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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民主墙运动二十周年而作)
牟传珩
1982年5月，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组成了以刑事审判庭庭长孙建为审判长，市委理论学习室主任周永仁和市委宣传部干部宿良箴为陪审员的合议庭，对我在民刊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声称“理论讨论式”的内部审理。法庭上我凛然辩答，任何法庭都无权对一种思想和理论进行有罪无罪的认定，只有实践和时间才能做出正确与否的判决。而今民刊运动已历时二十载，一个对民主人士反复打压，甚至“6、4”开枪的中国共产党政府，面对电脑加谈判的世界新纪元和全球民主化文明浪潮，终于承认了人权的普遍原则，承诺将签订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表示要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尽管这仅仅是口头上的，但仍然不失为一种进步。中国20年的社会发展，正在对20年侵犯人权的历史进行审判。
当此之时，回首往事，历历如昨，我别有一种心境。在此，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和严肃负责的精神，仅从一个当事人亲身经历的角度，对当年山东地区民刊运动作以粗线条的简略回顾。
之一、走进《海浪花》
1978年秋正值民主墙兴起之时，我撰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交给了《海鸥》文学编辑部(青岛文联刊物)。但当时评论组组长赵多青先生两次找我谈话，说编辑部主任认为文章政治观点模糊，要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表示不能接受，宁肯不发表，决不屈从。据我所知，当时官方尽管奢谈“思想解放”，但仍有不少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被共产党的思想教条所扼杀。为此我动念主办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刊物，并找过几位朋友商讨此事。恰时《海鸥》举办作者座谈会，有朋友带来位新人，他就是现身陷囹圄的中国正义党成员陈增祥。他当时谈及北京民间刊物，并说青岛也有。我曾到过北京西单民主墙，也听说过民间刊物，故颇感兴趣，会后便与其相约，探访青岛民刊《海浪花》举办人孙维邦。
我与孙维邦相见很谈得来，于是就决定加盟《海浪花》。当时全国民刊普遍质量不高，《海浪花》却有《论党》、《论权》、《论人》三论，可谓上承之作。作者孙维邦虽是青岛草制品厂工人，但勤奋好学，为人耿直，思想敏锐，且有敬业精神。他把自己的一间住房用来做了编辑部。在这里我看到全国不少的民间刊物，如《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钟声》、《民主之音》等，我为此大受鼓舞。令我吃惊的是，《海浪花》仅有孙维邦一人操办，陈增祥只作一些辅助工作。我加盟《海浪花》的首要一件事，就是希望能使其力量壮大，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我为此召集了十多位感兴趣的朋友到孙维邦处，但都因思想境界或话不投机而相继离去，仅有葛树邦一位朋友留下。这样《海浪花》后来只有孙维邦、我、陈增祥、葛树邦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
我在《海浪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呼唤鲁迅、契柯夫现实主义精神之再生》，之后又发表了几首诗歌和《试论民主运动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恰巧这时以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著称的陈尔晋先生来青，读到《试》文，约我在维邦处会唔。
尔晋为人大度，经历坎坷，富有政治家的机敏。我与尔晋一见如故，他与我谈了他的政治计划与设想。我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编辑部因维邦与增祥不和，增祥悻悻离去，编辑部的力量不仅没有壮大，反尔削弱。我为此忧心忡忡，建议编辑部的工作开放些，以便团结朋友，扩大影响。为此我征得维邦同意，联络了干部职工业校校长金又新先生及文学电大班十多名优秀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将《海浪花》提高档次，扩充容量。为此青岛诗人栾新建还专门写出书面意见，但维邦认为思路不对，仍坚持自己搞。这样我和树邦便很难再在《海浪花》发挥作用。
民主运动是大家参与的运动，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一起工作才有前途。我眼见许多朋友资源被浪费，担心我们越走越孤立，便与维邦商量，仍按我以前设想，再办一个刊物，同时把朋友们组织起来，相互支持效果会更好一些。维邦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恰在这时，有一位新人姜福祯经徐文立介绍，加入《海浪花》，而我与树邦相继退出。后来《海浪花》只有维帮与姜福祯两人一起工作。福祯是位有深度，文笔不错的朋友，“6、4”时竟被判刑八年。
之二、出版《理论旗》
当时，全国各地几十家民刊，千姿百态，相继出版，一改中共建国后新闻舆论工具独家垄断的局面，给深受文革造神之苦的人民以清新氛围。但当时民刊的致命弱点是情绪化多于理性，而我一向重视理论研究，希望创办一份以介绍、推荐各地民刊有影响的理论文章为内容的刊物，并以此纯理论刊物为中心，广泛团结朋友，共同推动民运向理性道路上发展。为此我以鲁基为笔名，创办了《理论旗》一刊。
