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５０－６０年代大学生与其特定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
——二谈两代大学生
·漂 木·
众所周知，5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当时大学生中影响面很小，学生中的党员很少，高校的党委负责制尚未确定，可以说，学生与中共关系不如60年代密切。与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7年大学生无从从中共高层得到一系列明确指示，鼓动起来造反，学生主要是从本能出发。他们那时与中共官员很少能有文革中那样的空前绝后的勾通互动。
不过林希翎是个特例。林希翎16岁参加解放军，受共产党正统的教育，50年代初的社会，给了她优厚的政治文化地位。56年大学风潮来临时，据说她正与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秘书谈恋爱，当时轰动一时的是林希翎要公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抄本，据说抄本就是在该秘书处偷出来的。更让人注意的是，美籍华人杨中美的《胡耀邦传略》中写道，胡耀邦自己证实，他曾与林希翎在 57年交谈了四个小时，指出林的个人主义意识占统治地位，“她不听我的意见，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后来会遭到逮捕。”［1］这是迄今见到的唯一的57年学生领袖与青年工作要人有过的接触。此外，据说胡耀邦5月24日接见北大几位团员代表的讲话，被右派学生歪曲发挥为中央因鸣放出现分裂，在大学生中造成影响。北大谭天荣大字报就说“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运动领导起来……”。［2］毛批示有关材料“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57年中共中央内部认识分歧，已在后来海内外研究里被阐明。
而谭天荣的说法，66、67年由蒯大富们发出回响。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激进的红卫兵，每到文革发展关头，自认为“敌军围困万千重”，出现如同18世纪法国的“祖国在危急中”的局面，总公开宣扬中央内部斗争激烈，要准备和毛主席一起再上井冈山。57年还仅仅是大学生的猜测，文革里的这种谣传就决非无中生有，毛自己，特别是江青就多次吹风，让精神已非常紧张的红卫兵和民众对党的分裂要有准备。
57年右派学生，如北大王存心，提出人大制度“没有把第一种领导（意为行政性）给于共产党”，“实际上不论共产党多么先进”也没有这种领导权。［3］这一典型的学生右派认识对共产党的执政的文化性质提出了怀疑。
66年的大学生，没有去思考这种问题，他们造反之初，恰恰是纯真地以为在努力维护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
胡耀邦与57年大学生自由化的纠葛，看来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他这个人的品质、风范的一贯，可见一斑。
一、上一代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英雄崇拜
由于历史的局限，57年学生与中共的勾通，时间与空间的延展性都无可与文革相比。文革贯穿了中共力图组织和控制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联），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互动，派别的产生和党群的陷入，革委会夺权反夺权，学生的政治参与及其和党组织党员的思想文化关联勾通，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的17年。本质上，是共产党多年的政治教育，造就了一代理想青年。其次，从57年后完善的政治文化衍生而来的所谓极左路线和反抗，促使学生与上层政治及各级官员勾通互动。
毛的鼓励动员，“要关心国家大事”，使得学生的个人反抗，很快汇聚成当代“勤王义师”，冲击党的思想组织，摧散各级机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实质上是毛组织的思想文化起义（行动和形式上往往又派生暴力），在当时的中国，哪怕是主观上非常温和的政治文化起义，必然导致夺权。在运动初，仅仅是诸如蒯大富少数造反中坚看到这一点。后来，毛泽东、文革派的主导性宣传高度肯定夺权，造反学生力图进入新产生的共产党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文革的火线进党，就成了主客观的必然。
所以，66年大学生与毛泽东、中共的关系，超出用“密切”二字的概括。
首先这里应提出所谓对毛的个人崇拜问题。一代人对毛的信仰崇拜，不能脱离他们生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长在中共红旗下的背景。一代人听闻甚至目睹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的溃败。笔者就在启蒙认字之前，惊闻渣滓洞的枪声，目睹“国军”一夜抢劫后的鸟兽散，也提前文化革命17年带上“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章；亲见刘伯承、邓小平检阅解放军入城式。共产党和毛泽东权威的合法性，是由胜利的革命战争客观地也不可置疑地确定的。在中学时分，这一代学生，洋溢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情：“党和列宁，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把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党及革命的感情，与“党和列宁”融为一体。
斯诺的《毛泽东自传》（抗战时印刷的土纸版本），曾在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子弟中传阅。这部口述传记，文革中才被红卫兵大量翻印流传。60年代还一些其他传记，比如李锐写的毛的青少年时代。这些读物，使一代人与早年的毛在心灵上相通；为在神州大地上去理解甚至拥戴晚年的毛，打下了潜在的基础。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的代表人物周泉缨（毛在68.7.28接见五大领袖时提到他），他在当年已对文革极左、中央文革表示某种公开不满；但在30年之后，他居然仍认为“ 毛泽东是我唯一崇拜的共产党领袖”；“ 毛是共产党内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真正吃透的为数不多的人”。［4］
