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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 时间：2006年7月5日
地点：山西太原省山西农机局招待所308房
参加人：王庭栋、李仁安、姚监复
记录、整理：姚监复
姚：1958年河南的“潘、杨、王事件”，杨珏同志和你都曾向我简单谈过事件过程及教训。这次来太原，希望能听你再详细讲讲当代中国农史的这个重要事件。
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大会发言，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1957年上半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河南党内一时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是当时这种倾向集中的代表。”对第二书记吴芝圃突然发难，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发言，毛主席鼓了掌。1958年5月18日到20日，把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揭发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电报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于1958年6月6日至7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杨珏（省委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批“潘、杨、王”的背景是：在1958年初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1957年反冒进的右倾“错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再次作了检讨。各省也都在反右倾，广东批冯白驹，毛主席说：“献宝了！”安徽批张恺帆解散无为县的公共食堂。为吴芝圃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河南省委经过讨论，为吴芝圃准备好了发言稿，而且印好了带到会上。当时潘复生脑子发炎，因病休息，由吴芝圃亲自召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河南代表团的发言稿。可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发言时，吴芝圃在会上抛开了这个省委通过的发言稿，自己另外搞了一套，第二书记作了点名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大会发言。在潘复生养病期间，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主持工作，他对河南团发言稿的讨论和准备是郑重其事的。但是，他在大会正式发言时，没有用省委通过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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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吴芝圃是不是摸清风向后，在八大二次会上临时改变了发言主题？
王：吴芝圃说潘复生是党内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帽子很大，而且俩人都是中央委员、吴是候补中央委员，吴在发言前事先未暴露。吴发言后中央通知潘带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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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代表河南团发言的原来的稿子是由我起草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合作化情况、统购统销问题、死了牲口等等。实际上早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1957年8月河南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传达了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后，1958年10月中央让潘治病休养。到八大二次会议吴发言批潘以后，潘也到会了，吴和他没交换任何意见。至于原来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河南团的发言稿，潘是知道的。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大会发言指责潘复生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完全是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一棍子打倒，不是影射。
姚：潘复生事先毫不知情、一无所知、没有思想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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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潘认为上面批准我养病，不干预省委工作。对整套的突然袭击毫不知情。原来他不想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后来应召而来。
姚：原来潘杨王同吴芝圃有不同意见？
王：原来确实有不同意见。吴提出“自留地统管。集体垮了才分”。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赞成“自留地、小自由”。吴主张合大流，牲口集体饲养，农业合作化程度越快越好，河南合作化一两夜就完成，省委一催，下面的合作化速度就上去了。农民还不知道，就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吴芝圃想在合作化上抢先，想表现他这位当年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的工作最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了我们（潘杨王）之后，他接着又搞了人民公社化。那时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但是知道下面农民接受不了。
姚：吴芝圃批潘复生，为什么又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
王：河南省委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召开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先批潘复生十多天，后来又批判分管农业的书记杨珏，杨珏和我是同潘复生一起从原来的平原省合并到河南的。在批判杨珏前，吴芝圃找我（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谈话，吴说：“你年青，思想、能力强，对我帮助很大。你对农村工作熟悉。”他还给我倒茶，送客，似乎没有反对我的思想。但是，不到一个月后，省委批潘杨没批头时，吴又说：“王庭栋的观点同潘杨一样，他起草的文件都是潘杨的观点”。吴芝圃对潘杨王定性拟划为“右派分子”，上报中央之后，中央不同意。1958年上半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吴芝圃要反“极右分子”，上面还是不同意，他就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潘杨王三人不是孤立的，观点都一致，是一个“反党集团”。反党，不知反党的什么。吴定为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去掉了原来提出的“反革命分子”）集团，潘杨王反党集团。潘杨王被戴上帽子后，由于潘复生官大，是中央委员，被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这是一个位于黄泛区的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生活条件好点，能吃饱，还可以吃点蜂蜜。杨珏下放孟县任县委委员，在公社劳动改造。潘杨王中间，我官最小，就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接受劳动改造。地点是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孙祠堂大队柳林生产队，当社员。由一位公安人员陪送我去，把我交到生产队后，他就回去了，我从省里原来被监视的人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了。分配我住的一间房子是一个社员家里喂牲口的房子，里面有一头毛驴和驴槽，地下有驴粪。靠着一扇小窗下面放着一个小床和一个小桌子。小床只有木头框架，框架上有洞，从洞中穿过绳子，上面再放一个草垫子就是我睡的小床。床单、被子都是自己带去的。吃饭就在队里公共食堂吃。我是从1958年下半年起批斗近半年后，1959年1月下放当社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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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你受批判，影响到家里人吧！
王：我爱人当时在商业厅下属单位工作，我们有四个小孩。批判斗争我时，正好我爱人生第四个小孩。还不让我爱人住院生小孩。她后来就自己住院了。她生小孩两天后，我去医院看她，省委车队的一位司机认识我，就大喊：“大右派王庭栋就在这！”“王庭栋老婆在这里！”情况上报了，医院就轰我爱人出院，小孩出生第三天就让出院。我想找上面也白找，就回家了。我抱着东西，她抱着小孩哭哭啼啼地从医院走回家了，从医院到家进门一路上，人们喊叫着：“快来看大右派王庭栋！”就这样出了院，她一路哭哭啼啼……出来后，送她到她工作单位的宿舍去了。因为我住的房子门口贴满了大字报，窗户上挂着“潘家黑店”，房间里面、床上也贴上了大字报，这样就去她自己住的房子。三个大一点的小孩，我就给他们饭票去机关食堂吃饭。我爱人的母亲来照顾女儿，取牛奶时，人们又大喊：“地主老婆喝牛奶哩！”老人家不是地主，成份划得高，定为“富裕中农”，还是被斗争。白天我不敢回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批斗我们。因为上面指示：潘杨王放开斗。我每天坐在省委大院的台阶上，按规定看批潘杨王的大字报。我晚上12点还不敢回去，怕人追着跟去批斗，老人、产妇受不了，很晚很晚才去看看她们，才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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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为什么坐在台阶上，不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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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去办公室干啥？要挨批判斗争。斗争中有的人讲理论，还算客气，批判我们什么“反合作化、反公社化、反统购统销……”。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斗争时有人踢上几脚、唾上几口。有的人表现积极是为了表明自己同潘杨王划清了界限。那个时代的斗争，是一群随时随地可以抓住我们进行批判斗争，逼着你低头挨斗，骂你一通……
