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毛主义和文革是怎样毁掉新加坡左翼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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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

作者按：本文为作者2007年5至8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作访问研究的部份成果。在此向该所致谢，同时向很多对本研究提供帮助和意见的同行致谢，尤其是陈剑、黄坚立和杨斌诸位先生。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一) 为文革而亢奋：新加坡左派报章对文革的系统介绍

　　(二) 在南洋高唱“东方红”--新加坡的毛泽东个人崇拜

　　(三) 欢呼世界革命，打倒本国政府--文革如何影响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态度

　　(四) 文艺大批判和“土产样板戏”：文革影响下的新加坡左翼文艺

　　(五) 派性林立和“路线斗争”--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结语：追随毛式文革的代价：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瓦解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谊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歌。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权在自我赞美方面能够达到这样境界，文革就是这种境界的登峰造极。但是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回响。

　　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的最后也用毛泽东的语录来结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和马来亚共产党有很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马共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蓝图，在中共支持下不予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坚持武装斗争。60年代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由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主持。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负责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所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这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实际上成为了马共的前线组织或统一战线组织，它退出议会，走上街头，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紧紧追随马共的路线。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的潮流。当时和社会主义阵线一起组成新加坡左派阵营的还有规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党，加上很多左翼工团、职业工会、青年团体和文艺团体。此外很多大中学生以学生组织和个人身份参加了左派运动。

　　今天，虽然威权统治和一党独霸仍然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实际上的终身制和他的父权制的施政风格(即以政府和整个民族的家长自居)给新加坡的民族个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似乎可以称为“顺民”)，这些都时常使得新加坡在国际上被垢病。但毫无疑问的是，新加坡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被联合国列为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化的同时，新加坡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实现了法制，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较高的生活条件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住房的国家)，社会秩序良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环境整洁优美。在国际上，新加坡的良好声誉完全不依赖所谓的“综合国力”，充分说明小国弱国也完全可以赢得世人的尊重，那种“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的说教不过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被公民普遍接受并引以为豪--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和多数新独立国家可以把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和传统作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不一样，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和民族概念，所谓“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匆忙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没有深厚历史感作为依托的民族认同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确立并在人心中扎根，是一件比在政治上取得独立更为不易的事。反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民族早已独立，但人民难以产生引以为荣的民族认同感，困扰当今世界的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就是例证。

　　但是，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完全可能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如当时一些观察家所担心或者希望的那样，它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因为在马共影响下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非常强大，他们推动反殖民运动的背后是要在新加坡建立亲共的社会主义政权。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从英帝国主义下取得独立，曾经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结盟，被认为是骑虎难下。但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早期，就在独立之后不久，新加坡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本来非常有希望主导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几年间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支持，不但没有掌握政权的机会，而且丧失了在合法途径下作为在野党利用社会舆论和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的地位，甚至消失得无声无息。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和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左派势力。

　　新加坡左派的这个结局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二次大战后曾经在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浪潮中影响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势力大多数后来都失败或衰落了。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伴随暴力和血腥镇压，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冤孽。当然也有很多国家相反，是左派上台，不但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且消灭传统精英，改造知识分子，把社会置于全控体制之下，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记录。因此可以说，在很多国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在新加坡左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一笔血债，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虽然独霸政权，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没有判处一个左派人士死刑，没有一起肉体折磨的案例，也没有暗杀、绑架等行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概放行。可以说，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集团牢固的法制意识使得他们把和左派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在没有严酷的政治暴力的情况下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左派历史学者常常归因于李光耀集团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范围内对左派势力的全面压制。例如一个非常具体的因素是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为主要传播手段、以华人为主要对象(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是华裔) 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

　　新加坡官方历史有一个有李光耀自己阐述的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 这是他的两卷本回忆录的副标题。在这个“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认共产党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为他们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很多个人值得他钦敬，但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盲目追随北京在东南亚的路线，不承认新加坡独立和新马分治的现实，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最说明问题的是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领导人李绍组在社会主义阵线在独立后的国会中占有13个议席(一共53个)、社会主义阵线是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宣布社会主义阵线的议员退出国会，抵制宪制，“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注：李的职业是医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正是这些行动显示了这个政治力量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其群众影响的衰败。回顾当初的情形，李光耀不无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 [2]

　　这个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虽然表现的是官方的历史观，但离历史的真相并不太远。这里的“并不太远”，并不是说它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在新加坡的影响有所夸大，而是还很不够。一位当年站在李氏对立面积极参加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者也这样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也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 [3] 如果仔细考察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独立后的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了群众基础的丧失。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似乎并不过分。而这段历史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又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在很多国家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和议会道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影响和平衡作用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以下分几个方面对中国文革对新加坡的影响做介绍和分析。

　　(一) 为文革而亢奋：新加坡左派报章对文革的系统介绍

　　文革在新加坡左派报纸上最系统的介绍是由社会主义阵线报进行的。社会主义阵线报是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的机关报，用中文出版，公开发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页。根据社阵领导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报告，它的发行量当时是一万八千份，而新加坡当时的人口不过160万人左右，应该说是一份相当有群众影响的政治周刊[4]。到了1967年，每期的销售量也在一万三千份 (根据1968年阵线报新年特刊的文章“做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里对这份报纸从1966到1968年对文革的宣传做一点介绍。

　　阵线报比较早的一次对文革的正式的介绍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开一个多月后，转载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郭重点批驳了“有些外国的先生们”对文革的“诬蔑”，例如说文革是“摧残文化”，斗争矛头“针对所有知识分子”。接著，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反击所谓国际反动派对文革的诬蔑和对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的误导，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发表笔名为“大喜”和“向阳花”的系列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国报刊对文革的描绘，例如“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高举革命红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迅猛地开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要把“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旧文化”扫除干净，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及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文章还强调了这场斗争的紧迫性，说是“你死我活”，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月24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马来亚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报章”夹在“各国反动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中对文革发出“一声声反动嘶叫”。作者有针对性地说：“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右派势力，难道还有力量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斗他们吗？也有人会说，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枪，没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针对这种想法，文章照搬中国的文革宣传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旧”，而且都是“所谓‘名人’，‘学者’，‘学术权威’，‘专家’，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党政机关占据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门甚至受他们长期把持，他们又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以便暗中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因此”怎么可以小看呢？”

　　文革开始后，起冲锋队作用的红卫兵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尤其是南洋商报，大量转载了国外的有关报导，仅在1966年9月27日就有路透社的“红卫兵活跃下的北京”；9月29日日本共同社的“毛泽东决使红卫兵组成武装革命青年”；9月30有“美国学者看红卫兵”；10月3日有消息称“广州红卫兵迫市民签字，献财产予国家，强制没收归侨所有金银首饰与贵重装饰品”；10月10日有“红卫兵在西藏活跃，捣毁寺庙侵扰民众”，10月13日有“北京校长与8教师贬为校工，奉红卫兵之命扫地种菜”。等等。针对这些报导，阵线报于1966年10月1日发表题为“中国红卫兵”的长篇报导。在北京发生红卫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红八月”之后，这篇报导专门驳斥国际舆论对红卫兵的歪曲和攻击。文章说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这些佩戴红臂章，声情并茂的‘红小军’，成群结队的涌向街头，修改街道、商店的名称；在热闹的市区、巴士车上、戏院里等一切公众场所朗诵毛泽东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张贴大字报，抨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及发表演说与散布传单。”文章否认红卫兵暴力，说他们是“动口不动手”因为“粗暴的对待只影响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阵线报又发表长篇报导“红卫兵的小故事”，描绘红卫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拾到一分钱也要上缴；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大量参加义务劳动等等。文章中还提到红卫兵向劳模时传祥学习掏粪。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传祥不久因为和刘少奇有关系被扣上“粪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随着文革的发展，左派报章对文革的报导也更全面和深入。1966年11月12日的阵线报转载了中国报刊发表的长篇报导“破旧立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记昆明一条街的大变化”。这条街原名南强街，是昆明有名的老街，集中了很多“四旧”。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改为红旗街，所有旧风俗和旧习惯全部被扫除，让居民撕掉神像，换上毛泽东画像，撤下迷信品，换上毛泽东语录。旧历7月半本来是烧香拜神，接鬼祭鬼的日子，红卫兵把它变成大唱革命歌曲的日子，把全体居民集中在街道“工农兵”剧场，老头老太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1967年元旦的阵线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标志着“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后，阵线报1月15日全文转载了由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于1月8日联合发表的长篇报导“上海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并加了编者按，说“中国上海市发生的这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各国反动派恶意的加以歪曲，制造大量的卑劣的宣传材料，企图模糊和欺骗。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特地转载”了这篇报导。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论坛(半月刊)也在1月15日头版发表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说“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乘胜追击，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将他们斗倒、斗臭，象打落水狗一样，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阵线报又发表由卢章撰写的”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报导，介绍了造反派夺权，走资派反扑和革命群众开始大联合的情况。1967年2月26日阵线报发表由“李”(单名)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从砸碎几个‘艺术’塑像谈起”。文章说：“据悉，去年九月间，中国中央艺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也在该学院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龛和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统统毁掉、烧光。革命师生兴奋地说，我们砸碎烧光的绝不仅是几个塑像，而是整个旧世界。” 文章说这是革命师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他们的做法，是一种破天荒的有远见的举动。”文章批判了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说用“‘为谁服务’的尺来量，跟工农广大人民群众是毫无关系的。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他们熟悉的是表现人体美，对劳动人民的形像却一无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阵线报又及时发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报的“五四”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预示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7年9月17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1968年1月1日阵线报出版新年特刊，全文转载了新华社长篇通讯稿“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新年”。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论坛头版刊登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并全文转载中共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共“九大”召开后，阵线报甚至专门为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开辟名词解释专栏。