《理论旗》的创刊号最先介绍了陈尔晋撰写的十余万字理论著作《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该文在今天看来尽管未脱对抗社会思想窠臼，但在当时针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体系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民刊《四、五论坛》，不惜代价全文刻印出版它的目的所在。而《理论旗》所作的工作，则是全面论述评介了该文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价值及社会作用，同时也对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为此还专门撰写了万余字《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文。
《理论旗》创刊号首次出版发行了百余份，反响强烈，纷纷来信要求加印。为此我与朋友们又紧急加印了一百份发往全国。同时收到一些讨论文章。第二期分别刊出了陈尔晋、吕朴、王冲、王屹峰等多人的文章。此后便收到天津汤戈旦先生寄来的批评陈文来信。我有意专题介绍一下汤老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这些文章今天看来虽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
在此期间，我与维邦保持着紧密联系，经常一起交流意见，沟通信息。当时全国正酝酿成立统一的民刊协会，出版《责任》会刊。广州来友，找我与增祥协商筹组工作，但维邦此间正与文立筹办《人》刊，故对此持消极态度，外地朋友意见很大，我们倍感为难。我只是在《理论旗》上发了一篇社论呼吁团结，并未实际参加工作。
不久，我们就遭到官方打压，不仅所在单位领导要求我停止活动，而且公安当局还给以特别“呵护”。为此《理论旗》被迫搁置了应刊出的内容，而采取刊登马恩语录的斗争策略。当时《海浪花》也受到压力，被迫停刊。全国各地情况类同，民刊运动陷于难境。
之三、筹组学社，出版《志友论坛》
我主办《理论旗》期间，周围的朋友圈子已基本形成。正巧青岛化工学院有位学生张贴了几份小报，定点在栈桥讨论问题。我基于好奇前去了解情况，未发现有人出面，但我却结识了几位新友，如邢大昆、薛超清等。这时，我认为发起筹组一个组织来推动民主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正式发起组织学社。大家几经协商，达成共识，学社全称定为“民主志友学社”。我为此起草了学社《宣言》、《章程》等。后经多次会议商讨，选举了学社领导班子——理事会。我因当时已被当局监控，为确保学社的生命力，故推荐为学社筹建作了大量工作的邢大昆担任负责人。学社理事会下设组织组、秘书组、通联组、财务组、编辑部，由学社理事会成员分别领导，同时出版社刊《志友论坛》。
学社的领导成员有：
邢大昆：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和对外总联络人。
胡海东：主要负责秘书工作和事务工作。
牟孝柏：主要负责财务工作。
李协林：主要负责通联工作。
薛超青：主要负责编辑工作。
张霄旭：是学社最年轻的干部培养对象。
牟传珩：主要负责全面协调与理论工作
学社所有成员来去自由，但要履行登记手续。一切筹备工作就绪，我们便在青岛四方机厂图书馆举行了学社成立大会。那天共有正式成员三十多人，并有不少社外朋友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大会开的热情扬溢。会上大昆作了工作报告，我也做了发言，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会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由此标志着青岛民主墙时期第一个公开、独立的民运组织诞生，青岛民运从此走上了组织有序的活动阶段。
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在坚持开放、务实、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所有社员深入社会，贴近生活，并利用《志友论坛》为喉舌，传递民主信息，促进人权发展，抨击时弊，伸张正义，以扩大学社的影响力。学社成立后，为提高大家的认识，加强理论素养，每周都要用专门时间组织理论探讨与学习。同时，以学社的组织名义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公开申请学社注册活动推动当局承认（至少是默认），以强调建设性反对派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当苏联陈兵苏波边境，虎视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时，学社成员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时局，并以学社组织名义走上街头，张贴抗议小报。大家当时都有工作，仅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写稿、收集信息、油印出版发行刊物，在极其艰苦，特别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为民主事业不懈地奋斗。此外，我们相当重视建立二线工作，学社背后还有朋友资源，以确保民主运动延续不断，故在此暂不提及那些朋友。
之四、北上考查
