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常：江青与小靳庄

胡不曰曰

                    
                              江青与小靳庄



                                                                     胡学常







    小靳庄其实是江青的小靳庄。这个天津郊区的一个其貌不扬的小村庄，在江青的苦心经营下，竟然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星村庄。小靳庄的男女老少，据说都身手不凡，能歌善舞，还会写诗，还会在田间地头批判资产阶级。“文革”后期的小靳庄，就这样被江青塑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样板”，而凭借这个“样板”，江青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她的“政治秀”。






                                                                                                                                    一、江青“发现”小靳庄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斤左右，仍是一个“老大难”的穷村庄。“文革”开始后，“广大干部、社员愤怒地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成立了新的党支部，开始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大了，“广大社员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渠引水，广开肥源，从而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①]。这个宣传性的说法，自然不可全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小靳庄确实有了一些进步，就在江青“发现”小靳庄前夕的1973年，这个村庄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尽管已经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也还是比较落后，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批林批孔运动业已发动，这年的1月25日，江青伙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沉疴在身的周恩来总理也被“请”来参加会议。这伙人在会上一唱一和，批林批孔加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一批老干部。随后，江青一伙藉“批林批孔”来“批周公”的意图越来越不加掩饰，他们反复叫嚣，“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要写要揪“现代的儒”。他们一面到处煽风点火，一面大抓典型。当时，天津市委的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尤其是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昂首阔步登上了史学讲台，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②]。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及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冯友兰当时效力于“梁效”写作组，据其《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了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③]。
       6月19日晚，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有一个长篇讲话，通篇东扯西拉，荒唐可笑，什么荆轲是遗臭万年的小丑，卓文君的爸爸卓王孙是四川的大奴隶主，什么吕不韦炮制《吕氏春秋》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秦始皇焚书不多坑儒也太少，什么赵高是儒家，韩愈是儒家却有法家味道，岳飞是法又是儒，蒋介石是大儒，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1962年还组织上千人到曲阜，林彪是大儒也是大骗子，说自己怕水或者小腿出汗都是造谣骗人，说自己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林彪还是胆小鬼，主席“九·一二”回来前他就跑了。江青更多地是想藉讲“儒法斗争史”影射周恩来等人，她危言耸听地警告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江青一般都不会忘记大讲女权，这一次她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④]
       江青一干人此次来津还跑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小靳庄。刚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解学恭尚未垮台，他当时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唯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⑤]解学恭似乎是有意推迟江青“发现”小靳庄的时间，实际上，江青来津之前已经知道了小靳庄，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打算将它确定为自己的一个“点”。有关小靳庄的材料，恐怕正是解学恭、王曼恬诸人主动传递过去的。冯友兰回忆说，来津前几天，江青就告诉他：“我在下面有几个点，最近要下去看看，你们也可以去。”可见，天津站连同小靳庄早已被江青视为自己的“点”。到津第二天，冯就病倒了，在医院进行点滴治疗，既没有出席19日晚的评法批儒会，也没有去过小靳庄。躺在医院的这段日子，冯无所事事，便写起了评法批儒的诗，“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小靳庄的农民诗，我想农民还能写诗批儒，知识分子还不能吗？我就随口作了几首诗，让护士们写下来，越写越多，就成了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咏史》二十五首”[⑥]。冯写作评法批儒的诗，是受到了小靳庄农民诗歌的启发，足见江青及其“梁效”写作组在京时已经很熟悉小靳庄。
       江青之所以对小靳庄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社员群众能写诗，能唱样板戏，对上了她“文艺革命”的口味。江青以“文艺革命”或“文化革命”的“旗手”自命，惯于以文化之名而行政治之实，也喜好动辄抓个点，搞个样板，现在，对上了江青口味的小靳庄，经过一番重新塑造或包装，便可以成为“江记”“文化革命”的一个样板，成为江青表演政治的一个舞台。






                                                            二、江青在小靳庄的“政治秀”