　　为了显示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抵制对文革的“谣言”和“歪曲”，阵线报还大量报导和转载了“世界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文革的赞美。1967年3月19日发表题为“世界人民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长篇综合报导，列举了刚果(利)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声》的广播，希腊进步学联给中国的致敬电，“美国进步人士”发表的谈话等等。1970年10月25日转载新华社长篇通讯稿“英国劳动人民热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8月16日又在“新文选”栏目发表题为“导航” (无作者，可能转自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介绍了一个英国船长在危难中受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海员援助，从此爱上了毛泽东著作的故事。

　　除了文章，阵线报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画。1967年8月13日发表了6幅照片，分别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北大师生和解放军在天安门前游行，以及广州市50万革命群众大游行。9月17日又在“毛泽东思想照亮了革命的道路”的标题下发表十多幅照片，反映各地个行业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展文革的情况。

　　新加坡左派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和宣传离不开中国的直接影响。当时除了对外广播和宣传，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有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文革出版物，甚至印有毛泽东头像和语录的邮票，等等。有一次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船员多数是中国大陆派去的) 因为装载太多这类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海员登陆，也不准新加坡人上船。船上的大陆海员控诉说这是法西斯迫害，是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口号，什么“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决捍卫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之类。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除了不让这艘船的海员传播文革宣传品，对接著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在左派宣传中这是当时一场声势很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斗争”。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穷困的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却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最离奇的是，根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儿童零食橄榄包装纸中竟然也藏有毛语录和有毛头像的邮票。

　　(二) 在南洋高唱“东方红”--新加坡的毛泽东个人崇拜

　　作为文革的一个主要成分，个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左派中广泛流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把毛著和相关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邮票)列为禁书，违者罚款或入狱。例如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8日报导，一名男子因拥有31本毛语录而须入狱一年。但实际上毛泽东著作、语录(小红书)、画像和像章在左派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程度到了难以制止的地步。1967年12月17日阵线报公开报导，援引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这个组织是马共在中国建立的公开机构，不用共产党的名称，在海外遥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革命) 驻中国代表团的机关刊物“马来亚公报”的数据，说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约8千份毛泽东语录(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但既然敢说8千，那至少1-2千份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像片去年也售出了数以千计。印有毛像毛语录的邮票“已经成为传播真理的一个普遍办法”而被很多人收藏。有些人甚至把毛语录印在纸币上，在市场上一起流通，以传播“革命真理”。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也成为时尚。很多作者的笔名用的是毛诗词中的只言片语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和对毛著的熟捻。1970年中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对毛泽东的赞美诗《东方红》的旋律作为卫星讯号传回地球，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件无数帝王可望不可求的个人崇拜的伟业。在新加坡，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写到：“那是多么明亮的星啊/千颗星万颗星怎能相比/它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难人民前进的方向。……请你们倾听啊，倾听/那音乐的雄壮节拍/鼓舞着人民向前进/在宽广的宇宙里/它发出人类的最强音。” [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个人崇拜中尤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今天了解当年对毛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论坛》(新加坡另一个左派政党的刊物，见下文介绍)在头版发表长篇社论，题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门上的红太阳--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968年1月1日又发表署名“向阳花”的诗歌“世界人民向毛主席致敬！，说“五洲四海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闪耀万丈光芒，整个地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火一样通红，这是为什么？只因为有了毛泽东！……全世界亿万人民同声歌唱‘东方红’--歌颂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本报特稿”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文章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断地以最大的光荣，无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来书写、讨论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文章接下来一口气列举了七、八个“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理由。

　　阵线报在推动毛崇拜上更是不遗余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阵线报发表两篇诗歌，一是“革命的宝书”，说一个九岁的女孩小红已经有“一颗小小的红心”，“心中有颗最红的红太阳”，知道父母亲每天捧读的“红宝书”里讲的“尽是‘造反有理’穷人翻身的途径！”另一首是“在收音机旁”，描绘一家人无论清晨黄昏深夜都围在收音机旁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东方红’的乐声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从毛主席身边发出的声音。……收音机啊，你可要争气，可别发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来自毛主席那儿的话，我们一字都不能漏过啊”。诗中还说这家的三岁小孙女还在牙牙学语，“但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她念得比什么话都清晰！”1968年1月22日阵线报又发表署名为“一枚毛主席像章”的诗，说“一枚毛主席像章，珍贵地、珍贵地 放在那小木盒里；珍贵地、珍贵地 藏在他赤红的心上 就像一轮红日 放射万丈光芒。”

　　象中国在文革时一样，文艺演出也成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手段，文艺演出中虚构的“革命”景象代替社会现实给左派带来短暂的亢奋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种节日，左派都大操大办，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在这样的演出中毛崇拜成为一个主要内容。1968年新春社会主义阵线举办新年晚会，阵线报这样报导说：“红色的大幕拉开了，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在背景上映现了。‘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三千观众立即激动欢呼。大组合唱深情唱出‘万岁毛主席’这首歌。”接下来表演的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语录舞蹈”，看了“等于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节目单上还有宣传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相声，由一个青年向老汉宣传，最后让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导。1969年新春汇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层楼。文艺演出的序幕是红卫兵歌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接下来是歌舞“万岁！毛主席”，表演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写的“再版前言”配上音乐和歌舞)，毛语录舞蹈(，即把朗诵毛语录和舞蹈相结合，如“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革命文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联系群众、表现群众”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的朗诵和歌唱“迎风暴、向太阳、看世界、一片红”，民乐合奏“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战士歌唱语录版”、“毛主席的书咱最爱读”、“北京有个金太阳”。有关报导这样写到：“‘万岁！毛主席’里的一个欢腾的场面，尤其另我向往：演员们轻摇着手腕，使‘毛主席语录’象迎风的红花，同时又欢唱‘万岁！万岁！毛主席！’那矫健的身姿，仿佛映衬在红日、雪山和绿水之间，显得十分动人。”

　　毛语录和毛万岁的口号并非仅仅用于宣传和歌颂，左派人士确实用它们来“鼓舞”自己去“斗争”。例如根据阵线报的报导，1967年12月，当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会”罪判处262名社阵成员监禁6个月时(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诉为是“法西斯血腥镇压”)，被判的社阵成员和在场的家属以及同志高呼毛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并一路唱到监狱。宣传毛思想、散布毛圣像成为“斗争”的一个方面，很多人是因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张贴毛泽东像或语录，被警方以损害他人财产罪拘留，在判罚款后获释。很多参与者是中学生。无论是这种“斗争”的方式还是其结果今天看来都更象是一场闹剧和笑剧。

