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文革40周年國際研討會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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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及紐約皇后區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合辦的「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文化大革命 40周年國際研討會」，5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紐約舉行。60 多名海內外文革研究學者聚首一堂，探討文革歷史真相、爆發原因及其深遠影響。 [size=-6](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 40 周年。一個 40 年前在中國大地發生的人類歷史空前浩劫，40 年後的今天，仍然不能在中國公開紀念。儘管中國官方 1981 年正式否定文革，但至今不許公開探討文革的起因與真相，將文革列為不可碰觸的禁區，極力壓制民間自發紀念文革的活動。
    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文革研究出現一個「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怪現象──「文革發生在中國，文革學說在西方」。由於北京當局對反思文革採取越來越嚴密的控制，大陸文革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只能在海外發表，他們在自己的國家不能公開紀念文革，只好到海外來紀念。不過，據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宋永毅表示，在北京、武漢、河南等地，大陸學者近日紛紛以各種形式舉行紀念文革 40 周年的活動，可見民意不可違，人民不會忘記 10 年浩劫的歷史悲劇。
    這次在紐約舉行的文革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中國大陸及澳門的 40 多名文革研究學者提交論文及演講，其中 10 多名是現居中國大陸的學者，但八人未能成行，包括丁東 (原山西社會科學院教授 )及其妻子邢小群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教授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唯色 (西藏女作家 )、程光(大陸研究文革學者 )等。會議組織者之一、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指出，這些學者是因受到國家安全部門的阻撓未能成行，他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建立「和諧社會」的宗旨。
    數名大陸學者仍然排除干擾到紐約與席，他們是徐海亮、朱正、焦國標、高瑜及朱健國，較早時已應邀訪美的余傑、王怡和郭飛雄也出席了會議。與會者圍繞「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主題，展開三天討論。
    研討會 12 日在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藝術中心開幕，由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副校長兼教務長波德爾 (David Podell) 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在開幕式上致辭。13、14 日研討會移師紐約法拉盛喜來登大飯店及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繼續舉行，吸引不少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文革苦難的華人出席，從聽眾的年齡層來說，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令人產生「文革離年輕人有多遠」的疑問。
    來自四川的成都商學院教授王怡，是與會者中最年輕的一位講者。他出生於 1973 年，197 年四人幫垮台時，他年僅 3 歲，所以對文革毫無記憶，甚至對 1989 年事件的瞭解，也是來自他有機會到海外訪問後，從網際網路上搜索到許多有關屠殺的照片，當他看到中共坦克將活人輾成肉泥的照片後，雖然作為一名虔誠基督徒，「但在那一刻，我對共產黨的仇恨超過了對死難者的哀傷」。 六四六四
    他認為對文革要做到三點：追求真相、懺悔及和解，否則「文革永遠沒有結束」。
    王怡說，儘管文革爆發時他還沒出生，但他總覺得「文革發生時我是在場的」。他引用《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的話說，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就離真相、懺悔及和解有多遠，就離文革有多近」。
    與王怡同齡且同樣來自四川的自由作家余傑，則以「文革時代北大血與火的記憶」為題，談到年輕一代學子對文革知之不多，一些當年在文革犯過若干嚴重罪行的人，又不願意著力呈現這段歷史，「沒有多少人願意就自身的罪惡進行懺悔，儘管文革已經結束 30 年了」。
    余傑說，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每個人都搖身一變成了受害者，每個人都在激情澎湃地控訴四人幫，「而那些曾經施加暴力的人卻像一股青煙般消失了」。
    余傑在北大求學期間，很少有人提及文革時期北大這段血跡斑斑的歷史。有的年輕博士在課堂上用後現代、後殖民的時髦理論來闡釋文革樣板戲；更年輕的一代只關心超級女生和博客等，「他們對逝去的歷史沒有多少興趣。他們把文革這段歷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傳說，他們甚至不相信昔日有學長倒在血泊之中」。
    余傑指出，對歷史的規避、篡改，是又一次犯罪。這一罪行的惡劣，比起當年的罪行來，並無絲毫的遜色之處。「這無疑是一場悲劇，一場雙重的悲劇」。
    他說，恐怕全世界都沒有那所大學像北大一樣，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流過這麼多的血。北大短短一百年的歷史，似乎大半都是用鮮血寫成的。有的血流得光榮、流得驕傲，有的血卻流得冤枉、流得殘忍。在文革時代，北大流淌了無數鮮血。而且，「北大還把血痕向全國各地擴大，直到流淌成血的海洋；北大還把火焰向全國蔓延，直到燃燒成火的王國」。
