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文革为什么分派--广州两派红卫兵历史性对谈（全文）

阿陀

文革为什么分两大派？

——广州两派红卫兵历史性对谈

阿陀整理


时间: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地点: 广州 绿茵阁

出席:

苏立功—— 华师附中老红卫兵、“广东第一张大字报”参与者之一。

黎服兵—— 华师附中老红卫兵。

江晴 —— 广州八中“红色造反团”负责人。

李慧儿—— 广州二十二中“东方红革联”驻“工革联”联络员。

李展超—— 广州十三中“红旗”负责人。红司“呐喊”成员。

谭加洛—— 广州八中“红色造反团”，红司“呐喊”成员。

        

文革研究概况


谭加洛： 谢谢大家出席！在座各位都是我的朋友，两派，互不相识，要谈的又是多少有些敏感的文革历史，能够坐在一起，就是一种信任。为这一天，等了四十年，很有意义。我们都不是专家，不需要来“一套套”。作为历史见证人，敞开来谈谈就好。

中国文革，是二十世纪震撼整个世界的大事，但文革都过去三、四十年了，对这段历史的整理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主流社会不予关注。中外一同。中国，有意回避，淡化，以致封杀，就不说了。西方，全世界的文革研究学者几乎屈指可数，和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没得可比。其中一个原因，据说是：中国文革，作为当代史，已经过去；作为历史，又太近。像中国有许多人吃“红学”这碗饭，西方也是有许多学者靠“法国大革命”吃饭。“文革学”不能形成，是社会提供不了“饭碗”——西方完全不了解，不认识文革和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今天中国的变化有多么重要的联系！

中国也一样！不过还好，官方冷之外，还有民间热。消费时代的中国并非人人都只认钱，关心文革，有心抢救文革历史的人也不少，例如汕头办“文革博物馆”，互联网上有许多回忆录，书店近年也多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不过，太弱了！也说不上“热”。下一代完全不了解！断层！断代！

美国有些情况值得注意：开放后赴美留学的一批50后、60后的中国留学生，如今成了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或讲坛推动中国文革研究的活跃分子。哥伦比亚大学的宋永毅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周原等，花了很大力量制作了整套的文化大革命资料光碟，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收藏。我的朋友吴一庆教授，十几年寒窗读出个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专题研究文革。他告诉我，他此生目标就是写三本关于文革的研究专著。他的美国学生对中国文革特别感兴趣，选修这门课很踊跃。这个情况不光发生在他任教的密执安大学，其他大学也一样。将来，恐怕我们的孩子得向美国人请教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面上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这次回来，临时决定开两个座谈会。昨晚见了华实孙新生、中大陈家吉、七中樊振戈和二十一中樊振辉，重点是谈周恩来处理广东问题。今天我们打算集中谈分派问题。建议从个人经历谈起，是什么原因参加某派？经历？以及今天回过头怎么看两派问题，看整个文革？

现在开始吧。


广东第一张大字报和最早造反的红卫兵


黎服兵： 我和你都是五零年生，但我比你们幼稚，你们后来参加过的派别斗争我都没参加。我先讲，因为（广州）文革是在我们华附最先发生的。

时间点——5-25有北京聂元梓大字报，5-27有我校高三（2）十一人贴党支部大字报。比广州任何单位都早。一般说，后来的主义兵都是保守的，我们刚好相反，是造反派，造党支部反。对学校教育路线提意见的都是这批主义兵。以后工作组处理、镇压，都是针对这批人。直到批工作组资反线以后，才解放。本来要全部送回家，交家长管教。他们基本都是军区、省委和中南局的干部子弟，交给家长，目的就是不让在学校煽动造反。后来组成红卫兵——开始也不叫“主义兵”。华附这批老兵，意识到自己不是他们的同路人，很早就退出广州主义兵的活动了。后来他们自己成立“毛泽东思想小组”，十多个人躲起来读书。我校有另一批主义兵才是真正主义兵，和广州主义兵组合，成为比较保守的组织。

我当时念初三，什么都不懂，（参加文革）闹着玩。个人倾向同情弱者，谁受压支持谁。


谭加洛： 辩论“对联”时你在吗

黎服兵： 那是比较后了。我校早期造反的还基本上没有多少血统论。他们离开了，是另一批比较幼稚的干部子弟上来以后搞起来的。我是跟着早期那批跑，同情他们被镇压。后来又和所谓保守的这批玩在一起。有分有合。我和蔡晓燕的父亲蔡炳诚（师长）谈，他先问我：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家是干什么的？我才知道部队（首长）对我们这些文艺界子弟还有另类看法。但我还是愿意去交谈了解。

谭加洛： 服兵的父亲是作协的名诗人韦丘。为什么你会走到主义兵？

黎服兵： 我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双重身份。母亲是军队中层干部。即使后来武斗打得很厉害，我和任何派都友好往来，可以调解，调和。多重身份。父亲是军队长大的文人，母亲一直在军队工作。

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老苏，为什么你们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仅仅晚两天？ 有那么高的灵敏度吗？

苏立功： 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就成了那么回事。

谭加洛：他们的大字报是全广东最早的。

李慧儿： 当时很多消息是从华附传出来的，如小道消息，“北京来电”。。。。。。

黎服兵： 这背景老苏最清楚。我想搞清楚，为什么本来是“红色江山守卫者”，却

先起来造反？是误会？

苏立功：主要是“山雨欲来”嘛。

毛早有预谋，早就想搞（文革），舆论已散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观念在干部子弟中特得人心，激发第一张大字报，马上杨八模写出另一张相反的大字报，马上有人跟着，运动就起来了。社会有它自己的原因，跟北京毫无关系。当时认为读书越多越糟，“卑贱者最聪明”。认为王屏山（校长兼书记）的教育路线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该搞自己一套。

黎服兵： 你们这一批（最早造反者），实际是受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影响，自以为自己站得比王屏山高？