1980年夏秋之交，全国民刊运动渐趋高潮，各地大学校院民主运动十分活跃，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为代表的进京请愿运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院也沸腾起来,爆发了学生竞选人大代表活动。加之全国民刊协会已经成立，北京的几家民刊也在筹组地区协会。当时，著名民运人士陈尔晋已在北京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人才杂志》编辑部，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邀我进京考查北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临行前，我将《理论旗》与学社工作全部交代给邢大昆，并与维邦匆匆告别（为他带了三封信）。
进京后，尔晋先请我在一家不大的餐馆吃了顿涮锅，而后在照相馆合了影。当时我们经济很紧张，这也算是一次破费了。尔晋在京暂住东郊一处生物研究所院内——刘迪家中，我也同他一起住在那里。记得当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森。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大有相见恨晚的感叹,以至于我们后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我到北京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往返百余里,中转三次车,从东郊来到北京大学三角地看大字报，了解竞选学生的各种观点，并广泛与代表性较强的学生交谈。我记得当时分别与王军涛、方觉、房志远、费远等交谈，而与房志远接触较多。那时，北京学生方觉等正在起草《出版法（草案）》，并商议我可不可以代他们在山东征集公民签名。我认为这是件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实事、好事，便欣然答应。我在北大待了四五天，直到胡平在校礼堂发表竞选演讲，进行辩论。那天我与尔晋一起，早早来到北大哲学研究生宿舍，与胡平仓促见了一面。因他即将登台亮相，故很不轻松。那天该校礼堂座无虚席，连走道和窗台上都满是人，主席台下全都是各种录音设备，在京的许多新闻媒体记者都在。
胡平在校属比较温和、稳健的一派。因而他演讲时便遭到一些观点激进者的反对,发问、质询的字条纷纷递向讲台,费远等学生代表甚至愤然退出会场。但多数学生还是支持胡平的,我也对他印象不错。我回青后就竞选活动写出详细调查报告,发表在《志友论坛》第二期上。
我在北京期间日程安排相当紧张,除要考查北大学生竞选，还与在京的民运朋友广泛接触与交流。我最先见了徐文立，他原是《四五论坛》负责人，后退出《论坛》，创办《学友通讯》。继而又见了吕朴、王冲、赵一凡以及《北京之春》的许多朋友们。记得有一天我应邀在一木工房里出席了北京各民刊组织协调会。入会者有扬清、马淑季、沙裕光、孔建筑、朱锐、王湘明等十几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刊物。会上，我应邀就当前时局与青岛民运情况作了专题发言。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提出建立“三条线”的构想(此次发言被官方录音，1981年4月12日我被捕后，预审员用了相当的时间来审查这“三条线”)。
此外，我在主办《理论旗》过程中，为讨论陈尔晋理论与河北王一峰通信较多，因此我在北京完成使命后，特意前往保定与他会面，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归来途中，我又顺路到天津探访了汤戈旦、吕洪来、刘士贤等诸友。大家相聚，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只可惜全被公安当局查抄。汤戈旦知我主办旨在进行民主理论研究的刊物，当即交我《评“中间形态”》一文，并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后来我每到天津，都要与汤老畅谈。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原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当时他在经济理论上的深度是首屈一指的。
我在天津待了两天后返回济南，来到山东师范学院。该校学生会一位干部周国柱，是我在建设兵团时的一位老战友。当年我是右派子女，难逃“知青”厄运，中学时代便负笈从师，驻守泰山脚下，常与国柱等伙伴在岱庙茶馆论古抨今，兴诗诵文。两年后，我被抽调至青岛工作，国柱被选拔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深造。我们长期保持联系。我从事民运工作后， 将各地民刊与民运信息传寄给他，由他在学校同学中传阅。我曾为此去过该校，专门向他们介绍全国民运,也由此影响了一些学生，导致了校院以诗朗颂为形式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山东教委。后来他们也有意办一份刊物与我们呼应。我正是因此而由津抵济与他们共蹉的（这便成为官方指控我煽动学生“闹事”的一项罪名）。但我的行踪被监控，国柱为此受到校方严厉处分。本来他毕业被内定留校，但却因此而被分配潍坊师范。
之五、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
