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 第一期纪念王年一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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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何蜀

第一期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
第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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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发刊词

〖纪念文革研究先行者王年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专辑〗
一瓣心香
启之：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顾训中： 悼王年一师
乌扎拉•迪：从官方到民间——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王年一未刊稿
《王年一文集》自序
文化大革命可以研究的题目很多
昨日心迹
王年一书信选辑
资料存目
王年一主要作品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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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海外。”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大陆文革研究者的说法。这一说法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的成果在海外。”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尽在不言之中。
本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微薄努力。我们的目的是，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
本刊是自办的不定期、非赢利的电子刊物，将设如下栏目：
学术评论：研究性文章。
蓦然回首：回忆录或口述史。
史林一叶：有关史实的个案追记及剖析。
风云人物：对文革中各类风云人物及其文革后情况的介绍。
故纸堆：文革历史文献或传单、小报上的重要文章选载。
昨日心迹：文革中的日记、书信选载。
书评与序跋：有关文革题材的书籍的评论及序跋。
简讯：有关文革研究及相关信息的报道。
此外还将视稿件情况增设栏目。
本刊将传发给我们熟悉的文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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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启 之

得知王年一先生脑梗塞住院，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我的叔叔死于此，我的中学同学亦死于此。我跟几个朋友想去三○一看他，遭到其家人的严拒。9月13日，王先生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七十有五。
我1987年就认识王先生，他那时是国防大学教党史的教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想一边教文学，一边研究文革。王年一是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从我上门求教之日起，我们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或热或冷的交情。但是不管冷热，我都敬王先生为师，自诩其私淑弟子。王先生则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当面叫“老吴”，写信称“吴兄”。
我与王先生的交往，可以分成“热—冷—热”三阶段。前十二年是热，后五年冷，再后三年温度大幅度回升。“热”的岁月里，我是他家的常客，与他探讨各种问题。中国学者封锁、垄断资料的恶习，在他那里荡然无存——他不但无偿且主动地借我资料，而且还向我提供他的心得体会。可以想象，在视文革为禁区的氛围中，他的热情和无私，给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业余涉猎者多么大的温暖和鼓励。有一次，他告诉我，北大、社科院、中央党校和国防大学四个单位要成立文革研究所，中宣部长胡启立已经批准，我连夜跑到他家报名。他说我是第一个报名的，还说，来这个所的人都是学党史的，正需要我这个学中文的，他甚至连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负责一个文革研究和资料的专刊。“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梦想，但是并没有减弱他为我寻找出路的热情。机会终于来了——图们要写《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想找个青年人合作。王先生推荐我去。我一听书名就火了——“内人党”冤案是从“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来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是前门饭店会议决定的，这个决定是毛泽东批准的。康生虽然不是东西，但是他跟林彪、“四人帮”一样，与“内人党”冤案没什么关系。我当着王先生的面，狠狠地痛斥了这种迎合上意的作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举荐。王先生对我的不识抬举，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悦，反而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我有胆识、有原则、不趋时媚上。直至十几年后，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还念念不忘地表扬我“有文人的骨气”。九十年代初，我还参加了王先生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的编撰工作，负责撰写内蒙古的辞条，王先生对我称赞不己。后来，他给阎长贵先生写信，谈到国内埋没人才时，说我在国外会成为“名教授”，而他在国外只能成为“名教师”。其实，无论国内国外，要想在文革史上搞出名堂来都大不易，我认识的几个研究文革的，澳大利亚的阿尼塔•陈、瑞典的沈迈克或先或后都改了研究方向。文革发生在中国，以史做镜应该是中国人的事，指望外国人欣赏你打磨的镜子，难矣哉！往大了说，这是搞社科人文的共同困境——在国内受限制，在国外被忽视。
话说回来，人都爱听好话，王先生的谬奖和推重，使在孤寂中摸索的我跟他迅速亲近起来。虽然他的谦虚仁厚和奖掖后进足以让我们“打得火热”，但更吸引我的，是他勇于认错的作风。跟我一样，王先生是性情中人。我的学生对我的评语——天真幼稚，没有机心，没有城府，不会处世等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到王先生身上。性情中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们正在他家谈天说地，他的妻子插了一句什么话，一下子把他惹火了，他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那股蛮不讲理的横霸作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能有一拼。王夫人是天下最贤惠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直到他发完脾气，才悄悄地起身离屋。过了一会儿，我去洗手间，发现她躲到客厅的角落里偷偷地掉泪。我的“胆识”和“原则”再一次爆发出来，回屋关门，我对王先生正色道：“古人说，当庭训子，关门教妻。这后半句虽然有点封建夫权，但是人家封建夫权还知道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呢。您当着我的面训太太，也太伤人自尊了。再说，人家整天侍候您，没功劳也有苦劳，就算哪句话说的不妥，也不至于发那么大脾气呀！”王先生没说话，闷头抽烟。我自觉没趣，又呆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这时，他说话了：“老吴，你别走！”我看着他，他的神色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承认错误！”说着，他打开门，朝着客厅里大声说：“老吴批评我了，我错了，我给你道歉，老婆子，王年一同志请你原谅！”
此后不久，王先生得了脑血栓。我很有些感慨：敢于直面自己一丁点儿小错的性情中人，活在一个是非不分，且明知错了却死不认账的世道里，能不得脑血栓？
我们关系的由热而冷，是因为那本《文革大辞典》。1998年秋，我正在瑞典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客座。有一天，中心主任沈迈克拿着一封信兴冲冲地跑来找我：“嗨！好消息！英国一家出版公司要出一本文革辞典，咱们组织一个班子干吧！” 迈克是哈佛大学的汉学博士，欧洲著名的文革专家，他深知国内研究文革的难处，很为那本汇聚着五百多人的心血，数百万字的辞典出不来着急。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把国内出不来的《文革大辞典》译成英文在国外出。这样既可以帮老朋友王年一的忙，又可以在为东亚研究中心找个好项目。我的热情也被点燃了，马上给王先生写信，告诉他我们的计划，请他把书稿要回来，以便谈版权的问题。迈克的干劲冲天，又申请经费，又跟英国商量翻译事宜。我征得迈克的同意，从丹麦请来了一位精通中、英、德、丹诸种文字的哲学博士周一云女士，请她主持翻译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这东风左等右等，就是不来。我急得要死，又写信，又打长途，最后，王先生终于回话了：他要不回来书稿——作为中间人的书商狮子大张口，向出版方索要一大笔钱。
我不禁无名之火三千丈：这是什么主编呀！几百号人的心血，在国内一压就是七八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居然被一个小小的书商卡住了……
我们中间从此有了芥蒂。但是真正闹翻是在我回国之后。
王先生写了一本《文革杂谈》，联系了N家出版社，没人敢出。他的研究生说有办法，王先生满怀希望把手稿交给她，结果泥牛入海。王先生给她写信，不回；打电话，没人接。王先生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手稿都只有一份。万一弄丢了，损失就大了。我又气又急，一边抱怨这年头的人轻诺寡信，一边为如何要回手稿出谋划策。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这部稿子终于回到王先生手中。我不自量力又自报奋勇，帮他联系香港的出版公司。于是，王先生把书稿交给了我。
拿到书稿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一，在交给出版社之前，必须先把它变成电子版。也就是说，我得从简单劳动做起，先当录入员。第二，必须做一番整理编辑工作：删繁去重，选择篇目，确定目录，增加序跋。我放下手中的活儿，一篇一篇地读，边读边改。我正在此中摸爬滚打的时候，王先生来了信。我一看大惊——他要我在此书上署名！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敬谢不敏。王先生不依不饶，又来信，坚持让我署名，而且我的名字要署在他的前面。其口气不容置辩，简直是命令。我怒了，跳起来给他打电话：您这是命令主义，军阀作风！国民党军阀！王先生来信说，我说他军阀，说他国民党，他很伤心。我只好歉歉连声，好言相慰。
那时候，他正在为林彪着迷。他掌握了相当的证据，证明林的外逃完全是毛逼的。我对林彪并无好感，他在搞个人迷信，搞阶级斗争，推进军队的极左化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我能够完整地唱下来的可怜的几首歌里，排在第一的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但王先生敢于为林彪翻案，是他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大突破。我劝他写文章往国外投稿，并以多位国内作者为例，说明现在宽松了，只要是学术文章，不会找作者的麻烦。王先生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不敢，我怕，怕人家整我，怕坐监狱。我是病人，真坐了大狱，我这身体几天就死了。”说到这里，他拿烟的手颤抖起来，五官扭成一团——他哭了，老泪纵横。看着他那孩子般的抽咽，我的心里升腾起复杂的感觉，这里面有可怜，有悲伤，也有轻蔑。在我看来，既要追求真理，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真正的历史学家要有才学识胆。敢不敢说真话，就看你有没有胆量。“我不敢，我怕”，这算是什么历史学家？王先生在我的眼里又矮了一截。
此后不久。王先生说，他手里有些重要的文革资料，希望与我合作编一本《文革大事详记》。但是他的材料不宜拿出家门，只能我到他家去写，而他家又没电脑，商量的结果是，我先买一台手提。当时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正在福利分房，我要分到位于市中心的大房子，就得交出位于四环外的小房子，我对电影研究早就烦透了，从国外回来，就想辞职，合作编书的事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那天晚上，从王先生家归来，我激动万分，躺在床上，不顾妻子的困倦，大谈人生理想。又是辛稼轩的名句，又是蒲松龄的名对——从“男儿到死心如铁”到“三千越甲可吞吴……”我这厢念念有词，妻子那厢早已进入黑甜之乡。
在我放弃了福利房，买了手提电脑，就差辞职的时候，王先生却黑不提白不提了。我等得不耐烦，拎着手提，登门催问。往常我一进门，王先生总要在夫人的帮助下，挣扎着站起来，跟我握手。这回，他坐在沙发上，神情颓丧，只是示意我坐，然后就闷头抽烟。我把手提摆在他面前：“王老师，这是我买的手提。”他冷冷地瞅了一眼，好像和他无关。我点了一根烟，还没抽一口，啪！王先生一巴掌拍在沙发的扶手上，我吓了一跳。他声音嘶哑地吼道：“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让写，整天就是歌功颂德，搞他妈的假大空！”他怒目圆睁，肩膀抖动，嘴唇哆嗦，大鼻孔一煽一煽的，眼神变得陌生而冰冷，直直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些整天搞假大空的政宣干部。被他盯得发毛，我赶紧找话：“王老师，出什么事了？谁不让您写了？”王先生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长叹一声：“唉，不写了，不写了，写了也出不来！”
合作编书的事就这么黄了，我的大房子也没了。一位跟我很哥们的同事听说我放弃了福利房，不解地问我：“交出四环外的小房子，换个市中心的大房子，一把就是几十万呢！这好事你不干，不是傻B吗？”我有苦说不出，既不能找王先生算账，又不能跟人们解释。窝囊透了。
我的不满，王先生毫不知觉，仍旧给我写信（他很少打电话），仍旧请我去他家。我知道文革搞不成了，赶紧回过头来搞正业。我的正业是电影研究，这是官方控制最严酷的领域。新时期电影，八十年代尚有向现实主义回归之势，九十年代以降，银幕上几乎一无可观，要么是浅薄无聊的娱乐片，要么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有想法的导演冒死犯难搞违规电影，有想法的研究者著书撰文试图发出清醒的声音。然而，违规导演一再被黜，清醒的文字无法发表。在此语境之下，搞正业而似有较大空间的只有历史。而在电影史中，最能自由言说的就是外国电影。我译过几本英文书，英文的读、译尚可，在瑞典、法国又有些人脉，我琢磨，如果从瑞典电影史入手，进而扩展到欧洲电影史，在国内混个权威并非难事。但是，当我面对着瑞典使馆文化参赞送来的一大堆伯格曼的资料的时候，我改了主意——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为了一个区区博导教授而放弃初衷，让我瞧不起自己！何况思想专制和文化封闭造成的学术空白多多，也不缺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主儿。要搞电影史，就搞中国电影史，要搞中国电影史，就搞文革电影史。而文革电影又与十七年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我就从十七年搞起。
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埋头搞1949至1979年的《中国电影研究资料长编》，为写十七年电影史和文革电影史做准备。我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没时间理睬王先生；而王先生逢年过节照样给我写信问候，我接信后仅仅打个电话而已——我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在忙活了几年之后，我突然悲哀地发现，我的“曲线治学”几乎化成了泡影——殚精竭思写的电影史，因为提到了反右，写到了文革，就没地方出版，即使我自费出书也不行。我的两本思想随笔和批评传媒的集子，以及编写的电影评论集都无法问世。我编的电影研究资料虽然侥幸获准出版，但是辛苦搜集来的“阴谋电影”剧本和评论统统被砍掉，160万字的资料变成了120万字，四卷本变成了三卷本。我给研究中心打的“拉片报告”被驳回，主任告诉我，文革电影不宜研究。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就在我郁闷的时候，两位国安人士找到我的单位，跟单位头头历数我的种种莫须有的“罪状”：在出国讲学期间，与异议人士刘宾雁见面，向国外传递国内人权资料；六四前夕与朋友聚会，商量如何帮助在“风波”中受伤致残的人士。国安人士让头头转告我，如再乱说乱动，就将以“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法办。
从此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敢打电话，怕有监听；不敢发电子信，怕公安黑客；不敢在家里放文革材料，怕被不速之客搜出没收。不敢与国外的亲友联系，怕把他们当成美蒋特务、异议分子。恐惧是瘟疫，会传染，我的熟人朋友见到我时的微笑，不约而同地僵硬起来。某日，我到某知情者家，他竟让我把衣服脱掉，把鞋放在门口，然后才能进门——他怀疑我身上被安上了窃听器。那段时间，我成了自己的把关人，每做一件事，都要站在国安的立场上研究一番，它是否属于乱说乱动……
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我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他带着哭腔说的“我怕坐牢”，想起了我对他的腹诽。我突然意识到，我看不起一个半身瘫痪的老人，只能说明我的浅薄轻狂。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向我挥起铁拳，它只是朝我轻轻地吹了一口气，我就吓成了这副样子。作为党员、军人，王先生比我承受的压力更大，他的头上不但有党纪国法，还有军事法庭。他的同事不是因为在书中披露了邓小平永不翻案的检查，而成了阶下囚吗？
极权专制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恐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它吞噬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了社会道德，扼杀了创造精神；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御用文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恐惧也在移步换形，它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在光天化日下纵横驰骋，而是隐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你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当你一旦想说真话的时候，它才会现出原形，狞笑着抽紧你的神经。
然而，恐惧也使我对王先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主编、撰写了那么多有份量的书：《文革大事记》、《文革第一年》、《文革大辞典》、《文革杂谈》、《文革研究资料》……，没有一本问世。三卷本的《文革研究资料》已经装订出厂，却因为高文谦的举报而全部销毁。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想跟他要一套，他却无书可送，如果不是我送一套给他，他这位主编只能束手。我的书是心血，他的书同样是心血，我的书出版不了，我郁闷，他的书出版不了，会比我更郁闷。因为他老年体衰，来日无多。他非让我在他的书上署名，或许是因为出书心切吧？他在编书上的失信，肯定是受到了官方的警告。有关部门不是时常找他，以党纪国法相威胁吗？他不敢在国外发表文章，那只是一时的怯懦。这是正常的人性，我不是也不敢出版我的关于文革的书吗？然而，他毕竟是大写的人，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在与我谈话不久，他即掷老病之躯于虎口，以残瘫之手，著惊世之文，与何蜀先生合作，将“九一三”真相公诸于世。为了这篇文章，国防大学的组织部、保卫部多次找他谈话，禁止他写作。王先生怒极，四次以掌击桌，痛斥来人。此时此刻，他已经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恐惧。他豁出去了！他在去世前致阎长贵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个人得失不必计较，国家兴衰却不能不计较”。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
我们的关系从此由冷转热。
有人说，当今之中国颇类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人说，当今之中国仿佛举办奥运会前后民族主义澎湃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也有人说，当今之中国就好像回到了虚骄浮夸的晚清。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三段历史的共性——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放在当代中国身上，却贴切入微。
当权者以另类的历史想象来安慰自己，他们把当今中国比作盛唐，比做康乾之世，于是有了80多集的《贞观长歌》，有了“我想再活五百年”的乾隆宏愿。这种想象回避了盛唐之所以盛的原因，忘记了那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尽情挥洒的时代。这一想象屏蔽了康乾撒下的恢恢文网，隐匿了文字狱的凶残，掩盖了天朝上国在英使来访中暴露的无知和虚矫。而康乾盛世的伟大学术成果——经学和考据，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衰败与枯朽。中国落后于世界，正是从那时开始。
清醒之士是有的，160多年前，在升平之中最先感到大难将至的龚自珍告诉人们，这个盛世不过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1839年5月，在顽固派的打击下，龚自珍辞官南归。在离京的路上，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在中国历史上，“生不当门也被锄”的仁人志士不知凡几，他们并非体制外的挑战者，只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他们并非政治异议人士，只是学界的一份子。他们的“反骨”和不幸，全在于他们的所从事的专业和诚实守信的品格。他们的最大希望不过是以求真之学，补益于社会；以历史之失，警醒于当局。
是的，锄掉他们是容易的。只须一个文件，就足以让他们失语；只须一次谈话，就足以让他们的脑血管破裂；只须一个暗示，就足以让他们的儿女成为他们研究的绊脚石……。最后，只须一个“和谐社会”，就足以让他们在苦闷和孤寂之中死去——2007年9月13日晨八时四十分，王年一先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加入到那众多的他所敬佩的志士仁人的队伍之中。
希特勒锄掉了托马斯•曼，勃列日涅夫锄掉了索尔仁尼琴，清政府锄掉了龚自珍。香兰锄掉了还会长出来，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已经成为人类的不朽遗产。那些专制帝国呢？