苏立功 对、对。

黎服兵： 天下不应该是王屏山塑造，应该是我们按毛主席（的思想）来塑造。

我还好奇，杨小村也是高干子弟，为什么是另一伙的？

苏立功： 他当时是学生党员，正是站在校党委一边，才能成为党员，全校楷模。屁股决定立场。

黎服兵： 我印象中，你们提意见反王屏山的11个人，军队干部子弟多，其中读书 不错的也有，比如你。有些可能就差一些。

苏立功： 当时观念认为17年教育是资产阶级的。

黎服兵： 是失败的。

其实王屏山很多都改了，鼓动上山下乡走工农结合。你们认为还不够，实 际上对他的一套有意见。

苏立功： 对对对。

江晴： 干部子弟得先机。

苏立功： 对

江晴： 加上年轻人的冲动，听到毛的一些内部讲话，想法就多了。

（整理者补充：黎服兵在另一场合曾告诉本人，“当时他们敢造反是看到了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从暨大党委书记聂菊荪处传出，他女儿聂晓兰也是十一人之一。聂本不应有此文件，但他是从人民大学书记位上被贬的，大概有北京的渠道”。）


7-23中山纪念堂事件


谭加洛： 后来主义兵的活动，例如7-23，你参加了吗

黎服兵： 有，我都参加。积极参加主义兵的活动。初三是主义兵很主要的一股力量。

江晴： 当时军队子弟据说是不准参加社会上的活动？

黎服兵： 这个过程我也知道。当时全部送去当兵，实际不是真的当兵。广州军区觉得自己子弟出去太狠，牺牲太大，为了保护，少闹事惹麻烦，分别按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等送去不同的部队。时间应是66年底，武斗前。我没去。

苏立功： 不是。是中山纪念堂武斗，7-23以后。

黎服兵： 我属司令部子弟。送到白藤湖，珠海西区一个很孤立的岛。和士兵一起训练。几个月后，许多人不想回来，要留在部队当兵。听说是周恩来不同意，要都回去参加文革。后来送回学校。但也有个别人留下来了。7——10月，总共不到三个月。

我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只在学校辩论。。。。。。 中山纪念堂那次，当时有两个选择：看电影《武训传》还是到纪念堂开大会。我宁可看电影。结果出来已经打得一塌糊涂。中山纪念堂是杨八模带队，半路上被打晕了。

谭加洛： “7-23中山纪念堂事件”，是广州文革中第一场大规模武斗事件。我一直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前年回来问过中大八三一黄意坚，他说：前身是“7-19华侨糖厂武斗事件”，旗派死了几个工人，于是申请游行和开追悼会。提出的地点是“东校场”。但军管会不批，另批了越秀山，而同一天主义兵偏偏又是在山下的必经之地纪念堂开成立大会。自然就打起来了。黄意坚觉得这事很奇怪。后来我又问了我校的主义兵潘晓瑜，她说那天她亲眼看见冲突是怎样开始的——两派队伍接近，还没有要打的意思，路旁突然冲出一个不知是什么人，往一个主义兵屁股插了一刀就跑了。两派双方互扔石头。。。。。。还有当时旗派的小报，讲纪念堂地下室是屠场，有一只只被割下来的俘虏耳朵。。。。。。

黎服兵：你知不知道？

苏立功：不知道。

黎服兵：你躲起来读书？

苏立功：是出去串连，跑掉了。

黎服兵：老造反这时不活动了。

苏立功：被边缘化了。

黎服兵：我们班也有几个和我要好的同学自动跑去和他们高年级的一起读书，不参加学校活动。

谭加洛：谁了解（7-23）这事？

黎服兵：XX去了美国，他是第一个被打倒（下）的。当时还没进纪念堂，正列队从东风路过来，在省人委和纪念堂之间，被砖头和木棍打昏。如果讲有预谋，旗派伏击？军区有意造成？

谭加洛：客观造成。

黎服兵：客观。但都是愚蠢，没预计。东校场不批也可能另有原因。

谭加洛：另有安排。

黎服兵：不过我倾向没有预谋，这是因为下乡后同连队的知青告诉我，他当时去纪念堂演出，没有任何武器，只带了三弦，进去就被包围了。人数可能旗派多。

谭加洛：我那天在财厅红司呐喊总部。两边打起来后，有一干部跑过来讲述：他们队伍到中央公园，前面打开了，临时手上没有武器，一些人上去扳拆公园的围栏铁枝，有人急起来当场把自行车拆掉，用车链或前叉作武器。。。。。。

李展超：那天我不在财厅，在（永汉北）科技书店。那里的东风派预先知道旗派当天有游行，准备滚水（开水），打算到是从楼上倒下去。

黎服兵：华附游行是高二杨八模带队，喊“拥护十六条”口号，一路冲。。。。。。

李展超 起义路地总游行，路边旁观者，没组织，扔砖头。突然离我二十多步远爆了一个手榴弹，一个细路（小孩），不超过十二岁，一边脸被炸到翻起。我抱起他，成身血，手被他捏到黑 。。。。。。

黎服兵：旗派还是主义兵（扔手榴弹）？

李展超：不知道！小孩肯定参加扔砖头了。

黎服兵：印象中当时还没有武器。

李展超：有。

谭加洛：还没有正式用枪炮，但个别已经开始，“7-19华侨糖厂事件”已经打响了。


从学生干部变成造反派

李展超：文革那年我高三，是13中学生会主席。参加许多社会工作，当少先队辅导员，一连两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中队”。

文革前两年注重出身。武装民兵也要看出身。我争取入团——抛头露面多，很少有人怀疑我还不是团员。当时出身好的成绩不好，要吃小灶，组织辅导。我父亲解放时才20多岁，参加工作。阿爷留下三几亩田可以收租，主要靠教书为生。结果这成了剥削污点。团支书和我谈话，问我对爷爷和父亲收租的认识。实际上我父亲17岁念高二结婚时爷爷已经去世。可能他也知道不多，和我们也讲不多。既然支书问到，我就说：听父亲讲阿嫲（祖母）很摼，连一角钱沙榄都舍不得买，其实家里也并非连这点钱都没有。这次谈话后，我被认为是认识肤浅，划不清界限，一直入不了团。许多表现差的陆续都入了团，我要帮他们补习功课。我很敏感。