        6月22日，江青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好”。三次来小靳庄，江青都如是说。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就像其他地方的社员一样，当然不会怀疑她代表了毛主席，于是，就激动得不知所措，就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似乎不太买账，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老实话：“活到万岁也得死呀！”[⑦]小靳庄的社员愈益不知所措。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大约是想更密切地同广大社员在一起。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江青一副走路都要摔倒的模样，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江青见到麦子，就非要割麦子，众人无法，只好让她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小把，众人知道江青在表演，但嘴上还必须说她割得很地道。
        出了麦田，江青又要去打麦场。途中，江青忽然发现著名的北京知青侯隽没有戴草帽，就要把自己头上的草帽送给她，并说：“我这个帽子是在延安时戴的，一直舍不得给人，为了给你作个纪念。”侯隽不敢接受，江青就反复说服她接受。从地里回来，江青要送的人又多了一个邢燕子，说是邢燕子同主席在一桌吃过饭，这顶草帽就让侯隽和她轮流戴。直到下午5点多，江青的草帽才送了出去，而她自己则找小靳庄的社员要了一顶。
       到了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要货真价实地锻炼自己。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所以，她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不要紧，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事后也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而且，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要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以见证一种奢侈的幸福。
        看到麦场上新打出的麦子，江青就要买麦子，也就买了五斤。陪同的大队书记王作山说：“我们今年麦子好，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江青听了，又要买半斤，还说：“挑大粒儿的，装在塑料口袋里，拿回去给主席看。”
       表演完了下地劳动，吃过午餐，江青还要午睡。她有言在先，说自己神经衰弱，睡眠时一向不能容忍任何声响。要让人不出声比较容易，可要让小靳庄的鸡不鸣狗不叫，确实有困难。江青发话了：“那就暂时委屈委屈鸡鸭狗吧。”她的意思是要把鸡鸭狗暂时圈起来。说圈就圈，干部社员雷厉风行，终于把这个中午弄成了一个死寂般的中午[⑧]。
       江青果然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午睡很好，江青正可以精神抖擞地召开批孔报告会[⑨]。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了社员手中，江青谦虚地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了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并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这里现在还男女同工不同酬，半边天不是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问得好，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
       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江青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做女皇制造舆论。所以，这一次在小靳庄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江青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大谈女权。郭淑敏的反问，再次给了江一个机会，她立即打断了郭的讲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非常露骨地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严重的时候，甚至市委书记解学恭的大名，她也要让它革命化。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最后改成了“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随意挑一个。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去掉了那倒霉的“瑞”字，名曰“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曰“王灭孔”。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就为她改名为“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按照江青的革命逻辑，命名即新生，所以，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即是给一切重新命名。这或许是咒语巫术的现代遗存，也是她所深恶痛绝的孔老二“正名”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像周克周、于芳、王先、魏文中、王灭孔，等等，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直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读了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自此转成文娱会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一干人被江青传呼进来，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浩亮他们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浩亮仍旧演李奶奶的儿子李玉和。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拿酒去！”紧接着拿了酒，面对浩亮，一副庄严而又深情的模样，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浩亮作一饮而尽状，同样深情而庄严地说：“谢谢妈！”然后唱《浑身是胆雄赳赳》。唱完了，江青故作神秘地问社员：“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接着把浩亮他们一一介绍给社员。社员见到了李玉和洪常青，身体里即刻有了幸福的暖流。江青又不失时机地说：“他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还假惺惺地恭维道：“别看样板戏是我搞的，但你们唱得比我好。”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戒紧跟在旁的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似乎真有无限的遗憾。
        三个月后，江青陪同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再次来到小靳庄。这位来自马尼拉的前美丽女王的中国之行，竟然为江青提供了又一次难得的显山露水的机会。9月20日，江青在北京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会见马科斯夫人。宾主谈笑甚欢，陪同会见的李先念副总理，只能在一旁一声不吭。随后的两天，江青热情洋溢地护送马科斯夫人又是看文化展览又是参观工厂。23日下午，江青自作主张，向马科斯夫人提出延长访问的请求，故意神秘兮兮地声称明天她“有个出奇的好主意”。马科斯夫人同意延期[⑩]。
这个所谓“出奇的好主意”，就是参观江青的小靳庄。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记述了江青的此次“政治之旅”：“江青驱车送她的客人访问她的点，即由农村变为文化节的小靳庄，以热烈庆祝胜利的凯旋使此行达到高潮”，“农民们为两位来访的夫人唱歌跳舞，表达他们政治上的好斗精神。在参观牲畜栏、玉米地和面粉磨坊时，江青向她的菲律宾客人扼要重述了她仲夏时节在天津一次讲话的主题”。江青向菲律宾前女王称颂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女王”，她问马科斯夫人是否知道中国的武则天，那可是一位“比男人还有力量”的女皇帝。又问她是否听说过汉朝的吕后，那可是位“封建时代伟大的女政治家”[11]。
       从仲夏到初秋，江青的两次小靳庄之行，使这个村庄在全国迅速窜红，也使天津成了“女皇的城市”。“女皇梦”做得正酣的江青，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像武则天那样，临朝改制，变换服色。在天津，她让人按照旧戏中武则天服装的样式，设计制作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是为“女皇服”。又指导服装设计人员翻阅史籍，参照旧戏舞台上和历朝贵族夫人、小姐服式，设计制作开襟领裙衣，是为“江青服”，并以此作为“国服”在全国妇女中强行推广[12]。当时游历过天津的韩素音回忆说：“几乎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至少一件同式样的浅色女装——宽松的裙子，V字领。这就是江青装，是由她本人设计的”，“所有的裁缝都接到指示，他们只能做这样的衣服，不准做其他式样的，中国的妇女都要穿这种衣服”[13]。