综观今古，大学生难免有“千古一帝” 的冥想。恰如施拉姆所言：“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形成一种混合或者说兼收并蓄的政治文化，把领袖看作'天子'这一传统观念，在这种文化中仍占据重要地位”。［5］某种意义上的崇拜，脱离不了60年代在“帝修反”的政治围剿中，中国“独立寒秋”的“光荣孤立”的文化心态背景。1963 年得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白皮书，书中述及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和迫害，已不会造成笔者震惊，相反的，倒是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留下了永生的印象：“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下来了。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我在文革中反复品味了这绝对正确的话，思考专制者言不其终的悲剧；而当时不一定思考这问题的热情的红卫兵，他们坚持的恰恰是这未读过的信义，投身自信不朽的壮丽的事业。他们并不如现在文人评诉的那样，是盲目追随专制崇拜。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最先被中央领导公开提出，有共产国际的解散的客观背景，而60年代中共试图重组国际共运大业，是激励新一代青年崇拜升级的必要充分环境。应当承认，大学生对批判斯大林而产生的疑惑，已被中共批评苏共的的第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所压抑，林彪煽起的崇拜热也一度蒙蔽了青年人。
所以，大学生在60年代意识形态升温过程中，被培养和滋长了对毛的崇拜，文革运动本身，更在政治的大潮下，锤练了这种崇拜，并推向顶点。需要强调的是，寻觅觉悟的大学生，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崇拜毛泽东的。后来不少学生对毛的敬仰和佩服，是出自内心，特别是出自内心理念对时兴的政治理念的一种思考和趋近。运动中他们读了毛泽东著作，特别读了尚未发表的文献，他们自觉的去靠拢毛，去捉摸党内斗争。这就是一代人早熟的也是畸型的政治青春。要强调的是，与其说红卫兵当时陷入一种宗教性的狂热，不如说他们在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毛泽东，他们用毛与共产党的形象，表达出自己内心对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不成熟的理念倾向。那时有支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阶级友爱深”。可以说，多数学生还是出自内心唱这支歌的，他们用毛泽东这一文化观念，来标志了自己追求的正义，来拥戴一种保护普通民众和保护自己的偶象；他们曾显示出赤子的虔诚。这也是参加过文化革命的大学生对当年那段历史不得不沉默的一个原因，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用一个政治概念就可以概括了完结得了的。对学生群众的领袖崇拜的概化型否定，多少也是出于一种“藐视群氓”的认识，低估了青年人认知过程里的主观作用。
朱学勤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使一代人从反思浸透自己血液和心灵的法国启蒙思想、大革命，想到更多；想到从小崇尚的苏联十月革命，想到自己曾全力以赴的文化革命。西方文革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某些思路可资借鉴。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认为毛是卢骚和雅各宾主义的好学生；而卢骚为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而毛，“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的人，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6］作者坚持西方观点，卢骚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卢骚认为，只有当个人的意愿通过某种途径融于整体意愿时，个人自己的道德潜在性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和马克思从大革命掘取思想源泉，马克思找到整体美德的社会承担者－－工业无产阶级；但他把不确定的、复杂的技术经济和道德进步融为一体。列宁则使政治问题又回到舞台中央。作者认为列宁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共同意愿。“他不断对准他自己的党，发现它的缺陷。这个机构已经很难再代替领袖的位置了”。到毛的文化革命时期，“第一是领袖和机构的问题，完全是新的比例关系，第二是卢骚主义者对道德的强调再次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6］不论作者的推理和表述如何，只要我们冷静的反思自己心灵深处的卢骚形象，对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概括，哪怕是皮毛的折射和印象，西方学者的这种认识，是比较切合我们一代人的道德－－革命取向实际的。文化革命在我们心中，无论是文革前史还是文革正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道德革命；毛泽东主席，则成了实现我们崇尚的传统美德的精神领袖。毛在青年时读了卢骚的书，毛的红卫兵也确有其人读过《民约论》，当年什么也难看明白；但今天这一代要重读卢骚的话，终会觉察了当年大学生拥戴的文革和她的领袖的观念，和二百年前的老卢骚，意念是何等的相通：“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新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社会契约论》第二卷）