文革开始，成份好的在班上组织“左派小组”，大概因为我原来较红，也被吸收参加。20多人，占全班一半。秘密讨论写那些老师的大字报。我“通水”（泄漏）给老师。后来上大学第一篇文章就是写此事。

谭加洛：谁组织“左派小组”？

李展超：班上的同学，不是学校。

谭加洛：学生自动？

李展超：记不清。应该是。

谭加洛：是班主任？

李展超：不！班主任已靠边了。我当时知道同学要写那一个老师的大字报，就站在校门口等晚上老师开完会出来，我跟着他后面走了很远，一直跟到他家，告诉他这件事。

分派是从血统论，从破四旧开始，其他人基本靠边站了。主义兵头头都出在我们高三（1）班 。他们说“非红五类滚蛋”，把原来的校广播员丁小玲赶出去。当时刚停课一段时间，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发展，我还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广播员还在天天广播，许多人提供稿件。结果现在要赶她走，因为说她是“黑七类”。我和他们争论，支持她。以后到“除四旧”，非红五类都靠边站了，我就成逍遥派。“三月黑风”后，同情旗派受压，才参加旗派。

谭加洛：你没参加“一月革命”？

李展超：夺印。我的组织不感兴趣。

现在很多人提都不想提文革，觉得很笨。没意思。我始终认为，如果时间能倒流，流回四十多年前，我一样会这么做。嘿嘿，即使笨！当时当地，我这样的个性，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我对批刘少奇，批陶铸，能知道什么？但是对反动血统论就很反感，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认为不应该把非红五类推向反面。连北京串联的人都来找我。我不算黑七类，但很反感“老子英雄儿好汉”。很唯心嘛。


牛虻砸碎了十字架

谭加洛：我重复一下，我们要谈的问题是：文革为什么会分派？它是怎么形成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可不可以不分？或者分了造成什么后果？结果是不是都是荒诞，无稽，毫无意义？或者分出来某一派进步，某一派落后？或者两派都是受利用，无价值？我们当时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现在有怎么想？

江晴： 文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步骤，我认为是一个必然。共产党、国民党和文革的派别一模一样。

人为划分阶级。镇反杀多少人？反右，搞阶级斗争，人为氛围的斗争，是逐渐逐渐激烈。运动不断搞下来，实际上阶级敌人，对立面必然越来越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到我们这一代，不算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运动接一个。文革开始，党支部已经找人秘密抄大字报，准备抓几个右派学生出来。历来都是这样，斗争无止境，发展到文革，只不过是赤裸裸的体现。将人划为等级，像今天，你有钱。。。。。。阶级是不是可以这么机械地划分？其实没可能，而且要延续子孙，查祖宗十八代。。。。。。根本很离谱。文革前夕，我们读高中的时候，这情况已出现。高中时，出身不好，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反过来，成绩不好，出身好，一样可以上大学。记得高一时，高干子弟XX只有语文一科及格，其余科科不及格，要组织全班辅导他。XX是香港新华社社长的儿子。

苏立功: XX原来也是我同学。

江晴： 他文笔很好，但读书不行。我给他辅导俄语，他不懂就骂：“你他妈的滚蛋”。 苏立功: 他弟弟是XX。“八一”（中学）跟我是同学。

江晴： 还有赵XX、李X一大帮干部子弟都是从你们那里出来的。我说话可能偏激一点，我们过来人，讲观点。。。。。。斗争无止境，始终要有个终结，要打破它，这不过是文革的分界线。文革最大的功劳，就是打破了！好比《牛虻》，我们都很信共产主义，当他发现被主教欺骗，牛虻打碎了十字架，就走向革命。文革也一样。无论上下，把一个光环完全打掉，才有今天的改革成果。（整理者补充：我读过在座的李展超先生68年下乡后写的日记，也是读书笔记，其中读《牛虻》的一篇也有“打碎十字架”的感慨。本人亦有同样的经历）

所以我认为文革是历史的必然。

就算没有文革，也有其他。因为将人为划分等级，不符合历史规律。

我们现在不是走第三国际，阶级斗争的路线。是走第二国际，托派，托洛斯基。。。。。。陈独秀这些人，政治上不同见解而已，为什么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第二国际是最成功的。不搞斗争，鼓励资本家发，纳大量的裞，然后保护穷人，社会共同富裕。。。。。。

我讲，首先要认识文革，不是“十年浩劫”！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真正的群众运动是两年——红卫兵运动。文革不是十年。我们（知青下乡后，是毛、江/林/老干部三个领导集团在争，权力斗争，不是群众运动，已是运动群众。

所以红卫兵运动应该分两层——前红卫兵运动和后红卫兵运动。真正的群众运动都应该是群众自自发主的，没人用枪逼你的，无须听任何人指使的，就是那两年。所以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这两年，我个性最大解放。

两派形成有历史根源，任何历史都是由年轻人去推动的。国民党、共产党，很多都是国家精英，看到国家的积弱，满怀豪情去革命。只是道路不同，越走越走有些偏激。文革两派是有质的区别，但本质有一点，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因为都受了这么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希望走共产主义道路。为什么全国都分两派——造反派，保守派？积极参加的都是精英。你们早期破四旧，打老师，抄家。。。。。。其实不怪你们。你们是出于信仰，保卫红色政权。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运动的初、中、后期一直受压。毕业分配，全校的旗派成了“死老鼠”，除了两个留校做辅导员，其余统统赶下农村。我几乎被打死。我们大城市还算好。广西、汕头、海南、四川死了多少人？澎湃的侄儿，头被割下来提着游街。海南镇压，中南林郑庆和报给中央调查团的材料，他们看了无话可说。“反地方主义”，琼崖纵队的人，被打木桩打入，铁线穿耳。。。。。。非常残酷！现在说所有破坏都是造反派造成的，不公平！起码我没打过老师、没抄人家的家，亦没打过同学。我凭什么要忏悔？

第二，要讲清的是，当时表面上我们是反“资反线”，实质上，我们潜意识里是在追求一个政治地位的平等。和你们一样平等。人生来应该是平等的。当时还没意识到反“资反线”就是追求平等。虽然我也不是“黑七类”，但人不应分为几个层面。我们不要命去搞几年，就是因为这潜意识。