                                                          三、小靳庄成为江青的批邓基地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中国，也正处于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前夕。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早已再次被打倒，毛泽东亦是来日无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愈演愈烈。江青一伙经历了去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短暂压抑之后，此时正强烈反弹，他们对于最高权力的攫取，甚至已至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的地步。8月28日，正是地震后一个月，江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小靳庄。如果说前两次的批周公和当女皇还多少有些羞羞答答欲说还休，那么这一次迥然不同了，江青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小靳庄当作她批邓的基地。
     下午4时，江青一干人才抵达小靳庄[14]。江青果然是一副扬眉吐气的模样，见了社员就说：“可到家啦！”“整天看文件，把我憋坏了”，“到你们这里才幸福”。一个青年女社员在临建的房屋里流眼泪，江青见了有些扫兴，一问才知是激动的泪水。社员们走上前来，纷纷表达对首长的思念之情，并且盼望首长能多来小靳庄。江青说：“我也想你们。我来一次不容易，主席不批准，我是来不了的，我有我的难处。”
       江青照例要干些农活，这一次是传砖。早有各路记者在旁伺候，他们的镜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摄取了江青健康的劳动身影。刚传了几块砖，就有人来“干涉”江青，说是农活太累，首长理应为了革命而爱惜身体。如此“美意”，首长自然领受了。可江青讨了好，还要卖乖，两天后，在天津另一处“视察”时，江青抱怨说：“到小靳庄都管着我，不准我搬砖搬瓦，我的‘公公’、‘婆婆’太多。”[15]
随后来到抗震救灾战士的驻地，江青一副老爷派头，高声叫喊：“我还没有吃饭呐，我饿了，我还要吃药。”进了战士的帐篷，江命令解学恭立即解散围观的社员，然后吃了社员送来的玉米面饼和稀饭，然后在帐篷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江青睡好了就主持座谈会。还是在村里转悠的时候，江青见到业已改名为“王灭孔”的王孝岐，几乎又有了为他改名的冲动。此一时彼一时，彼时的“灭孔”，已经不合于此时的政治主题了，但王孝岐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政治敏感度，他在向首长报告“我叫王灭孔”的时候，很有几分骄傲，不料江青却不冷不热地说：“不仅要灭孔，还要灭邓”。“灭邓”正是江青此行的主题，所以，江青的座谈会其实就是批邓座谈会。已经是晚上8点了，小靳庄政治夜校前的场院里灯火通明，各路批邓人马早已汇集在这里，除了小靳庄的代表，还有司家庄和窦家桥两个生产大队的代表，他们正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并且翘首以待。
       首先发言的是小靳庄的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连长王杜。王杜他们去年年底就曾派人到北大、清华，从迟群、谢静宜那里秘密领受了旨意，小靳庄的大批判也就由批孔转入批邓。王杜率领社员卖力地写批邓诗，他当时的一首诗写道：“邓小平刮起翻案风/坏蛋们乘机想咬人/毛主席给咱冲天志/黑云压城城更稳”。就在昨天，迟群和谢静宜还来过小靳庄，送来了邓小平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现在在江青面前，王杜的批邓更是卖力。他控诉说，去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胡说小靳庄是国家拿钱喂肥的。江青急忙附和说：“邓小平讲我们是学小（小靳庄）不学大（大寨），小靳庄要什么给什么，我可什么也没有给，有人为证。”她指了指解学恭，解连忙点头称是。往下的情形基本就是像这样的一唱一和，许多时候，与其说是王杜在汇报，不如说是江青在主讲。王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小靳庄的日子不好过，我们都憋了一肚子气。江青就说：“邓小平在政治局斗了我两个月，何况你们呢？”王杜说，邓小平压我们，是我们的光荣。江青就说：“对！对！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敌人反对，那叫什么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压光荣。我天天挨骂，觉得光荣。”王杜讲到他们去年派人找了迟群和谢静宜，江青好像很生气，质问道：“你们忘了我啦！为什么不找我呀？”见王杜有些莫名其妙，江青又改口说：“找他们也可以嘛！我昨天派他们来，让他们问好。”王杜讨好地说，首长工作忙，当时就没有找。这下可引发了江青的无穷怨愤：“当时不敢找你们，不敢找天津，找你们就遭殃了。”她越说越气：“咱们是七、八、九，家家有，家家都受他的气！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毛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他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不过，江青仍然表示：“我不怕，跟他们斗，斗了两个多月。”