文革中，造反的大学生们第一次感到自己与中共这么靠近。相应地，他们用刘少奇、走资派的文化、政治观念，来代表了自己反感的社会不公正。显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刘和所谓走资派，是极其幼稚和不公正的。到不惑、知天命时，当年的红卫兵倘能面对新的社会不公，或许他们会认为，当年所谓的走资派，比起80、90年代的社会蠹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甚至完全被歪曲和冤枉了。
从自由主义来面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57年北大右派学生严仲强就有萌芽态的看法，“一方面是、民主、自由、友爱……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下而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7］类似的情绪，也在60年代的大学生的一部分人中暗暗的弥漫，相对于高温的文革意识形态热潮，这仅是一种潜流，但恰恰是这一潜意识，涌动汇入红卫兵拥护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潮。诚然，红卫兵表述方式不同，他们竭力回避容易被混淆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观念的名词，而采用时髦的文革批判武器。
显然，所谓个人崇拜并不如某些文人描述的那样，成为红卫兵政治文化的首要特征。对于一场亿万民众参加的运动，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革命，单纯用个人迷信、个人感召力去解释，是肤浅的。在《晚年的毛泽东》一书中，王绍光关于文革的座谈，就认为：“文革前群众心理，主要是当时的高度集中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建构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主要的。”“老百姓却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按毛泽东的真正思想来的。实际上，各社会集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当时至少有两个毛泽东……。扩大点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毛泽东。说受蒙蔽，在大家都相信毛泽东这个角度讲是对的。但，你又不是受别的蒙蔽，是你自己有这个内心需要。”［8］
海外研究认为：毛本人无疑会宣称，在与党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中，他别无他法，唯有把他自己的威信和领袖的超凡魅力押在天平上。而且，他会提出如果有人要铲除官僚主义狂妄自大的优越感，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倡人民也能了解的简单思想以及推广一种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
以刘少奇为靶子批判所谓“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群众落后论”，兴起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其来由背景不太清楚，很可能有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授意指使，到目前尚未见公开发表的严肃考证与论证。仅是王力回忆1966年12月26日，毛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吃晚饭，毛曾谈到“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歧”。［9］我们需承认的是，大学生热衷于这类批判。大批判冲击了英雄崇拜和政党崇拜，又激活与强化了另一种崇拜。但人们羞于阐述和论证，大批判实际上瓦解了57年来形成的与强化的极左的特种政治文化。传统要求青年人忠诚于政治，具体体现为忠于组织和某个人；而文革大学生认为忠诚于意识形态，是对理想、观念的追求，应是一种个体的思维行为，而非一种集体的思维定式。将追求囿于以某人来代表的控制，无异于将意识形态宗教化。这似乎是共产主义的加尔文派与旧教的冲突，贯穿运动初期。毛泽东本人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对错误的领导要坚决抵制，其社会效果远远超出对“50天”的造反本身，群众把它引伸到政治生活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生从传统意识下得到了解放。
如果从文革后的校园思想发展来反思当年，大学生是自觉地追求这个自由吗，是否追求了某种自我实现呢。从观念形态看，大学生的躁动，表现出对绝对化意识形态的逆反，甚至当时一批好想问题的学生自发学习马列原作和搜寻西方文化书籍，也就体现出对僵化的原始冲击。
但不是自觉追求自我实现，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这些。这是人们还不愿意剖析其真正心理的一代人。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泛滥的一代人。命中注定了他们将两种时代的美感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锋、欧阳海、王杰、刘英俊式的舍身成仁的革命英雄的理想主义时代（请注意，这些英雄中有几位因出身，或经历、或所谓表现，在英雄事迹发生的当时，并不一定被传统的政治所承认）；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的孙行者及梁山水泊侠义式的反封建－－从而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主义时代。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几乎又自信这就已经是那理性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的英雄崇拜是多源的，既有毛泽东，也有其他革命导师，甚至也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卢骚、拿破伦。多源崇拜就可能有多元政治文化的兼容，运动中出现所谓多中心论并不奇怪。具体在学习雷锋中，一些人热衷于所谓齿轮和螺丝钉精神，一些人热衷于关心大事和公共效益；到了运动高潮中，有的人鄙视埋头打扫清洁和甘当“ 驯服工具”，斥之并非雷锋精神，有的人强调造反派不务正业和野心勃勃决非雷锋真谛。