姚：对你们的批判是作为党内斗争吗？
王：批判才开始时，1958年6月6日至9月1日，是在省委会议上的批判，还算是讲点道理的口头批判。对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归纳为8条“罪状”：
1、否认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2、攻击农业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3、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4、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5、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6、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指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关于转发新乡地区大型农业社实行联社独立分红自负盈亏的报告的批语；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等文件，被批判为“带有资本主义纲领性的文件”，认为“宣传要点”尤为突出）；
7、欺骗中央，与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指1957年7月潘复生在青岛会议向毛主席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他把河南工作说成一团糟）；
8、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潘复生、杨珏、王庭栋都从平原省调来河南，由于工作分工，接触较多，对形势、农村问题、整风反右等认识比较一致）。
吴芝圃和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会议认为，潘、杨、王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潘、杨、王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全会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省政协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杨珏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保留省委候补委员。全会责成潘、杨、王继续检讨，彻底交待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并决定立即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广泛、深入、系统地、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潘杨王”，彻底肃清其“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吴芝圃等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认为，开展对“潘杨王”的斗争、批判，彻底肃清其“反动思想”的影响，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彻底胜利，贯彻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促进河南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再跃进，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公开地在社会上批判潘复生的做法，违反了邓小平在八大二次会后的意见：“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
即使在省委会议上，批判斗争潘复生时，不准患病、发烧的潘复生坐下，不让喝水，不准申辩。有人对他大声责骂，有人甚至想动手打。会后，潘复生拖着病体回家，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艰难地站起来再走，很长时间才痛苦地回到家中。
姚：省委开会内部批判后，很快就公开批判了吗？
王：省委九次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未经请示中央批准，吴芝圃就在河南报刊上公开批判“潘杨王”。7月1日《中州评论》创刊号登了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公开点名批判潘复生的右倾，把河南在大跃进中已经过左的思想路线推向极左的危险深渊，颠倒黑白地认定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这是造成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催命符，吴芝圃吹响了死亡号角。
《河南日报》从6月24日到9月2日陆续发表11篇社论，系统地批判“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观点；7月8日起报上辟“插红旗、辩方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影响而斗争”的专栏，刊登联系实际批“潘杨王”的文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甚至火车的播音室的广播中不断地播送批判“潘杨王”的稿件。大字报也遍及全省，铺天盖地，省直机关党委规定每个干部要写100张批潘大字报，农民也要写，有的农民一张大字报上写一个字。在潘复生门口扎了三个草人，上面写着“潘杨王”，后来大跃进时，村边路口设了“跃进门”，门下也有三个草人，代表“潘杨王”挨批斗。乡下农民没听清“潘、杨、王”，就说成是批“潘闫王”。这样做，为了煽起群众的义愤。我驻古巴大使黄振吉从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如此批潘、杨、王的情况，也很奇怪，怎么在河南会成为这么大的问题，党内斗争变成报刊、广播中公开点名大批判几个月，怎么这样干法。省里不论开什么会，都要对“潘杨王”斗争，不是拉到会上批，就是到家里来斗上一通。对我们规定时间去看大字报。对潘、杨、王是什么问题，小孩也不理解，跟着大人起哄，向我们家里扔石子、倒尿……可是潘复生还是中央委员呀！为什么省委允许社会上这样斗争而不制止？干部在会上表现态度积极，划清界限，是怕旗帜不鲜明，应付不过去，要是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可不得了。从省委到农村，谁同意“潘杨王”的观点，就当作“小潘杨王”挨批判；谁不同意吴芝圃和省委的这种全社会大批判的做法，就给谁扣上“包庇潘杨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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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这种大批判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吗？吴芝圃这样批潘杨王是不是必然地直接导致“信阳事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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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批判斗争了“潘杨王”之后，河南干部再不敢说真话了。政治气氛的压力很厉害。我自己心里想，很冤枉，从小干革命，怎么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1962年平反时，吴芝圃找我谈话，我质问他：“你说我‘反党’，我反了什么党？我怎么反党了？你说我们是‘反党集团’，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不就是反对你的错误意见吗？”吴芝圃支支吾吾地说：“都过去了”。“算了”。“当时戴帽子错了”。
姚：实际上吴芝圃并没有从思想上真心承认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是错误，只是帽子戴大了而已。
王：把我打成“反党分子”，始终想不通。对敌斗争时，如果被敌人杀了，是光荣的的牺牲，我毫无怨言。可是，现在被自己人当成反党分子的敌人斗争，我想不通。我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从小家里什么也没有，一个穷学生跟着党，靠党培养成干部，咱有啥理由反党？没有任何具体行为反党，没有任何反党思想，我们只是要求为农民留下自留地、留下活命的口粮，不要让牲畜死亡，这咋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硬给戴大帽子。在很厉害的政治气氛下，家属也受到迫害、侮辱，大孩子在路上可以打我的小孩，因为是“大右派的孩子”。群众不知真情，认为省委大张旗鼓地反对潘、杨、王，反对大右派，那么肯定是真正抓住了真的大右派。查查当时这样搞法的根据，原来只是在八届二中全会后省委内部开会解决潘复生问题，并没有要求全社会对“潘杨王”公开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吴芝圃非这样搞不可，一定要搞成群众运动，说明他的极左思想太极端了。
对吴芝圃的极左思想和做法，不少同志是有看法的，对我表示了不同形式的同情。李雪峰在郑州看见了我，问我：“小王，你咋搞的？！”作为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其他话也没有说，也不好说。高扬后来是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抗日战争时，他担任地委书记，我是他的秘书长。1958年他是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大炼钢铁时，吴芝圃吹牛说，河南的钢铁日产量超过美国。正好上海钢铁厂生产缺少生铁，中央就派高扬到河南催办调运生铁。高扬到现场看了以后，认为没铁可调，因为不能调运这种土法炼铁的烧结铁或者废渣去炼钢，他如实向上反映说，河南的铁不能用于炼钢，这种烧结铁不能往上海调。吴芝圃反过来批评高扬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高扬就受不了。最后，由于高扬到河南讲了实话，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配到云南的小工厂劳动改造。当时没法说话，还没说就被打倒了。后来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琪，也是我从前工作的老领导，见我时说：“小王，你受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环境。据说，胡耀邦也讲过，“那时都不敢去河南了。”因为去了，看见真相了，讲不讲真话？讲了真相，就遭恶运。
