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丙辰“4.5”事件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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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4.5”事件亲历记
（一）北京人都是如假包换的天然政治家
北京人都是如假包换的天然政治家，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名闻天下，当年我所生活的沈阳却有些异样，老百姓对政治说不上是关心还是不关心。也许是曾被日本人统治过一段时间的缘故，沈阳人喜欢以“糊弄小鬼子”的方式对待政治。“文革”时期的沈阳，运动看似搞得轰轰烈烈，其实都是“糊弄小鬼子”的！
当年的沈阳，不论你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干活，还是在商场里闲逛，到处都挂满了大字报——无处不在的大字报几乎要碰到你的头——商场、车间都拉着绳子，绳子上面挂满了大字报。我所在的工厂还显得特别有创意，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之一，价格不菲的漆包线被改变用途，化身为悬挂大字报的“绳子”，可见其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大字报的标题多半“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内容吗？基本属于不知所云的范畴。那些全属奉命之作——谁要是没写大字报，他就没有评先进的资格，虽说当年的“先进”并无“含金量”，但却是表示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万万马虎不得的。当然大字报并非要你亲自写，你只需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上神圣的大名就行——签名也无须你亲自动手，也可由旁人代劳。
有一天我看到车间里围着一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有位小伙正在写大字报。只见他手握“如椽巨笔”，落墨在纸上写下了大大的“揭发”两个字，真可说是“力透纸背”有“万钧之力”。我期待着由此揭发出一个惊天大案来。可惜笔锋一转，“揭发”只有简单的两句话：
“（一） 炸大楼事件谁是幕后策划者？必须老实交待！ （二） 抢档案事件谁是幕后策划者？必须老实交待！”
而后程序很快进入了签名这一最最重要的环节，围观者不甘落后，纷纷要求把自己神圣的大名庄严地签上，以便由此在“评先”的道路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写大字报者确系世上最大公无私者，他完全不顾忌别人要把他的“先进”抢走，反而是恨不得让所有地球人都在其大字报上签名，以增加大字报的份量，就像如今街头为支持奥运会而征集签名一样。由于一张纸签不下那么多革命群众的大名，于是又外加一张专做签名之纸。不甘落后的我，当然也荣幸地由此获得了宝贵的评先资格。

（二）事件起因
闲话少讲，言归正传。话说公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这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我因为工作从沈阳调到武汉的原因，乘车来到了我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北京。一下火车我立即来到位于东单的哥们漆成家中，进屋之后漆问我：
“沈阳有花圈吗？”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觉得很奇怪：
“什么花圈？”
“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呀！昨天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这几天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可多了！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可能会要被雨淋坏一些，待会我陪你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
“我还真忘记昨天是清明节了，沈阳人没有北京人那样关心政治，没听说过花圈的事。”于是漆成详细向我介绍了送花圈的前因后果：
公元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全国人民好像一下失去了主心骨，觉得苦难的中国也许再也没有希望，因此人们感到万分地悲痛。由于周恩来是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一伙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总理，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对此人民群众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3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突然出现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是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献的。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感觉到这是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人们纷纷自发地佩着白花，臂缠黑纱，抬着花圈，川流不息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后来每天都有一、两百万人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人们眼含热泪，声声呼唤着敬爱的总理，以表达人民对将骨灰撒满祖国山川大地的总理的思念之情。
花圈越来越多，并且越做越大，挽联上全是感人至深的词句：
“敬爱的周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