而几乎所有中共领袖号召我们学雷锋，目的无非是我们能够从英雄形象得到启迪，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但事与多数领袖热望所违，不少造反学生从导师和青年英雄身上的道德所获，恰恰是一种强烈的反潮流精神。在学生的林立山头中，尽管缩影了和折射了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特色，但不乏中国传统的绿林豪侠之气，反修防修大旗代换了“替天行道”的理想。但是，百川归海，一代青年找到了（有时是在自己内心中找到）毛泽东，这位永不静止、藐视以往的革命家、历史哲学家和诗人，毛泽东发现、造就、培养了这代青年。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和一股青春的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要不出现一场红卫兵运动，那才是最大的反常！大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革命，哪怕是反复与镇压在等待他们。66年7月初，某工科学生在日记中写到：“要向欧阳海同志学习，‘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为了历史列车的畅行，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冲着障碍物上……”。学生认为自己为捍卫革命甘洒热血，而被视为障碍的人物却认为要制止右派翻天。思想冲突和结局将是何等的惨烈。从比较自觉的大学红卫兵当时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他们对17年体制初萌疑惑，并将对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怀疑搅在一起，他们把自以为理解的－－从而也是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民主思想大断裂中的某些回响，以及又广泛存在封建意识、小资产阶级狂热、农民与平民的平均主义都混在一起。激起这种思想大激荡的恰是人们未必真正认识的人格化的毛泽东。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依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为适当。当然他们为这种联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缺乏现代民主的底蕴与教养。
代价的沉重体现在某一方面：一代人纯正的青春被扭曲了。他们狂热的真情和行动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也受到世界上几乎一切政治势力的攻击。他们的政治初恋虽然深埋心田，但总被这星球上形形色色的政客、墨客耻笑亵渎。另一方面他们会半自觉地引导自己靠拢某种政治文化，无休止地在社会内部追寻失稳，在政党、政府和文化集团里明确批判目标，在自己周围人为地划分政治派别、等级、集团，党同伐异，搞人人自危，群起而攻之，唯我独尊，以我为中心；个别大学生甚至丧失了人格与伦理，这在当时派别斗争和后来武斗里屡见不鲜；尤其可怕的是有的人以政治上出卖同类来换得自我存在（或所谓革命的形象）。斗争反复，“鲜血染红顶子”一语成为时尚的攻击习语，就不奇怪了。红卫兵如果不引导自己去追随党内路线斗争，他们也就没有革命与存在的机会了。有的自觉去靠拢上层斗争中的某一方，自诩“路线觉悟”高，以争得出人头地，成为某种政治文化的工具与牺牲品。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分地估计到红卫兵的非马克思思想形态的破坏性，他不断地在扼制、规范红卫兵的行动乃至思想言论。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只是要放大学生去打倒刘少奇，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他决不是要他们去摧毁整个党和现行的政治文化。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指出：“毛并不想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查，是对的；如果说它是在造就一个新的政治体制，那是无稽之谈。”造反红卫兵的一个悲剧就是，他们从自发地反对57年型的政治文化开始，到缚上这一文化的战车，最后红卫兵的理念又被这种文化摧毁。［10］
尽管如此，他们不一定都认为自己从众随大流了，他们在已脱离文革运动旋涡之后，仍从毛泽东在党的十大提出的反潮流号召中，看到当年大民主青春峥嵘岁月的回光。但不一定真认识到红卫兵的组织路线与实际运作，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政党政治与现代法制。
毛泽东期望的是文化－政治的革命，学生与工人却准备迎接一场社会革命。那么，红卫兵与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是有冲突的。一方面作了工具，另方面又是不驯服的。学生追求平民式乃至是农民式的绝对民主。从66年到68年两年的实际看，大学红卫兵和文革派的中央领导，是既同一又有冲突的，即毛常说的对立统一。毕竟红卫兵与毛泽东已是两代人，红卫兵执着的追求及理论上的混乱，最终仍会与毛泽东产生冲突。著名的7.28接见把问题摊开。红卫兵的反驯服工具、反奴隶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一旦启动，惯量之大，不是毛泽东叫停就能作罢的。红卫兵从领袖、政党崇拜转化成对权威的冲击。
运动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仅仅热衷于批判红卫兵政治上的负面与某些丑态现象，回避与掩盖负面的本质和它的馈源，它的文化社会心理，把纯情的青年学生作为风车敌人来批判，显然是肤浅的，失公的，也是对文化革命历史的一种唯心主义。
二造反有理与革命权利的抗争