前红卫兵运动，积极上街，抄家，（搞）“红海洋”等，都是为了巩固红色政权。

保守派是保护江山，保护既得利益。你们开始听到小道消息，起来反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你们的错。后来发现“阿爷”（毛泽东）的矛头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父母，打走资派，就不可能承受了。为什么造反派那么惨，没人支持你？这么多个省都不支持。王洪文不属于。上海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大专院校红革会，反张春桥，一早就被按下去。被斗得很惨。是被王洪文镇压的。

我要强调的是：文革是必然的，分两派也是必然的。积极参加文革的多是社会精英，就像以前国共，只是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表现不同。应该讲他们有的过激行动也都是为了社会进步。现在逍遥派说，我一看到不对路我就不参加。我看谁聪明得那么交关？


兽性的发泄

李慧儿：老苏，我想问你，你对我们刚才提到对文革前分等级，反动血统论是怎么看的？你是对立面嘛（笑）。

谭加洛：老苏是干部子弟。

黎服兵：他们要找对立面。

苏立功：不要讲我是对立面。实际上社会分等级不是文革发明的，是我们中国传统。印度也保留贱民阶层，种姓制度。我们，新中国宣布取消等级，实际封建等级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只有第三等级---资产阶级起来之后，才引入平等观念。以前根本没有的。表面上讲平等，心里都是。。。。。。查五代，老子英雄儿好汉。。。。。。 当时八一中学跑上我们学校讲台，我是支持，出于我也是从八一中学出来的嘛。我也跳上台讲那谭力夫搞的对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年轻，就是想父辈怎么怎么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封建等级观念。

江晴： 每一派都有过激的行动。

苏立功：我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一种景象，惨不忍睹。就是一帮劳改犯，可能是转移（关押）地点，一帮红卫兵就是这样拿着大棒打，看不下眼！你不能说这些都是什么造反派搞的，不是这样。

李慧儿：当时有一种思潮，你不积极去打这些人，你就不是革命的。

江晴： 也不完全是这样。

苏立功：人发泄的时候，有一种…….

江晴： 本性。

苏立功：兽性。

江晴： 对了，一种兽性！

李慧儿：就是说在这个运动中有人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出来了。

苏立功：我们平时有什么道德啊，法律啊约束着。

李慧儿：现在全都没有了。

江晴： 这我还想说。你是觉悟了。有一个六中主义兵的头，原来唱歌很好的。女的。她说她打人，用皮带打，（开始）很难打，打着打着就出瘾来了。后来她告诉自己学校旗派的同学：当皮鞭打下去，看着皮肤发白，然后一点点血渗出，心里面有一种快感。

XX：这是一种变态！

江晴：不是变态，人的内心深处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经历了这么多。直到现在，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有理想的。反而现在这一代人就很惨，没理想，一天到晚（记）挂着玩。

李展超：我们的子女。

江晴： 子女，没理想的！还有，现在的社会，一切都为了钱。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其实很可怕。看社会的进步，那个时代好？毛时代当官和不当官都差不多钱，就是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是平等的。没贪官。现在经济发展了，贫富悬殊了，人没理想。其实那时代的人是出自内心，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时轮到我？就算胜利了也轮不到我。是出自一股热情。你们也是这样。

现在我当领导，30%搞业务，60%是搞人事关系。。。。。。


“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造成分裂

黎服兵：我建议我们还是谈回具体的问题，还是从对联开始。那对联是很表面的东西，但它是引发后面分派的，是发端。——血统论争论的分歧，造成后来两派的形成和对立。

李慧儿：是不是和“二月逆流”联系在一起？

黎服兵：不是。67年“二月逆流”太迟了。对联是在66年6、7月份，聂元梓大字报以后，肯定在“红八月”之前，七月底。

李慧儿：这对联的讨论，是不是毛泽东的部署？

谭加洛：不是不是。

黎服兵：应该是很自发的。

苏立功：自发的！

江晴： 实际上从那不平等来的。

黎服兵：几十年不平等的延伸。等级制度在这里具象化了。

李慧儿：谁提出来？

黎服兵：谭政的儿子谭力夫。

江晴： 我看了一篇报道，他在中央党校讲，是冤枉他，不是他提出来的。

黎服兵：我和他谈过，我的业务和他有交叉。他后来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我出书要去买他的片，和他有幸谈过。他是认的，但是他说完全是一时的，一时的什么而已。他不想承担这么大的历史责任。但事实是他。

江晴： 但他在党校发表的文章说不关他事。是硬塞给他的。

谭加洛：这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这个问题。

苏立功：反正就是他提出来就是了。

江晴：不是他就没人提出来了。

黎服兵：谭力夫父亲其实也是四野的，好像是四野政治部主任嘛。后来是总政主任了。我和他（谭力夫）有短暂的交集，他是认的。他当时是北京一个不怎么大的大学。。。。。。

江晴：工业大学。

黎服兵：刚才讲的，对联把几十年的等级制度具象化了，由此引起文化革命的争论。倒不是“反工作组”“反校党委”啊，那些不涉及群众（自己）的两种意见。那些要是也是对上面是与不是的，一涉及到对联，就是你不好我好，你是混蛋我是英雄。到了这种状态，你说“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也好，事实上到这个对联出来。。。。。。

江晴：我寄宿在学校，看着初一的同学，13岁被人斗，真很难过。他们同班同学，拍桌拍凳。。。。。。

李慧儿：要认罪。

江晴：是，（扣）留在那里，逼认罪，流眼泪，好可怜，自己都不知错在哪里。

李展超：这么紧要（严重）？那学校？

江晴：我们八中。这还不算厉害。。。。。。。

李慧儿：我们学校都有。

江晴：高中，例如我们高三都不会这样的，初中，初一初二就离谱了。骑在凳子上，成群围住，要改户口本，骂你混蛋。。。。。。其实这个只是表面化的。

黎服兵：自从这个对联出来以后，我观察所有人群就从这个分开了。反血统论的，基本上就是造反派，对政府这一套官僚的东西，反对得比较彻底。而且从里面引发出一些比较新的，例如“省无联”等比较新的思潮，理论，包括北京反血统论的遇罗克等。