       王杜的情绪似乎被江青煽动起来了，他开始吹嘘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小靳庄如何顶妖风、战黑浪，与邓小平对着干。说至动情处，王杜说，那时候，我们更觉得斗争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言下之意是说，小靳庄多么地需要首长给他们送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啊！江青听懂了他的意思，说：“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了一条罪状。我送一点批林批孔的材料，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也是罪状。我是请示了主席才来的。你们的信，我给主席看了。”江青又立即为自己当时的“窝囊”找理由：“我有一段时间，不敢惹天津，不敢惹小靳庄。我为啥不找天津，我是跟主席学的。主席总批评我。我这个炮筒子，也要讲点策略。”
       小靳庄汇报完了，窦家桥的党支部副书记司福玉接着汇报。江青听说司福玉是侯隽的丈夫，就要他上前边来，让她“相相”。司福玉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汇报说，窦家桥以小靳庄为榜样，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江青评点说：“小靳庄受气了，名声太大，树大招风。”司福玉继续汇报批邓，也不过是些报刊上说过或王杜讲过的革命套话，但这些套话没说几句，又被江青打断了。这一次江青又扯上了主席，说主席很宽大，邓小平犯了那么大的罪，主席却对他宽大得不得了。说邓小平还一直拿着国家最高的薪水，“享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他是个大家庭，有二十几口人，住最好的房子。他和孩子在一起，天天见面”。最后，她反问道：“你说主席宽大不宽大？”解学恭在一旁应和：“留个反面教员嘛。”
       窦家桥汇报完了，司家庄的党支部副书记焦清芝接着汇报。著名知青邢燕子与焦清芝同村，邢燕子介绍说，焦清芝22岁，属马。江青很高兴她属马，说：“我属虎，能吃你们。”江青此行，很为自己的属相自豪，后来还问了一位下乡知青，也是属马，江青也说：“我属虎，担心我吃你们。”这可不全是首长的幽默，此时的江青大约真要有如猛虎下山了。藉文字游戏传情达意，应该说是江青惯于耍弄的一种“小聪明”，像“周克周”、“王灭孔”之类就不用说了，还可举出典型的几例，比如，1974年6月来津的那一次，庄则栋陪江青打乒乓球，刚打了两个好球，她就扬言：“周总理也是我的手下败将”[16]。就是这一次在天津，江青要战士叫她“老江”，战士不敢，江青说，就叫“大江”吧，“‘大江东去’嘛”[17]。另有一次，江青似乎是颇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18]
      焦清芝邀请江青这一次也能到司家庄看一看，江青却说：“小焦啊，小焦，你可真是个小焦，你不知道我这次来碰得焦头烂额呀！”居然也是文字游戏。焦清芝又代表司家庄全体干部社员感谢首长向邢燕子赠送草帽，说那顶南泥湾草帽不是一般的草帽，首长也不是赠给邢燕子一个人，它凝聚着首长对司家庄人民的革命情谊。江青好像并不领情，只是很严肃地纠正了她的一个错误，说草帽不是南泥湾时的，而是延安时的，是上山开荒用的。说到劳动开荒，江青兴奋起来，吹嘘自己当年如何冲破男同志的偏见，不让上山也上山，挖了窑洞，也挖了飞机洞，进城时手上留下六个老茧。江青越说越兴奋，又说自己这次来就特想劳动一下，特想向乡亲们学掰棒子。焦清芝信以为真，要邀请江青去司家庄掰棒子。江青无奈，夸张地拍了拍随身携带的挎包，说事情太多，有好多好多文件要处理。
       焦清芝继续汇报司家庄的批邓工作，讲到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顶住逆流，亲手为他们抄送材料，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原来，那次在大寨举行的会议上，江青要把小靳庄的所谓“新鲜经验”强行塞给大会，邓小平进行抵制，说小靳庄今不如昔，粮食产量甚至还赶不上解放初期。江青气急败坏，当场和邓顶牛。还有，大会期间的报纸刊发了江和邓的新闻照片，江的那张是江青正在大寨劳动，而邓的那张却是邓小平在大寨参观，这显然是江青操纵新闻媒体，有意与邓小平对着干。邓将这些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对江进行了批评。焦清芝的汇报，又一次勾起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此刻的江青，眼冒凶光，喋喋不休，历数邓小平的“罪行”：“他在主席那告我的状，说我乱插话”，“他斗我，跟在监狱里差不多，就差低头，揪辫子”，“他造我的谣，说我犯了错误，撤消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劳动改造，自杀了”。江青每有“我”字必指自己的鼻子，末了，她环顾会场，低声道：“涉及到政治局的话，不要往外宣传，我是拿你们当亲人啊！”
       批了邓，还得讲讲女权。大约也是事先精心安排的结果，小靳庄的一位下乡女知青被选来专讲男女同工同酬之类的女权问题，她讲得怎么样，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江青有话要讲。江青讲的话也是她反复讲的那几句话，什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什么女的负担太重，既有例假又生孩子，什么大男子主义要不得，不能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等等。不过，江青此次还是讲出了一些新意，她能将批邓和倡女权联系起来，将女人的受欺压归罪于邓小平。她说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时，有人在笑，她又说男的很简单，只有一个精虫，更多的人低头含羞。江青不管这些，接着说：“我在政治局讲这些话，有人还撇嘴呢！这都是受邓小平的影响。”终于将邓小平与女权扯上了关系。说到最后，江青图穷匕首见，道出了她在政治局真实的野心：“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四、小靳庄的“文化革命”