60年代大学生奋力投入造反潮流，造成其迅猛和暴烈的文化背景早已不应是黑箱问题。多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清晰的划出一条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红线，农民起义有理。可歌可泣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的历史，充分说明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可贵的了。革命传统教育给一代人最深刻的，莫过于多年来共产党宣传崇尚的民主革命的精神激情了。60年代正是二战后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阶段，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吉隆滩入侵，使得青年学生民主民族解放的热血沸腾,叹息苏共民主激情之花的凋谢。其间,毛泽东主席连珠炮似的声明一一发表：反对美帝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斗争（63.8.8）；反对美吴集团侵略屠杀越南南方人民（63.6.29）；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帝爱国斗争（64.1.12）；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64.1.27）……直到文革中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68.4.16）。毛为支持亚非拉人民民主斗争，曾数次登上天安门，大学生一次次从海淀游行到天安门；从中共的领导到虔诚的学生，谁也没有想到这民族民主情绪的激化，正是在预演文化革命，或者可能继续强化文革。
人们没有注意到，18世纪一批参加和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贵族青年，积极投身法兰西本土的反专制体制的革命。大学生从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汲取了争自由反压迫的理念。
但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和那时代时髦的政治敌人－－帝修反的造反有理，为何会迁怒于教养自己的革命党呢？为何共产党自己教育培养的学生，会把对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的反抗，借用来对抗至今仍歌颂－－比为母亲的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党呢？从社会心理看，青年人是在对父母至亲无明发火，无理取闹吗？
事实上毛在激励传统民主主义激情的同时，一直在鼓动造反。他难以与广大学生接触，却鼓励正在求学的侄儿女反抗学校的不合理规定，甚至造反。64年以来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支持了学生的不满。65年11月,在（去上海）路过济南的火车上，他对人说不要怕造反，他自己也是造反的，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就可以造反。66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即毛在3月30日与康生、江青、张春桥批判“二月提纲”时，专讲了中央不对头，地方可以攻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8月1日,他回信清华附中红卫兵，申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8月5日亲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愤怒指责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对群众＿＿突出是大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毛在7月下旬与中央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批评中央派出的工作组阻碍了革命，实际上帮了反革命，有的坐山观虎斗，看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打电话电报，限制学生上北京告状。对于运动，毛主张可以电话电报通讯联络，可以派人到中央，这是党章早就规定允许了的。他在“炮打司令部”前一天，对中央常委说，自己命令学生起来革命，学生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从这次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
学生很快找到毛在延安时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迅即宣传开来，震撼了千万红卫兵和党的领导人心灵。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笔者来到北京，顺便看望一位老革命的干亲；她讲到自己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经历，用工人革命家的语言告诉我，“自盘古开天，没见过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自己当权以后，还鼓励造反有理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到，只有毛主席能够作到。也只有毛主席才最了解你们青年人”。我明白，当时她努力想跟上运动；只有中共这真正革命的党才能始终支持革命造反，听后不禁热泪滚滚而下。
毛泽东几年来所说的造反，从吹吹风发展到公开的有明确目标的鼓动。他推动了对所谓50天“资反路线”的批判。这里当然不是讨论毛泽东是非的地方，也不是分辨这一批判是否荒谬的处所。
这里仅仅记录造反学生心目中的造反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