李慧儿：遇罗克？

黎服兵：写反血统论的（《论出身》），后来被枪毙了。

李慧儿：遇罗锦呢？

黎服兵：没死，后来出了国。后来我们系统出了她的《春天的童话》。

这一批人，实际上就是造反派的基础。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保守派的基础。这和整个社会就合流了。

江晴： 对了，各地省市领导，都是要保自己的，没人喜欢自己被打倒。所以造反派的垮台是必然的。

黎服兵：讲来讲去，应该从对联的发端，看两派的分歧、原因。


文革是合力，是利益交叉

李慧儿：讲到两大派，导火线，形成，和它的社会基础。但当时就是毛泽东提倡聂元梓“马列主义大字报”才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

黎服兵：这次运动其实很多还是群众（推动），他（毛)说的一年两年，是不对的。这批人完全是自我、自主、自发的救赎运动。当这批人想发挥自己的能量时，同时也进入文革后期了。打来打去，争夺哪个印，实际上是受了权力的诱惑，已经没有开始时那种，为革命也好，为真理为理想也好，一到了这里，不知道你们和武传斌等有没有深入讨论？他们一接触到权力时，是怎么想的？

李展超：所谓夺权，就是胡闹。

黎服兵：不完全是。

李慧儿：文化大革命是被中央一步一步推着走的。不能说全部是自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两派（对立）---大字报不解决问题，就武斗---后来由解放军进驻。所以我觉得你们讲的是一个现象，但不是主流。主流是上面中央一直在引导着，有个导向的。不全部是民众自发。

苏立功：任何社会运动，一开始，不是说某个领导，某个人能左右的。历史有它某种必然性。文化大革命刚发起来时，毛泽东的想法，马上演变成两派的斗争，这不是他想的，后来就马上派军队去进驻了嘛。派工宣队摁住了嘛。发生两派，这是社会它自己存在的矛盾引发的，不是说毛泽东他这样想搞起来的。他原来想大家起来斗走资派，建成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会。结果一搞起来就成了这样子：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还有一部分人是受压。

江晴：想改变

李慧儿：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苏立功：对，马上就分野了，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一分析参加这些人的成分，马上就知道了——工人，干部，干部子弟多数集中在保守这一边。而知识分子的，“出身不好的”和受压制的，多数成了造反派。这不是毛泽东想这样的，是一搞起来，社会自己成这样的。社会本身的矛盾。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都是受压迫的。他们实际上是有能量的。公私合营后一直被压。这个时候它就要起来了。某种程度上就是“第三等级”，要追求不是你专制制度下的——五七年之后，专制很明显了。。。。。。

黎服兵： 文革初期一旦解除。。。。。。

苏立功： 你想，五七年反右是反什么的？右派是干什么的嘛？实际上就是想搞“三权分立”嘛。

黎服兵： 就想“轮流坐庄”。

苏立功： 对对对，就是“轮流坐庄”。今天看，我不赞成给什么平反，他本身就是这样想的嘛。你给他平反，反而。。。。。。

黎服兵：没有了政治诉求。

苏立功：对。你想章怡和他们。。。。。。

黎服兵： 章伯钧本身就有很强烈的政治诉求。

苏立功： 就是这样的。而且，打天下的时候，许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讲太远了，还是回到文革。文革起来之后，就不受你的意志来转移了。后来主席没有别的办法了。。。。。。

黎服兵： 只有靠军队。

苏立功：军队是他手上的王牌嘛。派军队下去就把局面控制了。军宣队。组织工人下去。就是两年之后，马上就控制住了，不让你再搞了。后来才是他们内部自己搞下去。。。。。。

黎服兵： 我想在你那两年分段时间上再横切一刀。

你说的中央有中央的文革诉求，而中央把这魔鬼放出来以后，各位“魔鬼”有各自的诉求，这种诉求可能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的稳定了，后来才意识到。。。。。。

李慧儿： 对，应该是两方面的结合。

黎服兵： 刚才老苏讲的，从两派的成分，还是过去的等级制或者阶级斗争，造成文革的两派。表现是一个对联，实际上，不讲成阶级吧，还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分裂。一派干部、工人是保守的，而另一派认为自己的利益没达到公平，他有另外的诉求，这就分成了两派。

苏立功：是互相交叉的。但大体。。。。。。

黎服兵： 应该有这个分野。

江晴： 为什么这样？你们要保持红色政权应有的东西，所以你们自然跟各省各级的干部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我们造反派观念上就不是一样的。心智上追求是人格的平等。出身不好的认为不平等，就算我们出身中等的也是认为不平等。我们为什么要“中等”？这不是靠他的表现、能力去做的。文革前中学入团，要“向党交心”，我讲了我父亲解放前因为社会较乱，以为学几个“洪门”（帮派）的手势就不会受人欺负。我交代了，结果被放进我的档案。。。。。。

没错，社会必然要分成两派，一派代表它想改变社会现状，一个是要维护这一种现状。我觉得都没错。但骨子里不能讲那派对那派错。参加的两派都是热血青年。

李展超： 真是“黑”的，个个逍遥派，不敢参加。

江晴： 对了。

苏立功：我们学校的一些干部子弟，（家长）被“反地方主义”整得。。。。。。感到抬不起头来。

黎服兵： 我们学校的地方干部子弟，是造反的，军队子弟是保守的，但比较奇怪军队开头写大字报的又是不满于当时。。。。。。


文革造成思想震撼

苏立功：毛泽东推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想法，实际上放出来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江晴： 干部子弟因为知道许多内部消息，政治敏锐，所以先走出来。两派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总之，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成功，就是打破了以前单一的思想。

苏立功：我很赞成你的话，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哪有现在的认识啊。过若干年以后，回头看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愚昧啊。

江晴： 其实哪个不愚昧？参加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清楚。六四的口号现在都不清楚。有什么具体的？都没有。所谓群众，实际上都是两重性的。所有信仰都有优缺点。共产主义提倡人人平等，按需分配，消灭压迫剥削，不是我们追求的吗？现在就不是了。。。。。。它的信仰是好的，不好的话我们不会支持。 最不好的是搞阶级斗争。。。。。。