　　各左派报纸每期都在头版大幅方框内刊登毛语录(阵线报始于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一段语录)，常常是和本期特定内容有关的，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文章“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三八妇女节”，文章标题的上面是大幅毛泽东语录“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此外就是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连载毛泽东著作(例如《论联合政府》就被连载于从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阵线报)。一度还有“林副主席著作选读”，尤其是发表于1965年8月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诗词也大量刊登(阵线报第一次是1967年1月29日刊登毛的“七律，冬云”和“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两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为含义的诗词)。毛泽东语录歌的歌词和乐谱也大量被刊登，如“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9/1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1971/9/5)，“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71/8/29)，“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1971/8/15)，“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1971/9/26)等等。左派报刊还大量刊登毛泽东语录画，即用通俗形像的画面表现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左派报刊还发表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论坛1969年发表连环画故事“小贩华叔掌握毛泽东思想坚决斗争的故事”，用9幅画面配上文字，很多画的文字说明都直接引用毛泽东语录。所谓“坚决斗争”是说这个香港小贩用毛泽东语录来和说他“阻街”，“摊子大”要赶他走或罚款的警察“斗争”，常常把毛泽东小红书拿出来挥舞和朗读。最后一幅画面是人民手挽手，头上是光芒四射的毛头像。

　　1968年新年阵线报特刊发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长篇文章，是把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全世界亿万人民热情仰望北京城，千万颗红心齐向毛主席，就是这一时代的特点”。文章在回顾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后说它们“都灼灼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光辉。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今天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无不以能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而感到无比光荣。”阵线报为了完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在“过去一年中曾经三番两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开辟了毛泽东语录专栏。

　　1970年1月11日的阵线报发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长篇广播稿 “马来亚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军 (根据地建立在“反动统治薄弱”，实质是没有政权机构的马泰边境)大量翻译、翻印、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绍马共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文章说马共不但全部翻印出版了毛选一至四卷，还分类出版了毛有关哲学、建党建军、人民战争的著作，尤其是“老三篇”。从1966年7月起，马共专门派人负责收听和记录毛泽东语录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条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指战员。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战士们除了个别学习外，每星期还举行两次集体阅读。每天晚上睡觉前，部队战士以班为单位，结合班里出现的的活思想，选学一两条语录

　　……部队还经常举行‘语录晚会’，进行背诵语录的比赛。”此外马共还收听记录了毛语录歌200多首，在根据地广泛传唱。除了中文，马共还用马来文出版了大量的毛著。

　　左派报章还大量直接刊载中国大陆宣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章和材料，如阵线报1968年的新年特刊全文转载了新华社新闻稿，题目是“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从小标题上就能看出文章的大致内容：“毛主席著作是革命人民的武器”，“世界革命人民的统一思想”，“印尼人民的唯一道路”，“掌握毛泽东思想埋葬帝修反”，“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红太阳”，和“非洲革命战士最需要宝书”。1969年6月29日转载多幅连环画”老贫农苏风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故事”。

　　有一件小事或许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学生的毛崇拜热和受文革影响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杂志发表了一份读书习惯调查，结论是孙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泽东在大学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阵线报迅即发表署名“一群学生”的来信“伟大领袖不容被侮辱”，说那份杂志是“乌烟瘴气的‘文坛’”“抛出的又一本黑杂志”，是一棵“由一小撮‘大专’学棍所编，旨在向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灌输反动思想毒素”，“这黑货本来就脏得很，臭得很！……抛出的黑货只不过是粪堆里的臭虫”。但“使我们极端愤恨的是，黑货中竟然出现对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尽侮辱的能事”。把毛和“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李光耀”和“死于黑社会子弹下”的美帝头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这是有计划的，决非偶然的讨好反动派的行径……我们要正告你们这批躲在臭粪堆里的学痞文棍，尽管你们挖空心思，竭尽一切诬蔑之能事，你们的目的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可以说，新加坡左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表现形式上和当时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国相比，除了还没有出现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指导外科手术、毛泽东思想可以使聋哑人恢复听觉开口说话这些神话巫术之外没有什么区别。

　　(三) 欢呼世界革命，打倒本国政府--文革如何影响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态度

　　在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那里，文革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谓“世界革命”到来的标志和动力(有关论述见笔者“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新加坡的左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传和接受文革，并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以文革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党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之外另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左派政党。以这个党主办的《人民论坛》 (半月刊，公开发行)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头版刊登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在显著地位刊登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配发一副政治漫画：一个形像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紧握毛选四卷压住一群形像渺小面目丑陋的国际反动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拉赫曼)，左手挥斥另两个帝国主义者。漫画下面是毛泽东语录“不管中外反对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这一期杂志在同一版和其它版面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是“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今天，东南亚的人民革命斗争正出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伟大的、空前的革命风暴正在整个东南亚兴起。这个形势的最大特点，就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东南亚的广阔土地上、海洋上传播！……我们马来亚(包括星岛，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过进行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国的革命斗志，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伟大的指示。我国广大人民已经抛弃了‘议会道路’的幻想，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彻底打烂帝国主义支撑的拉曼李光耀政权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

　　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论坛又在头版刊登毛泽东语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相互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在这条语录指引下发表了长篇文章，题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国文革语言说：“不久前，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两条臭名昭著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马来西亚领导人)和苏哈多(注：印尼领导人)在雅加达举行了一系列的走狗会议，密谋反革命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文章说“只要看一看其成员国是什么货色，就可以知道它的本质如何了。”文章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名打上引号，表示根本就不承认它们是独立国家，而其余的都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伙同美帝拼凑起来的。”而新加坡“以李光耀这个老狐狸为头子的行动党“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不结盟’外衣就连最后剩下的一点破布也也掉下了。”

　　阵线报早在1966年7月9日就全文转载中国政府7月3日就美国轰炸北越河内和海防、扩大侵略战争发表的声明，特意用声明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战争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暗示东南亚革命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最大的支持。7月23日又在头版发表题为“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 描绘了一幅以越南战场为中心、以中共支持为后盾，遍及东南亚各国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势，给人以“决战”就在眼前的紧迫感，最后提出“身为东南亚人民一员的马来亚(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术语中“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会伴随局面的发展，更好地打击美帝国主义及本地反动派。”阵线报1967年7月30日头版的文章“加紧造反，粉碎敌人”说“行动党(注：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小傀儡政权”正在准备庆祝他们的所谓“国庆””所谓‘马来西亚’和所谓‘新加坡’实实在在是美英帝国主义耍弄出来的新殖民主义产物“我们要告诉反动派：你们的所谓国家观念是灌不进人民的脑子里的！。 。 。马来亚人民将会更高举起反殖反帝红旗、更坚决造你们的反；一定要把你们打倒！”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动着历史的车轮飞骋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来临……马来亚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正确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团 。”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识中，他们的斗争是由文革所推动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用阵线报1968年6月23日一首诗中的话来说，“地球正在向左转。” 为了反映这个”正在向左转” 的世界，左派报刊大量刊登了有关报导，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阵线报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装斗争、工人罢课或学生罢课的相关新闻或评论，并配发照片和政治漫画，有时还有图表，介绍某地武装斗争的情况，例如战斗发生的地点，参与人数，消灭敌人的数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阵线报就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近两年来的主要战斗和战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长篇报导，有时长达数万字，分地区分国家详细回顾上一年世界革命的进展，往往和毛泽东思想相联系，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题目就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全球--1967年国际革命形势综述”；1970年是“阳光普照，东风万里：世界革命胜利前进的一年”；1972年新年长篇国际综述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的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个题目本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革命形势并没有象原来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好”。人民党的人民论坛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一版整版发表“武装斗争烈火燃编亚非拉”，说亚非拉革命人民”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遵照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1968年7月19日人民论坛第一版整版发表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大地震’”的文章，详细介绍西欧北美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强调指出“他们放弃了静坐、和平请愿等消极方式，而采取了罢工、罢课、占领工厂矿山、占领学校、逮捕和关禁作恶多端的资本家和反动学校负责人等革命性的步骤”甚至“向反动国家机器挑战，以暴力反抗对付反动派的暴力镇压。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人民运动的一项巨大的飞跃。毫无疑问的，这一巨大的飞跃，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传播的结果，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无穷的铁证。”

