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逸：缅怀刘楚炤先生

bluesky

钟逸

某某兄：
来信收悉。我也在《海纳百川》网上看到了王方汉先生《缅怀刘楚炤先生》一文。不想我的一句玩笑话，竟被您捅到网上，惊扰了刘楚炤先生的在天之灵，我十分不安。在此，我想谈谈我所了解的刘楚炤 先生。
我1964年秋天考进武汉市一中初中，刘楚炤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记得开学报到那天，一中进门大厅前的布告栏里用红纸贴着初一各班新生的名单及各班班主任的姓名，初一（三）班的班主任是刘楚炤，新生大多不认识这个“炤”字，加上字写得比较潦草，有人猜测这个字是否读“炮”，于是，班上一些较顽皮的学生开始给刘老师起了个浑名“大炮”。
说刘老师是 “大炮”，未免太委屈他了，刘老师心细如发，精明绝顶。他教过我们不到两年的课，几十年后，他居然还记得我的某个耳朵听力较弱的这个特征。刘楚炤长我们班同学十一岁。文革前，他也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时师生关系较为融洽，刘老师不仅教书很在行（在此，我认为王方汉先生的记忆和评价都是很准确的），而且，他也很喜欢文体活动，他和方培元、彭浩然等老师乒乓球也打得较好，为此，他文革前兼任校乒乓球队的教练。当时，武汉市一中拥有蒋克伟（省青年冠军）、范正常（省青年第三名）、唐长安等乒乓高手，在湖北全省中学界打遍全省无敌手。九十年代末，他率武昌实验中学女子乒乓球队访问台湾，也是横扫宝岛无敌手。他喜欢美术，为此也曾影响他的弟子，我班后来也出了被全校称为“神童”的彭维俊（省总工会处长）、冯世礼、张小汉（鄂西报美编室主任）、王振华等美术天才。用现在的话说，刘老师在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这个岗位上，其行为表现是 “中规中矩”的。
尽管刘教师和我班同学年龄差距并不大，但刘老师和同学的交往并不深，班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尤其不喜欢刘 老师的势利眼。刘老师本人也出身不好，但他对班上的几位高干子弟格外关照、青睐。这些当时受歧视、受伤害的同学是很敏感的。文革开始后，刘老师未受到任何冲击，他很快沦为逍遥派，很少到班上来了。而他所在的那所中学成为造反派的大本营，绝大多数学生都积极投入了“反修、防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群众运动。我们班也成为全校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支队。从1969年开始，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就开始在一中老三届学生中清查、外调，一中老三届1200余人中大多数被整得死去活来，许多人招工招不上来，招生被禁止，以至许多人后来是以病残生的名义搞假病历“病转”回城的。
我没有家庭出身等问题的影响，在农村劳动表现也很好，曾经被评为“汉阳县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相当于今天的县劳模），要不是那数不清的外调、学习班、“五.一六”、“北、决、扬”的影响，我可能成为当年的金训华（上海知青）、邢燕子等知青学习的榜样。但我的大半生都未逃脱当权者及保守派对当年造反派的清算，算是跌跌撞撞地渡过了文化大革命退潮后的几十年。说来可笑，我文革中既没有打、砸、抢，我们都认为那是保守派“百万雄师”的专利。更没有当过一天的头头，哪怕是班上的小头头，当然就更扯不上“篡党夺权”了。我们最出格的言行不过是跟着毛泽东和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党的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的观点，说过一些当权者不喜欢听的话罢了。我和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谁也没有把自己命运的失意怪罪于班主任刘老师，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无怨无悔，何况刘老师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文革中干过什么，他凭什么去揭发我们？
1992年起，绝大多数基本走出文革泥潭的一中老三届同学开始同学聚会，这一发就不可收拾，我们班四十余人（还有十来个人联系不上）每年频频聚会，全校也搞了几次大的庆祝活动，如 1997年2月17日在武汉剧院的聚会就有两千多人，不仅邀请知青之友艺术团演出，还请来了副省长王少阶、副市长李昌禄等校友出席，省、市电视台和各大媒体也竞相报道。这些活动我们每次都邀请刘老师参加，他不仅十分乐意参加这些活动，还非常夸奖我们这些组织者。2001年“五.一”节学校当局出面承办 70周年校庆，我因回故乡祭祖扫墓未能参加，刘老师到会后未见到我，后来不停地连声叹息说“群龙无首，群龙无首！”我班同学也连续几年相约春节去省实验中学看望刘楚炤老师及师母。刘老师见了这些同学显得非常兴奋和活跃，他总是要求我们将自己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及时告诉他。我们这个文革前的男生班，已有联系的 40多名同学中，当局级干部的已有几人，当著名院校的院长、教授也有几人，当上处长、科长、厂长的更是数不胜数。刘老师以他有一班高足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就是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刘老师几次主动向我谈起：“文革中你们单位来外调，我写的全是好话。”这话，我当时虽不一定全信，但也未往深处去想。
师生聚会以后，因为刘 老师任省实验中学的副校长，一些同学找到我，希望通过我 和刘老师的密切关系帮忙解决其亲友上省实验的问题。碍于情面，我不得不引见过此事。刘教师大智若愚，饭照吃，酒照喝，原则也是坚持了的。无非是差分就要给钱，要对学校有所贡献。结果事未办成，一些同学私下又对我说：“什么刘校长，分明是刘经理！”我对这话不以为然。他可能有他的难处。
说他一点忙也不帮那也不是事实。2000年前后，我负责本单位参加局系统的乒乓球比赛工作，请他来当顾问、当指导。他非常热心，不仅多次前来观看训练、比赛、还为我单位找来枪手参赛，一直到打完比赛。
刘老师的住院、去世，我和数十位一中同学前去探视、吊唁。刘 老师生前多次对我们说：“你们同学要互相帮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记住了刘老师对我们的咛嘱。
刘老师去世后，王方汉先生认为“无法对证”的 刘老师亲笔证词不幸被我无意间得到。我得在和刘 老师相隔的另一个世界里窥见刘老师对我的评价，心情是不那么好受的。他用 “文革前表现一般”来概括我的两年初中生活，用“新一中革司胜利在望支队的骨干分子”和“1.24事件”（1969年一中一次最早的反复旧斗争）的主要参与者来概括我的文革表现，以官方的立场来讲并不算过份，我文革中干的事远远不止这些。令我诧异的是，处世圆滑的刘老师为了自保，完全可以说不了解某某人，而由专案组的老师去尽情发挥，他自己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管是道德的还是历史的）。如果后来在聚会时他意识到当年写的评语有可能影响到今天这些朋友的命运，他完全可以避而不谈历史的往事，只拣现在高兴的话题去谈，谁也不会去追究他当年为了表现积极跟着学校当局干过的错事，……
文化革命和刘楚炤 先生都离我们远去了，文革中以及文革后的是是非非也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以为作为人类永恒的万古不变的做人的道德和标准是不会因某些人和事的故去而不存于世的。
愿刘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钟逸

2007.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