李展超： 共产党无论做多少错事，有两点你是要承认的：第一，六十年没有内乱，内战。军阀割据是很惨的。第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

江晴： XX是国民党时期浙江省的财政部长。。。。。。在香港带全家回来，做了几年，包括制订广州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久坐监坐了十几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他女儿，执信女中，文革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好惨，被逼舔地下的洗地水，出入不给走女中门口，要从洞钻进去。。。。。。她说，这个人早该死了！他父亲说：这句话你不应该讲！毛泽东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有很大的功劳！被人整了这么多年，都能客观看国家。。。。。。

黎服兵： 我还是想搞清楚，文革到后面几年，不讲上层什么阴谋论，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我就想了解这两派群众中，他们想干什么？想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是按什么规划自己的方向？

李慧儿： 没了目标。

黎服兵： 还是有目标的。

李慧儿： 其实成立了组织以后，全部都是听中央指示。记得吗，好多“中央来电”的。

谭加洛： 他问的是最后几年，上山下乡以后，到邓小平那时。江青和邓小平最后斗那时。

李慧儿： 那时完全没有方向了。

谭加洛： 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

黎服兵： 这时才正式表现出民主诉求。

谭加洛：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

黎服兵： 最振聋发聩的。打破 “四五事件”（天安门事件）之后，才出了这么多自由思想，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

谭加洛： 我补充一下服兵的问题。作为造反派，在运动开始时，都要打倒刘邓，因为他们要“抓右派”，压制民主。很怕“秋后算账”算到自己头上。所以都是反走资派的。江青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在造反派背后撑腰的。但所谓“十年文革”，发展到我们下乡以后，到江青倒台，邓小平上台，恢复以前旧的一套制度，我们是接受的。很自然立场就转过来到这边了。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转过来？这对我始终是一个疑惑。我一直想理清这一点。现在服兵提出来。。。。。。

江晴： 我很反对说中央文革是支持我们的。

谭加洛： 支持造反派。

江晴： 是利用。

李慧儿： 利用。

黎服兵： 我的看法又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央文革里的那批人，是共产党里真正想造反的一批人。他们的造反方向，未必和我们平民百姓相同。其实江青和张春桥是最忠实贯彻毛泽东思想的。

江晴： 她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愿。毛是一切为了她。但有一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将所有人的思想都震动了，即使下了乡，都是不断地追求和思索这些问题。这是不断积累的。（文革）为了什么？这是没办法解决的，没办法想得清楚的。

黎服兵： 我也不是很同意刚才你们讲的林彪就是要搞军国主义，江田岛精神。我们在农场比较震撼的就是林彪垮台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开。发现原来林彪他们都讲出许多中国的真正问题。在那里才有了一个震撼。

李慧儿： 是的是的

黎服兵： 归结大家讲的，五十年代的等级制，发展到文革就是血统论，血统论又造成分歧，形成两派。所谓血统纯正的和庞杂的，保自己的既有利益和争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谭加洛： 怎么评价？比如东风派主义兵和旗派造反派，今天怎么看？怎么给历史定位？

黎服兵： 就算不给历史定位，就出新思想，打破旧思想的，还是造反派的人多。能出新思想，比如“省无联”的文章，我很佩服。包括李正天等的《民主与法制》。我都是从那时才开始启蒙。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东风派他们，只是一种强力的维持，但没有新的东西出来。我是在东风派里面，但我很同情旗派，很喜欢看旗派的思想。东风派应该将真是现有政权的稳定因素。

谭加洛： 很有意思。继续就两派问题谈。

李展超： 对派别问题我没有认真想过，而且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李慧儿： 我同意江晴对两派的观点。我还提一个问题大家讨论：好比现在有一间别墅，里面的人原来生活得好好的，突然冲进一帮人，把里面的人杀光，自己做了别墅的主人，于是就有了今天。。。。。。。

黎服兵： 我还是觉得，有一批精英也好，脊梁也好，骨干也好，他们还是想把国家往西方那种民主自由的模式引导的，而且我个人是认同这种引导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徐友渔、朱学勤等“自由主义”者的言论。我自己也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无论如何都要打破过去那种等级制，那种人上人下的东西。是什么造成平等？他认为就是第三等级或者自由贸易，市场经济逼着中国一定要走向平等。国与国，人与人的平等，是要通过市场经济运作才能达到的。不是靠你斗我我斗你。但永远不可能是一种理想境界。还是希望中国能走这条路。


文革分派的起因和潜在意义


谭加洛： 我最近关于分派问题有些想法。

同意大家刚才讲的分派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 分派是自上而下开始的。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革。文革的发生和毛泽东的个人意愿有很大关系。现在比较接受的看法是，因为“七千人大会”有一个“饿死人”和“算总账”的问题（李： 刘少奇提出来的）。 不光是刘少奇，毛发现干部普遍对大跃进有意见，不接受“三面红旗”。不是个别人，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国基层干部的主流思想。这就导致文革打倒“走资派”——要把这批干部全部换掉。不然这批人将来要和他算账。所以文革是毛泽东“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运动。这个看法是由辛子陵提出来的，有一定道理。所以文革首先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既然自上而下，必然毛和刘形成两个司令部——中央分了两派，下面也迟早一定也会分成两派。这是分派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分派有历史的原因。

根本动力是群众的个人利益诉求。文革又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意愿。上个世纪开头，中国社会全面和西方社会接触，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了。但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要抵抗。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抗拒的力量必然发生碰撞。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代表了反现代化——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势力，所以文革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正是中国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前夜，分娩前的阵痛。

（李展超： 主要是自上而下。上面有了“文攻武卫”号召，下面就打得一塌糊涂）这两面看：上面一直宣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被毒化，这就是局限。文革过程中两派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先进的思想资源。这过程中，如果说造反派还有一些朦胧的民主诉求，仍然很大程度上用执政党灌输的已经毒化的意识去造反的。结果，还有第三，就是有很大的悲剧性。