　　1969年11月马来亚共产党在中国湖南省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用多种语言向东南亚地区广播，号召革命。这是毛主义当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新加坡的左派欢欣鼓舞，阵线报发表社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宣告“一个红彤彤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不很久的将来光荣诞生。”此外还在“特大喜讯”的标题下将电台的广播时间、频率和波长刊登在报纸上，并不时更新。电台一建立，阵线报就组织了诗歌和漫画等稿件，如11月3日发表了三首诗：“倾听”、“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晴空中的巨雷”，说“北方传来了空前大喜讯”，“象长夜里/盼来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远方的亲人”。在漫画上，经过丑化处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写着“美帝”、“苏修”的丑角在一个高音喇叭的强力音波下惊恐万状、抱头鼠窜。“马来亚革命之声”建立后，阵线报和人民论坛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广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内容。笔者在新加坡做研究时和一个当年马共在新加坡的成员的交谈，当时并没有其它渠道传送文稿，新加坡左派专门组织人重复收听广播，做速记，核对笔记，然后整理交给报社。这个成员当年就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国后面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会现实毫无瓜葛的苏联，大肆宣传北京已经代替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在60年代初展开了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主张对个人利益，利润，和市场机制这些被计划体制和指令经济所排斥的问题重新考虑。苏联的这场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历史上意义深远，是80年代改革的先声，当时受到一些东欧国家的支持，但中共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新加坡左派报刊也刊登了反映这一论战的内容。他们安排了这样一组政治图画表明中共和苏联的区别：在版面的上半部分是两幅中共宣传画，一幅是挂著毛泽东头像的火车头，文字说明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像下中国人民手握毛选，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鼓舞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面的下半部分是两幅苏联政治宣传画，一幅是一个挂著一个巨大的一卢布硬币的火车头，另一幅是一只手高举著同一个一卢布的硬币。文字说明是这是苏联当局“赤裸裸地宣传有钱能使鬼推磨”和“钱是带动一切的火车头”的反动思想。1968年捷克发生要求改革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论坛8月15日(在苏联入侵之前)发表文章说“苏修，捷修货色一样”，不同的是苏修还要用社会主义的招牌欺骗人，而捷修连招牌都不要了，用形像的语言点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场。在很多漫画上，苏联领导人常常被和美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所谓“各国反动派”的头目放在一起丑化。当时新加坡左派极力阻挠苏联和新加坡发展关系。有一个苏联舞蹈团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左派号召抵制，要人民不去买票，不去看演出，并且高呼“苏修舞蹈团滚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开活动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发表“打倒苏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长篇声明，无中生有地谴责“苏修”对“马来亚人民所犯下严重罪行”(注：大概是因为实在缺乏证据，没有用“滔天罪行”)。所谓“罪行”无非就是苏联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独立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罢了。阵线报立即全文转载这份声明。实际上由于新、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苏联和它们关系的发展十分有限。

　　在这样一个“世界革命”，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 的背景下，新加坡左派和马来西亚左派在马共支持下一起制定了他们的国内政治路线：以“新殖民主义的阴谋”为名全面拒绝新马分治、各自成为独立国家的现实，将两国左派斗争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运动，用“马来亚革命”指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运动；将新马两国政府视为“帝国主义走狗”，不承认其合法性；全面抵制新马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规和内外政策，不接受“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这样的新民族认同，坚持“马来亚人”的概念。可以说，在60年代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新民族认同的历史过程中，这是一条用毛式共产主义取代民族主义、视本国的运动为达到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并以毛的中国和文革为精神和心理寄托的政治路线。尽管左派和共产党人在推动新马独立的过程中有过贡献，但那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民族独立不过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这从列宁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1962年10月(新加坡独立前)就把这条路线阐述得非常清楚--尽管他始终否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否认，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的斗争是一项民族民主运动。”[6]

　　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下，从一开始社会主义阵线就不会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那样满足于独立后的政治现实，一心一意地从事经济和社会建设，建立新民族认同 (能否和其它政党分享政权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那些政党是真心参加民主制度还是将这种参与视为政治策略)，而是始终以“外人”的心态视这个新国家为一个外在的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服务于这个运动，甚至为这个运动而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左派和共产党人之所以推动反殖斗争，并不是真的为了民族独立，而是向往世界革命，因此在民族独立后他们决不会满足政治现实，参与国家建设，而是相反，会以各种借口拒绝接受新的现实，发起新的斗争，从而成为政治和社会动乱的根源。当然，这样的分析并非要否定共产党和左派在推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是相反，意在回答一个关键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推动独立过程中如此有群众影响的左派势力在独立后迅速衰落？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新加坡左派(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党) 采取了和新的民族主义政权誓不两立毫不妥协的立场。1965年8月9日马来亚联盟和新加坡政府同时宣布新加坡独立，脱离马来西亚，社阵和人民党当即于10月8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承认这个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产生的“假独立”，并向行动党政府发出三项挑战。8月21日阵线报发表诗歌“枪尖上演的把戏”，极度夸张地说：；“新加坡在英国枪尖上独立”，“国防部长只懂‘向右转’，专心听从英国军官的指使[注：新加坡独立之初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政府要求英国军队留驻一段时间保障新加坡安全]； 外交部长的头被扭歪了，只能朝西方点头称是；愚蠢的劳工部长白着眼说，移开枪尖工人会跌在地上饿死”。一年后，中国文革正式爆发，社阵九名议员8月10日宣布辞去国会议员的议席，宣布“大力开展议会外群众斗争！”后来社阵在回顾这个决定时明确说这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批判敌人代理人和牛鬼蛇神及右倾机会主义散布的‘议会斗争’和‘议会选举’的荒谬言论和路线，”高举“议会外”群众斗争的旗帜。”这就点明了中国文革和新加坡“议会外斗争”的直接联系，李光耀说左派退出国会“仿效中国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决非夸大。文革意识形态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批判“议会道路”，否定合法斗争，主张直接行动和武装斗争，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视任何议会道路和合法斗争的主张为妥协和叛卖。

　　左派的“斗争”不但在原则上，而且在方式上也充满了文革色彩、文革语言和文革心态，表现在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的彻底否定，只要是它们赞成的，左派就必然反对；只要是它们倡导的，左派就必然拒绝。这种完全的敌对常常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姿态表现出来。例如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形容新加坡：“这是生活在热带？天空没有太阳/生命没有光芒/人们的头顶/一片黑暗/人们的心里/一片寒凉”。对两个新独立的政府领导人，左派用种种方式丑化和妖魔化，大量使用谩骂和人身攻击，“走狗”、“小丑”、“傀儡”、“困兽”、“奴才”、“匪帮”等等充斥着左派报章和标语口号。这种谩骂、丑化和人身攻击也更大量地随心所欲地用在其它人士身上，只要左派人士看谁不顺眼，就立即骂得他狗血喷头。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阵线报发表文章题为“丧家的走狗梁国光沈秀宁”；1968年3月10日发表了题为“批狗种卓贞佳”的文章，作者笔名是“杀千刀”。一篇把本来属于革命文学范畴的小说《青年人的锋芒》批成“黑书”的批判文章，作者的笔名是“戮黑”，意为“杀戮黑文人”。在政治语言上，虽然“阶级斗争”、“革命”等传统的词汇仍然在用，但更鲜明醒目的是“造反”、“打倒”、“永世不得翻身”等文革用语。“加紧造反”、“造反有理”等成为报刊文章常见的题目。此外左派报纸还发表大量文革风格的政治性漫画。例如，在一幅漫画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的两个人头被丑化后被压在革命的枪杆之子下面，文字说明是对当时两个官方口号的嘲弄。这两个官方口号是：“马来西亚共和国万岁！新加坡共和国万岁！”在漫画上，“万岁”的“岁”都变成了粉碎的碎，而且这两句口号在文字上被拆散，东一个字西一个字，表达了“分崩离析”的意思。根据南洋商报1966年9月3日的报导，在新加坡影院里每当毛的形像在屏幕出现，很多观众抱以欢呼；而听到新加坡国歌时则喝倒彩。同样的情况(亲华崇毛，对国旗国歌和国家元首不尊敬)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也大量发生。