（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漆成家吃过早饭后，我与他各骑一辆自行车，很快来到天安门广场。此时络绎不绝地有人扛着大大小小的各式花圈进入广场。由于人们发现头天敬献的花圈，往往一夜之后就不知所踪。于是有人就整夜在广场上守护花圈。更绝的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为了不让花圈被别有用心之人偷走，他们创造性地做了一只大大的既空前又绝后铁花圈，动用吊车之后才将花圈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苦难的中国经过十年“文革”动乱之后，经济已经崩溃，广大人民群众经历了最初的狂热之后，终于明白动乱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从心底里产生了对呕心沥血，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周总理产生了无比的敬佩和怀念之情。人民用花圈在天安门广场上汇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这是对“十年文革”无声的抗议。
此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我仔细阅读着挽联及小字报，那都是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文章等，如著名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等诗文。还有一些人在此高声朗读悼念总理的文章，还有一些人在此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不知其中是否有后来所说的“小平头”）。这一切感觉让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颇有大快人心之感。
正当大家处于极度悲痛之时，忽然看见一群人奋力追打着一名男子，该男子冲过马路向人大会堂没命地跑去。经打听，才知道该男子自称是“清华大学”的，由于此人刚才在广场上高呼“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因此激起了公愤，致使受到成百上千人的追打。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没有受到人大会堂前站岗哨兵的阻拦，我看见他逃入了人大会堂之中，而追打他的群众反而被哨兵挡在了大门之外。
此时大会堂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群情激昂，强烈要求交出攻击总理之人，但是毫无结果。这时大会堂门前的马路上开来一辆“宣传车”，这是一辆警用轿车，车顶安有几只高音喇叭，“宣传车”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来回不停地开，并反复播放着下面一段话：
“革命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在此处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
“革命的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在此处停留，以免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利用！”
……     ……

（四）题外话
继续写下去之前必须先说点题外话：
    鄙人虚度了63年的光阴。不怕大伙见笑，我没有所谓的“追求”，我只是一个历史的看客（“4.5”那天我也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不管遇到什么年代都要活下去的老百姓，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只有被世界不断地改变自己。能够吃饱一日三餐，不遇到战争和各种自然灾害就是我最大的企求。但是我最讨厌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讨厌他们打着为民的招牌，忽悠我们这些只求温饱的平民百姓，把老百姓当炮灰！其实他们的本质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实现他们野心的代价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下面继续写：