姚：你下放当社员劳改，农民对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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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农民很实在，通过大批判的具体内容，知道“潘杨王”的观点，农民说：“这些人是为咱好，是好人。”但是，生活上按上级安排，要我住在驴圈里。从省委直接下放到生产队劳改，从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最困难的时期，我都是吃队里的公共食堂，吃社员同样的饭，多盛一点也不敢。每顿饭每人两大勺，盛上一大碗，其中每一勺有两块红薯干，剩下的就是野菜和红白罗卜，后来罗卜也吃不上，基本上没有粮食吃。河南省吴芝圃规定4斤红薯顶1斤粮食，其他省是5：1，可为农民多留点红薯，而河南4：1是为农民少留点。一天两顿都只是两瓢汤。我虽然是社员身份，实际上作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对待，我还有粮票，交给生产队。1959年下地劳动，日夜连轴转，大跃进时都是干重活。吃饭，里面只有两块白薯干，白天干上一小时重活，出汗多，再尿上一泡，肚子空了，饿得站不起来。黑夜也在地里干活，农民爬不起来也得起来，妇女也得出工，主要是平整土地，晚上看不清，在地里挖了几个大坑。结果，平地挖成坑，胡挖！今天挖过来，明天又挖过去。抗旱时，要求农民晚上推水车从井里提水往地里送水浇地，农民累得不行。我摸到了公社干部的活动规律：后半夜1点钟，他们骑着自行车去各队检查劳动出勤情况。他们走近了，才能看见人；在远处只看马灯亮不亮。我把马灯挂在井台上，远处看有灯。社员每人带着席子来，白天干活晚上累的不行就躺在席子上休息，公社干部不到跟前也看不见，无法统计谁出工了没有。我有手表，估计到晚上1点干部要来了，就在12点多时叫醒社员起来干一会，等他们检查完走了，再接着睡。老百姓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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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生产队队长找我，喊：“王秘书！”我说：“我不是秘书长了。不是秘书。”队长说：“至少是秘书。”他问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夏天，咱们吃一顿白面馍行不行？”当时，征购粮基数很大，特别是小麦几乎全征购走了。小麦一打下来，上面就催着交公粮，十几辆马车就把打下的麦子全给送走了。我说：“就让社员吃一顿饱饭吧！”队长说：“今黑夜就干。晚上作扣子馍。”打下的麦子连麦粒一揽子全放在碾子里，磨成比全麦粉还粗的面粉，用大食堂的大蒸笼，十多层，蒸一根根的长条条的扣子馍。蒸出来，马上就分给社员吃。老百姓饿了多少日子，好容易吃上一顿饱饭，高兴得不行。我想社员劳动强度大，口粮又少，身体不行了，就对队长说：“社员身上没劲，咋劳动？吃吧！”后来不知什么人向公社报告了，公社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煽动社员大吃大喝，破坏统购统销。”公社书记把村上干部叫去骂了一顿，接着又召开大会批斗我，我承认“我同意农民吃一顿饱饭。社员饿得不行了，就吃上一顿饱饭。”会上喊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对上面有了交待也就行了。这样，社队干部都表演了一番，上面也没办法。现在想想，农民劳动一年，就吃了一点点收获下的小麦，就吃一顿饱饭，还要批斗一番。社员连吃一顿饭的权利都没有！只允许社员留秋粮——白薯，不让留小麦。农民吃上一顿白面馍，还犯了破坏统购统销的罪！这就是大跃进中间河南的斗争方式。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上面批了彭德怀，每逢什么节日，县里、公社都要把我拉去再斗上一顿，口号改变成：“打倒彭德怀的应声虫、彭德怀的徒子徒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庭栋！”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是不可抗拒的。不论什么政治性节日，都要我们出场点缀一番，造成特有的政治气氛，不然所在的县社对上面交待不过去。我们也习惯了，愉快地接受这种例行公事的斗争。在1958年省城郑州，吴芝圃批判“潘杨王”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们的观点，把革命者的火气充分调动起来了，把年青人、小孩的无知的热情也煽动起来了，出现了围攻、侮辱人格的非理性行为。但是，到了农村，反而比较安全。农民听说：“潘闫王”来了，就围在地边看我这个“闫王”的凶相，后来一看，也是同他们长得一样、干同样活的社员，又从批判大会上接受了反面教育：发现“潘杨王”是为农民说话才下放挨批遭罪的，反而偷偷地从心里同情、可怜我这个“潘闫王”。我常常发现，我住的驴圈的小窗外窗台上常常在黑夜里有农民放的小瓶瓶，里面装着些盐腌过的树头芽。我问社员：“弄些腌树芽放我窗台上，啥意思？”社员说：“王秘书，你跟咱们社员不一样。你过去在城里当干部，不习惯这劳动。怕你身体顶不住。哎呀，真没啥可送你。就送树头菜给你，要保住身体！”从批判会上发言的很具体的内容，潘、杨、王的言行中，农民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这些人为咱农民好！”越是大批判，社员越清楚地看出了：“这些人不是坏人，是想着农民的好人。”一直到现在，到了河南，一说“这是‘潘杨王’的王庭栋”，河南人对我就非常热情。我后来去登封，人大主任本来不认识我，一听“潘、杨、王”的王来了，就热情极了。说过去批判你们，现在认识到了，你们才不是坏人，是真正的好干部。我离开河南好久了，但是只要一提起“潘、杨、王”，对我都很亲切。为什么有些大官，来去匆匆，人们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对“潘、杨、王”这么亲切？农民很实在，说：“他们是好人。”登封的干部也说：“一定要看看潘杨王。受那么大罪，挨那么多批。”总之，到农村当社员劳改的三年中，我看到了农民真是实心实意的。这一点，是吴芝圃始料未及的。
姚：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但是，毕竟当事人和家人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和牺牲。
王：我当过省委秘书长，官不小，有什么名气？但是，在河南一提到“潘、杨、王”就都很热情。吴芝圃那些人在批斗“潘、杨、王”以后都掌握了实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大红人。但是，吴芝圃采取的政策是饿死几百万老百姓的政策。因此，河南老百姓作出了历史评价：“跟着吴芝圃，受了三年苦”，“跟着潘复生，粮食吃不清”，“跟着王庭栋，一天吃一斤。”1962年平反后，我到新乡工作，担任书记，仍然贯彻落实曾被批判过的一些政策，老百姓说：“跟着王庭栋，吃得走不动。”
1962年平反以后，理应回原单位工作。但是，吴芝圃同我谈话时讲：“你对农村工作有经验。现在，农村有困难。你到下面工作，帮助渡过困难局面。”虽然，1962年对“潘、杨、王”的甄别、平反，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审批的。实际上，1960年冬天就在酝酿，后来不平反，省委的会都开不下去。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到河南做工作时说：“一个人走路，左了右了，都会摔下去。”实际上是说，左、右都不对。1962年的平反，没有留尾巴。我自己也写材料感谢党，为我们平反。还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要认真改造。当时，思想、环境只能这样讲。后来批“翻案风”，没说对我们甄别、平反是过去有错误、不对。但是，这次对“潘、杨、王”的批判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党内斗争比对敌斗争还残酷。
姚：对敌斗争，牺牲了是烈士。党内斗争，被批判、斗争，如果不平反，永世都是“敌人”、“反党分子”。永远翻不了身。如果自杀了，就是叛徒。确实党内斗争很残酷。潘复生、杨珏平反后，分配什么工作？
王：1962年平反以后，杨珏恢复了省委书记职务，以后分配到北京，在华北局经委工作。潘复生由李先念提议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又在文革中被打倒，说他是“叛徒”，他的命运很惨。到后来，很长时间才说调查清楚了，可以从沈阳农场回来，没事了。结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心情太兴奋，心肌梗塞。在潘复生长期被审查期间，他夫人上吊了，小孩也都从部队里被赶出来了，家不成为一个家。整了那么多年，最后又没事。他突然从紧张中松下来，反而乐极生悲，离开了人间。几个小孩受打击太大，妈妈早死了，爸爸也死了，两个女儿两个男孩原来都在部队，后来为了与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所在单位也都把他们调出部队了。他们也就没有更好的学习、工作机会，作为被管制的黑帮子女，只能结婚、一般工作、退休。
姚：你的小孩的命运好一些吗？
王：1958年我挨批斗时，我爱人生下了小女儿，她从幼儿园起就得了肺结核，后来恢复健康了。河南每年要征几十万兵，因此，我的小孩有机会参军了。老大现在武汉军区。大儿媳在解放军驻港部队。老二在葫芦岛海军基地服役，他学了俄、英、德、法语，在研究所工作，二儿媳也在部队。小女儿现在在打工，她没有参军，因为王谦说，在职的省委领导人的子女，刚毕业不能参军。提工资，即使中央有政策，王谦也说“不让省领导带头涨”，是一种过左的土政策。但是，他本人自己也确实带头执行这类土政策。老三上初中，后来去二炮，在云南深山里工作，那年大地震，他们还以为原子弹爆炸，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她从部队上的大学，没有托人情，自力更生，我也没估计到。转业时，我不让她回来，我说：“领导的子女回到身边，对他们自己有小好处，大坏处。干好了，要提拔，总有人认为是沾了领导的光，不好说。不如就在原地，靠自己。”后来老三愿意调回太原，从海校到了山西外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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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吴芝圃在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以后，是否真心认错了？
