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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夹雪
南风窗的记者郭宇宽 7月4日 在腾讯网发出了一篇题为《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文后另附）的文章，文中说“汪晖、张宏良、崔之元他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革’是好的”，并说“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追求，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模仿鲁迅绝望的口吻，我想说‘救救教授吧’！”
其实，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从未“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革’是好的”。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只不过认为，应该正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实事求是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功过，不能像反共势力那样用“内乱”、“浩劫”的大棒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一棍子打死并加以妖魔化，并借此将毛主席、将共产党共和国彻底妖魔化，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再者说，就算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的观点不对，郭宇宽大可以堂堂正正的和他们辩论，以实际证据来指出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的观点怎么不对，怎么仅仅漫骂他们“走火入魔”，却丝毫证据也拿不出来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郭宇宽 先生是理屈词穷。
尤为可笑的是，郭宇宽文中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证自己“心目中灵台明澈的智者” 马克斯·韦伯有偏见，以此来证明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也有偏见。郭宇宽有那个精力，为什么不直接论证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有偏见呢？马克斯·韦伯有偏见就能证明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有偏见？马克斯·韦伯是郭宇宽崇拜的人，又不是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崇拜的人，他有偏见只能证明崇拜他的郭宇宽更有偏见！
文革究竟好不好？单听右派的不好，单听左派的也不好。先让我们看看几个狂热反对文革的著名右派的观点：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白岩松：常识、理性与信仰》 2010年02月06日 新京报）也就是说，即使在狂热反对文革的白岩松心目中，文革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1959至1962年）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 （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也就是说，即使在狂热反对文革的辛子陵心目中，文革也是既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的一个黄金时期。
—— “篇幅空前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集中大量人员编写，《二十四史》第一次全部标点，《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这些宏大的文化工程居然能在整治乱局中一一完成，我不能不对周恩来产生特殊的尊敬。……先是我家乡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带来了有关中国人‘生存之本’的伟大命令。于此同时，兵马俑、马王堆的出土，带来了秦汉文化的伟大命令。无数中国文化人立即行动起来，不管身边有多少政治喧嚣，硬是把这些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的妥妥帖帖，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直到今天还经常有外国人问我：你们国家很多人一再向外宣称，‘文革’毁灭了一切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参观的最重要的古迹，都是在那个时候发掘和保护的？” （余秋雨《我等不到了》第134页）也就是说，即使在狂热反对文革的余秋雨心目中，文革也是把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的妥妥帖帖，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的一个文化繁荣时期。
……
可见，如果说文革刚结束的时期人们对文革时期的历史还有很大分歧，那么经过3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左派和右派对文革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
——文革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
——文革是一个既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的黄金时期。
——文革是一个把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的妥妥帖帖，并及时作出了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的文化繁荣时期。
……
那么为什么左派和右派在文革评价问题上还有尖锐的对立？原因很简单：
左派主张正视文革是因为左派支持群众性的革命，支持群众反抗压迫的权利；右派主张妖魔化文革因为右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认为群众只能被剥削被压迫而不能有丝毫反抗。
左派主张正视文革是因为左派反对经济困难和贪污腐败；右派主张妖魔化文革因为右派希望自己能够贪污腐败而认为群众生活困难是理所当然。
左派主张正视文革是因为左派希望保护文化遗址并进行高水准的考察和研究；右派主张妖魔化文革因为右派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倒卖文物发死人财。
……
一句话，左派主张正视文革是因为左派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一边，愿意承认事实；右派主张妖魔化文革因为右派站在一小撮剥削者压迫者一边，出于的自身利益故意撒谎。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郭宇宽先生对工人农民怎样评价文革不大感兴趣，却对正视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知识分子如此痛恨。因为在郭宇宽先生心中，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国内外剥削者压迫者的帮闲打手，因此对于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敢于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一边、敢于正视文革时期的历史（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的知识分子视为叛徒，尽管拿不出一点道理反驳，但是仍然要以“走火入魔”之类的语言进行谩骂。
为什么会出现汪晖、张宏良、崔之元这种敢于正视文革时期的历史的知识分子呢？