    余傑認為，「毫無疑問，這是北大的恥辱，這是包括北大在內的所有參與文革的大學及大學中的教師和學生共同的恥辱。如果不承認這一恥辱並開始洗刷這一恥辱，它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他指出，在文革結束 30 周年的日子裏，對文革中的北大歷史展開觀察和研究，理應成為文革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余傑批評在有關文革時期的北大回憶錄中，「他人的苦難變得輕如鴻毛，人們往往喜歡描述自己被迫害的經歷，而難於對自己所犯的錯與罪反省。相對於戰後德國各大學對納粹時期的各種罪行的甄別、清理，北大的傷疤還遠遠沒有被揭開」。
    余傑指出，文革期間大量的檔案材料仍然處於被封存狀態。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出版了一本《北京大學記事》，這是一本相對詳盡的北大百年的編年史。這本書對那些特殊的歷史時段已經作了相當多遮掩，但從這段不完整的歷史敘述中，仍能發現北大文革時代的斑斑血跡。
    未能與會的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邢小群，在她的書面發言中，道出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她說：「離我們遠去的文革，不會輕易的退出人們的記憶，我們在拉開 40 年的距離後，應該更清楚看清文革，這就是我們要紀念文革 40 年的理由」。


文革研究的重要推手 宋永毅挖掘歷史真相
    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技術發展部主任宋永毅，是主辦「文革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的重要推手之一。
    宋永毅指出，今年是文革發動 40 周年，某些歷史真相並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越來越撲朔迷離，甚至在人們的記憶中面目全非。目前他對文革致力兩方面研究：一是挖掘歷史真相；二是澄清或恢復歷史記憶。
    針對目前海外的文革研究，宋永毅引用美國漢學界三句話來概括：一、對歷史學來說太年輕，因文革才過去 40 年，西方史學界比較願意研究先秦、老子等；二、作為政治學來說又太老，不如作中國鄉村研究、選舉、金融改革等更熱門，而且這些項目很容易獲得研究經費；三、作為社會學卻缺少必要信息，同時在統計一些數據上面臨很多困難，如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何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等？
    為搶救歷史檔案，1998 年，原職賓州迪金森學院圖書館員的宋永毅，與一批華人學者成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編委會，開始「里程碑式的圖書檔案工程」。宋永毅等人走遍了全世界的亞洲圖書館，並訪問很多私人收藏家，獲得很多珍貴資料。
    1999 年 8 月 7 日，宋永毅在北京收集文革材料時，被中國安全部門拘留。經過一段時間的監禁，同年 12 月 24 日，被以「向國外提供情報資料」的罪名正式逮捕，引起國際關注。中國政府在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國際媒體、國際圖書館協會及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後，於 2000 年 1 月 28 日將他無罪釋放。他從一位默默無聞的普通學者，成為名噪一時的新聞人物，隨後接連在專業領域獲獎。
    宋永毅去年獲美國圖書館協會頒發 2005 年度保羅•哈羅德「勇氣獎」。這是他繼獲「美國國家 21 世紀圖書館館員獎」後，獲得的第二個全國性榮譽。宋永毅自言因禍得福，北京當局讓他一夕成名。
    美國圖書館協會指出，宋永毅之所以得獎，是因他在圖書館專業領域的貢獻，具體表現在多年來堅持不懈研究中國文革，中國政府一直將文革列為禁區，學者們無法公開查閱和使用那段時期的歷史材料。
    該協會指出，宋永毅在整個牢獄之災中，捍衛了一個圖書館館員和信息學專業人員的專業精神和尊嚴。一如此獎評審委員會主席凱爾•布羅所言：「我們之所以把 2005 年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保羅•哈羅德『勇氣獎』授予宋永毅，是因為他直面中國執政者的巨大壓力和反對，忠實地記錄和保存了中國文革的真實歷史。直面這些壓力和反對，突出地表現在他為追求精神自由而經歷的牢獄之災，而宋的抗爭體現了該獎所倡導的「一種精神的質量，它可以使人堅毅地、不屈不撓地直面逆境、困難甚至危險……」
    2002 年，宋永毅等華人學者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編撰出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包括文革期間的最高指示、首長講話、中央文件、特別期刊、重要報刊社論和大字報等資料，共 3500 萬字，並陸續出版共 112 卷的《紅衛兵小報》，其中 60卷已出版，另 52 卷正在出版中。
    宋永毅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和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周原合著的英文版《文化大革命大辭典》，也即將問世。
    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
    宋永毅 5 月 13 日在文革 40 周年研討會上，發表題為《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的演講，觀點新穎獨特。
    宋永毅說，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殘忍的」。因為劉少奇是文革的受害者，並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中，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分，並強調他在六○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
    宋永毅指出，歷史的真相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身分，他們和迫害者的身分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
    他指出，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權位，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他說，回顧歷史，會遺憾地發現：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革作出他們各自的貢獻。頗具諷刺的是，其中要數文革最大的殉難者之一劉少奇的貢獻最大。事實上，文革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所為，劉少奇等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層重要領導人都是有份的，他們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