北京
2007-10-20初稿
2007-10-27修改
2008-9-7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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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悼王年一师
顾训中

2007年9月14日的中午时分，国防大学林蕴晖教授给我发来短讯，告诉我：王年一教授已于昨天上午不幸逝世！因为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十分地震惊，不敢相信！因为，虽然分居两地，不能时时面聆教诲，却不时有些书信往来，还能在一些书报杂志、网络上读到他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近作，似乎他一直十分活跃于这一领域，也因此而受到诸多同道的尊重。并且，依他的年龄，还只七十有五，是时下老龄人中的小弟弟，远未到离开的时候。天不假年于好人，真是又一例证！
稍稍平静之后，翻出了历年来他给我写来的信件，重读收集于手边他的文章，细细品味他的文字，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我与王教员的相识，还是1980年代中叶的事。
1985年夏，从位于北京当时还称作解放军政治学院那里传来消息，这所全军最高学府之一将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这对我们这些部队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员来说，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尤其对我这样早想着通过考硕来摘去“工农兵学员”帽子、却苦于一次次无端失去机会、并已达考硕年龄极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经历了十分严格的考试，最后从来自全军各单位的600多考生中筛选出了27名学员，成了政治学院、也是半年后正式组建的国防大学的首届硕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
我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工作，自然就来到了党史研究生班。承担我们班主要教学任务的就是王年一教员所在的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的教员队伍十分整齐。之所以说“整齐”，是因为，在1980年代初开始的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这里有着分别对建党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深入研究、有着独到见解和著述、并在国内党史界得到公认的一支完整的教员队伍。这在当时其他院校、包括地方那些著名高等院校中，都是不多见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这届学员的幸运！王年一教员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教员是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早期发表的一些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成为文革结束后这一领域的开篇之作。他着力著作的那本《大动乱的年代》是得到国内外公认的文革史研究的代表之作，迄今仍得到业界的重视。
十分有意思的是，王教员与其他教员不同，开讲时并不是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或采用传统的系统讲授方式进行授课，而是十分独特地采用了答疑的方式。他要求我们预先阅读相关资料，然后在课堂上提问题，由他进行解答。他还鼓励我们这些初涉文革史的学员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起参与讨论。这一迥异的讨论式教学法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翻阅当年的课堂笔记，他的问题解答一如他的为人，也体现了那个时代开放的风气，可谓坦诚、简洁，既不回避问题，又以事实说话，绝不矫揉、夸张。其实，我们这些学员虽则多为部队院校现职的党史任课教员，也已有着长短不一的教龄，但囿于种种局限，尤其是由于文革研究存在许多禁区，无法接触一手资料，对于文革历史的了解还谈不上系统、深入，实在也提不出什么有深度的问题。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些顾虑，担心这样的方式会学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或许这正是王教员的高明之处。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十年历史作了官方结论，虽然比较过去的“两个凡是”已经解放不少，却也有了新的条条框框；还由于相关重要史料的不公开，许多当事人仍因种种原因而未能站出来公布真相，而作为文革重要一方的所谓“四人帮”及其同伙更是被剥夺了公开说话的机会，因而文革中的许多史实依然云遮雾障，一时确实无法说清，更无法在那样的场合系统地依照他个人的见解予以解说。
正是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对文革历史探究的浓烈兴趣。以我为例，来学习之前，我更有兴趣、也更有积累的并非是这一段历史。但经过这样开放式的探究、思考，再加上我们这一代人毕竟对其中的许多过程身历其境，因而产生了研究这段历史的强烈意愿，至今仍不能罢休！
在教学中，王教员没有系统讲授自己的见解，却为我们请来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文革历史研究多年并已有建树的苏采青、郑谦二位研究员，分别为我们讲授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国防大学两年的研究生学习，不只为我圆了硕士梦，更是开始了我一个新的学习研究里程，那就是，从王年一等教员身上学习的那种注重史料、不唯结论、勇于创见、超越自我的史家品格。说实话，在此之前，部队院校的党史教学往往只是照本宣科，按照既有的文件、结论，甚至是既有的统一授课提纲进行。所谓教学水平的提高，充其量只是依此基调、在方式方法上稍加讲究而已。但是，在当年国防大学那些党史教员们身上，我看到了史学教师应有的另一种风范。他们在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中，在史料缺乏、陈旧观点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研究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形下，努力开掘史料，像战士攻坚那样努力寻求突破口，发现一个个疑点、难点，依据史料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凡当年身处这一领域的人们都应该记得，对于当时依然十分封闭、滞后的党史研究而言，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震动着还刚刚有点思想解放气息的党史研究界。而与此相应的，这些识见的提出也往往伴着巨大的风险，不只会引起同道们的争论，还常常会受到一些来自上层的无端指责，甚至颇具文革遗风的那种上纲上线式批判。但是，这些教员们没有畏惧，更没有退缩，依旧不折不挠地探究着。如果有朝一日需要记录中共党史研究史的话，应该给当年国防大学那些党史教员们记上浓烈的一笔！
离开国防大学后，我们的师生情谊并没有结束，而又有了新的展开。
记得1987年秋，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受到了王年一教员编写《文化大革命辞典》的邀请。这是由他和时任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副主任的张天荣同志共同发起、并由他们组织了以北京为主、遍布全国各地的众多文革史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一项浩大工程。出于信任，他们要我负责上海地区条目的编写工作。这的确是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上海历来被称作文革的“重灾区”，也是所谓“四人帮”的发源地。要搞好这一工作，不只需要有对上海文革过程的通盘了解，需要有认真踏实的寻访调查功夫，还得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阻力。在此期间，我们间常有书信电话往还。在他们二位的指导帮助下，总算差强人意，如期完成了上海条目的编写工作。据说，这部辞典的全部容量达600万之巨，称得上是当时对文革全貌的最真实记录，十分有价值。然而，接下来的消息却不让人乐观了。因为，不久即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思想解放大潮嘎然而止，意识形态再次收紧，这类牵扯到“伤疤”的研究自然受到了干预。据说，解放军出版社连样张都已经出来了，但一直无法付印！还据说，王、张二位曾多方奔波，想尽种种方法，包括更改书名为《十年通鉴》，等等，终于无济于事，惨败告终！从此，这本浸透了全国诸多研究者、尤其是王年一、张天荣二位极大心血的《文化大革命辞典》，再也无法面世，直至今天！我相信，这一结局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憾事。我更相信，对于王年一教员而言，他心中的痛楚更是无人能够体味！毕竟，文革史的研究早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后来在翻阅《李慎之文集》时，看到了他老人家为这部《文化大革命辞典》写的一篇“序”，其中说道：“一个民族的历史不但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和记忆，也是一个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流血的智慧。我相信。”然而，现实与理念终究有着距离。对于文革这场全民流血的革命运动至今仍不能公正、公开地进行研究，那么，良知和智慧的取得必然还需漫长的过程！
之后的不久，听到了王年一教员不幸中风的消息，不知这与《辞典》一事的打击是否有关。有一年，我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在林蕴晖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一起去王教员居住的位于永定路26号的国防大学第二干休所看望他。或许是因为中风后还不久，尽管思维并无大碍，但说话终究有些不便。我们没有久留，便退了出来。
再之后，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年，听说他到上海他大儿子家来了。周末的一天，我转了好几辆车，来到了上海西北角北新泾他儿子家。遗憾的是，他和夫人已经离开回京了，没能见到。
毕业后尽管见面机会寥寥，但我们间还有书信往来，因此还算信息相通。也因此，当2005年年初我与一位同道决定着手编写上海文革史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写信向王教员通报情况，并希望能得到他的指点。意料之中的是，王教员立即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一如他的一贯作风，言简意赅，直截了当。他对此举大加赞赏，称赞这是“填补了空白”，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条条。要大胆地写，只要有事实根据，就不要怕！”“不要再自设禁区！”他还例举了一本他刚刚读到的文革书稿，极力称赞其“写得大胆泼辣”，希望我们也能如此。后来读王教员的文章，揣测可能就是指陈小雅写的《中国“牛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来了三封信，点评了已经出版的关于上海文革史的两部著作，即《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和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提示了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多次鼓励我们“定能写出佳作”，甚至还具体指点我如何联系出版问题。他在信中坦诚地表示：“我愿尽其所能协助你们。”他那一贯的提携后人的热情跃然纸上！
然而，遗憾的是，因了种种原因，我不得不退出了此书的写作。去年年初，我将这一决定写信报告了王教员。意料之中的是，他没有任何回复。我想，他内心一定因不解而十分地迷茫！也因此，尽管并非是我的主观原因，我仍然对王教员的热情期许抱着深深的愧疚！或许，这将成为我内心中一件永远的憾事！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王教员对文革研究的新成果，看到他思惟如此活跃，还一直以为他一切尚好，未有大碍。
今年上半年，我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408期上看到了他反驳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而写的《坚决反对“试错”论》一文。受其影响，我也动笔写了呼应他的文章《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希望能对文革研究中的这种非理性思维作一抨击。
然而，没想到的是，竟然如晴天霹雳般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王年一的过早去世给文革研究所带来的缺憾是无可弥补的！而且我以为，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得越来越清晰！
王年一教员生前曾毫不避讳地宣称，他十分崇敬林彪元帅，而他的逝世恰好是在“九一三”，36年前林彪和夫人、儿子等极其悲惨地死于非命的那个日子。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或许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他至死也在为这位他所敬仰的中共领导人没有得到公正评价而奔走！
我愿意相信。