王：他是”潘杨王”的对立面，绝不会向右倾机会主义屈服。他不会认错，听我们的。实际上，他一直往左的方面滑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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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芝圃当年讲：“毛主席要我们‘四、五、八’，我们就要一年过黄河，再一年上500斤，过长江。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毛主席。”他决心争当左派。他的意识上也有问题，在平原省同河南省合并时，吴芝圃想当第一书记。原来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玺调到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张玺走以前交待，吴芝圃不能当第一把手，他推荐从平原省来的潘复生作第一把手。这是张玺的姑娘前几年对我讲的。因此，吴芝圃对此一直不服气。河南、平原两省合并后，省委开会，吴芝圃只是礼节性欢迎，后来正式讨论工作，吴就不想参加，使秘书长为难。他在家里研究甲骨文，搞学术劲头大，当过教员，有知识。但是，他作为省委第二书记，应该帮助还不熟悉河南情况的潘复生（第一书记），而吴很消极。同时，吴芝圃又专门收集潘复生的言论，他做这种事很积极，早有准备，早作了准备。对潘复生看到牲口死了，发脾气；对合作化的评论等等，吴芝圃都注意搜集，认为是非常有用的话。在关键时刻，一有机会就一下都抛出来，作为炮弹攻击潘复生。平时不积极参加会议，但是却花大气力认真收集对方言论，在重要时候拿出来用。在潘复生有病休息时，中央要吴芝圃主持省委工作，劲头更大了，决心要作省委第一把手，这样也必须彻底打倒潘复生才行。吴芝圃当过小学教员，人称“吴夫子”，很有修养，有学问，我们原来都尊重他。河南杞县人，杞人忧天的杞人。他这么个人，很难识别。潘复生要求自己很严格，从来不讲平原省，只说向河南学习。批潘复生的错误，我也有责任，收集资料，起草文件，提供的意见中有右倾倾向，向中央提供的材料中有一些阴暗面。杨珏也是这样，过份注意这些阴暗面。
对吴芝圃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毛主席拍手了，表态了，这样，此后谁也不敢说话了。如果不批潘复生，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总之，大家党内都是看上面的风，看上面的什么路线，都认为毛主席看的远。
姚：什么时间河南省委认识到批“潘杨王”错了？饿死了几百万人，还不认错吗？杜润生说，饿死人了，他心里想，毛主席错了，但是，不敢说。
王：老百姓在地里对我说：“王秘书，农村情况，毛主席真不知道？毛主席要是真知道了，他也不这么干了。”“你们这么些人，王秘书真知道情况。你们有什么办法？真没办法！朝廷真出奸臣了！”老百姓绝对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也没有人去抢国家粮库。我劳动改造所在的许昌地区，死人还不算最严重的地方，干活那么厉害，又只吃那么一点东西，说浮肿就都浮肿了，慢慢地就干死了，肉皮紧贴着骨头，饿得不能劳动，男的强劳动力就干不动了；女劳动力闭经，肝炎男的少女的多，不少女的子宫下垂。后来老百姓对我说：“王秘书，上面要咱劳动，咱愿意劳动。可是，现在一个个都抬出去埋了，今后靠谁劳动？”眼看着一个个劳动力不行了，饿死的，抬出去。一个村死上3—5个人是少的，饿死与病死分不清，死了就算是有病的，营养不良而死去。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有的县死了一半，光山县死人比活人多，估计死了70%。的的确确、明明确确饿死人，因为树皮都吃光了，人的两条腿都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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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河南历史上灾年都逃荒，为什么1960年不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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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准逃荒！河南省发文“打击流窜犯”，认为逃荒是为社会主义抹黑，是反对三面红旗，是“流窜犯”。快饿死的老百姓在河南没有逃荒的权利，没有外出要饭的自由，只能在河南家里活活等死、饿死。公安人员堵住路口，村干部也反对逃荒。不准外出要饭！中国老百姓真可怜！公安人员打击流窜犯，是打击罪犯，这样对待可怜的河南农民。
姚：抓住怎么办？
王：流窜犯，犯法！
姚：吴芝圃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又易地升官了吗？
王：吴芝圃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安徽的曾希圣调到西南局任书记。河南、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两个省委书记都是上调了。刘建勋从广西调到河南担任第一把手。平反，还是由吴芝圃分工负责的。刘建勋到河南采取了三大措施：1、小小队，即公社划小；2、“借地”，地荒了，“借地”到户；3、开放自由市场。老百姓反映，如果没有这三大措施，就渡不过这个困难时期。文革初期造反派提出“打倒刘建勋”，农民和干部，包括我思想上都想不通。吴芝圃到中南局反而受到保护。刘建勋文革中最后也没有结论，心里不平衡。最后临终前，习仲勋等两位领导去医院看望刘建勋时讲：“建勋同志，你是好同志，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对党是有贡献的。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好的。”后来，刘建勋的事也没人管了。“批邓”是华国锋让他去的，毛主席、党中央要批邓，他也没办法不去。他在批邓会上当然有所表现。要不然，有人又会批刘建勋。这也是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也是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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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纪登奎在批“潘杨王”时的态度如何？
王：纪登奎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抗日战争时，当过县委书记，后来随军南下，随着当时上面的政策，左的右的错误也都有。如土改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策，也得执行。他后来担任许昌地委书记，又调到工业部门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赵紫阳当时是南阳地委书记。纪是很能干的人。平原省同河南省合并以后，在批判“潘杨王”的斗争中，纪登奎的发言是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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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纪登奎对我讲过，吴芝圃在省委会上要大家举手表决：“河南粮食产量是300亿斤、400亿斤，还是500亿斤？”不同意500亿斤就是右倾。
王：吴芝圃搞这种300亿、400亿还是500亿斤，以领导举手表决代替统计的办法，就是有意识地弄虚作假，而且由集体共同承担说假话的责任。纪登奎在郑州会议期间表现也好，同意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吴芝圃主张大队核算，不赞成以小队为核算单位。毛主席说，要以小队为基础，脚在下边。吴芝圃当面同意了，等毛主席一走，吴芝圃又要维持大队核算的体制。纪登奎向毛主席如实反映了吴芝圃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对此很恼火。后来，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纪登奎敢反映吴芝圃的左倾错误而且拒不改正的情况。实际上，吴芝圃是个两面派。
姚：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说纪登奎是他的老朋友。
王：毛主席每年坐火车南巡，从京广线去，由京沪线回京。经过新乡、郑州、洛阳等地时，常叫相邻地区的地委书记到火车上去汇报，他询问下面情况以及市场动向，我有一次在座。我负责记录，害怕记不全，专心作记录，很少发言。毛主席不太高兴说：“你这个秘书长保密呀！？”对我没有多发言不太高兴。毛主席批评吴芝圃“不懂商品经济”，“左得可爱”。
姚：毛泽东认为“左”是方法问题，是可爱的。而“右”是立场问题，敌我矛盾性质，是可恨的。
王：纪登奎在1966年已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在受冲击时，态度好，一再表示“我有错误”。毛主席认为纪登奎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又听过他多次汇报，就说过纪是他的“老朋友”，的话。此后不久，中央就把纪登奎和李德生调到北京，负责过掌握北京军区的重任。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后，让他们去军委办事组“掺砂子”。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负责日常业务工作，也尽力保护一些人，不冒冒失失，很辛苦。文革后敢到群众中去，到工人中去接受批判，家里人都见不着他。后来得到造反派的信任，又被说成是“二七公社”的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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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对于“潘杨王”这段历史，中央是不是作过很清楚、公正的全面总结？究竟有哪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党铭记？
王：我自己考虑，有以下几点教训：
1、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正确处理农民问题。