　　这种夸张特别表现在动不动就用“残暴”、“血腥”和“法西斯”来形容政府对左派运动采取的应对。实际上，如果这些左派真的了解他们所向往的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大量处决“现行反革命”和以所谓“群众专政”和“革命义愤”的名义用暴力迫害各种被认为有政治问题的社会成员)，只要他们有起码的是非感和现实感，那么他们应该觉得自己有幸反对一个如此仁慈的政府。以下一段采自阵线报1970年5月30日的长篇报导，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左派行动的激烈和政府的节制。这个报导的内容是响应毛泽东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报导说从5月24日到30日，成百上千的左派群众拉着大旗举着标语进行游行，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拉赫曼、李光耀走狗政权！坚决不当傀儡兵！”等等，把欢呼毛在北京发表的声明和在新加坡拒绝征兵联系起来。在游行途中他们用棍棒袭击警察，打碎渣打银行的玻璃。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拘留了一批人，却被报导称为是“法西斯暴行”。征兵是新加坡独立后建立国防的重要措施，也是民族独立的应有之义，但受到左派全力抵制。社阵主席李绍祖的儿子因为拒绝服役而被拘留，后交保释放但规定必须去服兵役，此人便选择出国。这件事当时受到左派的渲染，作为“斗争”的一个事件。

　　左派不但“杯葛”(英文boycott，意为抵制) 选举和征兵这些政治措施，而且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一概否定，以“阴谋论”和泛政治化的心态抵制政府的一切措施。李光耀政权标榜“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服务和福利，缓和剥削，改善民生。这种政策的性质和效果固然可以讨论，但阵线报头版发表评论的大幅标题就是“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说李一切都是为了外国资本家在新加坡的利润着想。在新加坡已经独立并大力吸引外国投资以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左派坚称新加坡的要务“并不是要如何进行发展，而是要如何驱逐外国统治和重新统一国家(即和马来西亚合并)”。为了治理空气污染，李光耀政府在1970年3月开始向喷黑烟的摩托车征收罚款，规定摩托车使用五年后每年必须接受一次检查；汽车使用十年后每年必须接受一次检查。阵线报评论说这是一个“进一步迫害劳苦百姓”的“反动计划”，“李光耀傀儡政府不但用罚款来扩充其“暴力机构”，而且以通不过检查为名淘汰车辆，使帝国主义”生产过剩的车辆可以大量地在本地倾销，方便它们更大量地掠夺我国人民的血汗。这完全是为外国垄断资本家利益而制定的计划。”因此“黑烟毒，李光耀的心更毒。” 李光耀政府制定了家庭计划，强调计划生育和小家庭对改善民生减轻负担的重要，阵线报发表评论的标题是“‘家庭计划’的目的何在？”，说这是”完全企图掩盖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造成广大人民生活贫困和痛苦的主要根由的事实，而欺骗和误导人民相信资产阶级的谎言，以为今天世界上人民生活的贫困，是由于所谓‘人口爆炸’和人民生育‘太多子女’所造成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家庭形式的大小，而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对政府发起的旨在解决华人社区常见的脏乱差问题的大众卫生运动、对随地吐痰进行罚款等，左派也一概拒绝，计算每年政府可以从罚款中得到多少去扩充“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教育部门号召教师以身作则，不去色情场所，也受到左派的嘲弄。

　　新加坡左派一直把他们的运动和马来西亚左派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谈论和支持马来西亚左派运动时毫无顾忌，毫无国界的意识，正如中共在文革中谈论和支持其它国家的“革命”一样。例如，阵线报1967年4月16日发表充满文革色彩的长篇社论，“把革命造反进行到底！”说“近几个月来，马来亚大陆的工人阶级和各行业人民所展开的反剥削反迫害反法西斯暴行的斗争此起彼伏，热气腾腾。各阶层人民发扬了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狠狠地打击着拉曼傀儡集团和受它维护的反动资本家(尤其是外资)，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对威风……‘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经过革命斗争和生活实践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人们觉悟起来，勇敢地造剥削阶级和反动政权的反。”

　　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利用青少年的幼稚和反叛心理进行政治煽动，让他们从事和他们的年龄和自然身份不符合的“革命”，把他们推向了政治斗争甚至暴力斗争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不过是30年代的“红小鬼”的延续。受中共影响，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大量成员就是中学生。在中文教育和中文出版物的影响下，新加坡的华文中学一直就是传播中共革命思想的天然土壤，并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政治文化，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就参加了革命组织和政治活动。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从英语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实际知识和技能上在就业方面对华校生占有优势，这个现实因素更促使华校生对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反感，增强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因此红卫兵运动一爆发，就在新加坡华校生中激起了反响。新加坡阵线报1968年5月12日发表文章“马来亚的革命青少年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吧”，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红卫兵--给予我国的革命青少年巨大的影响，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式的革命青少年，如潮水般地涌现在我国革命斗争行列中。”文革初期(1966和1967年)华校生以“红卫兵”为榜样“造反”的具体行动是拒绝参加校方按照政府要求举行的升国旗、宣誓仪式和唱国歌，展开“反宣誓反升旗”斗争。他们不但在校园内展开“斗争”，而且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整个左派对民族独立和新国家“不承认主义”、拒绝接受“国家意识”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些“造反”行动中学生不但和校方发生冲突，而且对“反动教师”采取了“革命行动”，意为肢体暴力，类似于中国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当校方和政府开除和逮捕(实际是短期监禁)参加学运的一些积极分子后，造反学生称这是“法西斯血腥镇压”，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逮捕反开除斗争”，受到社阵、人民党、左派工团、校友会和艺术团体的声援。

　　很多参加这些“斗争”的中学生后来欲罢不能，等于放弃学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们的很多“斗争”业绩说来并不真的“轰轰烈烈”，例如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5日报导，一个被开除的中学生因大骂校方是李光耀傀儡政府的走狗而被罚款30元。9月28日又报导一个少女因和两男子在他人墙壁上张贴左派大会广告被捕，罪名是触犯他人财物(未经屋主同意)，法官判她有条件释放：一年内不得滋事。当时几件涉及左派非法集会的案件，被捕者中有大量中学生，在法庭审判时旁听席上常常坐满家长。有的家长本人也是左派，他们大骂李光耀是“走狗”，法庭是“法西斯残酷镇压”，虽然所谓“判决”基本是罚款、短期监禁或有条件释放，丝毫不比其它国家对不法青少年的处罚严厉。例如70年代初中共开始整顿城市中从文革开始后积累下来的青少年问题，很多“少年犯”在毫无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送去劳教，家长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纸通知书而已，哪有什么请律师和法庭旁听一说？

　　(四) 文艺大批判和“土产样板戏”：文革影响下的新加坡左翼文艺

　　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和它本来的功能毫不相称的重要作用，不但成为一条“战线”，而且艺术化地歪曲历史，虚构现实，从而不仅为政治目的服务，而且提供了一个让左派陶醉的政治乌托邦。在很大意义上，20世纪的共产党革命所创造的就是一个乌托邦，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个乌托邦的最高最精致形式。在新加坡，文革中文艺的这个方面完全被移植了过来。

　　新加坡的华人本来就深受中国革命文化的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左翼文学和艺术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华文学校里广泛传播，左翼作家郁达夫30年代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左翼文人胡愈之1940年受周恩来派遣应聘并担任过马来亚和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很多左翼戏剧也被搬上舞台。1949年中共建国后，左翼文学，包括苏联的革命文学(例如根据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的苏联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节译本，早在30年代末就在新加坡华人中传播。40年代中梅益根据英文版的全译本也很快就传到新加坡。)，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革命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拥有广泛的观众和读者。到了文革期间，新加坡左派文艺更是完全处于文革影响之下。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新加坡左派文艺汇演反映文革影响的情况，以下对文艺思想、文艺批评和新加坡土产样板戏做一些介绍。