2007年9月14～18日写于上海
2008年8月王年一师去世一周年前夕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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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从官方到民间
——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乌扎拉•迪

纪念某人，自然要纪念一个货真价实者。对着逝者的相片，发一通言，说些奉承话，用这些话树起一个连自己也陌生的偶像。这样的纪念我不干——既不去纪念别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烦别人纪念我，哪怕是我的儿女。因此，如果有人要打出“纪念当代司马迁——王年一先生”，“王年一是史学界的南董笔”一类的横幅，让大家顶礼膜拜。我就退场。
中国有个牢不可破的传统——阿谀死人。好像人一死了，就成了完人。费正清说慈禧的长指甲是最廉价的装饰品。他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最廉价的非物质遗产——谀墓文。有人说了，人都死了，说几句好话碍着谁了？我说，碍着王年一了，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实事求是，在自己身上都没兑现。
实事求是，知易行难。《红旗》改为《求是》二十年了，求是了吗？如果以求是之名，行红旗之实，跟官家一样为尊者讳，我们还研究文革干吗？
人无完人。要挑王年一的毛病，多了。比如对他太太的大男子主义。问题是，我们不是评好丈夫，而是说他的学术。
就是学术，我与王年一也时有分歧。比如，他认为是“经验不足”加“骄傲自满”，造成了文革前十年的左。认为“反右派确有必要”（《大动乱的年代》2005年版前言），还有，他光说林彪的冤情，不提林彪对个人崇拜的贡献（《林彪画传•序》）。等等。
王年一是学者，这没错，但学者的花样多了，有追随马列的，有拒绝马列的；有紧跟形势的，有死守书斋的；有郭沫若，也有陈寅恪。进一步说，王年一是史学家，这也没错，但史学家也有种种，有御用的，有坊间的；有犬儒的，有独立的，有张夏，也有黄宗羲。
那么，王年一算是什么学者，算是哪种史学家呢？有人说，王年一是正直的学者，是性情中人；是尊重史实，奖掖后进的史学家，这都不错，但没说到点上。以我之见，王年一是一个从“党文化”走向“自由化”的学者，是一位从官方走向民间的史学家。
前一点无须多说，后一条需要解释。史学从来都分官方和民间两种。某些犬儒派史学史学者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凡是社会动荡的时代，民间史学就要勃兴，如魏晋南北朝，如宋元之交、明清之际。而当社会太平稳定时，官方史学就兴盛。我对这门学问景仰得很，但是对这说法不敢恭维——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据说，这三十年是中国少有的太平盛世，是知识分子前所未遇的黄金时代。按此规律，在如此太平，如此黄金，如此和谐之世，民间史学绝无萌生之必要，即使偶尔萌生，也绝无发展之可能；即使发展，也绝对应该投奔官家，或者被官家收编招安了去。可，不，研究当代史的民间人士层出不穷，“延安学”、“五七年学”、“文革学”云蒸霞蔚。上头梦想一元统率多元，下头却关心多元什么时候取代一元。于是，刚刚小康的人们，谈论《红太阳怎样升起》，琢磨《新发现的毛泽东》，争购《晚年周恩来》，研读《吴法宪回忆录》，传阅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2006年民间召开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2007年，残存的右派们自发地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北大出版社把节本《梦系未名湖》扼杀在印刷机上，香港却将其全本推向市场。虽然图书审查制严格执行，民间的自印书却方兴未艾。从李慎之到哈维尔，从《我的右派经历》到《内蒙古挖肃实录》。南京大学敢为天下先，图书馆设专人搜集民间自印书……
看来，这规律也得改改。改成什么呢？犬儒学者心里明白：大凡专制高压松懈之时，必是民间学术兴盛之日。但他说出来的却是：“民间史学存在是个事实，但其发展空间太小，成不了气候。”怎奈这话不那么理直气壮——明末三大家活着的时候，或隐居田野，或伏处深山，或奔走南北，性命几乎不保，著述不见天日，不要说发展空间，就是生存空隙都罕有。可是，三百年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学说都成了显学，其著述从民间的自印书变成了官家的常销书，其人其学都成了大气候。
谁敢保证，今天的民间的自印书，不能成为明日主流学术中的显学呢？
谁能否认，官方学术是饭碗，随风而逝；民间学术是事业，天长地久？
八十年代中，王年一写《大动乱的年代》的时候，是很信奉《决议》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毛晚年的错误”是他著述的基本思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林彪事件’当时我已有一点认识，但不敢秉笔直书，只能曲折地模糊地表达。”这是他在文集自序中的夫子自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民间史学的板凳上。他的转变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大家熟知的，关于林彪一案的著述和思考。
搞党史的多了，研究文革的也多了，为什么王年一能够转变，而那些专家学者却不能呢？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他尊重史实，敢于独立思考。第二，绝弃专制，推动民主已经成为他新的信仰。请看他去世前一年向朋友的剖白： “‘难得糊涂’，很难做到。我的老战友、老同学中，没有一人做到。大家都是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溶入血液中。……我十分赞成杜光、于光远、胡绩伟、李锐几位老先生的共同宣言，要为民主而奋斗。我可以一切不闻不问，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还要闻、问，为民主作一点小贡献。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子孙……。”（见本刊《王年一书信选辑》，致阎长贵先生信）。
从“党文化”走向“自由化”，从官家走向民间中的“走”是行动，行动就需要胆量和勇气。“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极权靠恐惧维持，后极权靠犬儒运转。王年一以前也曾犬儒过——“思想上禁锢又很多，放不开，不敢乱想和乱写”，“不敢秉笔直书”（见本刊《王年一书信选辑》）。他的老病之躯有一万个理由，让他继续犬儒下去。但是，他没有，他打开了思想上的禁锢，大胆秉笔直书。“国防大学的组织部、保卫部多次找他谈话，禁止他写作。王先生怒极，四次以掌击桌，痛斥来人。”（见本刊启之：《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一文）由此，我们可以说，王年一在走向自由化，走向民间的同时，也从“犬儒”走向了战士。
王年一是路标，他指示着一个真正的史学家的必由之路。
王年一是证明，他证明了犬儒主义在理想、信仰面前的失败。
同时，王年一也是一名信使，他告诉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研究学术，书写历史的民间学人，他们活着，不再是散兵游勇；死了，不再是孤魂野鬼。而其无论生死，都将被《记忆》记住，并受到《记忆》读者的尊敬。

北京 枯柳园
8月31日初稿
9月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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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未刊稿】
《王年一文集》自序
王年一

（一）发表在这里的大部分是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并非是已公开发表的全部；也有小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这些文字，大部分与“文革”有关，小部分看起来与“文革”无关，但实际上是“文革”的远因和近因。
我与张天荣同志合作，编过《中国文革大辞典》，张天荣是主编，我是副主编。此书由徐向前元帅题写书名，由王首道老前辈写序，书已印好不能发行（出版者按规定送中宣部读审。中宣部转交中央党史研究室要求代审，党史研究室负责人认为，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已经讲过，“文革”大辞典不许出版发行，因而不用审了，此书压在党史研究室已有几年了。）张天荣还与我合作编过《中国改革大辞典》，张是主编，我和萧冬连是副主编，此书1992年1月由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以上三本书，都未收入《文集》。
（二）我在写作中，常与朋友合作。我爱好合作，因为我尝到了合作的甜头。我与朋友合作，常常感到朋友的高明和我自己水平的低下，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总是有限的，两个人或几个人合作，取长补短，相互切磋、琢磨，才能写出佳作。我的文章庶几可达到可读的程度，与合作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旧作，字数不少，发现有不少缺点，我也鼎力作了修正。任何作品，都是彼时彼地的产物，总要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联动”的错误，当时我就没有认识到；“林彪事件”，当时我已有一点认识，但不敢秉笔直书，只能曲折地模糊地表达。到了今天，有一些事我也不敢发表出来，因为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四）《文集》的出版，意在请求各方的指正。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研究“文革”。本来我的文化水平和中共党史水平就不高，思想上禁锢又很多，放不开，不敢乱想和乱写，所以文章的质量都不高。这二十几年来研究者蜂起，史料不断披露，佳作迭出，我拼命追赶而赶不上。虽说“敝帚自珍”，但我看看旧作，也自惭形秽。这次敢于发表，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改正错误。
（五）这个《文集》能与读者见面，全靠朋友们帮忙。郑仲兵、李宇锋、何蜀、吴迪、阎长贵、舒云等出钱出力，终于使我的文集能如期问世。受到朋友们春风雨露般的帮助，我常常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六）郎咸平先生2005年12月21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学生问他信仰什么，郎先生说他一生敬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郎先生介绍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在信中说他为千百万人的幸福而自觉自动地赴死。林与谭嗣同一样具有最高尚的情操，为了人民而甘当第一个。我誓以林觉民烈士为榜样和楷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2006年5月7日于北京西郊国防大学第二干休所

（这是作者生前为准备出版的文集所写的序。文集尚未编辑完成，作者即已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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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年一未刊稿】
文化大革命可以研究的题目很多
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在研究工作上虽然不能说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可以说有很大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判断，都需要科学地阐明；它没有说到的问题，也需要认真地研究。胡耀邦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有15件大事，这就是：批判《二月提纲》；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一月革命”；军队奉命支左；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揪所谓“叛徒”；揪所谓“军内一小撮”；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所谓“吐故纳新”；“一打三反”；清查所谓“五一六”；反所谓“复旧”、“右倾回潮”；所谓“批林批孔”。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3]这些大事，每一件都值得深入研究。围绕这些大事，我们又可以想出很多研究题目。有一些问题有人研究了，未必穷尽了真理；更多的问题还没有人研究，需要我们去开拓。
似乎应该特别注意地区性典型事件的专题调查和研究。许多地区性的典型事件弄清楚了，研究有了成果，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才有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史就有了条件。这类专题是很多的，例如：对某个大的造反组织的调查和研究；对某次大的武斗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对夺权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对“打倒一切”的调查和研究；对所谓“革命大批判”的调查和研究；对所谓“吐故纳新”的调查和研究；对所谓“群众专政”的调查和研究；对工农业生产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对抵制“左”倾错误的调查和研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调查和研究……本地区的同志调查、研究本地区的问题，总要方便一些。

（节选自作者写于1985年8月23日的《漫谈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稿。原稿未发表，后由舒云为作者编文集时整理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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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王年一书信选辑

1996年8月13日致何蜀
何蜀兄：
杂志和资料都收到了，很感谢。
您编的几篇有关“文革”的文章，我都读了，很好！
文献研究室来电话要我看看《周恩来年谱》的“文革”部分，我很高兴。可是几天了还未送来。
我投给《东方》一文，关于“文革”的，看来是采用了，可是所有关于“文革”的文章，都给新闻出版总署枪毙了，要杂志社另换一批稿件。我心中充满惆怅。
祝您一切都好！
王年一
1996.8.13.