第三，分派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这悲剧性，可能我们认识还不全面。固然造反派受压，其实保守派最后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尤其是一些头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前年回来接触东风派地总头头莫超海，请他们吃饭，原来运动后期，他们也都成了“三种人”，把他们原来的职务都撸掉了，打回原形，做工人。当然，他们的待遇比造反派好得多，不会被批斗，但仍然也是内控对象。邓小平认为凡是文革“搞搞震”的都不是好人（李慧儿： 不管你什么派），对，不管什么派！整体而言，参加文革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大部分主义兵，虽然没被整肃，也一样要下乡）都是先后不同时期被利用再被抛弃，并没有得到自己的个人利益。投身文革的朦胧个人诉求和那个虚妄的“理想”，实际是迷信，纠结在一起，讲不清。（江:就算过好多年，也没法讨论清楚。中国现在是信仰危机，一个大国，发展得这么快，这是很可悲的现象。）我们都只能成为过河卒子。两派都被挑唆，两只狗打个你死我活，其实是同一个主人。血统纯正那只狗当然占上风一点，也仅此而已。


第四，分派有天然的合理性。

前面提到，分派有自发和被挑唆两面，这自发性，原动力，就值得客观加以研究。现在热心文革研究的多半是原来的造反派，基本上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觉得自己被压，争取生存权和政治民主权利，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是代表进步一面的。反过来，保守派和走资派，代表压制民主的一方（特别是中学的血统论），多少是负面的。这太狭隘了。

两派有共同点——捍卫同一个领袖，同一个神。就像日本电影《军阀》里造反被处决的少壮派军人，临死还喊“天皇万岁”。（李展超：虚无）是虚无，但这立场是一致的。（李展超：两派喊同一口号）不同的是，背后分别捍卫各自的利益。造反派，前面说过了。就说东风派吧，工人，选择保守、保皇，而不是造反，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维护现有的秩序。我是党员、劳模、积极分子。。。。。。也有相应的荣誉、待遇、地位。。。。。。如果重新洗牌，这些利益很可能就保不住。即使一般普通工人，也多半会怕乱求稳，附和强势的一边，在混乱的时局中力求自保。同理，书记，厂长以前可能压制过你，他们认为自己也只是执行党的政策，何罪之有？即使错了，现在你把我“喷气式”，斗得家破人忙，这公平吗？像我们中学的诸校长，勤勤恳恳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文革来了，我们把她当“走资派”批斗，她也不服气啊。

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各自的要求本来都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彼此抵触，才分成对立派。我们说文革是一种“合力”，就应该承认不同的利益诉求。所谓“人民文革论”，把人民的概念局限在造反派一隅，那太片面了。两派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用好和坏，对和错，进步和反动。。。。。。简单的两分法可以概括的（造反派掌权又如何？上海不就是例子？）。

给两派一定的历史定位也许必要。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文革后中国社会进步了，那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单方面的功劳。而是派别出现所带来的政治民主空间。


第五，政治民主空间——分派潜在的正面意义。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必然产生多党、两党政治。

辛亥革命后“走向共和”，一开始就是多党制。孙中山搞“国共合作”是两党政治第一次试验，因为“4-12政变”而破裂，从此势不两立，先是国民党要吃掉共产党，共产党壮大以后又要灭掉国民党。。。。。。

（我昨天和我父亲——88岁的老共产党员讨论，他说：有什么办法，当时国民党就是要杀共产党。他亲眼看见广州暴动失败后，沙面街上许多三轮车夫被杀，因为据说参加暴动的赤卫队员都系红领巾，失败后凡是脖子上被发现大雨淋湿后留有红色印痕的都一律杀头。）

毛泽东48年进城前在西柏坡宣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阶级联合专政”的这种多党合作共治的“人民民主专政”，本来以为可能成为共产党阵营的一个异数，结果所谓“新民主主义”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偷换概念。一党治下的多党，反右以后，表面文章都不用做了，终于过渡到彻底的一言堂。

谁也没有想到，越来越左，万马齐闇的中国政治，走到极致，却峰回路转，因为上下派别斗争的需要，文革期间，主要是66年夏天到68年夏天，大约两年，突然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空间——自由结社，自由辩论，自由串联，自由出版 。那时讲“四大”不是指这四个，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归到一点，就是言论自由，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由结社。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皇帝，可以把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两项任何共产阵营民众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享受的民主权利赐予老百姓。不管毛的动机如何，也不管有多大局限，中国社会由此引起的震荡，终于孕育出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试想一下，文革前那里允许有任何“杂音”？56年“鸣放”过一次，原来是“引蛇出洞”。文革一开始，上上下下都以为是又一次“反右”，结果都出乎意料。于是，两派都打红旗，争利益。但不能把这完全看成是负面的。何为党派？本来就是不同利益的代表嘛。西方的党派之争，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的非暴力的正常运作，是对执政党最大的监督和约束。中国一党专政下出现了党内分裂成两派的公开对立，某种意义上形同两党，延伸下来在群众中就分成两派——要求改变的文革派和维护现状的反文革派（毛表面上成了居中仲裁地位超然的神）。这是否可以看作为中国特殊国情，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成熟的，或者可以说是畸形的两党政治？17年以后，国人第一次有表达个人诉求，争取个人利益的某种自由，因此而结社。这是不是两党、多党政治的雏形？可能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看，但至少它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值得我们研究。当然，和西方完全不同，两派各自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只是专制下的一种短暂的恩赐，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生存空间。当操弄者觉得有需要，或者上层权力分配告一段落，必须做某种妥协时，两派中的一派就必然被牺牲。

67年一月革命，毛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样板，坐镇上海看造反派攻打保守派“上柴联司”，让上海成了造反派一派独大，一统天下。

68年夏天，毛要结束群众运动的前文革形态，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通过召开九大，进入分庭坐庄的后文革，于是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宣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作为交易，全国的造反派集体出局，被清算，尤其广西。

这里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和广州文革的关系。昨晚，曾经参加中央调查组的（中大红旗）陈家吉和（七中红旗）樊振戈告诉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跟着周恩来。属“紧跟派”。广州运动是跟着周恩来的思维，他一变我们就倒霉。我们不惟毛和四人帮，就跟周。广东文革，没有什么毛原汁原味的话。总理接见，决定（广东）和上海走的路有区别。一月（夺权）上海定了调，但广州一直不明确。