　　在文革的影响下，阵线报从1966年9月开始举办了《文艺笔谈》，目的在于进一步贯彻毛在《延讲》中的思想。1967年4月阵线报的文艺副刊《新青年》发表了系统地确立毛泽东文革文艺路线的长篇文章“当前我国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以居高临下指点江山唯我独尊的毛式文革霸气为新加坡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当前的任务”，规定了“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长期的改造”，确立了革命的“创作方向”，说要”大写、大演、大唱、大画、大歌颂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文艺的创作手法也必须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文章把一大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文作家打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表现的是“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坏思想。”

　　在确立了毛主义文革文艺路线后，新加坡的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个文革潮，创作出大量的歌颂文革和议会外斗争的文艺作品，甚至无视政府的法令，公开号召展开武装斗争，响应和新加坡一峡之隔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乡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的号召，“突出民族解放军战士的英雄形像”。用一个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左翼文团，杂志，戏剧团体等纷纷高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小说，诗歌，戏剧，文论等纷纷‘变色’，左翼文坛一时间红旗飘飘，枪声卜卜，文革味十足。”[7] 阵线报每年的新年特刊除了发表党领导人的新年讲话、世界革命形势回顾之外就是发表长篇文章，对过去一年的文艺作品从文革意识形态的角度品头论足。例如1968年的新年回顾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此外，大量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文学评论或者叫文学大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问世，锋芒所向，那些非政治性的文学作品，讴歌自然和人性的作品，一概被贴上“黄色文学”和“殖民地文学”或者至少是“无病呻吟”的标签而被批判，其用词之刻薄和恶毒，比中国文革中的大批判有过之无不及。例如一篇批判诗人黄怀云的文章这样写到：“黄怀云的《流云的梦》是一株毒草，是一部反现实主义的歪诗......是一小撮文娼文氓(这里的娼是娼妓的娼，氓是流氓的氓) 以‘诗人’的画皮去害人作恶”。另一篇文章说：“文坛小丑赵戎又活跃起来了！......这种苍蝇，伪装君子、假冒英雄，整日嗡嗡营营，诋毁正直的人们，无论怎样干净的东西，总喜欢拉上一点苍蝇屎。”还有一篇攻击诗人孟沙的文章这样说：“大唱黑歌的诗人孟沙，窃据文坛的一角，培植毒草，为没落腐朽的反动文艺效命......随著新马文坛的突呈热闹，以及各式个样的文妖文娼文氓的涌现，这一团久经沉没的渣滓又乘势浮泛起来了。” 1967年7月30日阵线报的文章“一本形左实右的黑书--批林鲁《青年人的锋芒》”开篇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错误就得批评，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现在，在我们革命文艺界里头有一颗毒草生了根，长了苗，同时借革命文艺的土壤冒了出来。《青年人的锋芒》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不是别的，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破烂货，一分钱也不值的东西”。60年代末现代派诗歌传人新加坡，左派立刻发表文章说“妖气弥漫的马华文坛又吹起了一股歪风”。

　　新加坡左派报刊发表的一些文艺大批判文章

　　在左翼阵线内部，很多“自己人”也难逃被大张哒伐的命运。一个著名左翼文艺批评家忠扬被说批成“逃兵”和“周扬文艺黑线”在新加坡的“忠实信徒”。其他一些作家不是“对阶级斗争的概念还很模糊”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非常浓厚......假如不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进行彻底的、根本的思想改造......就很难经得起考验，就一定跟不上群众的队伍。”有一个左派诗人写了一首题为“挽歌”的文章悼念一位去世的同志，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没有表现出烈士的气概，是别有用心。有时候左派报刊也会发表被批判者的自我辩护或者同情者的文章，但那和中国的文革一样，往往是下一轮更深入的“批判”的前奏。

　　作为文革文艺代表作的样板戏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海外，在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影响。新加坡毛主义左派控制下的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将《红灯记》改编成话剧于1969年公演，并公开宣布这是”为了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决定性的和伟大的胜利，为了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及为了我国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左翼文艺工作者还仿效文革的做法，组织了所谓的“文艺轻骑兵”，在乡村郊区搭舞台，搞小规模演出，把革命文艺直接送到群众当中。他们还利用各种群众团体的联欢会，学校的毕业典礼，甚至幼儿园的结业典礼上演文革类型的文艺节目。

　　在中国样板戏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影响下，新加坡左翼文工团也创作了三个大型的演出项目：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诗歌造型《抗日之歌》和诗剧《送军粮》，被称为“土产样板戏”。

　　音乐舞蹈史诗《歌唱马来亚》歌颂的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新加坡的共产党和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和马来亚的共产党和左派在组织和行动上密不可分，所以歌唱马来亚的共产党也就是歌颂新加坡的左派。这个节目明显是模仿中共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们都把共产党歌颂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唯一重大的不同是中共的《东方红》以神话毛泽东为中心，而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中则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个人崇拜。这个音乐舞蹈史诗载歌载舞，结合了多种艺术形式歌颂马共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一共分两场七景，动员了近百名演员。据一位研究者介绍：“序幕以战鼓和欢呼，展现气势磅礴的场面，红旗招展。舞台上工农兵学以战斗姿态朝著红旗所指的方向前进，展现出一幅‘文革’式的舞蹈构图。”节目中有一段直接上演了根据文革时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编排的同名舞蹈。尾声是大型歌舞《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一首文革时最著名的毛泽东颂歌，1969年4月27日阵线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土产样板戏”时这样描绘说：“舞台呈现出东风万里，红旗漫天的伟大场面，让人不禁欢呼火的旗，火的海，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笔者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虽然没有机会看到这出土产样板戏，但有幸听到了《歌唱马来亚》的主题音乐“我爱马来亚”。不听则已，一听就明白这是完全照搬60年代一首大陆歌曲“我爱我的台湾岛”，歌词虽然表达的是解放台湾的主题，但音乐十分委婉动听。究其根源，这个旋律原来是一首台湾民歌，被共产党重新填了歌词。这是典型的共产党革命文艺对很多民间音乐作品实行“共产”(如“东方红”的旋律原来是陕北情歌)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重演，这样共产党的革命口号无论多么荒谬离奇，立竿见影地就“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了。根据有关材料，原来这个“移植”是由从中国归来的马共成员所完成的。

　　第二部土产样板戏是诗歌造型《抗日之歌》，突出了马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强调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马共虽然为东南亚抗战作出贡献，但毕竟和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正面作战无法相提并论，但和中共一样，在讲抗战时，马共很少实事求是地介绍自己的真实作用，而给人以抗战全是它在打、马来亚是它解放的印象。在音乐方面，这个节目采用了中国《红色娘子军》和交响诗《嘎达梅林》的片段，被左派评论家称为“一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好作品，是红色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功作品。”

　　第三部土产样板戏是诗剧《送军粮》，描写马共抗英战争中的军民鱼水情。第一场是“突破火线送军粮”，第二场是“解放军来了”，第三场是“奔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当时有两个笔名叫“霜天”和“宣红”的 左派评论家，这两个笔名就体现了文革的影响：“霜天”来自毛泽东的诗句“万木霜天红烂漫”；而“宣红”不用说是“红色宣传”的意思。他们在一篇“红旗如火，星火燎原”的评论文章中说这个节目“体现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主题思想，从而歌颂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歌颂了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当时新加坡发展工业，吸引外资，当然产生劳资矛盾，但左派文人紧跟中共文革文艺的模式，主题先行，创作了大量所谓“工人小说”，不但把这个矛盾上升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且虚构出一个由形像高大的英雄人物领导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场面。例如，有一本题为《金光道上》的长篇小说这样描写一个名叫清坚的主要英雄人物：“他拿出一本红皮小册子，开亮了台灯，坚持每晚的学习工作。这时，将近午夜了，宿舍外正下著倾盆大雨，寒风不断吹进房里，同房的几位工友已经呼呼入睡了。清坚轻手轻脚，把被窝盖在他们身上。 ”小说的结尾通过“正面人物”雅娟直白表达了要前往马泰边境参加马共武装来解救新加坡受苦受难的工人的信念：“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为了加促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决心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在祖国的远方--在战斗中重逢！”