1998年1月16日致何蜀
何蜀兄：
12日来信和稿件都收到了。
关于文章（注），你提出的一些想法我都同意，意见很好。我太冲动，正需要你遏制一下。文章我也以为很好，略有改动，就寄给韩钢（《百年潮》编委）了。韩钢是我的朋友，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好像是湖南人。
……
署名，我还是写了“何蜀、王年一”，理应如此。我与别人合作，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你这次出的力比我大，尤应如此。
1966年8月至1967年5月，我在《解放军报》的文艺评论组当编辑。该组与文化处同一支部，平日经常往来。据我所知，1966年秋冬至1967年春，军报副刊发表的一些旧体诗词，都是郭沫若写的，是他化名投给军报的。当日文化处收到他的稿件，还给我看过。那些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好，但都刊出了。
这次与你合作，我很愉快。
……
为了打发时间，我近来也写点乱七八糟的小文，投给报刊，最近写了两篇：《广告的误区》、《我为什么不敢出门》。完全为了自娱。
祝全家春节快乐！
王年一
1998.1.16..下午

注：指何蜀协助王年一写成的对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批评文章。此文在《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发表，题目为《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看法》。

1998年9月6日致何蜀
何蜀兄：
昨日下午收到9日信和大作。今日上午读大作，边读边写下了一些字，附上。
读了大作，我祝贺你又有了一新的成果。我佩服你的勤奋。我感到你有考证的专长……这一篇，很好，填补了空白。就整体而言，似可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太长了。
……
判陈希同，各方反应都不好。说：如果只有这些问题，陈可谓“清官”。（北京、杭州、上海、广州来的朋友都这样说。）
写“设国家主席”述评，要冒风险。……林彪案是一大冤案。我辈出头，难免要受到打击。但也可显示史学的威力。想到几个问题：
（一）“设国家主席”对不对？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不是反革命？
（三）林彪如有此野心，怎么办？
（四）从事后的处置来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
成立林彪丛书编委会一事，林豆豆已报告薄一波，报告我看过。
九届二中全会的背景是：军队势力膨胀，军人在革委会中都占据主要地位，毛不放心。
实际是“四人帮”组成的林彪专案组，能那么公平？周是组长，挂名而已。
毛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唯独对林彪是十分正确的？
林死后，毛对汪东兴说：“林彪帮了我们的大忙。”汪向政治局作了传达。——这是邱会作讲的。
谁改变二中全会议程的？是林还是毛？
……
安好！
王年一
1998.9.6.

2001年3月20日致何蜀
何蜀兄：
2月9日、3月12日的信都收到了。《红岩春秋》也收到了。迟复为歉。
迟复的原因，主要是我回答不了您提出的问题（注1）。……“文革”中揪秦，我印象颇深。（北农大就在我们高级军事学院附近。）
《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我选印了几十篇。王若水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注2），我以为讲得最好。比我尊重的胡绳要讲得好。还有一篇，高度评价了林彪，认为林是反对文革的第一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的主张，无出其右者。（它是通过高度评价“571工程纪要”来肯定林的，我认为具有卓见。）
我也像于光远一样，现在信奉“活命哲学”，把保护身体放在第一位。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吃蔬菜和肉食，而蔬菜有化肥和农药，肉食中又有不少有害于人体的物质。我没有办法不看电视，不能不看报纸，看了就心烦，可谓心情很不舒畅。此次全国人大，××的报告有350人反对或弃权，××的报告有390人反对或弃权，数字比去年为多，证明人民的不满。……总而言之，我的心情不好，颇不利于健康。
很想念您，为您祝福！
王年一
2001.3.20.

注1：文革中被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以“农口第一号大扒手”罪名揪出的中共中央农村政治部代理主任秦化龙，被周恩来宣布为“叛徒”，在1967年9月16日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农大东方红他们揭发了秦化龙的问题，他有一个叛党事情。他们听我的话，在一次斗争会上，没有让他上主席台。他们搞了以后，把（他）反党的确切证据拿了出来，告诉了我，我很高兴。……他们把秦化龙扭送到卫戍区，这样不就减少了扩大面了吗？”何蜀信中问王年一：秦化龙在文革后是否得到平反？
注2：王若水原文题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2002年8月3日致何蜀
何蜀兄：
读了您的关于王、关、戚的大作，十分兴奋。此文有理有据有文采……
刚才去参加了邱会作追悼会。到会者约有2000人，室内室外挤满了人。中央两案办公室，不许开追悼会，陕西省抵制了，说：你两案办公室并不是中央，邱会作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许开追悼会。我在会上见到了林豆豆和张聂尔（注）。如此大热天，这么多人到会，可见民心所向。
重庆也热，请您多休息！
王年一
2002.8.3.

注：张聂尔，女，部队作家，著有《风云“九一三”》等书。

2003年5月10日致何蜀
何蜀兄：
……
我在1996年在当代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注1），当代所当时印发了我的发言（发放的范围很小），兹寄上一份，请你批评。
北京闹SARS，我们的生活已很不正常。终日足不出户，颇不自在，电视剧倒看了不少。今日中午南京老朋友来电话，说他们那里也闹起来了。呜呼！中国这次吃亏不小，但愿重庆平安无事。
敬礼！
王年一
2003.5.10.
我发言时，汪东兴、邓力群、马洪在场。他们没有开口。我讲到最后‘老红军’时，哽咽难言。（注2）

注1：指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讲到：“在文革的背景下，林彪集团做过很多坏事，积怨甚多，但是把它定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似乎可以再议。”他还对文革中加到林彪头上的三大罪名（庐山会议上“抢班夺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反革命政变；“九一三”叛逃）都分别提出了质疑。
注2：王年一发言中说：“黄、吴、李、邱与林彪无非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四人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叛逃，为什么要定为‘反党’、‘反革命’呢？……上述几人，林、黄已死，吴、邱、李生活困难。我对这几位老红军，一洒同情之泪。”

2003年12月9日致何蜀
何蜀兄：
收到了您发来的两批材料，谢谢！
我又写了一篇，题曰《风刀霜剑紧相逼——毛、林交恶解析》（注1），已交陈昭兄，请他核定和修改。他打好后会发给你，再请你修改和发出。此文分这样几个部分：（一）林在文革中属于观潮派、逍遥派；（二）“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三）所谓“八月逆流”（姚文元在日记中说，毛认为林等在二中全会的表现为“八月逆流”；（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重点在第四部分。近读网上文章，发现我的一点观点，别人已说过了。
我个人对《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我对（于）对老宋（注2）和高文谦的批评，总的态度是不赞成。研究“文革”已很不容易，何必再自相讨伐？高文谦屡屡用“知情人说”，不得已也，因有《保密法》在，他何必自己撞上枪口？总有一天他要回国吧。我认为此书的最大缺点是对林不公平。至于对毛颇多贬抑之词，“太情绪化”，我也不同意。史家也有情感，为什么不能流露？我认为此书总的讲还是严肃的，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
我个人过去与高有点过节，他揭发了《文革研究资料》（注3）中收入了不少中央文件，致使此材料不得发行。高是向文献研究室告发的，文献又向中央告发。我看到过文献的负责人向中央告发的信。高当时正在编文革资料，是为文献编的，至今也未能出版。这些个人恩怨，我不计较。高是文献的接班人，因“六四”而觉醒，当然也当不成接班人了。在他之前，×××是接班人……
高、×二人均很聪明，有才，为人并不错。我对高、×二人并无恶感。高还会有新作。
……
我的一些老战友，因为我不断向他们吹风，所以改变了对林彪的看法。可见人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
我敬祝您、你们全家新年快乐，幸福平安。
网上出现了为文革叫好的文章。这是多年来淡化文革的恶果。另一方面，又有人在追究“国家罪错”（《当代中国研究》上也发表了关于“国家罪错”的文章）。
再见，握手！
王年一
2003.12.9.
收到信后不用来电话了。

注1：此稿后来分为《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和《“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两篇（王年一、何蜀、陈昭合作）在海外发表，均已收入明镜出版社《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注2：指在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
注3：指王年一主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名《“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全三册，1988年10月内部印行。

2004年1月25日致舒云
舒云女士：
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大著（注1），心情兴奋。写出读后感如下，供您参考。可能写得拉杂，请原谅。
（一）写这部著作很有必要。林彪是人还是鬼，应该让人们知道。写这样一部书，正人们的视听，恰当其时。估计只能在香港出版，国内出版不大可能。
（二）我对您的决心、毅力和勤奋表示钦佩。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努力，方成此卷。当前，在中国，正需要这样下苦功的著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应该是本书的宗旨。
（三）本书稿基础很好。但如要“传之后世”，还需要作大的努力。需要付出比写出书稿更大的努力。
（四）书名要改，因为现在的书名名不副实。建议改为《林彪•林彪集团•九一三事件（百问百答）》。
（五）还可以增加一些“问”，如：林彪有病吗？病得很重吗？“三国四方会议”是怎么一回事？吴法宪是庸才、大傻瓜吗？黄永胜的战功如何？怎么看邱会作的私生活？
（六）应该运用一切资料，写成“小百科”。特别要重视《毛泽东传（1949-1977年）》、《晚年周恩来》、《王力反思录》中提供的资料。王力说从1964年起，林（彪）就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王力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从未见过陈云和林彪。找到一条资料都不容易，要潜下心来读点书。
（七）本书最大缺点是没有说明材料的出处。注明出处特别重要。本书虽称问答，实为论战，要与各种邪说和偏见论战。如同打官司，要拿出证据来。可以说证据就是一切。实在不好注明出处者，可写：“据知情人说”、“据作者调查”。要搞得实实在在。
（八）大胆运用别人论著中的材料，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成为本书的特色。如讲“三国四方会议”，可大胆引用张聂尔书（注2）中的材料，讲林彪的病，可大胆引用张云生新著（注3）中的材料。讲“林彪是不是不看书，不读报”，可大胆引用李德文章（注4）中的材料。读者并不管材料是谁的，而只问回答的是否透彻。因此要旁征博引。
（九）网上的材料也可引用，但要鉴别。不可靠，不准确的材料宁可不用。
（十）写“百问百答”，这个点子很好。容量很大，可以畅所欲言。
（十一）不一定是“百问”，可以多一些，也可以少一些。有多少是多少。可以不用“百问百答”，而改成“问答”。
（十二）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有附图，证明飞机由北向南飞，很能说明问题。我意那附图可以引用，作为读者我很看重飞机由北向南飞（在南飞的途中失事）。
（十三）我建议您和××合作完成此书。
（十四）只要写得好，有可能在香港出版。香港书商要看书有无价值，有无读者群。要想出版，只有搞好。人生在世，能出一本好书，就很值得。
（十五）您、××、我，三人可以当面商量一次。要把此件事当作大事来办。
（十六）书稿我暂不退回。如要还上，请告我。
我在猴年春节期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阅读这本书稿。
恕我老病，只能提出以上几点。
再拜年！
敬礼！
王年一
2004年1月25日凌晨