（五）“我是奉命的”
大会堂前交涉未果的人们，此时正不知向何处发泄，当听到“宣传车”作如此宣传之时，大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愤怒的人们立即火速从人大会堂的台阶上冲了下来，眨眼之间已将“宣传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纷纷质问“一小撮阶级敌人”指的是谁。车内坐着三名身着警服之人。司机是个明白人，他回答说：
“我是奉命开车的，要我开我就开。”于是大家便一齐指责那两位播音员。其中一位回答说：
“我是奉命广播的，要我播啥我就播啥。”另一位却闭口不愿表态，他立即被愤怒的人们从汽车中拖了出来，有人还将他的警帽抢过来抛到半空之中。而那辆汽车顷刻之间也被愤怒的人们掀翻在地，像一只被翻过来的大王八，四轮朝天地躺在那里。
此时广场上的秩序越来越混乱，估计总共聚集了50万人左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送花圈和听演讲，常常是刚看到这里一群人围着一个人追打，突然别处又有一群人围着另一个人追打。广场上还有许多敏感的金发碧眼的“老外”，他们默不作声，手拿相机不停地拍照。此时一些身穿“便衣”之人，可能认为觉得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的大事，他们把老外的相机抢夺过来，把相机的皮套抛向空中，随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把外国人押离广场。
当年美国还未与中国建交，但在北京设有以老布什为主任的“联络处”，联络处有一辆特别扎眼的红色轿车，此时该车就在长安街上不停地开过来再开过去，但见车内的人也手执相机不停地对着广场拍照。
广场上大部分的人都和我一样，我们都是怀着对总理的思念和敬仰之情自发来到此处，看到老百姓不顾高压，自发地悼念总理，我们觉得特别解气，真是民心不可违，有这样的人民，中国不会没有希望的。此时许多有组织的“民兵”正在驱赶广场上的人群，要大家迅速离开。当然没有人愿意离开，反而感觉人还越来越多。我们身旁站着一老一少两名工人摸样的人。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对老师傅说：
“太过瘾了！太过瘾了！老子今天不去上班了！”
当看到“民兵”在驱赶人群，那位年青人又愤愤地说：
“这些‘民兵’干嘛呀！做这些不得人心的事！”老师傅白了他一眼说：
“他们还不是奉命来的，你不也是‘民兵’吗？要你来你还不是也得来？”
确实老百姓都是一些非常渺小之人，还能翻了天不成？不过当他们汇聚到一起时，也许他们还真能改变这个世界。
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我对漆成说，“我们还是走吧，我还要按原计划到大栅栏去买些东西。”于是我们骑车向前门方向走去。当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还是一片松树林，因此在前门那边看不到广场内的情形。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已经戒严，有警察在此把守，所有的人只许出不许进，很多人围在那里打听为什么戒严，天安门广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好像录音机一样，对所有提问反复“播放”着同样的话：
“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北京市的同志们应当已经听过传达了，请大家不要在此停留。”
看到此情此景，漆成有些恋恋不舍，他对我说：
“还走吗？出去可就进不来了呀！”我说：
“还是走吧，我还有许多东西要买呢！而且我们还得吃饭呀。”
（六）确实威力无穷
那个年代，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商店里边还有些商品“陈列”，其它地方的商店基本上只有空落落的货架。当然许多东西并非北京所生产，比如说猪肉吧，许多都是武汉肉联厂宰杀的，运到北京后人们可以随意购买，但武汉却要凭票，每人每月只供应一市斤，于是北京开往武汉的火车就变成了“人、肉”专列，被货车运到北京的猪肉，又被客车“运”回了武汉。自然凡是路过北京、上海的人，购物成了必做的功课。“外地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日常用品的采购员和搬运工，好像这两处的东西不要钱似的，即使是老弱病残者也像驴子一样尽可能地背上大包小包，我有一次曾因携带了145斤的超重行李而被罚款。有些商品如肥皂、白糖等，购买时还必须凭北京市的工作证，当然只需掏出工作证晃一下即可，由于当年全国几乎所有单位的工作证都是一个小红本本，当售货员要我出示北京的工作证时，我便掏出随身携带的红宝书《老三篇》晃了一下，居然也行，看来毛主席的著作确实威力无穷，连买肥皂都管用。
在前门外草草吃过午饭，其实我们此时根本无心购物，于是决定还是回到天安门广场去。此时戒严依然没有解除，仍然是许出不许进。我猜想长安街一定不会戒严，否则的话国际影响就太坏了，于是我们两人骑车绕到长安街，如我所料果然没有戒严，车辆与行人都可以自由通行，但却不允许进入广场——广场只许出不许进。我们只好将自行车停在“灰池子”观礼台下，观礼台已经站满了不少“首长”，我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登上观礼台，手搭凉棚学首长“观礼”状。

（七）着火了！着火了！
此时许多警察正排成一排，向南驱赶着人群，被警察驱赶的人们却毫无离开之意，于是包围圈向南面压缩，似乎让人退无退路。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被包围的群众奋起反击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搞来许多石块——可能是在松树林中捡的，大大小小的石块如流星雨般向警察们掷去，而刚才还雄赳赳、气昂昂的警察们一下子反而变得如丧家之犬，立即作鸟兽散，套用一句古典小说里的话叫做“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有那等跑得慢的，额头上开出了鲜艳的红色花朵，只好用手帕捂着头没命地逃去。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工夫广场上穿警察制服的人好像人间蒸发，踪影全无。
观礼台上忽然有人叫喊起来：
“着火了！着火了！”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广场东南角一辆轿车被人点着，冲天大火冒着浓烟腾空而起。由于广场上戒严的警察全都逃之夭夭，此时戒严令已经形同虚设，灰池子观礼台上的“首长”都纷纷不顾自己的“身份”，冲下看台，以便“零距离”观察史上最牛烧车事件。
事后了解到，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设有“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指挥部抽调了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镇压群众。当时有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部分群众冲入楼里。下午5点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只好灰溜溜地从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与我们同时到达现场的还有两辆从广场东边公安部大院里呼啸而出的救火车。而愤怒的人们不允许救火车靠近着火轿车，有人开始打砸救火车。车上的人一边用手护着头，一边高喊：
“同志们，这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国家的财产！”
于是有人又开始打车上的消防官兵，此时有人说：
“打他们干嘛！他们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
然而说不要打的都是“看客”，打人者是“实践”者，他们用自己的“实践”来发泄积压在心中多年的不满，尽管他们的行为有些过分，但还是获得了“看客”们的同情，觉得他们打烧的并不是人民的财产，此时的国家早已不是属于人民，而是成为“四人帮”的私产！
在目睹了两辆气车被烧的“壮观”景象之后，我决定要与漆成分手，因为我在京停留时间有限，我还有探访在京亲友的任务，于是我骑车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与我分手之后，漆成到附近澡堂洗了一个澡，而后再回到广场，他一共看到烧了四辆汽车才回家。