秋去冬来，滨海岛城虽已雪花飘飘，但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学社朋友们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除把刊物办的红红火火，更重视以组织名义走向社会。正在此时，北大学生方觉将他们起草好的《出版法（草案）》邮寄给我，希望我们代为广泛签名。我接到（草案）后，先是寄了一份给济南的周国柱代为征名，接着便召集全体社员，专题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方案更有利于扩大影响，推动民运。会上大家积极性很高，提出许多方案。我当时主张第一次搞这种活动稳一些，力求成功，勿搞恼了当局，可采取张贴、分发、设点咨询答疑的方式进行。但大昆等朋友们主张场面大一些，要出面演讲。我见大家热情可贵，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但一定要找一处不影响交通、市容、营业等各种可为当局干涉的场所，并要维护好秩序，严防破坏。后大家反复协商确定在汇泉广场主席台下进行，时间为1981年元旦午时1点，演讲人定为李协林、邢大昆。但后来李协林因工作抽不开，改为邢大昆一人主讲。大家为此印制了许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学社”的名义向市民说明召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目的和要求，呼吁市民勇跃参加。公告制好后，学社成员为此提前10天，划分线路，分头广泛张贴。
但事后几天，大昆突然找我商议，提出搞演讲不妥，希望按我原先的意见办。我认为当时公告已广泛贴出，必须对公民负责，对自已的声誉负责，否则学社便很难再开展工作了。但我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大家，为此在我的一间小小单人宿舍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理事会，会上我谈了自已的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大昆思想也通了。会议的结果是仍按公告办。
1980年最后一天，学社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为防变故，决定所有社员第二天午12、30分在到会场的前一车站会面，以便根据最新情况，采取应变措施，集会完毕再到中山公园牡丹亭汇合。说来也巧，那天夜里老天突然翻了脸，西风突起，寒气逼人，新岁凌晨刚至，我便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我顿感有变，急忙披衣开门，只见邢大昆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直言公安当局连夜传讯了他并找了他的父母，还警告他元旦要抓人，不得外出。他问我怎么办？我沉思了一下，意识到一场严峻的斗争不可避免了。于是便让大昆先回家休息，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决定明天由我一人出面。
我对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把握不准，但为了学社在社会上的声誉，我必须圆下这一局。送走大昆后，我看了看表是零点多一点。此刻我再也无法入睡，开始考虑登台演讲的内容。我思索了一阵，约有凌晨3点左右，刚有睡意，又被一阵叩门声惊醒。我开门一看，是学社骨干成员张霄旭。他是一位空军干部子弟 ，公安当局告其父母明天要抓人，其父为此乘飞机紧急从外地赶回，对霄旭进行严厉看管。为防他第二天外出，当夜就把他锁在家中。霄旭那时正上大学，他竟半夜背书包跳窗而出，远从市郊城阳，顶着刺骨的寒风，摸黑步行了五六十里路来到我的宿舍，已经疲惫不堪，脸腮冻的发青。我看了十分疼心。他当时仅十八九岁，为了自己的信念，竞不顾公安当局威胁和父母的压力，毅然投向大家的怀抱。他当时并未考虑他的学业、家庭和个人安危，而是担心大家的安全和学社的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我真想抱他痛哭一场，但没有。他此刻把我看作主心骨，他希望我是可以信赖的人，能坚定而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带他向前闯。此刻我很理解他，就像理解我自己。我鼓励他振作精神，继续学业。让他上午就在我这里温习功课，集会时不要出面，以保证下午安全回到家中。同时我叮咛他中午12点30分学社成员汇合时转告大家谁也不要出头，由我一人主持活动，以保持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随后，我连续给母亲写了三封信交给霄旭说，如果我被抓，半个月发一封，以让我年迈的老母亲放心我还安全。天还未亮，我就整理出一堆材料转移了他处。天明时我返回宿舍，已发现楼下有四五辆公安摩托车，气氛十分严峻。约计上午10时左右，我深情地望着霄旭与他分手，反复叮咛他当心，仿佛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
1981年元旦，寒冷异常，天空阴森，散落着稀零的小雪，凛烈的西风常常把自行车刮倒。约计12时30分，我来到集会地点——汇泉广场边角上的一个小饭馆，要了两碗混饨，随吃随探视广场动静。开始时我发现仅有不多一些人在走动，凭我常与对手打交道的经验判定，其中不少是便衣。过了一会，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个一簇，五个一帮在窃窃私语。我喝了点白水来到广场，然后看了看表，差10分1点。这时人流开始躁动起来，许多人在议论快到点了，为什么没有动静？是不是在坑人？人流中有人说：“哪有什么演讲，是神经病，快走吧！”但人们依然相互对望，在困惑中不肯离去。
我看着表，正值1点时，猛然挤上讲台，振臂一呼：“公民们”，台下顿时哑雀无声，一起惊异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人群，放开嗓子说：“公民们，正值八十年代第二个新春，迎面却向我们扑来一股寒流。本来这次集会演讲由学社负责人邢大昆主持，气氛可搞得更热烈些，但昨晚公安当局却传讯了他，不准他外出，并扬言要抓人……”
“凭什么抓人？”
“控告他们去！”
“我们上市府！”