    江青三次来到小靳庄，既批周批邓又大捧女皇，实际上将这个小村庄业已变成炮制政治舆论的场所，最终为其权力斗争服务。当年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宝坻县委书记高建新曾控诉说：“从一九七四年六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叛徒江青曾先后三次窜到我县小靳庄，大搞阴谋活动，把小靳庄作为‘四人帮’的反党基地，借小靳庄贫下中农之口，说出他们要说的反党黑话，疯狂地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19]这个控诉尽管还存留有“文革”大批判语言的遗风，却也大抵道明了历史的真相。江青一伙的欲望，乃是“借小靳庄贫下中农之口”表达出来的，这正是他们的“阴谋”之所在。而“小靳庄贫下中农”，受宠若惊地获得了表达的权利，被人诱导着蹦蹦跳跳说说唱唱，因而他们的表达也就被赋予了特有的文化意味。
那些日子的小靳庄，锣鼓喧天，歌舞升平，每日皆是贫下中农的文化狂欢节。质朴无文的贫下中农迅速地变成文艺战士，乐在其中，同时也不胜其烦，但文化即是革命，他们也就乐于从事这样一场“文化革命”。
   江青宣布了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的点，不管解愿意与否，他都得按照江青的旨意来经营小靳庄。那个时代特有的“极左”氛围，加之官场人物很难消退的邀功心态，解学恭们基本上能很好地配合江青。1974年7月初，刚送走江青，解即返回小靳庄，并住了下来，一连住了八天。八天里，解领导的工作组总结了小靳庄的新经验，归结为以大办政治夜校为首的“八件新事”。总结材料写成后，解又向江青写信汇报，江自是十分欣赏，批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解学恭领旨，开始大力推广小靳庄经验，要求小靳庄周围的大队学习小靳庄，逐步小靳庄化。为此，解授意召开推广大会，让王作山介绍经验，自己也在会上吹捧小靳庄[20]。解还数十次对《天津日报》发指示、批材料，指令报社加强对小靳庄的报道。他规定，遇有重大政治事件，必须有小靳庄的反映；重要的综合报道，必须有小靳庄的报道，不放头条，也得放第二条；不仅上《天津日报》，还要上《人民日报》[21]。
    小靳庄的“八件新事”，很快又变成了“十件新事”，并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个“文化革命”的新经验，以《小靳庄十件新事》为题，果然上了《人民日报》。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经过短短几年的战斗，小靳庄思想文化阵地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那些封、资、修的黑货被打得落花流水，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威力”[22]。所谓“十件新事”依次是：办起了一所深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的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其中，政治夜校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发动机，许多“新事”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至于唱戏、赛诗、大批判，乃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拿手好戏。还有几件“新事”却是子虚乌有，如开办图书室、成立体育队，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移风易俗，破旧立新”里有著名的“十二姑娘退彩礼”，也是有人导演的结果[23]。
    作为“文化革命”发动机的小靳庄政治夜校，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事”。在一个全中国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年代，政治夜校肯定不会是稀罕之物，天津市乃至全国的许多生产大队早已举办。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恐怕主要“新”在它的过度“繁荣”。据载，小靳庄政治夜校创办于1971年8月，到1974年6月江青来到小靳庄，已有将近三年的历史[24]。此间，这个政治夜校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夜校没有大的不同，不过是广大贫下中农结合政治运动，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唱几段样板戏，学写几篇大批判文章，也编几个快板之类的文艺节目，或者再写几首用于大批判的“顺口溜”。但是，江青来过，事情起了变化，小靳庄政治夜校不得不在激进的方向上，一天胜似一天地“繁荣”起来。首先是群众参与度高，整个小靳庄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甚至几位70多岁的老人也坚持上夜校。其次是学习的强度大，每周三次，坚持不断，老年人和家务重的妇女还要额外补课。一篇题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集中宣传了小靳庄政治夜校的高度“繁荣”。据该文报道，三年来，小靳庄共有190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120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还培养了58名理论骨干，其中12人担任了夜校的教员。这支理论骨干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了十期大批判专栏，写出了1200多篇大批判文章。