    因此，宋永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也就是集體犯罪的結果。
    宋永毅說，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人民不會忘記一個高壓下在北京舉行的文革研討會
    在文革 40 周年到來之際，儘管北京官方「嚴防死守」，不准公開出現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並阻撓大陸學者出席在美國紐約舉行的「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但在民間，無論是退休幹部、知識分子，還是眾多的文革過來人，都無法忘懷那場給整個中華民族及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浩劫，要求當局正視歷史悲劇。
    5 月 14 日，在紐約舉行的文革研討會進入最後一個環節討論時，與會的大陸學者徐海亮，在會上介紹了「 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召開的情況，這是一個不被官方認可的「地下」研討會，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陸人民不會忘記文革。
    徐海亮在會上宣讀了一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執筆介紹會議情況的簡報。據介紹，這個會議是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密雲水庫舉行，由北京學者郝建倡議，與崔衛平、丁東及徐友漁共同發起，目的是回顧、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進和深化對於文革的研究。
    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來自海外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美國歷史學家和瑞典文革史專家共 16 人，包括：郝建、崔衛平、徐友漁、丁東、唐少傑、吳迪、葉維麗、邢小群、陳家琪、何蜀、陳東林、沈邁克、魏光奇、趙誠、吳小龍，以及這次到紐約出席國際研討會的徐海亮，並有其他文革研究者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發言。
    研討會的特點之一是結合論文宣讀和專題討論，把重點放在有關文革的重大問題和學術界當前最關心的問題上，分為四個單元進行。第一單元由徐友漁和瑞典隆德大學教授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介紹海內外文革研究的情況。
    徐友漁在題為《中國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文中，概述了從1967 年至今，中國觀察家、評論家、學者、民間思想者、官方理論家等人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以及中國大陸幾家刊物在 10 年前開闢有關文革的討論受到打壓的情況，並介紹了今年海外有關西藏文革書籍的出版情況等。
    徐友漁特別指出，由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文革研究中發揮了重要基地的作用，同時由於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華人學者的長期努力，從 21 世紀初開始，基本改變了「文革發生在中國，但文革學在西方」的局面，中國人在文革研究方面開始占主流和主導地位。
    文革學在西方成冷門
    瑞典中國通沈邁克以在西方人中熟練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資料著稱。他與人合著的一本厚達 700 頁的文革史著作《毛的最後一場革命》，即將於今年 8 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沈邁克在會上介紹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機構、文革研究發展的幾個主要階段，研究資料的來源，包括當時大陸官方的宣傳品、各種群眾組織小報、對從廣東逃到香港的文革積極分子的採訪、駐華外交機構的報告等等。他指出，當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學者，但在毛澤東逝世之後，特別是中共三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文革的興趣急劇下降，轉而研究當代中國的其他各種社會問題，現在，文革學在西方已經成為冷門。
    歷史學家葉維麗的發言題目是《卞仲芸之死》，談的是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芸在文革中被該校學生毒打致死一事，芝加哥大學的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對此已有充分的調查和記錄。葉維麗文革時是師大女附中初三學生，她力圖把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發動」的概念來理解，並談到暴力在此階段的作用和意義。
    陳東林提交的論文是《文革與中國的政治改革》。他認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確的，但為什麼中國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而蘇聯卻沒有？他認為文革的發生是一個重要原因，它是毛澤東試圖改變中國模仿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一個嘗試，帶有探索和改革的意義，只是因為錯誤的手段而帶來極大的災難。
    第二單元的主題是評價文革的標準，首先由丁東作題為《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尺度》的發言，介紹相關背景。他說，在國內，評價尺度的變化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毛澤東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毛澤東的基本看法是：這次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第二個階段是以鄧小平的尺度為標準，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決議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在當時啟動了中國大陸反思文革的語境。
