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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进 “文化大革命”开展不久，从1966年8月至11月3个多月，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先后8次接见和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师 生和红卫兵。第一次是当年的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第三次是9月15日，第四次是10月1日，第五次是10月18日，第六次是11月3日，第七 次是11月10日和11日，第八次是11月25日和26日。 我带领广州市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是第四次。1966年6月，我从广州市“四清”轻纺总团三新布厂工作队调出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队， 经过简短集训于6月25日带领工作组到黄埔船厂子弟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历时35日后，于8月1日撤出，先到东片分团，后调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8月开 始，毛主席分期分批接见各地师生和红卫兵。9月，组织上决定由我率领11名工作人员（除办公室干部任健瑜外，余为各校的老师），带领由市各中学红卫兵组织 选派出来的代表共2200多名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一些学生受“老子英雄儿好汉”反动血统论的影响，在学生中分成所 谓“红五类”和“黑七类”，并由此组成各自的红卫兵组织，当时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为“主义兵”）势力最大，所以这次选派出的红卫兵代表全是“主 义兵”。我们于9月27日从广州白云路火车站乘火车出发，当时该列火车是专门运载这批红卫兵的，本以为既然是“专列”，应很顺利，但是车到韶关车站时，就 有多队红卫兵冲车，之后每到一站都有类似情况，已难于控制，使整列火车爆满，行走活动十分困难。眼看这般状况，我们工作人员相对集中，占据车厢过道的上落口，以方便到厕所和下车购食物。火车经过30多个小时运行，于29日下午4时左右抵达北京，下车集合队伍后，在市委派驻北京联络站的安排下，用10多部军用卡车把我们运送到位于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政法学院住宿。晚上联络站开会研究活动安排：一是要造反派派出10名红卫兵代表于10月1日上天安门观礼台；二 是全体红卫兵参加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游行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为此30日将派解放军来对红卫兵进行列队行进的操练。市委派驻北京 联络站负责人梁平是时任市委文教部处长。深夜回到住地后向工作人员传达了活动安排后，即分头到“主义兵”中商量选派观礼代表和操练有关事宜，要求全体“主 义兵”30日早餐后到运动场集合，由解放军派人来帮助列队操练，以便10月1日参加首都的庆祝国庆游行并接受毛主席检阅。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在学生中成为偶像。当他们知道解放军来训练他们，10月1日又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都很雀跃，在30日早餐后都按时到学院运动场集合，解放军训 练人员也按时到达，按100人为一方队进行训练，经过上下午几个小时训练后，解放军训练人员宣布纪律和出发时间、集合地点、乘坐车号等等。这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盼望时间快过，基本上都没有睡觉，10月1日凌晨1时起床，漱洗后按次序进餐，进餐后每人发一袋食品以作午餐用，食品有馒头、香肠、鸡蛋、水果 等。凌晨2时按次序上解放军开来的卡车，开到建国路附近的路上下车休息，等候游行。上午10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 从长安大街向西移动，到我们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已是中午12时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包括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接受检阅的人群行过天安门 城楼时，欢呼声、万岁声响彻云霄。队伍解散后就各自活动。那时在北京市内乘公共汽车可以不用付钱，但乘车挤得很，很难挤得上。我是第一次到北京，但由于工作压力大，坐车又困难，没有心情去游景点，只是有一天下午和几个工作人员到颐和园转了一下即回住地。 按规定各地红卫兵到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和检阅时间安排7天，到期要回原地。当我向“主义兵”宣布回归日期时，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主张到期即返原地，认为 这是听毛主席话的具体表现；另一派主张外出大串连，说是毛主席号召的。两派都围攻着我，反正按哪派意见办都不行，真是苦了我这个带队人。经过多方对主张外 出串连的人做工作，他们都坚持意见，我唯有宣布：按期回原地的则跟我走；要去串连的出了什么事我不负责。结果有三分之二左右跟我坐火车回广州，余则自行去 各地串连。有了去时坐车的经验，我们上车后仍按去时坐的位置坐，沿途各站都有人冲车，把整列火车挤得满满的，在车上根本无法移动，不是经历过，很难想象当 时车厢的爆满场面，由于火车极大的超载，只能慢慢移动，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广州，辛苦极了。由于极度疲劳，回广州后大病一场，引起支气管扩张大咯血，住了 一个多月医院。 | 
发表于 2010-7-26 18: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