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思想，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造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在建国以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思想改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进行下放工作让知识分子体会工人农民的生活，努力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而“特别是”30年来,随着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深入, 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利的资本家构成了一个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利益共同体。知识分子为剥削压迫腐败卖国等等恶行的辩护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劳动创造财富吗？否。……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茅于轼）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
——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茅于轼）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茅于轼）
——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茅于轼）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厉以宁）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厉以宁）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刘晓波）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焦国标）
——“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这有两个好处：一，这对世界安全，这对中国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这样的狂妄之子挟持大中国，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时，河北小伙找个湖北媳妇，就可以自豪地说：不才找个外国妞，楚国的。你一听说一个德国人找个法国媳妇，肯定觉得很羡慕，实际上等于湖南小伙找个湖北妹子。中国人要过跨国婚姻的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国分成欧洲那么多个国家，四十多个吧。要实现这一梦想，还得等东亚恐怖主义被平定之后，就请未婚的中国男女们快快伸出援手吧。”（焦国标）
——“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曲线救国实在比直线救国好。”（焦国标）
……
看看这些南方系为中心的妖魔化文革的“主流”知识分子，恐怕才是真正的走火入魔了吧？
如今，在官学商三位一体的压迫下，占人口95%以上的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包括：2亿失业，1亿精神病，3000万“结石宝宝”，2000万“小姐”，每年8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而在“主流”知识分子疯狂为剥削压迫腐败卖国等等恶行的辩护的同时，占人口95%以上的广大人民也清楚的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对当前社会灾难的责任。知识分子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由前些年的专家、教授等令人尊敬的形象，跌落为当前的“砖家”、“叫兽”等受人唾弃的形象。而一个受人唾弃的集团如何能长久的了呢？如此下去，不仅中国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会不断加剧，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向毁灭恐怕也是无可避免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汪晖、张宏良、崔之元等人跳出“内乱”、“浩劫”的框框，正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的行为。因为他们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逐渐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了毛主席“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伟大思想的意义，明白只有正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站在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农民一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也才能拯救日益受人唾弃的知识分子自己。
生活在地狱的人，会更加渴望天堂。每一个出身在罪恶时代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情愿让群众运动的烈焰焚化自己身上沾染的罪恶，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
附：
郭宇宽：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
2010年07月04日08:09时代周报郭宇宽我要评论(200) 字号：T|T
郭宇宽 资深传媒人士
乌有之乡是我经常浏览的网站，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网站讴歌“文化大革命”，为江青、张春桥平反，甚至撰文林昭、张志新死得活该，这些都让我对这些人产生生理反感，而是想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最极端的一群人怎么思考问题。看这个网站不禁让人感慨人性是多么的复杂。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网站的精神旗帜，是几个教授，如汪晖、张宏良、崔之元。他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革”是好的，大跃进是及时的，“反右”是应该的，朝鲜是进步的。吴稼祥先生曾经评价这种习性“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夫，坚持用放大镜要在麻疯病人身上寻找一块完好的皮肤，以此证明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比《鞍钢宪法》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没有发现比‘文革’更有制度化潜力的‘大民主’形式。” 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也确实有一批显然是死心塌地的粉丝。
吴稼祥先生所说的这种“习性”，我发现其实在一些哪怕很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都具有普遍性，比如著名的马克斯·韦伯。
虚假的韦伯命题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把“韦伯命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感到韦伯的结论难以说服我。首先是在事实判断上，他对于新教伦理的赞美并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他“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态度。韦伯努力旁征博引，想证明新教伦理中“入世苦行”、“天职”观念都是除了新教伦理以外别的文化信仰中所没有的，天主教徒中没有，犹太教也没有，东方的儒家和道家中更没有。这是在我后来更加了解儒家思想以后所完全不能认同的。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关于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我后来在温州做研究，接触一些怀有天主教，甚至佛教、道教信仰的商人，谈到韦伯的观点，他们也无不认为这是偏见，甚至感到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歧视。