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有创新，做农民工作是了不起的，有非常珍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毛主席有独到的见解、精辟的理论观点。从有关批判“潘杨王”的相关事件看，不论农业合作社、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农民初步组织起来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根据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待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上。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政治上拥护，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对合作化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的作法思想上不满意，行动起来表现在牵牲口、打扁担、退社，对强迫命令、急于求成的左的作法有所反对，有时很激烈。真正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研究分析农民的行为，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我们党的好多做法实际上是作为对抗性矛盾看待和处理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化，以对抗性手段对抗农民的不满，甚至不惜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直至饿死成百上千万人，不顾农民兄弟的死活。对这个令人痛心的教训，应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作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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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农民的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中国这种国情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分析、判断和对待，值得认真反思。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主要依靠农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我们仍然主要依靠农民；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们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农民有抵触、消极情绪，没有大的出格的事，而且我们也答应过农民有入社自由、退社自由的权利。这些问题本来是责任在我们，是我们自己工作的失误，决不应采取对抗性手段对待农民。河南吴芝圃左倾错误思想路线把所谓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当成对抗性矛盾，无限上纲，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理论支持极左的一套做法，把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违反自愿互利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有抵触，也认定为对抗性矛盾，不顾农业生产力被破坏和农民的死活。河南几千万农民，官方承认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100多万，实际上不止。死了这么多农民，作为共产党的省委，说得过去吗？这样轻轻地就让这段历史过去了。从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应采取这样不严肃的态度。确实应当严肃地反思，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农民初步组织起来的阶段，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不满意态度和作法。河南当时有不少人为了怕被说成“右倾”，提出一套极左的理论观点，认定农民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谁为农民说话，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富裕中农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应当深刻反思。对于批判“潘杨王”事件，应作为历史教训认真反思。对于震撼作用这样大的事件，就轻轻放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认为伟大试验中错误“难免”，只不过是“方法简单”，“好心办坏事”，“要求过急”，而不认真反思在并非严重自然灾害条件下一个省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历史教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严肃的。
2、“‘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习惯性说法。
在党内有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这种思想的阴影下，党内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领导人，争当左派、极左派，可以“假话说净，坏事做绝”，为官一任竟然使老百姓达到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程度，而对于这种对人民犯有重大罪行的人，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对党忠心耿耿”，“文革中遭到迫害”，而对他迫害别人，甚至致死之事只字不提。河南不少农民死于大跃进，而造孽的吴芝圃死后的讣告也是对党“忠心耿耿”，将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忠心区别开来。对造成河南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事件轻轻地放过，就算了结啦。不应因为是老同志就可原谅这样严重的错误或者说罪恶。这样，实际上，当时跟着吴芝圃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人，很左的人都升官重用，有的提拔为副书记或到外省为官，有一批人这样提了起来。相反地，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哪怕为农民说了几句真话的人，就大难临头，真是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的话，应认真反思“‘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说法在党的历史上所起的极为恶劣的作用，究竟这个说法是维护革命利益还是破坏革命利益？必须从党的实践过程认真反思这个问题。
3、维护农民利益，就要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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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护农民利益的问题，我们党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过去认为，我们党依靠农民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都是依靠农民养活长大的，维护农民利益，还有什么问题？实际上，不是只有一个宗旨式的观点就行的。革命时我们必须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不然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我们开始建立政权时，经济建设刚开始，粮食供应比较紧张时，冒出了一个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甚至俄死农民的问题：与口粮还不富裕的农民争夺那点口粮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应不应征购粮食的问题，而是把农民的活命粮抢过来变成我们的粮食，无论如何是不对的。当年抗战时，延安雷击礼堂，打死一个县长，有个老百姓说：“为什么没有打死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她打成反革命，而是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对征购粮食负担过重不满意，决定采取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方针，减轻农民负担。毛主席认为，如果不顾农民的口粮，共产党就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讲得很明确。我一直是遵照毛主席的这个观点对待农民，只能征爱国公粮，不能夺走农民的活命、救命口粮，否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粮食供求问题没解决之前，政府同农民争夺口粮的斗争是很尖锐的。现在，粮食问题解决之后，在一些地方政府又在同农民争夺土地。过去搞土改，是为农民争得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受到农民拥护。现在农民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裕的粮食后，不少地方政府又同房地产商多方面勾结，拼命夺取农民的土地，这样做违反了农民利益，低价买下，高价卖出，不顾7000万失地农民的死活，这怎么是为农民服务？这也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又一个重要的教训。解决粮食问题之后，为什么要同农民争夺土地？维护农民利益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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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奔小康，一亿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又冒出了一个“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遭受极大的盘剥，干了一年活，还争不到应得的工资回家过年，逼不得已跳楼、上吊寻死。如何对待农民这个问题，从夺取政权后同农民争口粮，现在搞开发同农民争土地，直到盘剥农民工同农民争工资，始终是个并未从思想认识上真正解决的大问题，必须头脑清醒地有针对性地做大量工作。在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维护农民利益的问题，我们党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值得认真反思。
在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有一些农用生产资料是坑害农民的假冒伪劣产品，今年假种子，明年劣质配件，加上不合格的化肥、农药，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这些做法绝不是维护农民利益。