   自然，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还在于它的过度的文艺性。正是在政治夜校的动员和组织下，小靳庄的一支贫下中农业余文艺宣传队宣告成立。这支宣传队和举国上下其他的宣传队一样，也是以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配合政治宣传，不同的是，小靳庄的文艺宣传队并不“业余”，它频繁出动，不管农忙农闲，也不顾场所，说演就演。当时的报道说，文艺宣传队带动了小靳庄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出现了许多“夫妻同唱一出戏，全家男女老少齐登台”的“生动景象”。报道还说，“不会唱几段样板戏，在小靳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贫下中农把演旧戏用的蟒袍马褂等统统拆掉，卖给社员做缝补用的布料，用收入的钱买来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学唱样板戏。据统计，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不少家庭人人能唱，一些老人也会唱，73岁高龄的老贫农魏文惠能唱七、八段。每次开会，干部带头，大家都唱。其他的时间和场所就更不用说了，“在小靳庄，地头、场上、饲养院、磨面房，从早到晚，到处都有人唱样板戏选段”[25]。
    在小靳庄，不会写诗，同样不光彩。也是干部写，社员写，男女老少都写。许多社员全家一起写，一位名叫于哲怀的贫下中农，一家七口，人人能诗，一家人还经常集在炕头上，互相修改润色。经常性写诗的贫下中农，全村高达100多人。据说不到一年的工夫内，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就能高产诗歌1000余首。“新天新地新时代/公社社员多豪迈/满手老茧拿起笔/大步登台赛诗来”，将写诗纳入竞赛机制，在革命性之外又赋予它娱乐性，这确实是满手老茧的小靳庄人的一大发明。赛诗会一般在田间地头或麦场上举行，竖起“小靳庄贫下中农赛诗会”的大牌子，把贫下中农分作两队人马，赛诗会即可开始。贫下中农或站立或席地而坐，都是一副豪迈的样子。待到正式开赛，更是雄纠纠气昂昂，心头有火，浑身是劲，你方吟罢我登场，赛诗场立即成了战场，正应了他们诗中所说的：“笔似五尺钢枪/墨似子弹上膛/万弹疾发射靶/齐向林孔开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的短短几个月，小靳庄的赛诗会就赛了六场，有170余人当场献诗，献出诗歌600多首[26]。
    小靳庄“文化革命”的过度“繁荣”，正是江青一伙直接操纵的结果。自1974年开始，江青亲自或派人给小靳庄送来九批材料，还不时派“梁效”写作班子到小靳庄讲课。甚至在小靳庄，常年活动着江青派来的两名特殊的“联络员”。两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可以自由参加村中党团组织的任何会议，但他们的行动却不向任何党组织汇报。江青插手后，小靳庄的“文化革命”先是吹法家，批大儒，捧女皇，在唐晓文的指导下编写《新三字经》。经迟群授意，这一批成果编成《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均于1974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总印数达150多万册。继而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早在1976年2月7日，江青一伙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透露清华大学点名攻击邓小平的消息，向天津交了底。2月26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在《人民日报》以头条发表，报道小靳庄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专开对头车”的事迹，一时间，小靳庄又被塑造成“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3月5日，解学恭亲临小靳庄，煽动说：“找到风源了吗？点名了吗？可以点名。”稍后，迟群、谢静宜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向王作山透风交底：“大官加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走资派”，“走资派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伙人的代表”，要“层层揪”。也就在此时，《小靳庄诗歌选》第二集火速编成出版，总共150多首诗里，直接或间接批邓的就有80余首。此间，话剧《红松堡》也正在小靳庄紧锣密鼓地炮制。这是一部《反击》式的“阴谋文艺”，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27]。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文化革命”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唯有如此，才能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体到小靳庄，在当时的宣传中，它的“文化革命”也共享“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不外乎说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乃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崭新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十件新事”的出现，给小靳庄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因而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几年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闯过了‘千斤关’”[28]。小靳庄的生产“奇迹”事实证明是一种虚构，江青在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也不过是借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贩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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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小靳庄大队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办好政治夜校》，载《小靳庄政治夜校办得好》，页21—22，人民出版社，1974。