必须首先承认的是，大学生被时尚的政治文化熏陶，在文革一开始，他们决没想到反对共产党，也决不会反对共产党；6月初学生的大多数欢迎工作组，高年级学生自己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搞运动。他们以为通过工作组可以领导学校的运动，不让所谓黑帮仍然有权，破坏文革运动。如“波澜乍起”［12］中武汉水院类型的应属正态分布的多数。但是，北京的院校集中反映了上层有分歧。清华大学工作组进校接管党委职权后，竟出现112人被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局面；工作组要控制混乱形势，其作为受到一些师生抵制。［13］北京地质学院工作队引导打倒老院长高元贵，部分学生反对，导致与工作队的冲突。［12］实际上工作组的政治倾向受制于其派出机关，中央各部或各省省委准备保谁或抛出谁，决定了工作组的取舍。6月，刘少奇对刘涛说“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五十几所学校由9所反工作组，带普遍性。今天需明白的是：上级党委并不一定都是准备保护高校领导的，许多地方党委早就准备舍车保帅，或者借机惩治过去似乎不太买账的关系不融洽的学校领导。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重庆大学校长就是被抛出来的；广东中山医学院的第一书记柯麟，被广东省委抛出罢官，7月3日“羊城晚报”公开报道，并称省委早就察觉了柯麟刘志明黑帮。柯原属广东地方干部，通过派工作队打击他，无非使陶铸反地方主义的极左做法获得了文革的合法地位。青年人逆反心理强，一些造反学生后来反而同情受上级打击的校领导。诚然，并非工作组都是真心要打所谓黑帮的；总的看，学校和上级党委，都倾向于打击知识分子和平时不大合拍的干部，乃至不听话的学生。造反学生在文革初火热的气氛中，眼睛始终盯着党的领导的某些人。工作组以引导为名，怀疑限制和打击最先起来批评学院领导的人，甚至打击还未能批评党委，仅仅是对运动作法稍有不同意见和不满的人。在造次的学生看来，不是学生先入为主的反对了工作组，而是毛主席指责的“镇压”逼得莘莘学子上了梁山。
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精神这时尚未传达到学生，但学生自发地认为自己就是革命左派，对上级党委如中央已批判的原北京市委那样压制左派非常不满。中央发社论，“撕开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本来是批所谓资产阶级观念批彭真的，学生恰恰是从批所谓“三家村”和“四家店”，得出自己的体验，在初次感受的大规模政治压制里，要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安全。他们认为自己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组织不同观点的议论，受到限制；他们要求政治的一律平等，人人都能参加文化革命，但一批人一开始就觉得受歧视，似乎革命只是一部分钦定左派的专利；他们要求政治安全，反对监视和迫害，反对运动一开始就散布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抓右派，担心秋后算帐。一大批造反活跃学生，在党委和工作组的威慑下，的确感受到毛泽东斥之为白色的恐怖。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初，在他们原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念里，在他们一度激荡的民主革命的本能里，奇异的迸发出受压迫的平民，对第三等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怀念。他们一方面坚持多年来政治教养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方面情不自禁臆想人性；人道的原始要求，油然而生。他们对“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的欧洲”并不熟悉，也不知马克思说过，这种共产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象毛那样读过卢骚，对于人权，他们从小只平凡认为“打人是侵犯人权”。他们也绝不知道，在1966年6－8月，他们本能上拥护的，居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髦人权教义。
也可能大家在批判资产阶级以来，真忘了1789年“人权宣言”讲的：“当人民的权利被国家的权力蹂躏的时候，对人民来说，起义是神圣不容争辩的义务”；罗伯斯庇尔为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的草案，就有：“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然权利，并发展其一切才能”；“人的首要的权利是具备保持其生存和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等同地属于所有的人”。［14］非常有趣的是，造反学生在真正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旗前，实际上首先要回味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想实现的东西。他们为人权而抗争；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出现反抗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倾向和爆炸形势，部分学生如大家不断赞扬的那样，终于造反起义了。刘少奇最初担心的就是学生私下串联，会形成难以控制的结社；而马克思早就研究了法国革命和欧洲古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关联，起义的权利是93年宪法的“最大胆创造之一”，而起义权在西班牙718年的古法典旧已明确，“叫Privilegio de la Union（结社权）”。［15］红卫兵的产生，特别是造反战斗队及红卫兵的产生，意味着反传统的结社起义权利的滥觞。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已流传出许多毛对限制人民政治自由的批评，学生才见到一年前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毛说：“资产阶级天赋人权，那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16］造反学生抵制所谓“50天”的斗争，就是自认为争取起码的革命权的斗争。