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呼声雷动，群情激奋。我尽量保持冷静，稳住局面，防止混乱，以确保征集签名任务完成。为此我将话题转向集会的目的和签名的意义上来。这时，会场上有人口袋里传出“东方红”歌曲声，大家高喊“便衣”，于是会场上爆发出“抓特务”的怒吼，吓的那个人撒腿就跑，紧接着群众又一阵呐喊，气氛达到高潮。这时，只见张霄旭再也按奈不住激动，一个健步跳到讲台上，一把一把地散发着事先印制好的小报，大家纷纷争抢，会场顿时乱了起来。学社成员纷纷出面疏导，维持秩序，大家又静了下来。紧接着我便呼吁大家签名，会议进入主要议程，群众相互留地址、签名，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集会任务。中共建国后，青岛市第一次由反对派组织独立召集的大会，在政府广场上堂而皇之地举行，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谱写了壮丽的一页。而学社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一活动的导演者、组织者和参加者；还有其他民运朋友如姜福祯、龚义、金永涛等，也是它的积极参加着和见证者，龚义、姜福祯还为此写了专题报道。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起民运活动的成功范例，信笔写来轻松自如，但当时有谁能怀疑公安当局不会当场抓人，如遭到群众抵抗，也许会酿成一起青岛的“天安门事件”。
的确，那天当集会的使命已经完成，我手中已经有一串长长的签名时，群众仍不肯离去。许多人担心我会被当局暗算，始终跟随我，要护送我回家，一直走了很远。后来在我反复劝说之下，他们才一一散去。这一活动，如同逆水行舟，是在硬顶着公安当局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下取得成功的，因而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士气。大家总结经验，预测未来，深感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
当晚，我正庆幸自己竟意外平安地回到宿舍，觉得很累、很乏，全身松懈，正想好好休息。不料张霄旭携同其母满脸忧郁地来到我处。原来霄旭当晚离家出走后，其父母即派霄旭的弟妹到广场查看，因霄旭在广场的表现，更令其父母愤怒，于是便强行要与霄旭到我处，当着其母亲的面表示退出学社。由此可见，学社成员是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前行的。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更令大家难以抵御。当时霄旭一面向我表示退出学社，一面向我示眼色。我内心阵阵酸楚，但十分理解霄旭，也理解他母亲。我对霄旭母亲说，我也有老母，也很担心我，我理解做母亲的心情。学社成员来去自由，不必得到谁的批准。两天后，我接到霄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信中诉说了当局给他家造成的压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但他坚定地表示他“永远属于组织”。我看完他的信热泪盈眶。他的坚定与执着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忠孝难两全”的心境令我仰面浩叹！这封信一直为我珍藏至今，每每读来潸然泪下。就是这样一位品质高尚的青年，竞因“6.4”发表演讲，被重判15年。共产党人当年也是在追求民主，追求正义，可为什么取得政权后就对这样一些继续追求民主、正义的赤诚青年赶尽杀绝？正可谓“千古功罪谁人评说？
之六、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
1981年初春，邓小平在操纵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之后，又以下达中共文件的荒唐形式，将全国民主组织与刊物定性为非法，要求所有民间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并要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做交待，而且他们要查清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和事。全国形势突然紧张起来，各地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青岛“民主志友学社”也无法公开活动，她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已成为人们的悬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81年“四、五”运动纪念日。
“四、五”之前，我在思考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信息，以证明志友学社仍然存在，并将坚持下去。“四、五”纪念日的到来，猛然启示了我。于是我找来张一米长的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这样的诗句：“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当晚我与邢大昆一起，在大字牌周围扎了一圈纸花，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天不亮，我俩就把这个大型花圈运到青岛烈士陵园——湛山寺。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志友学社仍在活动，特意登上陵园前的一座青砖六角塔，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高悬的花圈。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谁知我刚回到宿舍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了。