我认为，党对农民的重大方针、战略是对的，两个取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大方向也是对的，总的态势是好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何时都必须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重要日程上。我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始终保留主要任务是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专门部门，不是一般的政府行政工作部门或研究单位，而是党长期以来设置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农村工作部。虽然毛主席当年批评过农村工作部邓子恢、杜润生是“小脚女人”，但是当年各级农村工作部毕竟是在真正研究农村问题，不管农业合作化出过什么问题，党始终有一个对农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专门部门。解决6—7亿农民和农业、农村问题，是相当长时期的历史性任务，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必须时时刻刻不忘维护农民利益的问题。有一些方针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也不等于维护农民利益，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征购公粮是必要的，但是征了过头粮，剥夺了农民活命的口粮，结果河南农民口粮上出了大问题，死了几百万人。几百万人，对于外国是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总数，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更是大问题，绝不是小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要留下自己活命的口粮，而我们不让留，吴芝圃非要夺走不可。现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我们把征地价压得低低的，还不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一级市场，结果农民自己的土地卖出去，政府和开发商获得多多的，农民自己只得到少少的一份。宪法、土地法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农民拥有永久使用权的土地，农民轻易地失去了。对于失地农民，很长时间我们不是很清醒地应对，没有及时地采取必要的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直到大量上访、出现群体性事件、问题严重到非解决不可时才想办法应付。农民工劳动多年没领到应得的工资，实在忍受不下去，采取过激行动时，出现了群体性事件等到问题激化时，才引起领导部门的注意。如果有专门的农村工作部，早点作经常性的调查研究、监测动态、及时反映问题与提出政策性建议的工作，就可以协助领导及早地和及时地研究对策、合理解决潜在的和现实的农村问题。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层出不穷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而不会越来越少。必须精简机构，是指那些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官僚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为宏观决策、维护农民利益进行调查研究的政策咨询、分析和检查、监督的部门。农村工作是重中之重，党需要有专门单位预测分析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可能发生什么问题、提供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的真实信息的单位，因此党组织完全有必要长期保留农村工作部。从“潘杨王”事件看，农村工作必须维护农民利益，必须说真话。农村工作部等单位工作人员必须是明白人、敢于讲真话的人、准备为维护农民利益承受不公正批评和对待的革命者。
4、允许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民经济组织。
对于农民的组织，尤其是生产组织不应管的太死、一律化，农民生产组织、技术经济组织可以多种形式，可以这样组织，也可以那样组织。农业合作化时期可以允许保留一部分个体农户；在撤销公社、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也可以保留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为啥不可留下一部分集体所有的生产队？晚一点包产到户为何不可？吴仁宝的华西大队一类大队多保留些也有好处，使农民生产性组织多样化。党领导农民组织是必要的，现在党是执政党，政府在执政时期对农民采取全权包办，什么工作都靠建立、增加政府机构来办，干部、机构讲精简，实际上越来越多，很难长期维持这种局面，难以为继。政府增加编制、人员，可以在一段时期起一定作用，但是官员不可能屁股坐在农民一边，为农民说话，真正完全维护农民权益，因为毕竟是站在农民头上。历史上的争农民口粮、现在争农民土地、工资问题总解决不了，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需要允许、支持、提倡农民建立自己的多种形式的生产性组织。
台湾的农委相当精干，公务员并不多。而农民组织的农会相当强大，负责人很精明，了解情况清楚，招聘一些能人为农会干部。台湾岛上人口不多，但是农会干部达2万人，建立了干部培训、考核系统。农会工作人员有博士、研究员和各类专家，也有初级技术人员，都从农会领取工资，因此他们的屁股坐在农会会员、农民一边。农会对农民的疾苦与要求感受亲切，因为农民的损失就是农会干部他们自己的损失。不象我们有的单位的干部，不是出自切身利益去关心“三农”问题，不太关心农民的疾苦，而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调查，为调查而调查，这样不用真心真感情认真调查，很可能调查不出什么问题，视而不见。而台湾农会有一套考核制度，聘请有本事的人，真愿为农民办事的人为农会工作。这样就不必设立政府的庞大行政机构，不必要养许多人，而且又不能真心实意为农民工作。台湾农会与农民这样建立起利害相关的关系，可以了解、反映农民的真实问题与想法，工作真扎到心口上。
台湾农会这种形式很好，值得参考。我们总急于争取建立更多的新机构，保留更多的人员，花钱多而效果少，而没有注意认真调查研究保护农民利益的问题。如果建立农会，可以把现在国家供养一大批人办事，改变成农民自己聘请干部到农会为农民做事。这样做，可以在不牵涉精简干部的无震荡中进行改革，也不需要国家的大量投资的条件下，就建立起农会，承担政府现在做的大量工作。当然，这需要政府立法给予农会一定权利，包括办理农产品批发、期货贸易、农村的金融、保险等业务的权利，使农会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又不违法。不要害怕农民组织起来成立经济性质的农会。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组织，不必统一形式。新农村建设又提“以农民为主体”，不知道为什么对“以农民为主体”产生怀疑？大寨不是“以农民为主体”吗？中国农村几十年来难道不是“以农民为主体”吗？怎么又提出“以农民为主体”？还引起争论、学术讨论，没事干，又争论。无非是现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钱多了，可以分一点给农民，不必烦琐哲学引起争论。认真执行《农业法》和落实过去出台过的许许多多并没落实的政策，比不断提出新口号、新名词、新概念，引发新争论更重要。落实政策，比熊瞎子掰玉米，对农民更实惠。
5、真讲实事求是，要付出代价，要准备牺牲。
对河南“潘杨王”事件反思，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真正体会到：实事求是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真正做到、实现“实事求是”，要付出代价，要准备牺牲，决不是平平坦坦的顺顺利利的轻松事。要有一部分人为了实事求是付出代价，甚至牺牲。因为，实事求是就必须敢于说真话，要敢于为农民谋利益，敢于承担风险，该说就说，该牺牲就得牺牲，就象当年抗日战争、革命时那样，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建设、改革和当年革命同样地要经受住牺牲的考验，仍然有牺牲。在对待实事求是的问题面前，不少人会上党内小人的当，这些人专门看风头、争风头，摸上面意图、动向、偏好，看风转舵极快，视上级脸色、口味行事，这些人不是真正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一批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害人民、害党、害干部，包括害我们很苦。党绝不能信任这种人，更不能不断提拔这种人。过去这种现象相当严重，给党带来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现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现象又以新的形式再现于党内，值得警惕和消除。例如，山西一个县委书记竟然同发生事故的矿主相勾结，死了矿工，竞然敢于瞒报，这同当年吴芝圃瞒报河南饿死人的数字一样可恨。当前说假话、虚报数字的风气相当顽强，这不是上面一句话就能制止住的。要真正培养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相当艰苦的，要下大气力的，不能看得太简单，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这是一场相当尖锐的斗争，要付出代价，甚至牺牲的。吴芝圃制造河南“潘杨王”事件，作为历史教训，就是反对说假话，培养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份反面教材。我总感到从这个事件应该得到更多的深刻教训。这以上是我考虑、反思的几个问题。
姚：感谢庭栋同志一上午的深刻报告，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潘杨王”事件的来龙去脉，严重后果和深刻教训。还有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对“潘杨王”事件是什么态度？
王：在吴芝圃八大二次会议上以河南省第二书记的身份，公开发动突然袭击，点名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在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拍手了。这种地点、时刻，对这种发言鼓掌，可能表明了他的态度。接着免去潘复生第一书记，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决定，应当是得到毛主席首肯的。