（八）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前离开
拜访了几位亲友，他们单位都已传达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甚至连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也被告知，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要大家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但北京市民私下没人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而认为这是民心之所向。为了安全起见，亲友们劝我在返回东单的时候，不要再从天安门广场经过，以免发生意外（也就是被抓）。但我认为长安街是北京的形象，总不能不让人走路吧，路经天安门应当是没事的。
当我骑车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大约是下午六点左右，此时广场没有戒严了，可以任人自由出入，广场上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市长吴德的讲话，是放一遍吴德的讲话录音，再放一遍播音员的录音：讲话的大意是：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记得讲话的最后警告说，所有人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前离开广场，否则……
听到广播之后，我没有再次进入广场，而是径直回到漆成的家中。

（九）广播里说
第二天，中央台的广播里传来了将此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报道。并报道说，北京机床一厂等工厂的工人们对“反革命事件”进行了坚决地反击。
后来才知道：
晚上9时29分，“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队伍行动不一，群众乘机迅速疏散。这时，参加围剿的641名警察从天安门广场西侧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群众。突然，广场上的所有电灯忽的一下全黑了，而后又一下子亮了起来，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警察手持木棒、皮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下毒手。警察的棍棒、皮带、桌椅腿雨点般落在无辜群众的身上，地上留下了一滩滩的鲜血，以致第二天不得不用洒水车清洗地面。
4月5日之夜，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200多名革命群众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和逮捕。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丙辰“4•5”事件。
虽然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但当6号那天我再次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发现仍然有不屈的人们献上的花圈，表明人心所向是镇压不下去的。那天我到北京机床一厂去拜访老同学，我们班在该厂有五名同学，这些同学在学校时分属于不同的派别，但今天我们的思想却出奇的一致。是事实教育了我们，“文革 ”中大家分裂成两派，其实是被“四人帮”所利用，以致群众之间互相无休止地斗来斗去，今天又是事实再次将我们团结成了一派。当我见到陆玖同学时，他把我拉入自己的房间，对我说：
“我们关起门来说话，广播里说我们机床一厂的工人到天安门广场去进行了‘反击’，其实‘反击’是我们去的，但送花圈也是我们去的。”
多余的话他不便再说，但是我早已心领神会，觉醒的人民谁又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痛彻骨髓呢！
四月七号天安门广场依然有群众敬献的花圈，当晚我乘车离开北京并于第二天回到武汉。

（十）北京人也学会了“糊弄小鬼子”
到武汉后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了全国。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
“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把人们对“四人帮”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的抗议说成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和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各地又根据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开始了。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此时的我，对漆成的处境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市各单位都在审查“4•5”那天没到单位上班之人。我不敢写信与他联系，怕联系变成自投罗网。正好王忠从河北出差来到武汉，我托他到京时务必前去漆的家里看看。后来漆与王都来了信，漆成毫发未损，日本人的统治让沈阳人学会了“糊弄小鬼子”，而“四人帮”的统治同样教会了北京人“糊弄小鬼子”。在那个特殊年代，各基层单位对“四人帮”的“大清查、大搜捕”，也是采用了沈阳人“糊弄小鬼子”的方式，从而保护了一大批人民群众。
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4.5”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又宣布：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至此“天安门事件”终于划上了一个公正、圆满的句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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