记得那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当时四方业校金又新校长深知时局严峻，又几天没有看到我，便托诗人栾新建来宿舍找我，传话让我注意安全。我们约计谈了半小时，新建即离去。其实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宿舍所在的马路两口已经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整个大楼，楼下竟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像在内的多辆公安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包括上夜班工作的也不行。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逮捕证和搜查证。当时我是单身，单住一间宿舍，屋内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便满是书籍。再是墙上有我用大毛笔题写的王安石“三不足”格外醒目，即“天变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一个年青的武警看了看，操着浓浓的乡音说：“还想变天？是不是要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让地主老财再回来。”我斜视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真是哭笑不得。这就是共产党人打天下，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当晚，公安当局要提审我，所以找来居委会主任和我们同宿舍的邻居见证，搜查我的家。但我声明谁也不信任，一定要亲自监场，以便对他们搜去哪些证据心里有数。谁知他们对我仅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屋，足足搜查了一夜，而我一直蹲在屋角，静静地看着他们，脑里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我去了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涂抹着沉积的风。
马路像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是一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走来了“上帝”发给的“请贴”。于是，黑洞口下快节奏的查抄，像秋风 在翻弄树叶。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的幽默。
闪亮的镣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天刚破晓，我就在灰蒙蒙的晨雾中被押上囚车。当我踏进青岛常州路看守所那沉沉的铁门时，一条狭长、阴森的走道迎面展来。在我看来，那是一条通往中世纪异端审判所的时间隧道。在那条隧道的出口处，我看到了我的战友——邢大昆，他已被审讯了一夜，正被从审讯室押回牢房。其实当晚青岛公安当局直捕了我与孙维邦，拘留了邢大昆，并传讯了10多名学社骨干成员。民主墙时期的青岛民主运动，同全国民运一样，在中共当局的铁窗镣铐之下，暂时陷入低谷。
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实际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统治条件下，社会道德理念崩溃的时代产物，是全中国人民在没有正常法律保障条件下，发泄不满，主张权利，思想解放的一种特需形式；同时也是人民自发地将变革社会的强烈政治愿望付诸实践的初级阶段。然而，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却力主封杀了这场运动，这已为他主导“六、四”大屠杀埋下了伏笔，也是他最终走向自决于人民的必然。因此那种开脱他受别人蒙骗的说法是难以服人的。今天，邓小平的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都已结束，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是不会结束的。
当年的青岛志友们，在民运陷入低谷状态中，深刻领悟历史真谛，逐步探索出在高压政治条件下，灵活、韧性发挥作用的“广交友、不结社”新方式，正在从幼嫩走向成熟，用新文明价值理念勾勒出一道永不消失的风景线。
我不会结束
在夜色茫茫的天际——我不会结束！
一种永恒地吸引，把我的心系在星星上，和它一 起沉思，一起闪亮。
在九曲波澜的长江——我不会结束！
一种持续的力，把我不灭的记忆按在浪底，潜在地
流动，无声无息……
在寒冷的山谷，峭拔的峰壁以及深埋的荆根上……
我不会结束
我有奋飞的翅膀，金色的旗帜以及孕育绿的力量。
我——不会结束！
我是方格纸上的皑皑白雪；
我是写字台上沥沥细雨；
我是长春藤；
我是通行证；
我是深秋纷飞的红叶编辑的书。
让绽开的黎明，飘浮的路径，和每一行升腾的足迹
庄严作证：
我不会结束！
年轮在旋转……
98/8/10写于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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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7 23:5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