注1：舒云著《林彪事件百问百答》（近九万字）未发表。在王年一鼓励下，舒云在此稿基础上另写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版）和《林彪画传》（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5月版）。
注2：张聂尔著《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注3：张云生、张丛堃著《“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
注4：李德《林彪读书见闻》，2000年6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林彪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后在网上流传。

2004年5月12日致何蜀
何蜀兄：
您在电话上问我最近想些什么。我的确想了一点问题，不妨写在下面：
我想写一篇《两个“文革”定义的比较》，一个，是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注1），一个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所下的定义（王力对叶永烈也讲过，《叶永烈采访手记》中有记载。《手记》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注2）
我想抓住两个问题做文章。胡乔木说“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江文在特别法庭上反驳江青的讲话，值得推敲。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王力的定义，最可贵之处是突出了“封建性”。可贵有二：一、文革确实充满了“封建性”；二、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才会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只有在极不民主的条件下，才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活动。
以上只是一点点想法，我还没有细想，先贡献给您。
……
我已写成《军队‘一•一三’事件目睹记》一文，几个亲人都不赞成我投出，我也怕惹事生非，也就束之高阁了。
敬礼！
王年一
5月12日

注1：指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注2：指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一书中的这段话：“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329页）

2004年7月26日致舒云
舒云女士：
……
想了一想，我想著文介绍您关于林彪手令的材料和观点（注1）。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突破，理应让党史界的同志知道。您的分析，还可以再加强一些。如果您首肯，请将关于“手令”的这一部分复印寄我，同时注明刊于《时代文学》哪一期（注2），并告我大作的题目。我拟写一篇《林彪研究的新突破——推介作家舒云的一个重要观点》，投《党史研究资料》。我是它的老作者，他们会重视拙作。
谢谢您的帮助！
敬礼！
王年一
7月26日上午

注1：手令，指文革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公布的所谓林彪有关“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舒云的主要观点是：（1）“手令”一直没有拿到公安部作司法鉴定，最后审理“两案”时是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鉴定的。“手令”是否林彪亲笔？林办有好几个人能模仿林彪的字，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也都练过。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曾见周宇驰苦练林彪签名；（2）“手令”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是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内容究竟是什么意思？林彪工作中口述命令时非常具体，而这个“手令”不仅含糊，还用了个“盼”字，更不像林彪一贯下命令的口气。在军界林彪从来没当过副职，下命令从来是死命令，从不说“盼”。“盼”有乞求、商量的意思，倒符合没当过主官的林立果的身份；（3）如果真是林彪“手令”，为什么掌握军中大权的黄、吴、李、邱都不知道？（4）江腾蛟在法庭上两次说他见过的“手令”与出示的这份被撕碎后拼起来的“手令”不一样，字体不像，他见过的“手令”字更草一些。林办秘书关光烈说林立果给他看的“手令”是横写的，胡萍看到的“手令”也是横写的，但中央公布的“手令”却是竖写的。“林彪手令”怎么会有横、竖两种？林彪会写两个“手令”吗？王年一为此所写的文章未能发表。
注2：《时代文学》在刊登舒云文章时已把有关“手令”的部分内容删去。王年一看到的是舒云《林彪事件百问百答》稿中关于“手令”的内容。

2005年3月5日致阎长贵
长贵先生：
久仰大名。今日得3月2日信，非常高兴。《中央首长讲话》之类的材料，我认为可信度较大，因为当时不敢造“中央首长”的谣。
我也渴望我们他日能够见面。
谢谢您的鼓励！
敬礼！
王年一
3月5日下午
我1992年得中风，此后有后遗症，手脚不便。所幸13年来没有复发（中风常复发，复发后病情加重），但行动仍然不便，不能趋前问候，请谅。

(注：随信附上2月5日致田晓青信复印件)
田晓青先生：
上午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就认真拜读了阎长贵先生的大作(注1)。
此文由小而大，由表及里，立论正确，观点与材料统一，佳作也。建议在《往事》上发表。
第7页第5-6行，说林彪用很大的心思和精力来经营个人在党内和军中的势力，我认为所说无据。
此文说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向毛推荐林为接班人，在别处我从未见到过此说（注2）。文中两次说到，请阎长贵先生再查对一下。
即此敬复。给郑先生、李先生和你拜年了，敬祝鸡年大吉，事业有成。
敬礼！
王年一
2月5日下午

注1：指阎长贵写的《“缔造”与“指挥”的风波》。此文发表在田晓青参与编辑的民间交流电子刊物《往事》上，后来又公开发表在《党史博览》上。
注2：周恩来的话出自1967年1月21日接见军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员时的讲话。参见《重审林彪罪案》一书附录《林彪文革大事记》相关内容，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908页。

2005年3月17日致阎长贵
长贵先生：
关于“公社”的大作（注）读过了。我认为写得极好。史实无讹，观点正确，教训深刻。
我我佩服你挖掘题材的本领。不少材料是人们都知道的，串联起来，成了佳作，总结出的教训尤为画龙点睛之笔。仍是“小中见大”。抨击文革，有力而准确，叫反对者讲不出话来。
我斗胆在文字上略加修饰，供您参考。
请您多写。此类文章，多了也可结为一集。
您开辟了文革研究的新天地，向您表示敬意。
敬礼！
王年一
3月17日上午

注：指《“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使用和废止的内情》（原稿），后公开发表在《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上（有删节）。

2005年5月26日致卜伟华
伟华兄：
文革发动40周年纪念，我不写一点东西也实在说不过去。《二十一世纪》和你又如此热情，我更要写一点东西（注1）。
初步打算写一篇《文革发动之谜——毛泽东要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大概年底前完稿。写得成写不成还很难说。我要重看好多书。要写就把它写好，承你关心，向你通报一下，我最近在读《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有人提出一个研究文革的好题目，他认为刘、邓在1966年的表现大可研究一番。依他们的主张，1966年又是一次“反右”，我认为言之有理，但我自己没有力量做这个研究了。刘、邓的思维还（是）老思维，1957年的思维。
形势变化太快了，我已不大适应。我老而病，只能慢慢干活了。
敬礼
王年一
5月26日
问候张化、郑谦二同志！（注2）

注1：为纪念文革40周年，《二十一世纪》杂志约卜伟华写篇文章，同时请卜帮他们向王年一约稿。王年一答应并已开始准备写稿。后国防大学传达了一个总政治部的规定：所有军人不得擅自在境外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王遂停止了写作。后来仍在《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发表了由舒云帮助整理的旧稿《“文革”漫谈》。
注2：张化、郑谦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2005年6月1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
5月30日信敬悉。
如此讨论问题，我是极欢迎的。
……
江青并非一无是处。她是一个被权力腐蚀了的人，是一个性格被歪曲了的人。她说她是毛的忠实走狗——说得不错。她有才干。“样板戏”不宜完全否定。……江的仿毛字体，写得很不错。此人狠毒，环境使然也。不要脱离那个时代、不要脱离那个环境来评论她。好像李银桥说过，她在解放前还不错，对毛也好；起大变化的是在解放以后。李的话值得玩味。当然，江青远远说不上“伟人”，她是一个小丑，是一个“得志便猖狂”的人。为什么毛培养了这样一个人？江的私德不好……
何方的《中共党史笔记》颇可一读。网上文章洋洋二十八讲，每讲都很精彩。听说香港要出版。正式名称是《党史学习笔记》。何方曾任张闻天的秘书(注)，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过，也曾在外交部研究部门工作过。他经历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似乎意见很大。
你也不年轻了。不必费时费事来看我，我们有空时可以笔谈——不受时空限制。
……
敬礼!
王年一
6月1日

注：据何方本人讲，他在张闻天身边和手下工作九年，但不是张闻天的秘书，没有这个名义。

2005年10月15日致阎长贵
老阎：
14日信敬悉。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大作已拜读，写得很好。我想说明三点：（1）我的朋友何蜀也写过一篇“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估计在网上发表了。当时我的印象是写得很好。（刚才，我的老伴找这篇文章，找了半个小时，没有找到，我的老伴现在还在找，未必能够找到。以后找到了，当寄上供参考。何写得很细，很系统。老伴报告，没有找到，我要她不要找了，以后再说。）（2）我亲眼看过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康生在“七二○”事件中在北京请示过在外地的毛，可不可以用“揪军内一小撮”一语，毛说可以，康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叶群、江青等人。（因特殊机缘，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让我看了这个档案。当时《红旗》、《人民日报》用此语，有所据。）（3）王关戚是替罪羊，但从各种出版物看来，似与此事无关。《红旗》八一社论也与王、关、戚关系不大。我估计与陈伯达也无关。——以上想法，仅供参考。手上事多，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考虑。毛后来看到到处揪军队首长危险太大，又制止了这一提法。这是毛出尔反尔的一例。对王力，主要是对他的“八七”讲话不满。（王确有大有问题的“八七”谈话）
……
关于江青，我还有一些想法：她出生（身）贫寒，年轻时还是奋斗向上的，她到延安，不可否认是进步之举，她在上海“失足”，是无心之过。她对老人家，显然有过不少的关心和照顾。她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因此养成了她暴戾的性格（她心中有太多的怨恨，她受过几个男人的欺侮，她要报复，她有变态心理，她怕人害她，疑神疑鬼。她也有近人情的一面，如她同意了李讷晚年的婚姻，她自知不容于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断然了却自己的生命。据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江青要李讷要回毛的书籍等物，李讷因要过而未得批准，所以对江青很反感，不久，江死去。——这是住府右街的胡乔木的一位亲戚告诉我的。我觉得研究江的空间很大。总有一天，人们的情绪化可以大大减少。）
……
我对有你这么一位朋友十分高兴。我很乐意与你谈论。
敬礼！
王年一
10月15日下午
草草不恭，敬请原宥。

2005年11月5日致阎长贵
老阎：
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特别高兴。昨天收到你1日信，也是如此。
我不需要你“及时复信”，晚一点也不要紧，请勿介意。
……
毛抛出王力，确实出于形势所逼。形势约有如下几点：
（一）王力不仅要打倒陈毅，还号召夺权。1967年8月7日以后，中央一些部委也夺权了（以前不许夺中央的权，是周宣布的），造成危机的形势，周势必要向毛报告。
（二）毛狼狈离开武汉，很不高兴。毛是坐普通的轿车离开武汉的。毛在解放后不愿意坐飞机，这次不得不坐飞机到上海。毛有受制于人的感觉。
（三）毛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武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和“群众专政”。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
毛弄清了陈再道没有害他之心，所以放过了陈。
王力的问题涉及全面，毛不能不抓一抓。
“武装左派”等，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舒云有见识，很努力，是一位多产作家，我很仰慕她。她说《中国“牛仔”》的下卷很好，果然如此。我与她有不多的交往。我们两家离得太远了。
何蜀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为人很好，很讲友谊。他是一位写家。可惜他不在北京……你们交往了，我很高兴。
《中国“牛仔”》下卷写得真好。
附上一份资料，供参考。
敬礼！
王年一
11月5日上午
毛到武汉是要示范解决武汉问题的，结果大败而逃。