[②] 解学恭：《愤怒批判大野心家江青多次窜来天津进行反党活动的滔天罪行》，中共天津市委第21次全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发言材料，1976年12月19日。

[③]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179，人民出版社，1998。

[④]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1974年19日晚。

[⑤] 同注（2）。

[⑥] 《三松堂自序》，页178—180。

[⑦] 高建新（中共宝坻县委书记）：《揭发批判解学恭同志利用小靳庄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效劳的严重错误》，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1978年7月。

[⑧] 江青第一次来小靳庄活动见侯隽：《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1976年11月。又见江青在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谈话，1974年6月22日。

[⑨] 江青主持批孔报告会的情形及插话，见江青在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谈话，1974年6月22日。

[⑩]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中译本改译作《江青正传》。参见中译本，页284—285，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11] 同注（10），页285—286。

[12] 白桦（天津市委宣传部）：《彻底清算解学恭同志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大造舆论的严重错误》，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1978年7月。又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页378，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13] 韩素音：《再生凤凰》，页2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4] 江青第三次来小靳庄的活动及讲话，见江青在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谈话，1976年8月28日。又见侯隽：《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高建新：《揭发批判解学恭同志利用小靳庄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效劳的严重错误》。

[15] 江青到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部队驻地时的谈话，1976年8月30日。

[16] 白桦：《彻底清算解学恭同志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大造舆论的严重错误》。

[17] 江青到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部队驻地时的谈话，1976年8月30日。

[18]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页51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9] 同注（7）。

[20] 同注（7）。

[21] 石坚（天津日报社）：《“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鼓吹手——揭发批判解学恭同志利用报纸为江青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严重错误》，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资料，1978年7月。

[22] 《小靳庄十件新事》，载《人民日报》1974年8月4日。

[23] 同注（7）。

[24] 《小靳庄的政治夜校》，载《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

[25] 同注22。

[26] 同注22。

[27] 江青操纵小靳庄，见高建新、白桦、解学恭揭批材料。

[28] 小靳庄大队党支部：《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顶风前进》，载《红旗》1976年第5期。



（原载《百年潮》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