一个学者除非是为了抗辩别人的观点，如果要主动对几种文化的比较命题下判断，自身得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好一个旁观者，甚至“他者”的态度来分析，否则很难不被偏见所左右。要命的是，我自己回溯韦伯命题的思考脉络，发现他存在不可原谅的逻辑跳跃和推理不严密。比如他敏锐地发现了“在近代经济里，基督教新教徒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有较重的分量”，他还发现“天主教徒的毕业生当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越远落后于新教徒”。但在接下来的推理中，韦伯并没有过滤其他可能干扰的变量。他所尤其重点提到的加尔文宗兴盛于日内瓦，那里在成为“新教的罗马”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了。字里行间，韦伯似乎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的优越性而证明其优越性。
实际上，韦伯自己是一个新教徒，而且出生在深厚新教传统的家庭。而最为吊诡的，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文章中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思想经历和家庭背景。对于他自己怀有新教信仰这一事实，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刻意掩盖。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力图在用客观的、理性化的态度来对待新教传统。这种掩饰并非没有意义，如果公开地作为一个新教徒来赞美新教，当然会有损其在其他信仰者面前的公信力。
“种族主义者”韦伯
在纽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经听一个教授把韦伯称作“racist”,在强调政治正确的美国校园里，大概把人称作种族主义者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当时我很不能接受，把我心目中灵台明澈的智者称为“种族主义者”。
不过，重读韦伯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论述被称作“种族主义”并不过分。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前言中就说资本主义唯独能在西方发育出来，“其中决定性关键是在遗传的素质。”这本书里韦伯作了一个在他看来比较谨慎的论述，西方发展出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优越，如果他掌握更多的资料，下一步，他就要论证是因为西方人种的优越了。
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是韦伯对波兰民族表现出的，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仇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韦伯发表就职演讲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其中说 “无论到哪里，这些波兰人都会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他认为，与日耳曼人相比，“两个民族在心理和体制上的种族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 “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波兰人也就这样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
韦伯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学教授给出的政策主张，也充满“阴谋论”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他的经济主张是强化国家干预，甚至建议“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他认为所谓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最终决定于“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 。
为什么这样一个智慧而又真诚的人，在他一直提倡的清晰冷峻的理性中会表露出一些像种族主义这样非常不理性的倾向？
进一步了解韦伯的生平和他的著述联系在一起理解,会感到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拧吧”。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苦行甚至禁欲主义，而他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过着放荡的生活，是一个“粗鲁的，喝啤酒，爱决斗并且吸雪茄”的学生，而一直到他父亲去世前，韦伯都没有停止和父亲之间激烈地争吵。D.G.麦克雷觉得，他的政治立场也是这种情节的延续，韦伯对待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态度—既赞美，顺从，又不愿苟同—不仅反映了他对父亲的态度，而且是他这一态度的一种发展。他渴望这个国家进行改革或者干脆寿终正寝，尽管他同时又发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一种值得赞美的力量。
韦伯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他试图追求的理性的世界，是他作为学者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世界；另一个世界，是他无法抗拒的，深入他潜意识甚至基因的情感依恋的世界，比如对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对波兰民族的厌恶，对于新教的感情。
显然韦伯希望做一个没有偏见的客观的学者，这也是为什么在韦伯的学术文章和演讲中，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倾向和思想背景。他力图扮演一个“价值中立”的形象，却无法避免，越是用心压抑，越是会甚至更强烈地表现出来的信仰和偏见。
救救教授吧
人格分裂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只要有足够的自省意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找到人格的自我冲突，只是程度有差别。很多人如果对自己并不较真儿的话，两种甚至更多重人格可以同时存在，人格分裂而互不冲突。
但是，对以思想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人格分裂带来的折磨就会非常地痛苦。对韦伯来说，他似乎是想用理性化来掩盖自己的本我倾向，结果却是他的本我借助理性的包装突破而出。
这个现象不仅在韦伯身上明显，相信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而在很多德国杰出的、号称严谨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上更能看到影子，而海德格尔，一个天主教徒后来索性成为纳粹的辩护士。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不像一个卷着胳膊上阵的红卫兵或者纳粹冲锋队员，他们的非理性很容易被识别，而知识分子却往往会把其非理性深深地掩盖在理性和学术的包装之下。红卫兵和纳粹冲锋队只会大声喊口号来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定，而一个知识分子会写出厚厚的著作，以庞杂的引经据典，以客观的姿态来论证其其实像红卫兵一样充满偏见甚至邪恶的立场，并巧妙地掩饰自身的矛盾。
今天出来一些年轻人做新红卫兵和新纳粹，并不太可怕，常常是一些头脑简单的情绪爆发，浇两瓢冷水就好了，而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追求，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
模仿鲁迅绝望的口吻，我想说“救救教授吧”！
文来源：
遥看春江虹桥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wzy153749496
http://view.news.qq.com/a/20100704/00000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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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3 21: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