经专门从老家昭通坐了许久的汽车，跑到省城昆明，就为看一眼尚义街6号。传说当年他找到了尚义街6号，已经没有什么“黄房子”，惊呼，“怎么被于坚给骗了啊”——看来那时候的人们，还以为“尚义街6号”是一处风景名胜呢。

　　今天在平安保险公司任职高层的诗人丁当，也与尚义街六号有缘，当年他还在西安当工人，来昆明出差。那时候他们整天讨论筹办《他们》，这刊物后来成为继《今天》之后对当代诗歌影响最大的民间诗歌杂志。它的早期作者甚至包括小说家马原和苏童。

　　那时和于坚他们在一起的文友中有一个叫杜宁的，在文庙边上承包了一个台球室，见面就在那里打打台球。当时于坚向张老楷介绍说：“这是丁当，我的朋友。”

　　“老卡、朱小羊、李勃、费嘉、有一人”

    那些诗中的人们

    于坚写《尚义街六号》的时间是1985年的3月，而不是一些版本标识的1984年6月。那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一单位做编辑。他写这首诗并不是想表达什么时代，写着纯粹是为了好玩。那时候诗中提到的人们，像老卡、朱小羊、李勃还有费嘉，都已经先后毕业工作，大家在尚义街6号的聚会也已经基本停止。

　　尚义街6号的主人吴文光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老卡原名叫陈坚，因为喜欢卡夫卡，后来就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陈卡。

　　写小说的朱小羊被分配到物价局上班。但是上了不到一年班，朱小羊难以忍受那些按部就班的生活，沉闷无比的时候，他经常掀开办公室的窗帘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天朱小羊翻开《光明日报》，看到上面有一则新疆某兵团招收教师的广告，他就马上去了。当时于坚还专门写了一首《送朱小羊赴新疆》的诗，其中就有对远方的向往：“听说新疆人烟稀少／冬天还要发烤火费／在那边倒可以干些破天荒的事情／好好干吧，朱小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列车载着你跑向天外边／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海中悄悄走散”。

　　于坚说，那时候他们非常向往凯鲁亚克《在路上》中描述的那种生活，他们都向往着生活在别处，都想到外边的世界去走走，谁都不想把生活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终老。

　　后来吴文光也跟着朱小羊去了新疆。于坚说吴文光这人脾气很好，平时他那间房子都不锁门。

　　于坚说，那时候吴文光非常喜欢写诗，光诗歌笔记本就写了十几个，而比他大两岁的于坚写了很多年的诗，也只有两三本。而当时，吴文光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和舒婷有过十几封通信。

　　在干部大院长大的李勃是北京人，当时小说写得非常漂亮，小说《阿慧》当年还在《光明日报》上引发了讨论。他还有作品在安徽的《清明》获得了文学奖。有一年中秋，他在家觉得烦闷，就跑到了吴文光那，吴赶忙搬出月饼，李勃吃完后转身便走。

　　大学毕业后，李勃被分到了离昆明20多公里外的射击学校教语文，两年后，李勃跑到深圳去炒股。

　　朱小羊后来离开了新疆，跑到北京读书流浪，干了很多事情。后来担任《中国人》大型系列专题片的总策划和编导，这时候他又把已经回到昆明，在电视台拍新闻的吴文光拉到了北京，开始拍摄《流浪北京》——于坚说，这部纪录片创意和文字脚本是朱小羊的，前期也是他们一起拍摄的，但是在前期拍完后，朱小羊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去读人类学博士去了。

　　现在，吴文光还在拍纪录片，并且被人们称为“中国纪录片第一人”。朱小羊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折腾了几番后，李勃重新回到昆明，现在是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两年经常开车到西藏去探险。至于老卡，毕业后在工厂搞宣传，后来也跑到深圳去了。而当年名震云南的青年诗人费嘉，现在昆明的一家报社供职。

　　至于于坚自己，曾经在1987、1988年的时候到过边境线上的德宏教过电大。也曾经跑到北京和牟森一起搞“残酷戏剧”，甚至亲自上台表演《与艾滋有关》，他的被国外评论誉为中国的《荒原》、《等待戈多》的长诗《0档案》发表后，被牟森改编成诗剧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演出，该剧演员包括吴文光、蒋樾、和诗人吕德安。曾经在波兰获得格罗托夫斯基主持的“接触”戏剧奖。于坚说，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中国先锋派文化最有力量的年代，也是最纯粹、最纯洁、最有创造精神的年代，所有的人都面临压力，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许多都跑掉了，出国的，下海了，生活在别处去了，但中国依然有一批人在坚持，无论民间诗人、独立导演都是异常地勇敢，毫不妥协，埋头工作。那是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蕴藏着中国先锋派文化的未来一切可能性，比如今天的已经泛滥的行为艺术、装置，流浪派的那一套，十年前牟森的戏剧车间就在搞。今天，先锋派文化大多数时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如何先用美元富起来的捷径和小资文化的调味品了。

　　至于诗中提到的那一个“大家都很怕他”的“有一人”，于坚说那是虚拟的，象征着大家对于当时某种压力的恐惧。（编辑：祝乃娟）


作者: 记者黄端文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3-10-30 11: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