    不過，丁東指出，今天回頭看，鄧小平的尺度也存在幾個突出的問題：一、把毛澤東的責任歸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劉少奇和各級黨委按照反右模式領導運動整人的後果；四、不能正視黨內一部分高級幹部曾經在文革不同階段追隨毛澤東支持文革的事實。
    第三單元討論「兩個文革」說與對文革中造反派的評價，所謂兩個文革，除了指毛澤東發動、利用群眾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還有一個群眾趁亂爭取自己利益，爭取民主權利、甚至企圖改變現行制度的文革。
    徐友漁說，據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現居美國舊金山 )，他在 1981 年發表「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一文，提出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衝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
    徐友漁說，李鴻永、陳佩華、安德佳、駱思典、白霖等西方學者主張，研究文革不應集中或局限於中共領導人之間的路線鬥爭、政策分歧和權利鬥爭，還應該研究群眾的行為，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 (又名楊曦光 )、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衝突論」。
    他指出，在 1996 年紀念文革發動 30 周年的時候，「兩個文革」說的討論和爭論就十分熱烈，今年，同樣的爭論更激烈。劉國凱 (現居紐約 )在《北京之春》 2006 年 1 月號上發表《論人民文革》，其觀點引起很大爭議。
    出席北京研討會的學者基本上都不贊成「兩個文革」說。有人舉例，比如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裏面寫到的劉鳳翔，他的地位曾經很高，五○年代是湖南一家報紙的總編輯，被打成右派，他對這個體制可以說看得徹底清楚，他想從文化革命、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實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發動起來了，而且無產階級專政機器也砸爛了，就給人們留下了活動的餘地。他就聯絡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自覺地既要改變右派的命運，又要改變中國當時那種專制制度。
    第四單元的發言圍繞「文革研究的環境與方法論」進行。首先提出討論的問題是：如何看待三個時期，即文革前 17 年、文革 10 年和文革後到今天 28 年的關係？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從 17 年來看待 10年，他們否定 10 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為和 17 年對立，其實10 年必然從 17 年而來，17 年和 10 年的關係非常微妙，就是說文革怎麼爆發的，和 17 年的關係是什麼？再有就是從否定文革以後和改革開放以來的 28 年，實際上是文革所帶來的走向現代化對以前的一個反撥，這個 28 年和前面的兩個時期的關係非常有意思。
    第四單元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是口述史與文革研究的關係。與會者認為首先要注意的是搶救歷史資料的迫切性，40 年過去了，當年 10歲的中學生，現在已經 50 多歲；當時的中年人，現在已經 80、90歲，再不搶救，歷史就要被帶進棺材。但口述史的問題也很多：口述者的記憶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實程度受到懷疑。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
    從歷史的經驗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憶錄作比較很有意思，在當今大陸語境下，官方組織撰寫的高幹回憶錄，不論是否歸入正史，其價值往往低於口述史。有學者認為，儘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險，但不能棄而不用，達到信史，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國大陸的環境下，以認真態度整理出來的口述史，發表出來進入公共視野，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有總比無好，即使不準確、不到位，發表出來引起爭論，也可以推動文革研究。


文革40周年國際研討會 與會者名單及演講內容
    探討文革歷史真相和呼喚集體記憶的「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12 日至 14 日在紐約舉行，邀請數十名海內外文革研究學者與會。(紐約皇后區圖書館提供 )
    「文革 40 周年國際研討會」內容豐富，討論問題廣泛，出席者來自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中國大陸及澳門等地，由於人為因素，大陸一些文革研究學者雖然未能成行，仍然提交了書面發言或論文。
    大會組織者之一、美國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執行主任宋永毅指出，這次會議籌備歷時兩年，應邀與會者具有一定代表性，提交的論文內容無論深度、廣度前所未有。三天會議討論了文革研究的現狀與發展等問題，討論內容共分十個專題，出席者演講內容如下：
    一、文革研究的現狀與發展
    (主持人：吳國光)
    華新民 (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主編 )：關於「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研究述評；
    周原(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文革史料學的現狀和發展；
    朱正(中國當代史專家)：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梅振才(紐約詩詞社社長)：文革詩詞見證歷史；
    邢小群 (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教授 )：口述史與文革研究 (書面發言 )。
    二、多維視野下的文革
    (主持人：胡少華)
    蘇楊 (爾灣加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 )：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
    郭建(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毛澤東、阿爾杜塞和文化大革命；