　　1970年，由于新加坡国家建设成功，“革命”越来越不得人心，左翼面临困境和内部分裂(详见下文)，作为左翼意识形态先锋的文革文艺自然了引起非议。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黄兴提出了“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主张。这个主张听上去仍是“革命”当头，实际上企图矫正自1966年以来革命文艺文革化的极端趋势，用“马来亚化”对抗“文革化”。所谓“马来亚化”即是强调“马华文艺”(即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艺)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在现阶段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主张受到著名革命作家凌远的支持，他婉转指出，“外国革命文艺”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例如语录歌和语录舞蹈“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同意把学习的重点完全集中在外国的革命文艺，因为外国革命文艺所反映的，是外国的革命具体情况，和马来亚(包括星岛)工农兵的生活不能符合，和实际斗争需要也有着一大段距离。”然而极左文人集言发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批判文章(阵线报1970年10月11日)，指出“革命文艺马来亚化”的口号“并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并不能概括当前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是革命文艺创作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相配合”，强调“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落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教导……重新教育和整顿红色文艺队伍。”文章并说在50年代末期革命文艺曾经有“提倡健康文化，打击黄色文化”的口号，是脱离了政治斗争大方向，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今天要这个教训，抵制新的修正主义口号，坚持“革命化、战斗化”反对“马来亚化”。

　　(五) 派性林立和“路线斗争”--文革和新加坡左派的分裂

　　如本文开始时所介绍的那样，新加坡左派一度声势浩大，包括两个政党和众多的群众团体。1970年李光耀访问苏联时正值中苏对立最严重的时候，苏联总理柯西金问李光耀新加坡的毛主义者究竟得到多少支持。当时毛主义的影响在新加坡已经开始衰落，李光耀回答说在60年代上半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华人(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口是华人) 支持左派，现在则仍然大概有百分之十五。[8]

　　但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左派阵营并没有使得左派在独立后新加坡的政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左派的分裂和内斗。分裂和内斗一向就是国际共运的的特色，因为共运的本质就是用革命和暴力手段追求政治权力，用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掩盖膨胀的权力欲。这种权力欲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无法通过正常的个人努力或者社会升迁来达到，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则更难，所以只有通过投身彻底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来实现。毛主义和毛主义支配下的文革则把共运的这个本质推向极端，“有权就有一切”成了可以公开宣示的政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不断地分，不懈地斗，几乎每个城镇和每个单位都有对立的群众组织，派性林立，比赛革命，比赛激进，“路线斗争”成为争夺权力的幌子，最后终于发展到对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毛对党权独霸的威胁，所以后来又不得不强调“大联合”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全国至于军管之下。因此文革中“造反”的本质就是夺权，是共产党夺权历史的延续。毛主义的这种恶俗不但在中华民族中种下了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的恶果，而且随着中共国际影响的扩大发展到海外，于是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北京向莫斯科叫板，中共造苏共的反的所谓“中苏论战”。20世纪60-70年代在国际共运和左派运动中，中共影响就如癌细胞，所到之处左派内部肌体无不发生恶性病变，出现分裂、斗争和“造反”，或以亲北京和亲莫斯科分界，或以谁更亲华更崇毛分界，比赛激进，比赛革命，有时一个党或一个运动不但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就连所谓“亚非作家协会”也分裂成亲华和亲苏派，前者以北京支持的“亚非作家常设局”为主，谴责后者“非法召开伪亚非作家大会”(1967年3月)。在资本主义危机和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左派运动本来可以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但其结果往往是自我毁灭于内部分裂。新加坡的左派运动就是一个例证。

　　新加坡左派比较严重的分裂始于1965年新加坡独立，因为独立给左派带来了是否承认独立和如何处理和新成立的民族政府的关系的问题。新加坡左派的主流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此后的主要表现是比赛谁反现政府反得更彻底更不妥协。但是左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比较现实理智的左派认为不能因为这个独立是民族主义者通过妥协和谈判达到的就拒绝承认，主张观望，认为李光耀集团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在独立后又可能进一步向左转。对于左派内部的这种意见，阵线报1966年7月23日在发表“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的文章的同时，发表了“坚持正确路线奋斗到底”的文章，说这个意见不同是“坚持正确斗争路线的社阵、人民党以及广大工会的干部与群众，和那些有意散布错误路线的人士之间的分歧，是要使斗争走向胜利与企图将斗争引进死角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在提出“路线斗争”的同时，文章还提出了“反动派及其在左翼内部的代理人”这样一个同样充满文革色彩的概念，为党内斗争“上纲上线”创造条件。

　　进入1967年，对左派内部的这种不同意见的清算进一步以文革的方式和中共党内斗争的方式出现。例如1967年5月7日阵线报报导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一”大游行，说“今年的‘五一’是在左翼胜利地批倒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扫除了敌人代理人、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情况下到来和过去的”。8月20日阵线报发表社阵和缝业(缝纫行业左翼工会)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一切牛鬼蛇神，和谢启英这一小撮反工会、反党、反左翼、反人民的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坚决地暴露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把他们扫出左翼队伍。。。。我们呼吁一些被误导的工友和干事，认真研究事实，分清是非，坚决与谢启英等反左翼分子划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这是左派阵营内部第一次比较重要的分裂，发生于社阵和缝业工会前领导之间。同一天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派紧密相连的马来西亚劳工党左派宣布“造反”，召开“柔佛反右支联革命干部抵制右倾当权派召开之‘代表大会’”，谴责“党内右倾顽固当权派”推行一条“没有魏利煌的魏利煌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路线”，“扼杀、抵制真正的左翼群众斗争路线”，敌视星岛(新加坡) 的左派社阵。9月，社阵“党中央”发表声明开除三个“三反分子”，因为他们一直拒绝在党中央的声明上签字。开除声明说“今天任何左翼组织和左翼干部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谁都不能借口说什么‘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结论’，什么‘对问题还不清楚，不能表明态度’来掩盖自己的反党、反左翼、支持敌人的反革命阴谋的真面目”。声明甚至把不愿签名的三人之“罪状”一一列举，很多其实不过是私下的交谈和鸡毛蒜皮的小事。

　　1968年，中国文革中的内斗对新加坡社阵的影响更明显。5月和7月阵线报接连发表“打倒派性团结对敌”和“再论‘打倒派性团结对敌’”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点了一批“钻进左翼内部的阴险敌人”的名，呼吁“所有受一小撮所谓‘华中领导’、‘文序’、‘光睦黑帮分子’、‘金银业领导’、‘茶餐领导’等黑领导所误导的干部、同学、工友，猛醒过来，不要被敌人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10月3日的“党讯”(社阵的另一出版物，月刊)发表长篇文章，揭批社阵裕廊支部(社阵的一个主要支部) 内以王理谊为代表的“别有居心的阴险人物，打着最‘红’最‘左’的旗帜，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和破坏”，企图以颠覆一些支部开始，最终篡党夺权。有意思的是，王理谊向社阵党中央造反的具体行动之一，就是在社阵洛阳支部建立“革命委员会”，宣布夺权，和上海一月风暴向走资派夺权如出一辙。在社阵总结粉碎“王理谊反党集团”斗争胜利的经验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治串连”，从5月到7月，各支部展开大串连，交流和反党分子做斗争的经验，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加强革命派的相互了解和联络。这和文革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串连非常类似，连用词都雷同。但实际上，究竟王理谊有什么具体的“反党”罪行呢？说来可笑的是，事情的起因不过是党办幼儿园的教师续聘问题。主管幼儿园的党执委会要换教师，部分党员和家长不同意，“反党分子”于是散发“告家长书”，主张将现有教师延聘三个月，结果出现一个班级有两个教师(一新一旧)在课堂上争夺学生的情况。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这个争执本来纯粹是茶杯里的风波，但在当时社阵党内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就使得两派矛盾借机上纲上线，成了“路线斗争”。