广州原来几乎没有保守派势力，是广州军区利用“二月逆流”扶起来的。广州旗派称“三月黑风”，保守派称“三月东风浩荡”。于是就有了东风派。67年的3月是保守派全面清算造反派。造反派风声鹤泪，记得小报社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果不是周恩来4月到广州，广州造反派一定会死得很难看。4月18日总理接见时说“三面红旗”是“革命造反派”，“地总”“红总”是“偏保”，形势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从此广州两大派形成相持的局面，没有可能发展成上海和武汉那样造反派独大，由此也不会像四川那样造反派独大后再争权夺利打内战，也避免了广西那样造反派被剿灭的悲剧。广州在两派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度过了文革最混乱的时期，武斗的规模有限，死的人在全国大城市算来恐怕是最少的吧？周恩来处理广东问题的手法和处理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存不存在一个多少和上海别苗头的“广东模式”？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太少，也没有人研究。

扯远了。总而言之，我觉得应该发掘文革的两派对立积极的一面。这里我延伸一下刚才服兵的观点：没有造反派为了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冲击，原来铁板一块的僵化苏联模式不可能改变，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这有点像历代农民起义以后执政者实行的“让步政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源于赵紫阳首先在四川对农民“让步”）。但当时造反派不可能真正掌权，首先是执政党绝对不允许，其次是就算掌权了，也一定会变质，因为造反派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资源，他们“思想武库”装的几乎全是原来当权派灌输的一套东西。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就是“冲击”，一旦他们不自量力，走得太远，就会带来破坏性，让社会付出太大的成本，同时也“自取灭亡”。于是保守派客观上就成了制约的力量，让社会不至于进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毕竟大多数老百姓虽然希望改变，却害怕革命。六十年代下半叶的中国，不具备革命的条件。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但它造成了一个中国社会要向前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空间，最终带来了一场发起者始料不及的革命性的变革。

最后，我借用雨果形容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终是会被人们所理解的，她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 雨果原话是“谅解”）

谢谢大家！


说明：

1、 全部发言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2、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附录：


“红色造反团”的孕育产生

阿陀


一部伟大的历史，总会有荒诞的一面；
一部荒诞的历史，也必然会有天然合理的一面。
——阿拉先知
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
地点：从化农村
一群从抗旱劳动工地拖着疲惫的身子收工回村的不同年级的高中学生，磨磨蹭蹭，故意落在队伍的后面，你一言我一语，大发牢骚。
学校的“红五类”，特别是军干，高干子弟——现在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几乎全都上北京天安门见毛主席去啦。
“凭什么你们上天，我们下地？！”
这群学生中，多半家庭出身不好不坏，例如“职员”“教师”“小商”和
“医生”之类，用色谱的中间色——灰色来形容，是再准确不过了。除此之外，也有个别出身“黑五类”。文革前，这些学生多是学习尖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大学梦”。如今不但早已梦碎，每个人还得时刻悬着心，怕班上另一部分血统高贵的趾高气扬的同学找茬。灰色不可能调成红色，但要变成黑色，那可是太容易了。查查你父母的历史，查查你爷爷奶奶，查查你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有谁家的历史是三代无瑕的?文革的锋芒，开始是指向老师，揪“牛鬼蛇神”;然后转向领导，斗“走资派”；现在“血统论”当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首当其冲，被抄家，甚至挨批斗自不在话下，就是出身非红非黑的同学，往往也被扣上“白专”“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罪名，遭到批判打击。以前因为成绩好而带来的自信，优越感，变成了自卑，压抑，失落和心理不平衡，“怪话”连篇……
这群学生中，还有两三个“工人子弟”，他们本来也可以“上天”，哪怕是第二第三批，总会轮到。但是现实是，他们被发配“下地”了。因为红卫兵组织已经把他们开除出去。据说他们 " 破四旧 " 时擅自抄了一个女同学的家，而那女同学恰恰是红卫兵大头头的相好，于是头头便报复他们，指 XX 抄家时喝了该家的牛奶，以违犯纪律为由，把这几个不听话的兵一起踢出队伍。曾经风光，一朝沦落。仗着自己“根正苗红”，反正“山高皇帝远”，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声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了……
回到村里，这群饥肠碌碌的学生散开来，纷纷抄起自己的搪瓷钵涌向临时食堂。其中一个个子瘦小，带着瓶底厚的近视眼镜的高三学生和几个高一女生正围着一个桶轮流舀饭，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狗崽子，做又不想做，吃这么多干嘛！”眼镜愣了一下，抬头一看，眼前立着着一个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卫兵袖章，横眉竖眼的高一女生，正一手叉着腰，一手戳向这边。眼镜当时只觉得热血一下子都冲上脑门……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侮辱过！他把饭钵摔在桶里，跨步上前，双手叉腰瞪眼怒视那女兵：“你你你，你骂谁？你说清楚！”女兵涨红了脸，嗫嚅道：“我，我不，不是说你，——是——是说她们……”
整整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听着眼镜用略带苍老的声音向我叙述当年这一幕时，我还能听出他青春时代的苦闷和愤慨。
眼镜说，他小学时成绩就好，还是少先队大队委。上中学以后， 62 年上面批了彭德怀，林彪搞突出政治，学校开始讲“阶级路线”，情况就变了。他原来的家庭成分填“职员”，现在说他父亲是给旧政府工作，应该是“伪职员”。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当时，出身不好的人说错了话，做错点事，很容易被人上纲上线。他就知道出身不好的人和所谓出身好的人起了冲突，结果被指为“阶级报复”，判刑劳改的例子。
“……那时，我怕被批‘白专’，晚上要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悄悄复习功课。___但那又有什么用？即使没有文革，我们这些人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回首当年，眼镜还不胜唏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上串连”回来以后，受全国造反形势的鼓舞，眼镜和他那一班在丛化抗旱时就“心怀不满”而走在一起的同学，打出了造反的大旗，组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早期的创建人有：江晴，梁校南，张建浩，闵建文，梁小沪，胡国雄，张穗生，胡起裕等。

阿陀

看的人不少，就是没有人评论，冷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