2005年11月20日致舒云
舒云：
17日信敬悉。这封信来得真好，它触发了我的一个动机：求你与我合作写一篇文章，署名：“舒云、王年一”。
……
为纪念文革发动40周年，几个月前，我写出了《毛泽东想当世界人民领袖——文革发动40周祭》的第一稿，……上面“不许”的文件来了，我断然决定不写了，……
我的第一稿围绕毛想当“千古一帝”写，广泛吸收各家论点和材料，……这里我插一段别的话：在写作方面，我有两点主张：一是充分运用别人研究成果，这在信息时代尤为重要，……二是我赞成受过批判的胡适的观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认为这是科学的方法。
……我又想到了一个题目《毛为何发动文革？》，我认为这是一个谜。想来想去，我想起了一点点，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我请求你合作的就是这一篇。如能写成，发给×××。我们以文会友，也不枉我们是文革研究者。文章好坏，自由别人评说。老宋在我家坐过两小时，他被捕后没有吐出这件事，免了我的牢狱之灾（注1）。我对他心存感激。坐牢不算什么，有病的老头子坐牢就要命了。
求你合作，当然因为你在各方面都有极好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你想干，你身上有活力。我出点子，你动笔。只合作这一篇，将来的事以后再说。……
在1966年或1967年，江青在红卫兵中掀起一场大讨论：批50天还是批17年（见《红卫兵讲话集》），“批17年”，令人触目惊心。
王力记下了毛在1966年12月26日（毛的生日）那一天毛对王力等人说的私房话（林、周、刘、邓均不在场），要旨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要以新代旧。王力也记下了毛的“剥笋”的指示。
毛老了，他想后事了。
毛在1966年12月26日的讲话中说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现在才有的，建国后就开始了。报上公布过这一条语录。毛要算旧账。毛是一个记仇的人，死不认错而刚愎自用的人。毛要以文革这一“俊”遮百丑。
刘对毛讲过：“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以很大刺激。（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开始考虑将来历史书上怎么写他了。他是对此很计较的人。他先发制人，率先否定17年。又表示他的高明。
我以为，毛要通过文革，把他17年中领导的错误统统推给刘少奇，让他当替罪羊，一如他要把文革的错误推给林彪，让林当替罪羊。
刘、邓50天的错误，是毛设下的陷阱。他放手让年轻人造反，又在之后工作组问题上含含糊糊，诱使刘、邓上当。刘去南方请毛回来，毛也不回来。毛以别人犯错误为乐，又喜欢别人检讨，毛是一位奸雄，心理阴暗得很。他不讳言他是秦始皇、曹操。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议出《刘少奇传》，就有坏心了，要把刘放在火上烤。不料，刘并未忘乎所以，很谨慎。毛计落空。王光美出国，江青要她如何打扮，存心要害王光美。刘的一家和睦，也为毛、江不容。
毛的“走资本主义路线”、“走资派”，都是他的害人的工具。连胡乔木都讲过，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人为的阶级斗争”。任意给别人戴各种帽子，是毛的习惯，是从延安带下来的习惯。
毛要通过“文革”，清算建国后反对过他的人，全盘肯定他自己，为自己树立纪念碑。
江青迫害刘少奇，从根本上说，是毛造成了形势和条件。
……
“九大”不宣布文革结束，因为还有重要的事没有做完。“九大”以后，两报一刊经常出现大块文章，论点遍及各条战线（农业、工业、新闻、轻工业等等）上的“两条路线斗争”，重塑历史，都是“大批判组”写的，写了也不负责任。
军队在文革中坐大，（三支两军、革委会、军委办事组、军代表）本是毛一手造成的，毛又不放心，因而设计整林，林不服，出走，林以他的死粉碎了文革，打击了毛。
下面再说别的事：
那天我们在一起聊天，我很愉快，不累。我极喜爱与知友聊天。
陈伯达一案是大冤案。陈晓农（注2）已讲清楚了。
我现在还处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阶段，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第一境界。
我的零碎的思想片断：
毛十二万分地重视文革。有三事可证：（一）毛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开头，印出时用了黑体字。这段话中有“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一语。这是讲文革的评价，无法再高。（二）《王力反思录》中记载：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对王力等人说：“文化革命要搞到底，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毛以生命作赌注了！（三）众所周知，毛讲过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文革即其中之一。毛以他的绝对权威，表明了文革的极端重要性，要人们拥护。
毛一反自己的“区分西安和延安”的思想，从1963年起，不断否定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成就，在文艺、体育、工农业生产，干部队伍、中央状况等方面都有否定乃至全盘否定的言论，共和国的缔造者贬损共和国的成就，岂不怪异？不知你要怎么写。对你的大作，我以先睹为快。
……
香港《开放》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说我“歪着脖子挺毛”，为毛的个人专断辩护。我写了一小文应对，……
这信写了一个多小时，就此搁笔。
请你慢慢想一想，不忙答复我，我当然继续考虑。
……
同您谈谈，很高兴！
安好！
王年一
11月20日

注1：老宋，指在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1999年7月，宋永毅借暑假之机返回中国大陆搜集文革资料（文革时期的小报、传单等公开出版物），其间曾到王年一家拜访晤谈。8月初，宋与夫人离境返美前被人举报“为境外收买非法提供情报”，被有关部门逮捕。宋在国内拜访过的文革研究学者均遭有关部门询问、调查。王年一因有军人身份，若涉及此罪名会遭到更严厉的处理，因此在宋获无罪释放前一直深怀忧虑。
注2：陈晓农，陈伯达之子，编著有《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2006年由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005年11月22日致舒云
舒云女士：
……
我当然还在考虑那篇文章（注）。我回忆中文革时期的许多“大批判组”写的文章，都是以“批判”的名义实际上重写历史。一切功劳归于毛，一切过错归于刘。这些文章，不少还要再看看。这些文章，好像是康生、陈伯达在1967年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定的调子。
在文革中，刘少奇必死无疑，他不会有更好的命运。死得那么惨，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头子。
在文革前夕，是不是毛没有权了？似乎不是，至少还有军权，他还可以指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还亲自主持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毛是说假话不脸红的人。
我（党）与苏联十年论战失败，促使毛另生一计，他要以创立新社会的极其辉煌的成就来掩盖过去的一切错误，他要使世人信服他。
毛确定想当世界革命的导师。在中国，他要“君师合一”。林彪在公开讲话中说过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毛的失误，在于他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世界潮流。
毛对三面红旗的失败是不认账的，不服气的，他要以实际行动为三面红旗平反。整吴晗、整“三家村”，都是具体表现。《王力反思录》中有一节：《文革的理论与公社的理论是一致的》。
毛在文革中故意使用一些含混的概念，如“新”、“旧”，以迷人眼目。
胡乔木说过，革命者总是想革命早点成功。以为毛的急功近利解脱。毛的问题不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而是南辕北辙。
毛以更大的错误来掩盖过去的一切错误。他要算一个总账，否定一切反对过他的人（刘、邓、彭、周、陈云、薄一波），所以他不惜倾家荡产，不惜把中国人民推入血泊。有大利益在焉。
毛的目的不能公开，所以文革中充满隐秘。毛必须得用江青，他可以容忍江青玩弄面首。
周在弥留时与邓颖超相对无语，因为他知道很多实情，不能讲，也不能对夫人讲。周为何痛哭？因为他痛恨自己，愧对民心，对共产主义事业也失望了。
我们要拿出一个初稿来，先在《××》上发表，请大家多提意见，……
只要有空，我再想。也请你想想。想明白了，写就不难。
你的文章，很多了，我建议汇集成集，在香港出版。……
祝你一切都好！
敬礼！
王年一
11月22日下午
注：指王年一、阎长贵、舒云商量合著一篇反思文革的文章《破解“文化大革命”发动之谜》。文章写了三稿，但因各种原因未最终完成。

2005年12月22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
12月19日信敬悉。
……
“九大”政治报告是一个重要文献，它对毛的一切都作了肯定。此报告经毛多次修改。
林彪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的讲话，由陈伯达写定，经毛审阅，集中地反映了毛当时的想法。这是“打倒一切”的讲话，而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把“打倒一切”扣给了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
有人问李锐：“政治是什么？”李答：“是不要脸。”信然。
新年快乐！平安幸福！
敬礼！
王年一
12月22日下午

2005年12月24日致舒云
舒云：
序文（注）中删去一段，自然是可以的。我又写了两小段，附上，请你看看可不可以补上。还请你多多修改。
……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从七千人大会就开始了，此说能够成立。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的这口鸟气今天才吐出来。她是代毛讲话了。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少数，这话毛自己讲过（1967年2月上旬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讲的）。林对打倒刘有自己的看法。林518讲话，并无原则错误，……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其间还发生了一些事，如刘少奇说过：过去的调查研究方法不行了，不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这些话都给江青抓住了，认为毛还未死，已经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曾给江渭清一信，隐含贬斥毛的思想之意，也使毛老大不高兴。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毛又直接发生了矛盾。对于文化战线，毛、邓的看法又不同。彭真在1966年初文化厅长大会上暗刺毛（这次大会我参加了，亲自听到彭说：毛说他多少年没有抓文化了。他要负责，要我向大会传达，好，我传达了。）
《毛想当领袖》那稿子，是弃而不用的。你的意见是对的。
请你注意多看看，毛审定与修改的《五一六通知》和毛多次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这两件中大有文章。我正在读与此二件有关的档案材料。
邓拓自杀的根本原因，是毛讲了“邓拓是叛徒”，这话由康生向书记处说了，又向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
毛念念不忘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反击，抓批《海瑞罢官》，抓批“三家村”，都与此有关。
“九大”政治报告，肯定了毛的一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斗、批、改”的意图从中也可以看出来。
新年快乐！
王年一
12月24日下午

注：指为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舒云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所作的序。

2006年1月7日致何蜀
何蜀兄：
今日王向春（注1）回来，带来舒云发给他的你的大作《论造反派》。我已匆匆读了一遍，感到写得很好。这个题目别人没有写过，因为（而）颇有新意，补了空白，内容丰富，有说服力。我对大作是充分肯定的。唯一的缺点是，“论”有所不足，缺乏发挥（充分发挥当然有困难）。在《“造反”怎样成了时髦》一节中，似可加一些论述。毛批准公开“造反有理”这句语录，不是小事，必有复杂的考虑。（以我所知，这句语录最早出现在田家英编辑的《毛泽东言论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中，党政军高干有这本书，高干子弟得以看到。我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宣传部有过这部书，我查对过）（我估计大单位都有这部书）最早引用这句语录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造反派不过是毛手中的工具。他时而支持造反派，时而打击造反派（文革中几次打击造反派，抓“5•16”分子，清队，上山下乡都打击了造反派）。总的来说，毛和中共是不许“造反”的。
文中引用的徐友渔的话，都很精彩。
……
在《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终结》一节中，似应提到毛、林对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毛在讲话中下了封杀令，造反派组织不得不终结。这个时候，不再需要造反派组织了。
《造反派的人员构成》一节，写得特好。符合事实。其中似乎也有一类“随大流者”，总要吃饭，因而总要工作，只好随风使舵。看到那一组织受到上面支持，就参加哪一派的活动挂个名，保住饭碗。我的老伴当年参加了北京的财贸战线的《财贸尖兵》，就是如此。……
上海的“工总司”更特别。“工总司”成为一派势力后，在上海广为散发申请加入表（估计发了几十万张），手续简便，签个字就算加入。“工总司”就可以号称有多少万人。这种做法，与旧社会“三青团”无异。人们加入“工总司”只求自保。加入后也没有多少活动。……
阎长贵兄送我一本吴江老先生写的《政治激浪六十年——冷面斋忆旧》，吴老写了他的一生，内容颇为可观。此书的特点是老实，诚实，扎实。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受到了尖锐的批评。邓的立场未变，在此书中仍在攻击胡耀邦，为自己涂脂抹粉。
中央党校的杜光老先生，常将其近作寄来，我则复印若干份，赠送亲友。
陈小雅的《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已在香港出版。这个奇女子，聪慧过人，勤奋也过人。
请考虑将《论造反派》发给卜伟华（注2）。
向您，向您的全家，拜个早年！祝狗年体健笔健！
敬礼！
王年一
2006年1月7日下午

注1：王向春，王年一之子。
注2：此前卜伟华曾代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向王年一、何蜀等约写纪念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文稿。