　　新加坡左派最主要的分裂发生于1969年以后，主要原因是社阵领导李绍祖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自1965年独立后到1969年，新加坡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际联系基本确立了合法性，新加坡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左派领导的“不承认主义”在普通民众和一般左派群众中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为了摆脱政治困境，1969年6月社会主义阵线党主席李绍祖发表长篇文告，提出“马来亚重归统一”的口号，并引用毛泽东“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语录来为自己撑腰，用中国大陆和台湾要统一，南北越、南北朝鲜也要统一来相比，号召新加坡的左派和马来西亚的左派一起为重归统一而“斗争”。和“不承认主义”相比，这个口号同样不具政治现实感和不切实际，只能视为社阵领导在失去合法斗争的途径之后又面临失去群众支持时仍想在毛主义框架下寻找出路的穷途末路之举。但和社阵以往推翻这个打倒那个空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高亢的革命口号相比，这个方针要低调一些，重新设定政治目标，以民族统一取代政权更迭，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阵领导人对1966年以来盲目追随中国文革的反思。但这个口号在社阵内部立即遭到非议，一些人起来造反，视李为反动的当权派，发表“马来亚人民的斗争目标不容歪曲”的文章，说这个口号回避了最重要的政权问题，不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尽管新加坡左派从来没有拿起过枪杆子，一直都是在口头上谈武装斗争)，取消了敌我之分，是修正主义。这种批判立刻被李绍祖在9月份举行的“全党性主讲会”(即宣讲其新路线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予以驳斥。李在讲话中每当提到那篇文章时，都用“那株毒草”代之。11月社阵召开第三届党代会，李绍祖说“重新统一”方针已经引起“党内一场大论战，一场激烈和尖锐的思想斗争”。他搬出毛泽东“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语录，放在阵线报头版头条，强调他的路线不是坚持僵硬的教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李还警告说敌人“希望我们的代表大会破产。而反党分子、牛鬼蛇神更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可以推翻党中央”，产生一个推行错误路线的新党中央。

　　但是李绍祖显然缺乏毛的权威，一些坚持极左路线的社阵成员继续反对中央，具体行动之一是拒绝售卖党报(当时社阵有两份刊物，即阵线报和党讯，售价分别为15分和10分，不但是党的喉舌而且是经费的来源之一)。不久社阵属下6个重要支部集体造反，向中央呈递“意见书”，指责中央要争取的是“敌人安排下的统一”，灌输一个“反动的国家意识”，“处处强调合法地位”(注：社阵和人民党等在新加坡一直都是合法政党，只要它们在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拿起武器推翻政府，李光耀的政府就不取缔它们)，跑上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意见书说“我们党虽然是一个合法组织的政党，我们党虽然没有武装力量，不能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但这并不能也不应舍弃我们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等伟大真理作为我们斗争的原则和奋斗目标。”这样，党内的当权派和造反派打起了毛泽东语录战，争相搬出“最高指示”以示自己是真正的毛派。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党内这批造反派时，穷于应付的李绍祖第一次打出了反“左”的旗号，说“人民的要求是斗争的基础”，6支部意见书“忘记了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忘记了只有人民的具体要求，才会掀起具体的斗争，所以‘意见书’提出了许多不实际的和荒唐的、‘左’的论调”。对于新加坡多数人民满足于独立后的现实和忙于民生、没有那种“斗争”意识和“革命”要求这个事实，李只能这样婉转表示，不然又会被党内造反派斥为贬低和诬蔑人民。

　　但左派更严重的分裂是社阵和人民党的内斗。这两个党都标榜社会主义，亲华崇毛。看他们的出版物，就像看一场谁跟文革跟得更紧、谁背毛语录背得更多、谁骂李光耀骂得更恶毒的比赛。当1965年新加坡在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主导下宣布独立时，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向民族政府挑战。但李绍祖发表为新马重归统一而“斗争”的路线后，人民党以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自居，立刻在人民论坛发表一系列文章，指责社阵没有得到其它左派政党和组织的同意擅自行动，一评再评、一批再批社阵“争取马来亚重归统一”的路线，就像中共60年代初发表“九评”挑战苏共领导地位一样。1969年9月15日人民党以“部分党员”的名义发表“关于马来亚统一问题的意见提纲”，以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大幅标题。10月15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什么是分裂主义”的文章，反驳社阵的批评，标题上方是大幅毛语录“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与此点明社阵已经“变修”。11月1日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社阵的新路线，说”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为了表示对武装斗争的强调，人民论坛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长篇通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同一期还发表“二评‘马来亚重归统一’：在民族斗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强调“革命人民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70年1月2日人民论坛发表“再论关于‘争取马来亚重新统一’”的长篇文章，以另一段毛泽东语录打头：“不要总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以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文章用质问走资派的口吻说社阵的“重新统一”路线的“要害问题是：到底是人民先取得政权，以实现真统一；还是先争取‘统一’(这是假“统一”)？。。。我们一直希望社阵领导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不要回避！不要蒙混过关！”

　　对于人民党的挑战，社阵也发表大量文章和李绍祖主席讲话，不甘示弱，对人民党的问题一答再答，对人民党的指责一驳再驳。1969年12月10日社阵中央委员会发表“答人民党中委会的公开文章”，指出人民党是在恶化两党关系，分裂左派队伍。声明中一段话实际道出了自1966年以来盲目追随中国文革后新加坡左派所处的政治困境：“表面上看来人民党领导同志是很革命的样子，其实是空口说白话。你们到底要人民通过什么实际内容、什么斗争方式和方法去支持和声援人民战争呢？。。。。。这种空洞无物的乱发号召怎么会真的支持人民战争呢？怎么会促进革命运动呢？”由于人民党大量引用毛语录的战法使得社阵十分被动，社阵声明详细引用人民党文章中毛语录的出处和人民党的解释，反击说“‘歪曲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著作大胆曲解’，不是我们社阵，而是这些反对统一，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来遮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者。。。。他们引用毛主席的讲话时，只引用开头的一段和后段一些，狡猾地漏掉中间的重要的讲话，狡猾地把讲话的头尾连接起来，企图欺骗人们以为所引用的讲话是毛主席的完整的一段讲话。这是非常卑鄙下流的手法，不是真正左翼人士的作风。”1970年1月31日社阵的“党讯”发表“一篇分裂主义的文章”批人民论坛的“什么是分裂主义”，指责人民党领导“歪曲历史”，自己应该先“照照镜子”，“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发出“分裂主义的叫嚣”等等。

　　以文革意识形态为背景的这场论战还颇有意味地表现在社阵被捕人员的出狱问题上。1969年7月李绍祖在社阵内部会议上表示一些被捕人士可以用出国交换出狱(新加坡政府对政治犯允许出国，只要发表悔过书)，只要不对组织造成损害，并说列宁、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也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李的这个意见和过去的立场相比有相当的缓和，也符合人性，很可能和他用重新统一取代夺取政权的新路线有关。这个消息透露后，人民论坛发表题为“‘妥协出国’和‘被迫出国’不能相提并论”的文章，批判李绍祖混淆两个性质不同的出国。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人民论坛在同一版下面附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头颈上拴着铁链的囚徒匐伏在地，准备在一张“出狱条件”书上签名；在他的对面另一个人也匐伏在地，对他的出狱翘首以待，这个人留着大背头，身上写着一个“刘”字。很明显，这个“刘”指的是中国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他在文革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允许61个系狱的中共高干在向国民党签署悔过书之后出狱。这样，人民论坛就把李绍祖比作了刘少奇。由于人民党和社阵当时虽然在争论，但还没有彻底决裂，彼此还以“同志”相称，就如60年代初中共和苏共那样，因此，人民论坛的文章并没有直接说李就是刘，但把这幅漫画和批李的文章放在一起，其含义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