后来，在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纪委等中央许多部门认真调查反映了河南信阳地区饿死几十万人的严重情况后，毛主席批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并没有批评指责吴芝圃的左倾错误。因此，吴芝圃上报中央，要把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10个县委书记作为阶级敌人枪毙。吴芝圃没经过地委直接到固始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实际上，杨守绩在1959年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时，未经地委直接向省委写了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吴芝圃逮捕杨守绩正是为了捂盖子，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将信阳地区8位县市委第一书记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吴芝圃报中央拟定马死刑，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停职检查，9个地委常委只留下2个没有动，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信阳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集中进行“特殊训练”，调用部队将他们用绳子一个个栓起来武装押运。吴芝圃在信阳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信阳地区一些被撤职、逮捕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100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是按省委指示干的呀！
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回忆了他当着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的面，同吴芝圃的对话。当时吴芝圃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地委书记）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不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的张树藩，在吴说了谎言后，说：“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安排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陶铸看张树藩还想谈，加以阻止说：“不要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
张树藩的遗作指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吴芝圃主持下把潘杨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睛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吴芝圃这样一些意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吴芝圃并未受到严肃的批评与处理。1962年4月8日，河南省委作出为潘杨王平反的决议，认为潘有错误，实际上留有尾巴。1962年5月2日，中南局批示，说吴芝圃犯了“左倾蛮干的错误”，结果到中南局当书记，去上一级党组织继续作更大的官了。想来，对吴芝圃的这些结论和处理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
姚：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吴芝圃批“潘杨王”是错误的，你们当时有哪些政策主张，后来被批判呢？
王：你看看这份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其中有张林南（河南党校党史教研室）写的“关于反潘杨王事件”一文，原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省委党史委编的《风雨春秋》书中。
潘复生1957年4月以后抓的几项工作：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缓和干群关系，促进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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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作化遗留下了不少问题，1956—1957年一季度，河南农村有2万多人闹事（闹社、闹粮）。商丘地区部分干部违法乱纪，对1397名群众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致死者9人。潘复生慎重处理了闹社问题，认为指导思想上对于新形势下敌对间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情况，处于不自觉状态。仍用老眼光、老路数看待和处理新问题，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潘复生强调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同富裕中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合作化的遗留问题，促进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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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潘复生主张步骤上要稳当，分期分批进行，方法上个别试点，逐步推广。他担心速度快会出乱子，影响农民积极性，从而破坏生产力。1957年他指出，合作社的规模过大，牲口集中喂养损失很大；自留地收归社有，给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光搞农业，挤掉了副业、手工业，使农民收入减少。他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考虑任何政策，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切身的利益出发。1957年6月25日以省委名义发出《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提出一系列政策：凡获得农业增产者，均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认真推广牲口分槽喂养，分散到户，养用合一的饲养方法；允许社员自养牲畜；留给社员不超过全社每人平均土地5%的自留地，只计征公粮，不计购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执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正确发挥农民原有的经营多种经济的技术和经验，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民收入；正确地开发自由市场，禁止商业投机；规模太大的社，社员要求分社者，可根据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变为联社或分社；社员个人开垦的隙地、废地所获收入，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不计购销；鼓励合作社和社员大量植树造林，集体栽培的归集体所有，社员利用小块隙地、废地栽培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等。
3、从省情出发，正视困难，关心群众疾苦，注重解决粮食和牲畜问题。
潘复生要求正视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不要脑子发热，只看有利条件。河南地少人多，灾害频繁，单产不高，只135斤/亩（全国199斤/亩），决定了全省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存在不少困难。丰产时是余粮省，统购时留粮标准低，又不要红薯，余粮户按4：1吃红薯，情绪不高。口粮按人平均，劳力强的吃不饱，小孩多的有余粮。及时向中央报告灾情，要求少购粮食，给农民留一些。主张薯粮比改为5：1。城市人口、干部也要吃红薯。农民自留地不计购销，留粮标准不低于380斤，口粮以人定量。
潘复生认为合作社里财产损失最大的是牲口。1955—1957年牲畜非正常死亡177万头，瘦弱和不能使役的牲畜占30%。牲口是生产力问题，把生产力破坏了，怎么搞丰产。人民的损失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损失，牲口再这样死下去，不是错误而是罪恶。主要是存在“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喂养”，“怕影响集体所有制”等糊涂思想所致。省委要求认真保护和发展耕畜，三年恢复，以保证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要的畜力，同时大量养猪积肥。
4、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掌握政策，区别对待，尽量缩小打击面。
潘复生认为，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和团结中间派，不能把错误思想当成反动思想，如果把中间派划成右派，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党团员要学会说理斗争，注意分寸，以理服人，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与分化右派。各单位确定的右派，一定要报告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审核，要有证据，有分析，绝不允许主观臆断，乱戴帽子，一定要防止看错人，斗错人。宁漏掉几个也不要错斗。7月11日潘复生说，反右派的战场不宜再扩大，再扩大容易影响生产，而且不好领导，扩大了没有好处，特别是中小学，没有搞的必要。在农村容易搞到富裕中农或者出社人的头上，要求出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封提出的扩大到农村是不妥当的，在农村要集中全力争取大丰收。究竟划多少右派，要实事求是，从河南省的情况看，一般不超过2%（中央指示提出1、3、5、10%）。这次反右派是政治斗争，是思想斗争，必须坚持说理斗争，绝不准简单化和粗暴从事，不能让群众自流去搞。7月21日潘复生在青岛向毛主席汇报，初步统计，河南全省右派分子911人，估计可能到1500人。目前反右派的偏向，主要是有的扩大打击面，有的将中间偏右的划为右派，另外是简单粗暴。但揭批“潘杨王”以后，河南吴芝圃来了一个反右补课，全省划了7万右派，占全国55万的14%，全省干部的15%。农村、工厂、中小学、县以下单位也都划右派。批判了几十万干部、党员。还抓“潘杨王漏网分子”。