2006年1月15日致陈小雅
小雅女士：
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向你提出，十分冒昧。如属不当，一笑置之可也。
多少年来，我有一个认识，陈伯达一案乃系冤案，一个大冤案。一些有识之士与我同感。一些老党史工作者摇头慨叹。香港出版了《陈伯达遗稿》，《遗稿》还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接着，香港又出版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这本书大大地为陈伯达翻了案，它逐一地批驳了强加给陈伯达的几顶政治帽子。陈伯达虽然人品不好，但一生忠厚，辛勤治学，也有不小的成就。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算一个人物。他当过文革小组组长，其实文革小组内长期由江青专权，陈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毛说没有与陈合作过，也太过分了。我最不满的是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叶受了陈多次接受叶采访的恩惠，竟在《传》中一一给陈扣上党的文件强加给陈的政治帽子，我认为《陈伯达传》与党的文件不同，党的文件可以任意地扣帽子，人们并不完全信以为真，学者的《传》则不同。
读了你的两本书，我为你的功力、考证功夫和文笔所倾倒、所折服。因而心生一念：你可再写一专著，为陈伯达鸣不平，为天地留正气。你才出了两本书，理当休息休息，但文人最好的休息就是想点问题。多方蒐求资料，费力费时，我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只是想使你在头脑中多点问题，然后从容行事。我又病又老，干不了大事了；你年富力强，正当继续革命。对你，我寄予无限厚望。
我说了，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了。
向你和我尊敬的令尊拜个早年！如不使令尊反感，请代我向他老人家致意。
敬礼！
王年一
2006年1月15日
上面说到的两本书，我处都有。
此信赶快寄出，不然我不敢寄出了。

2006年2月7日致舒云
舒云女士：
我早与老阎（注1）商量好了，《评定义》（注2）也请你参加，人多力量大，有你的细心，只会使稿子更好些。请你俯允。
草稿呈上。请你大刀阔斧地改，或增删，合作作文，不要客气。你改好后，还要请你打字。你打好后给老阎一份，再由他审订、修改。……
中国有句老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则认为，多一事总比少一事好。在文革研究方面，多多益善。
……
王年一
2月7日下午

注1：指阎长贵。
注2：“定义”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概括文革的定义性文字。王年一打算与阎长贵、舒云合作，就此写一评论文章。此文写了三稿，因一直不满意，未最后完成。

2006年2月25日致舒云
舒云并请转告长贵兄：
我处在已被判死刑但等候执行的过程中，身体依然如此。计划后天再去看医生，医生很可能把我留下来住院。我极讨厌住院。如果动手术，自己要花八万。我们离休干部，看病也难。
我认为何蜀的意见极好，可否请长贵兄落实在文章上。谢谢老阎了。
麻烦舒云在方便时转告老何两句话。如下：
何蜀兄：你对定义的意见，我读到了。意见极好，都可采纳。谨向你表示谢意。
三○一医院已判定我动脉硬化，严重堵塞，但我的身体一周来无大变化，我在等待灾难的到来。
敬礼！
王年一
2月25日

2006年4月26日致吴迪
启之先生：
4月24日信已拜读，你的意见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将于今日将此信转给舒云，并请她转发何蜀，请您也告诉阎长贵。（注1）
你应该担任《编年纪事》的主编，由你订出计划，体例，规则。并负责通稿。如能写出一些文字作为范例更好。暂时不找经费。总之，我因老因病，不能做总编了（注2），总编（或叫主编）应由你做。人马就这么几个：阎长贵，王年一，何蜀，吴迪，舒云。少而精，如林彪的指挥队伍。如能把徐友渔拉进来更好。
舒云女士写了《林彪画传》极好，我为她写了序。此书有重大突破。如认为倒罗是毛的主意。她的论述有理而有力。在倒罗事件中，叶剑英跑前跑后，又主持了在北京批罗的会议，向中央写了批罗的报告，足证叶是批罗的主角，足证这是毛的决策。连罗点点也被骗了。毛的手腕高明之至。此书还有许多优点。我读它们几次落泪。外面有个传说：黄永胜在秦城监狱，食无酒而大发脾气，层层汇报上去，毛说：今后饭加酒，黄永胜有此资格。可见毛对黄等的战功是十分清楚的。舒云为林立传，一大贡献也。我写的序，舒云认可了。我不知此书在何处出版。
关于《文革词典》，我今天写信给韩钢，请他去要。广东教育出版社买了书稿，给了稿费，也印出了书（注3）。它理应与香港联系较多，会想到在香港出版的。陈坡（现名李郁）神出鬼没，到处奔走，我不知他现在何处。（注4）……
我先看看材料，做编写《编年记事》的准备工作。
祝贺您的大作即将出版！
问候叶冰冰女士！
敬礼！
王年一
4日26日上午

注1：吴迪在4月24日信中，就王年一4月3日、4月12日两信中提到的编《文革大事记》、《资料长编》等事，提出，不必编《资料长编》，而应编一部文革研究的工具书《文化大革命编年纪事》，此书应与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文库》互补。理由如下：①宋编《文库》价格昂贵（1000美元，相当于8000人民币），只适于图书馆一类的专门机构购置、收藏。一般人（如高校师生）即使对文革有兴趣、想研究，也无力购买。②宋编《文库》只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有售，一般人不易买到。③《编年纪事》在价格、篇幅、读者定位和编辑方针上都应与宋编《文库》不同，它是普及性的入门读物，是使用方便的工具书。④就我目力所及，现只有一本香港赵无眠编的《大事记》，成书很早，很多材料未及收入，且错舛之处甚夥。因此，国内学人有必要、有责任编一部完整、准确的文革研究工具书。⑤从发展的眼光看，文革研究必将进入高校，成为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文化、当代中国文艺、国际共运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重要内容。工具书对于大学师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工具书，与其等下一代人编纂，不如由我们亲历文革的人编纂。换言之，要为文革研究进入高校创造条件。另外，吴还提出，《文化大革命编年纪事》是一种介于《大事记》和宋编《文库》（或资料长编）之间的工具书——比宋编《文库》（或资料长编）简明，比《大事记》丰富。去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其编辑体例可作参考。
注2：吴迪建议王年一做《文化大革命编年纪事》总编，几个分卷的主编再定，先从总纲卷做起。
注3：《文革大辞典》是张天荣、王年一在1990年代初组织全国数百名党史研究工作者撰写的，多达150余万字的大型辞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与张天荣签订出版合同，并支付了作者稿费。后因中宣部的干预，出版夭折。
注4：陈坡，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因“六四”被捕，出狱后涉足出版业，曾参与《文革大辞典》的出版一事。

2006年5月9日致吴迪
启之先生大鉴：
8日信昨日（8日）收到，快递真快。信和附件，我将于下周一转给舒云。舒云偶尔去看望老阎，我已请她去阎处时去看望你，你们也就认识了。舒云著作多种，为人热情，这次帮我编文集出力甚多。身健笔健，办事勤快。
看了你的信和附件，我坚定了由你任《编年》主编的想法。……我，老而病，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你这次寄来的材料，我看一遍都记不住，一点小事都做不了，不堪主编重任，千祈原谅。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阁下实在没有兴趣，则请考虑是否请张天荣担任。天荣主编过文革大辞典和《中国改革大辞典》，有经验了。他长于做组织工作，又当过院长，更有经验了。他才退下来，想休息休息。要他出山，非要大家一起做工作不可。我已嘱舒云向他透透风，（舒云的家与天荣的家靠近）。
关于《文革大辞典》，我记得没有与书商签订合同（订合同轮不到我，主编是天荣，经手人是陈坡。我估计陈坡与书商定过合同）陈坡神出鬼没，不知其行止，为人又没有责任感，到今天大辞典的稿费还没有发完（存在韩钢处）。我今天上午与韩钢联系，问书稿在不在他处。如在他处，事情就好办了。韩是正人君子，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当不会扯皮。
我是科盲、电脑盲，我发现自己很不适应现在这个社会，是个无用之人。天荣了解我，我只能做点具体事。
你在信上谈了文化，深刻而透彻。没有民主和自由，就没有一切。专制乃万恶之源。（注1）……
有关部门找过我的麻烦，所以我不同意《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我和朋友合作的文章。详情以后向您陈述。我可能早已上了“黑名单”。我不得不把“平安无事” 放在第一位。我的党龄已有五十几年（1950年入党），至今不为我党所信任，其中痛苦，难以言表。《当代中国研究》说我与朋友合作的一文可以发表，我不得不咬牙加以拒绝。文人自己枪毙自己的作品，会是什么心情？朱厚泽（朱泽厚？）呼吁“阳光政治”深得我心。毛老头子有名言：“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无非霸王别姬！”可是不让人讲话的祖宗，正是毛本人！欧洲一著名主编请教恩格斯，要恩格斯用一句话概述《共产党宣言》的主题思想，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注2）就是。这句话是：“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大意如此）呜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堕落到何种程度！
真想与你聊聊。问候叶冰冰女士！
敬礼！
王年一
5日9日上午

注1：王年一曾问吴迪对当代文化的看法，吴回复：“关于中国文化衰落与否的问题。您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之衰落远非自今日始，远不止潘长江的区区小品。中国文化之衰落与建国同步，从49年就开始了。文化兴盛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精神世界的多元，而建国伊始就开始了思想一元化的社会改造工程，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六亿人只有一个思想，此种情况至文革达到顶峰。用李锐老的话讲，全国人民都成了邪教徒，稍有异议者即招来杀身之祸。思想一元将文艺变成了一种模式，将教育统一成一种规格，文化跌到了谷底。改革开放二十八年，一方面坚持思想一元，一方面依靠市场经济，文化市场须多元才能发展，才能提高，思想一元却不断地限制其天性。上面的精神是：‘以一元统领多元。’两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文化人只能在昏浊中苟且，文化只能在夹缝中偷生。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控制越严的领域，文化衰落越甚。电视受政经严格操控，既要通过审查，又要赚钱，于是只剩下了低级趣味一途。可以说，当今中国文化之低俗化、平面化、泡沫化、快餐化已是不治之症。毛泽东说，中国应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尤其是人文社科）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承衰日久，山林之中必有大音声起。近年来，民间的振衰起颓之举不绝如缕。但是民间的意义更多体现在道义上——它只能证明良知的存在，只能表明个体的意义，不变思想一元为多元，将无改于大局。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还将继续衰落下去。这是极权的后果，是中国的劫数。”
注2：指《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006年5月15日致舒云
舒云：
《英译本注释》（注1）这一袋，大量的没有用，小量的可另拟一个好题目，编入《文革漫谈》。
向春今日送上的材料，十分芜杂，质量不高，只供您选用。我比较满意的，只有《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一篇。此稿未公开发表过。（注2）后投《东方》，《东方》的主编钟沛璋在给我的还稿信中说：“送审的回复是‘不宜发表’，不得已奉还”，致歉。”这封退稿信，我至今还保存。钟沛璋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
征求意见本，为减少麻烦起见，应谨慎收入关于林彪的文章，少收入一些也无大碍，网络版则可收入。
我研究文革，似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一段时间由于用脑过度，因而引起中风。我也悔也不悔。人生难得几回搏。搏一搏，也值得了。我已过“随心所欲”之年，至今仍在研究文革。
……我把杂务都推给了你，很抱歉。
敬礼！
王年一
5月15日5点1刻

注1：指王年一为《大动乱的年代》英译本（未出版）所写的注释。
注2：王年一的《文革漫谈》是一组小文章，早已成篇，有人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过此文的手抄稿。此稿一直没有地方发表。舒云受王年一委托编《王年一文集》时，征得王年一同意，将《文革漫谈》推荐给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在该刊2006年10月号刊出。《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刊登在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文革博物馆通讯346期（华夏文摘增刊512期）。由舒云编好的《王年一文集》目录及录入的部分文章经王年一修改，刊登在《林彪•军队•文革》网。


2006年5月18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
15日信敬悉。
“难得糊涂”，很难做到。我的老战友、老同学中，没有一人做到。大家都是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溶入血液中。东林党人的信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早已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接触反面信息不少，感到有压力。见多了，时间长了，也无所谓了。我还想多知道一些。我的一位老战友，一位在上海的老大姐说：我们要死也要死得明白。我也作如是想。我参军时加入了一个文工团，所以我的老战友多，其中没有大官，倒有几位“右派”。如今年老了，回顾往昔，颇为心酸。在北京，我也有几位“右派”朋友，都感到“往事不堪回首”。我十分赞成杜光、于光远、胡绩伟、李锐几位老先生的共同宣言，要为民主而奋斗。我可以一切不闻不问，但这不是我的性格。我还要闻、问，为民主作一点小贡献。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不甘心坐以待毙，我还要作一点点贡献。
我以前也有失眠的毛病，经过努力，已克服了这个毛病。我用的办法（略）……
党国大事我们管不了，我们只是旁观而已，操不了多少心。你为人正派，正直，厚道，一切都不要想得过多。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据我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也不错，不必庸人自扰。
《晚清七十年》，我认为是唐老随意之作，但是厚积而薄发，老学者的意见弥足珍贵。它严格讲不是学说（术）之作，倒像是巴金的随想录。我很爱读这类不是板着面孔讲的话。唐老境界很高。同样一句话，老年人讲的与一般人讲的就不一样。我有关部门把它列为“禁书”，真是莫名其妙，也使我失望。惧怕“真、善、美”者，必是“假、恶、丑”。
我还想看《蒋介石日记》。大陆会有盗版本的。
胡扯一番，请你批评。
敬礼！
王年一
5月18日