在北京，学生与工作组的冲突起于66年6月初，邮电学院屡屡驱逐工作组；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强烈抵制工作组的行径，6月26 日校园出现保工作组的游行，次日，工作组组织了浩大的斗争蒯大富行动。7月3日刘少奇亲自指示刘涛斗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对刘少奇表示强烈不满。21 日陈伯达亲自支持蒯反工作组；接着，陈和江青又到北京大学公开支持聂元梓反对工作组。7月28日北大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宣告受上层支持的造反派对工作组（实质是对刘少奇）的初步胜利。8月23日，地院造反派学生一千人前往地质部静坐，要求揪斗工作组组长，毛表示了支持：8月24日北航造反学生静坐国防科委，又得到毛的支持，毛指示：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10月8日10 日，农机学院石油学院造反学生都通过造工作组的反，实现了夺取广播站和夺取运动的主导权。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组织省市领导去广州学习形势后，对省市1.5万干部动员（6月5日），从“四清”工作队和省市机关抽调干部2402人，进驻宣传文教单位。7月31 日也抛出郑州大学校长王培育。工作组和有些学校党委也错误的打击了贴大字报的学生。但是，刘建勋从8届11中全会回郑，省委立即按中央指示，于16日撤出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少数派的指示精神，省委决定支持群众组织中的少数派”，并以刘的名义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南地区的河南，一开始就走上另一条文革的道路。［17］
湖北的运动，5－7月都在王任重和省委严格控制下发展，一举横扫上起李达，下至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甚至高中学生）；并颇有独创的逮捕了百余名学生。王任重后来检查披露，刘少奇6月10 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运动可能和57年差不多，要打三、四十万右派分子。学生反对省委工作组的想法，还仅仅埋藏在心里。7月底王根据北京形势变化，紧急电话指示在学生中的“反右”“反干扰”刹车。8－9月，大学生受北京影响，开始质疑省委前一阶段的方向，造反派不仅仅赶工作组，而且开始炮打省委；省长张体学组织了保卫省委的红卫兵，并且乘敞蓬车，着绿军装检阅了维护党的传统秩序的红卫兵。（参考武汉《革命造反报》）
湖南的运动，也在省委领导下进行。6月16日全省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毛在当日恰好住进韶山滴水洞。省委点了一些大学领导和教师的名，；“派进各单位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队，会同原单位领导，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组织斗争。长沙等五市重点批斗三千多人，甚至逼死人命。8月，湖南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并和长沙市委组织的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生冲突。9月，炮打各级党委形成热潮。中央决定调回张平化继任第一书记。然而，“刚从毛泽东身边回来的张平化，也并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应该打击谁和依靠谁。他仍然沿袭过去的斗争经验，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和此前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来领导这场运动”，“将前段揭发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喊炮打各级司令部的人，当作这次运动的对象”。全省大抓右派“黑鬼”，在新的白色恐怖下，造反学生教师和干部工人赴京告状，造反组织纷纷成立。［18］
到10月，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学生渐渐了解刘少奇在不得已的检讨中流露出的惆怅，刘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之后，别人仍然在犯同样的错误。（刘1967年7月给北京建工学院写的检查，说“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甚么”）别的人从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出发，显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犯错误去镇压群众。江青在11月27日送审的文稿，谈到这个问题，原文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毛加写了一段文字：“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19］江和毛改过的这一段话，当时造反学生认为完全符合实际；即便后来批判走资派和批资反路线压根儿就已变成荒谬，但没有学生认为，锋芒对准学生反会成为神圣。毛没有想到的是从反“资反路线”得到正名的大学生，今后竟会重拾所谓“资反”的压制人的武器。
到了大学生批判所谓资反路线，凝聚造反的革命歌曲居然是共产党党歌的“国际歌”。在5月，学生还是有组织地唱“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几乎是又一次反右的文化激励；但是，在文革一次次压制和镇压面前，青年人一把抓住凝聚共产革命党人的国际歌，他们在领会革命前辈的文化及心态；他们并不饥寒交迫，三年的困难日子已经过去，每月伙食费提升到13.5元，他们从事文化学习，军事体育和进一步发挥乘余精力都得到必要保证。但在思想和政治上，他们中有人感到自己仍是奴隶，是受罪的人，他们批判资反路线，就是为真理而斗争。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比先辈参加的革命更为伟大的一次当代革命。他们也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就救世主，实质上，他们已经把党分裂成两半，有一个真正革命的代表自己利益的共产党，还有一个不愿革命不能代表自己利益解救不了自己的党；他们把党委以及党委派出的工作组指为工人运动责骂的虚伪的救世主，说明造反学生极左的观念，已不仅仅是鄙弃西方政治文化意识的“from，for，by”人民，而已对时政表示某种怀疑。
红卫兵从崇拜中共到革命造反，必然有一次痛苦的自我超越；至少要超越57年反右投下的阴影。诚然，这一超越早在学习“九评”，参加农村“四清”，和响应“到江湖河海去”的号召搏击恶浪是，就已暗暗积聚了能量。所以在“50天”阶段，“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已经开始失控了。如果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一机会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20］中共搬起革命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我们崇尚多年的革命（农民革命、法国革命、十月革命……）所必然导致的暴烈。