5、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挽回党的影响。
潘复生认为对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干部打死人的，应该受到法律制裁，按照法律办事。犯严重错误的应受到党籍处分；给人民造成损失的，应由违法乱纪者自己赔偿群众损失。总之，欠了账一定要还，这才能安抚群众创伤，划清是非界限，教育、提高干部，挽回党的影响。除严重的打死人、打伤人以外，不追究个人责任，领导上有责任应该担起来，因为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在干部中进行遵守宪法教育，在党内进行纪律教育，增强干部的法制观念。
姚：批“潘杨王”以后，是非颠倒，造成河南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还有那些具体的严重后果与评论？
王：这本资料《河南省的“潘杨王”事件》中有一些可作参考的信息。包括：
1、批判“潘杨王”的“生产悲观论”、“河南特殊论”，高指标的浮夸风更烈。
吴芝圃等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达到的目标）、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文盲、实现绿化。1958年5月宣布全省实现水利化，7月放小麦卫星西平县和平社亩产7320斤，新乡专区日产钢铁120万吨大卫星。
2、批判“潘杨王”的“小农经济优越论”，大刮共产风。
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视察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后，8月底河南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国第一。省委规划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夏，1959年秋“一平二调三收款”，剥夺农民20多亿元。大办水利，1959年冬—1960年春平调3.3亿元。大办公共食堂，剥夺农民自留地、家禽家畜、直至锅碗瓢勺，不准农民家里开火。大跃进时公社大队劳动军事化，大兵团作战，强迫群众光膀子，化妆唱歌，连轴转。建共产主义新村，并村拆房大搬家。
3、批“潘杨王”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结果高估产、高征购，后饿死人。
批判、停止执行“潘杨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对统购统销的“右倾错误”，结果大搞浮夸，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281亿斤，高估到702亿斤；1959年大旱灾，粮食实产194.9亿斤，吴芝圃主观定为450亿斤，不准动摇。高估产必然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37.14%。两年多征购60多亿斤，不少地方把种子、饲料粮、口粮都交了。还不准群众家里冒烟（做饭）、不准挖野菜、不准逃荒、不准上访告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后果。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1958年粮食产量56亿斤，1959年大旱百日没下雨，地委估计72亿斤，实际上产20多亿斤。各县都超额征购了粮食，出现透底粮，有外出逃荒、浮肿，还继续反瞒产，光山县要邮局扣压反映实情的信件12000封，有一个村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向省委写血书求救，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4、“信阳事件”中，光山、商城、固始、潢川最为严重，河南非正常死亡200万人。
1961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先念同志对我说：‘西路军失败惨得很，我没有流泪，到光山看到这种情况流了泪。’是痛心哪！”“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既没有自留地，又不让群众挖野菜，又把小锅砸破，群众根本不能搞一点吃的。严重的地方食堂停伙90天，不准群众家里冒烟，难道还不痛心地接受这样的教训吗？”李富春副总理到河南吃着掺上野菜的面团子感慨地说，如果河南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就好了。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给吴芝圃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商城、罗山、息县有些地方食堂停伙，以致饿死人的现象。而吴芝圃未予重视，一意孤行地反右倾，反瞒产，抓阶级敌人。最终结果是河南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生产倒退到解放前；
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
牲畜非正常死亡500多万头；
耕地碱化1000多万亩；
树林被砍80—90%；
农具损坏50%；
……
群众生活极其艰难；
党组织大伤元气；
……
难道这样悲惨的令人痛心和震惊的后果，不能促使我们对河南吴芝圃“反潘杨王”事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姚：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一文最后写道：“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大跃进中，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两百万人民公社社员，河南省几百万人，全国上千万人，“宁愿饿死，不抢粮库”，听话、遵纪守法、相信党的善良人民，实际上死得冤枉、死不瞑目。为什么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千百万中国农民，却倒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高举的“‘左’倾盲干错误”的三面红旗之下？吴芝圃，这位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把中国的好农民带领着进入了走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却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地狱之门。面对成百上千万活活饿死病死的亡灵，作为应永远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不从内心感到羞愧、忏悔和罪恶感？为什么至死也没有为后人留下一份象样的良心终于发现的深刻的检讨和“罪己诏”？难道，过了半个世纪，一个郑重的党、一个严肃的对待自己严重的错误、过失的党，对自己领导下的政权造成上千万人无辜死亡的罪恶，不能作一些认真的反思吗？这样不作反思，能良心平静地告别世界，去面对冤魂吗？对得起那些“听话、相信党、遵纪守法”、活活饿死而不抢粮库的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和他们的后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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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革命的胜利，夺取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无数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执政党的地位，志士仁人、英雄烈士和普通老百姓的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才能在全国迎风飘扬。但是，牢牢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却在自己全权负责、一元化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手中，生生制造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信阳事件”，全国也有一系列类似的“信阳事件”，使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老根据地、老解放区的土地上、在国家粮库的粮垛旁边活活地饿死了。赞扬人民真好、真遵纪守法的同时，难道不是在谴责吴芝圃式的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的非善良之心、违纪乱法的“左”倾蛮干是对人民犯罪的行为吗？如果不对“信阳事件”、“反潘杨王事件”、“反右倾、反右派斗争”……等左倾蛮干思想和后果作历史性的深刻反思，怎么对得起牺牲的烈士？烈士们流血牺牲换得了人民政权，为什么人民政权的领导人，象吴芝圃式的第一书记们把人民带向苦难的死亡深渊？革命中人民的牺牲，难道是为了在人民政权下牺牲人民？这是为什么？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烈士的名义，党应当正视、面对这段痛苦的严酷的历史事实进行严肃的深刻的反思。否则，愧对烈士的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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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反思历史上的教训，因为马克思讲过：“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对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页）。
（姚监复整理记录，2006年7月1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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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1, 2007
原载：《观察》网站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3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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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6 03: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