2006年6月5日致何蜀
何蜀兄：
26日信昨日收到。
你和舒云对我的热情帮助（注1），我心存感激。
最近我的身体很不好，站立不稳，随时要摔倒。可恨的301医院看病也太麻烦。我视看病为畏途。
由于种种原因，我对世界、中国、我党的看法都很消极。你关于再写一序（注2）的建议很正确，是一好主意。但我也有忧心……话说回来，也许最后还得再写一序。这只有等我身体好了以后再说。《大动乱的年代》已不许再印。
《大事记》（注3）可以考虑不编入。
吴迪来信说，事缓则圆。《编年纪事》（注4）可从容考虑。我赞成他的意见。
吴迪发来了研讨会（注5）记录，郝建整理，整理得很好。你的发言，我很拥护。吴迪的发言，我也很拥护。最近看到不少好材料，关于叶剑英的，关于罗瑞卿的，都是最新研究成果。舒云的《林彪画传》也澄清了罗瑞卿问题，这很使我敬佩。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落伍，在研究上掉队了。徐海亮的论“武汉七二○”（注6），也很有道理。
胡绩伟老在港刊发表一文：《成败皆由假、大、空》，胡老这七个字，为我党历史作了绝妙的总结。……
《大动乱的年代》无修订本，有盗版本。河南要重印而未得批准，未再版（注7）。
舒云为我编书，十分辛苦。但愿她的辛苦不会白费。此时此地，我不悲观是很困难的。我当然要努力克服悲观情绪。现在头昏，不写了。
我的老伴谢谢你！
敬礼！
王年一
5月5日（注8）

注1：当时几个朋友准备为王年一编辑和出版文集，舒云正在做编目和录入部分文稿等工作，何蜀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提供了几篇过去录入的王年一文稿的电子文本。
注2：当时有人提议王年一对《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进行修订，以便再版，何蜀觉得这对于王年一来说工作量太大，在他此时的身体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就建议他只写一新序，对近年来一些新的思考做出必要的说明。
注3：指王年一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中的文革十年部分，何蜀建议不编入文集，因原《大事记》中一些提法已经过时，内容也不完整（有许多后来新公布的材料未能收入）。
注4：《编年纪事》是吴迪提议编写的一部文革工具书。
注5：指当年3月下旬一批文革研究学者自发在京召开的民间“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
注6：指徐海亮有关武汉“七二○”事件的一系列研究文章。
注7：《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9月出了第二版。
注8：信封上北京邮戳是6月6日，落款日期估计是将6月错写成了5月。

2006年6月6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并请转吴迪兄：
吴迪兄6月2日信敬悉。此信……内容好，文字好，我读了三遍，又保存了。
……
老吴在信上谈了自己的“命运”，使我折服。不求闻达于诸侯，十分通达。老吴不去当《新闻调查》的主持，可以称得上“英明”。《新闻调查》的日子不好过，老吴说“要么当狗，要么当猴”，话说透了。（注1）
老吴为舒云买到了书，我也要感谢老吴，为朋友办事如此热心，品格高尚。
密云会议（注2）的发言整理得很好。我对老吴和老何的发言最为拥护。近来又看到关于毛整罗的长篇论文，总算揭开了内幕。舒云在《林彪画传》中在罗瑞卿问题上也有大的突破。我对世界、对中国、对我党的看法是悲观的，独独对文革研究的前景的看法存在希望。我认为“文革博物馆”（注3）的成果质量很高，等于建立了“文革博物馆”。徐海亮写的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的长篇论文也讲得头头是道。
我还认为《炎黄春秋》很值得注意。它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它在（为）民主建设而奋斗，一如解放前的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6期上发的何方老先生的《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质量很高。何老著有《党史笔记》，在香港出版，影响很大。
……
我对老吴的发言高度评价，老吴似乎应写成论文。
问候叶冰冰女士！
敬礼！
王年一
6月6日下午

注1：吴迪信中说：“自从八九六四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这种人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性格和思想，我们将不会获得主流的接纳和赞许，所以也就不可能在这个世道中出人头地。我早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既无愤懑，也无羡慕。我拒绝在电视上露面，无论是当主持还是当评委。1996年央视《新闻调查》负责人曾三顾茅庐，请我到新闻调查当主持，我坚拒。理由是，我不当喉舌。去年是中国电影百周年，报刊电视台多次找我，要我谈中国电影，我均拒绝。中国的媒体是政治化或娱乐化的，跟媒体合作，只有两个下场——要么当狗，要么当猴。很多朋友埋怨我，说我傻。他们认为，我当初应该去当新闻调查的主持人，利用央视把自己炒红，有了知名度再去开公司。我不这么想，我认为央视只能把我变黑、变脏、变软，我不需要那种折磨良知且随风而逝的知名度；再说，我也不是经商的材料。对官方，我的原则是‘非暴力不合作’；对社会，我的态度是‘指摘时弊，绝不逢迎’；对人生，我的想法是，不求现世之荣达，只求著述之长久。在此非驴非马之世，我辈能平安地活着，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已是前人（右派）无法企及的幸福。”
注2：指2006年3月下旬部分文革研究学者自发在密云召开的民间“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
注3：指中国学者在海外创办的网络杂志《文革博物馆通讯》（华夏文摘增刊），自1996年2月10日出版第一期以来，到2006年6月已经连续出版了三百多期（至今仍在继续出版）。

2006年6月8日致舒云
亲爱的舒云：
6月5日的信收到了，非常高兴。
……
你对我的帮助是非凡的，我不会认为您打字速度很慢。我请你悠着干，不要急。
《大事记》（注）不太好搞摘要，求其完整，也以不删削为宜。这一段历史很微妙，说粗了不好。你如有办法删去一些，当然是可以的。
《大动乱的年代》实在不好改，二十年来，新资料出现很多，新观点层出不穷，要修改只好重写了，这又是我现在的身体所不允许的。恐怕还得按老何的意见，再写一篇序。这，也有困难，我怕说过了头，犯了禁，再考虑几天吧。问题不大，大不了，不收入文集。
我不着急，我也主张慢慢来，请您动作慢一点。如果影响你的身体，我如何自处？
能投给海外的，我授权您作主。没有稿酬不成问题。……
……
我的身体没有好转，又怕去三○一，我吃不消它那么多的检查，视去三○一为畏途。只好拖着。头晕，站立不稳，到活动室（约400米）都有困难。
还在天天看报，看书，看材料，还在写信。
对你，感激不尽。
老阎很热情，还常来信。朋友们的关怀，使我极不愿离开这个世界。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忧虑仍然很多。
衷心祝愿您的《林彪画传》得到了比较满意的处理。
敬礼！
王年一
6月8日

注：指王年一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撰写的文革十年部分。

2006年6月15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
6月12日信和大作收到了，谢谢您！您为人热情洋溢，常给我鼓励，使我感到友善温暖。
……
吴迪兄寄来的“研讨会记录”（郝建整理）。使我大吃一惊。几位先生反映：中国民间正在兴起一股肯定文革之风。这与中国民间对官僚阶层的不满密切有关。我也正在注视这个思潮。几位先生谈到了，想必是有根据的。这当然与官方的态度更为有关。由淡化文革而肯定文革，也不过一步之遥
……
我衷心地祝你们好！健康快乐！阁下要以我为鉴。
你能外出旅游，真是羡慕您！
写得草率，请您原谅。
敬礼！
王年一
6月15日上午

2006年11月1日致舒云
敬爱的舒云：
……日本人要翻译我的书，要我写出《意见书》，表示同意他们翻译，又邀我、韩钢和印红标参加他们大学的研究组织，稿费则要在四年后付给。他处处居高临下，我不干。翻译不翻译，我不干（注：原文如此）。
……王向春有个小计划：在明年王静（我的小孙女）高考过后，我们全家返回扬州，让我向家乡作最后告别，然后去苏、杭游览。……我很想念家乡。家乡的景物，常在梦中追寻。
敬礼！
王年一
11月1日下午

2007年4月19日致阎长贵
长贵兄：
很高兴地读了你17日的信。每次收到你的信，都有愉快的心情，又感谢你的关照。
《党史博览》办得很好，在全国已有信誉，它联系作者的办法也很好（注）。看来河南省委是用心办这个刊物的。只要用心办，就能办好。
我收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发言纪要（之一），你的发言很精彩。人大高放的发言也很精彩。据李君如说，十七大要加快发展党内民主。（胡总书记也说过）高放讲了党内民主的问题，发人深省。
听说，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都有不同意见，中宣部综合了这三处的意见，上报中央，中央没有表态。这就很好。
……
你发材料给向春，我表示真挚的感谢。
敬礼！
王年一
4月19日下午

注：《党史博览》编辑部每年都邀请20多名作者举行“党史重大题材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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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存目】
王年一主要作品篇目

（说明：▲为由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为授课讲稿。）

文革总论
▲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2005年9月第二版
△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文化大革命”由来的探讨（1）
文革博物馆通讯346期（华夏文摘增刊512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6年7月11日出版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内部文稿》，红旗杂志社总编室，1981年第30期；《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转载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党史通讯》1983年第18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
《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症结
《党史研究》1985年第1期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
▲“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
《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
◇“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
1985年12月27日哲学教员培训班第二期讲课提纲
◇“文化大革命”的初步研究
党史教学研究班辅导稿，1983年6月1日
▲毛泽东关于“文革”结束时间的估计
《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话
《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答问（文革研究指导）
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讲稿之一
△“文化大革命”八十问
文革博物馆通讯406期（华夏文摘增刊572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7年5月8日出版）
▲“文革”漫谈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十月号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几个问题
《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坚决反对“试错”论
文革博物馆通讯408期（华夏文摘增刊574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7年5月21日出版

林彪研究
▲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1986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林彪——最经得住研究的人——《百年林彪》序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与何蜀合作）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我们对汪东兴这本书有不同意见（与何蜀合作）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与何蜀、陈昭合作）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与何蜀、陈昭合作）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二五六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与陈昭合作）
《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史实辨析
▲聂元梓的上海之行
《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2期；《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大型武斗
《百年潮》1999年第1期

书评与序跋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讲稿
▲我和《大动乱的年代》
《党史博览》2005年9期
▲军报“文革”十年的忠实记录——推介卢弘大著《军报内部消息》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
△为“文革”研究填补空白——《亲历重庆大武斗》序
文革博物馆通讯340期（华夏文摘增刊506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6年6月13日出版
▲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序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全景式的大曝光——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序
《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舒云《林彪画传》序
《林彪画传》，明镜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资料梳理
▲“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文革”部分）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关于报纸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期》
《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
▲周恩来1966年8月至12月的一些言论
《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7期
▲关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11期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6期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
▲关于“围困中南海”的一些资料
《党史资料研究》2001年第9期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
▲对《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的增补
《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期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党史研究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
《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关于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密电的质疑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2期
▲再谈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问题——敬答吕黎平同志
《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
▲论“和平民主新阶段”——斥对刘少奇同志的诬陷
《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介绍《张闻天选集》中几篇60年代的著作
1986年1月4日哲学教员培训班第二期讲课提纲
▲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党史研究》1982年第2期
△研究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一次谈话摘录
文革博物馆通讯437期（华夏文摘增刊604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7年10月10日出版
▲南昌起义的提出和决定问题（与张侠合作）
《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对过渡时期理论的一些认识——与朱克民同志商榷（与林蕴晖合作）
《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政治挂帅”的历史略考（与萧冬连合作）
《思想战线》1983年第9期

说明：王年一生前著述甚多，有的写成后已交付有关人士但未能出版或发表，有的发表过但样刊样报无存（因王年一曾几次将存稿分别交人编文集，有的未能收回），因资料所限，本刊搜集到的以上篇目是不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