从农民起义沿袭而来，从民主革命继承而至。学生不可避免用暴力推动了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造反。费正清认为，红卫兵“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气氛中才胡作所为的。……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一脉相承……它代表了毛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1949年以后，群众参与政治等于打开了地狱之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次全面‘算总账’”。［21］有一点是大学生没估计到的，刘少奇忿忿不平的问题接踵出现：先是工作组，后来是党委自己，后来由军队出面，后来是部分造反学生自己也参加的一部分新生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在运动中执行了压制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没有摆脱这一政治文化定式；甚至红卫兵自己，一旦掌权，也迫不急待的压制，镇压其他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学生，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已经积极参与镇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运动。或许，大家都把政权当作了名副其实的镇压之权。
红卫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左倾，起来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雄辩理由下进行的。本来十分理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观念，意外的却变得荒谬。使人想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评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谬”。只要是想问题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都已在现实生活和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一次次询问一些当年比较自觉的红卫兵，想问题的红卫兵，如果让红卫兵上台将会如何？他们承认，他们“将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因为大学生的主要愿望就是为共产党的更加革命化而奋斗。文革的一个悲剧也正在这里，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学生，都避免不了这一政治历史的向心力。我们的全民族义无返顾地顺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迹，走向极端革命的顶点。
三十年后，能因为一代大学生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演出过这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悲剧，去概念化简单化地指责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呢？
附注：
［1］《胡耀邦传略》 ，新华出版社 ，1989 ，p84
［2］《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p74
［3］同上 ，p89
［4］周泉缨 ，“我心中的文革” ，1999
［5］《从奠基者到“红太阳”》，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p165
［6］同上 ，p338－344
［7］《胡耀邦传略》 ，新华出版社 ，1989 ，p84
［8］《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p74
［9］同上 ，p89
［10］同［2］ p117
［11］肖延中编 《晚年毛泽东》 ，春秋出版社 ，1989 ，p289
［12］王力 ，《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p101
［13］特里尔，《毛泽东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p377
［14］《毛泽东思想万岁》 （5）1968 p266－267
［12］《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
［13］唐少杰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 ，辑自《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p49
［14］《罗伯斯比尔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p164
［15］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 第10卷，p494
［16］《毛泽东思想万岁》（5）1968 ，p243
［17］《河南省大事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p190－192
［18］《当代湖南简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p243－246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p164
［20］王学伦，《美国学者论中国 》 ，时事出版社 ，1996 ，p203
［21］同上 ，p189 ，引自费正清“对中国社会变革前景的展望”
《华夏文摘》增刊，二○○○年八月十六日，第二二八期 |
|
发表于 2010-8-5 11:2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