    程映紅 (德拉瓦州立大學教授 )：意識形態和宇宙觀：毛澤東關於物理學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論述；
    司馬黛蘭（Deborah Sommer，賓州蓋茨堡學院教授 )：文革中的批孔運動和孔子形像的演變；
    夏明 (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政治學教授 )：文革期間的黑社會犯罪問題及文革後的錯覺。
    三、文革和世界
    (主持人：孫萬國)
    郭建(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文革、世界六??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論；
    程映紅(德拉瓦州立大學教授)：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
    胡承偉(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文化大革命和法國；
    程曉農(《當代中國》主編) ：中蘇文革比較。
    四、文革中的少數民族、宗教等問題
    （主持人：陳奎德)
    唯色 (西藏女作家 )：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 年尼木、邊壩事件(書面發言 )；
    程惕潔(澳門大學教授) ：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
    周明朗(迪金森大學東亞系教授)：文革中的少數民族政策；
    周澤浩 (賓州約克大學教授 )：被人遺忘了的 1967 年的反孔運動和宗教在文革中的角色；
    司馬黛蘭 (賓州蓋茨堡學院教授 )：文革中的批孔運動和孔子形像的演變。
    五、文革研究中引起爭議的一些問題
    (主持人：程惕潔)
    徐海亮 (中國大陸獨立文革研究者 )：武漢七·二○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和觀點；
    潘國平(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負責人)：也談造反派；
    程光 (中國大陸獨立文革研究者 )：1970 年廬山會議爆發的原因探討 (書面發言 )；
    丁凱文 (《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編輯、獨立文革研究者 )：比較林彪和周恩來；
    蘇楊(爾灣加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根據縣誌研究文革；
    劉國凱(紐約獨立文革研究者)：論人民的文革。
    六、複雜的歷史真相: 我們對文革到底知道多少?
    (主持人：程映紅)
    李振盛(原《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讓歷史告訴未來；
    宋永毅 (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教授 )：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
    孫萬國(澳洲莫納什大學教授)：華國鋒和文化大革命的終結；
    郭飛雄 (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和歷史學者 )：對林彪事件的不同視角及其深層意義。
    七、被扭曲了的集體記憶：我們汲取文革教訓了嗎？
    (主持人：吳國光)
    魏楚雄 (賓州薩斯歸漢納大學教授 )：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影響；
    陳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知識份子文革記憶的重塑；
    任不寐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三年文革與三百年文革；
    焦國標 (前北京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結束。
    八、文革和它的影響
    (主持人：周原)
    高瑜(中國大陸資深記者)：文革和高崗事件；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中國電影中的文革敘事(書面發言)；
    J羅文(自由撰稿人)：《出身論》事件和當前中國的維權運動；
    楊國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紅衛兵一代的認同轉變；
    丁東 (原山西社科院教授 )：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的文革記憶 (書面發言 )。
    九、被扭曲了的集體記憶：我們對文革到底記住了什麼?
    (主持人：何頻 )
    胡平(《北京之春》主編)：文革後30年的大陸毛澤東熱分析)；
    余傑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副會長 )： 北大文革血與火的記憶；
    王怡(成都商學院教授)：文革與89：以什麼方式結束；
    徐賁(加州聖瑪利亞大學教授)：懷舊物品和文革記憶。
    十、複雜的歷史真相: 我們對文革到底知道多少?
    (主持人：程曉農)
    丁抒(明尼蘇達州諾曼第學院教授)：葉劍英在文革初期；
    潘明嘯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 )：上山下鄉運動再研究：引起爭議的幾個問題；
    李劼(文學評論家)： 文革透視：毛氏家天下和黨天下之爭；
    陳奎德(《觀察》主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自由主義的萌芽；
    朱健國(深圳資深記者)：大陸文革博物館萌芽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提交論文未能與會的大陸學者：
    謝詠(山西《黃河》雜誌副主編 )：《朝霞》雜誌研究；
    何蜀 (重慶《紅岩春秋》副主編、文革研究者 )：論造反派；
    唐少傑 (清華大學教授 )：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關於毛澤東1968 年 7 月 28 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的述評；
    李遜 (上海市文革研究學者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與工人階級的實際地位；
    葉曙明(廣東獨立文革研究者)：廣州封閉《羊城晚報》事件始末。

    來源:世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