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文革性质相同结果相反/文革词汇的生命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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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革命，改革也是革命，两者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改革虽然自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表象上的诠释，而本质上改革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倒下去，另一个阶级站起来。改革与文革在方法、形式和步骤上也没有区别，就方法而言，虽然打着以法办事的旗号，其实根本就无法可依，因为当时的法律对改革来讲，就是一种枷锁和藩篱，要改革，就必须突破这些法律框框，否则改革无从谈起。回顾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与其说是法制社会，毋宁说是破坏法制的社会。改革的形式跟文革也没有大的区别，最高领导人在上边发动群众，一揭二批三打倒，只不过“揭”与“批”的次序跟文革时颠倒了，文革时是先“揭”后“批”，也就是揭露出问题来，然后针对问题批判；改革是先“批”后“揭”，也就是批臭了再揭，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了争论，有没有问题不要紧，以后再做定论，首先得把人和路线批臭，批臭了他就翻不了身，所以再揭就容易多了，咋揭咋是。二是效率高，文革从66年开始，费了三年时间，直到69年才把刘正式打倒，改革不绕这些弯弯，一步到位，一年就把华拿下了，而清理“三种人”则只用了几个月时间而已，相比于文革时慢悠悠的夺权和全面专政，这种速度可称神奇。改革的步骤也没有脱离传统上的两步走，即先政治斗争后经济建设。政治斗争按照时间顺序是：一、批判两个凡是，重新恢复我党历史上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二、全力揭批形左实右进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路线（这不是笔者说的，是1980年真理大讨论时《红旗》杂志说的）。三、全面清理“三种人”，防止10年以后残余分子重新掌权。 直到清理“三种人”工作全面完成后，国家才开始转入经济建设，转入经经济建设的标志性事件是“严打”，通过“严打”，为经济建设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其实等于说，在粉粹xxx后的8年时间里，国家的工作重心并不是在经济建设上，而是忙于政治斗争，以从根本上确立全新的路线和全新的指导方针。前有十年文革，后又八年党争，可想而知，为什么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国民经济竟然到了崩溃的边缘。
     客观的分析，文革后八年的政治斗争，是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前提，因为从哲学上来说，只有破旧才能立新，在哲学上，“破”与“立”就是一对因果关系，“破”是“立”的因，“立”是“破”的果，没有“破”，“立”无从谈起。所以改革开放自然也是“破”字当头。一破毛泽东的神话，再破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三破“十年后再看”的预言。文革时毛泽东爱说一句话：“不破不立”，其实这句话的真正主人不是毛泽东，而是邓XX，邓XX是党内公认的研究和运用辩证法的权威，这一点连毛泽东都服气，所以他才帮助邓XX在全党推广辩证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深受邓XX的影响，里边到处都是辩证法和辨证精神。
       邓XX虽然没有什么专门的论著，但他所有的讲话中，都包含着辩证法，正与反、左与右、好与坏、成与败、得与失等。尤其是得与失的关系，邓XX分析的最为透彻，当年邓XX主张引进外资和外企，有人担心这样会让外国人赚走中国人的钱，邓XX说，不想付出却只想得到回报，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言简意赅，几句话让反对者哑口无言。但是，辩证法虽然在逻辑上严密的无懈可击，却也有它自身的问题，那就是走极端，要么“是”要么“否”，毛泽东说邓XX原则性强，虽然是表扬，但从中也看出小平性格中极端的一面，没有一点商量和回旋的余地，只要他认准的事，九牛不回，毛主席反对也不行；只要他反对的事，没的商量，宁肯下台，也不通融。
     毛泽东虽然也喜欢辩证法，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三点论，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事物的中间形态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一生中都强调左中右、敌我友、老中青。在政治斗争中，毛泽东把他的三点论发挥到了极致，打击敌人，团结朋友，扩大自己。而且在敌人内部，毛泽东也是一分为三，极端反动的、一般反动的、不算反动的。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艺术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尽量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邓XX显然不懂三点论，或者他虽懂却不信三点论，在他的观念里，要么就是敌人，要么就是自己人，正因此故，在政治斗争上，邓XX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不是自己人，坚决拿下，所以无论是可以作为朋友团结争取的纪登奎等，还是没有任何威胁的陈永贵、吴桂贤等，邓XX一个也不留。其实大寨这面旗帜，有很好的利用价值，而且邓XX也不是不知道，陈永贵跟江x矛盾极深，毛泽东号召学大寨，江x偏偏号召学习小晋庄，这不明白着跟陈永贵过不去吗。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华国锋一派就是中间势力，只要多做工作，是完全可以争取到的，但是邓XX对中间势力没兴趣，遂一棍子打倒一大片。
      多年以后，邓XX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华国锋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明白了，也已经晚了，中间势力全得罪了。尽管如此，邓XX也不后悔，他的观点是，得罪就得罪了，有什么了不起，谅你掀不起多大的风浪。这其实就错了，xx年上街闹事的，说都是赵的人，恐怕说不过去，赵上台才几天，而且此前无名无姓，老百姓有几个人在意他的去留。所以只能这样认为，大学生是赵的人鼓动上街的，而老百姓上街则完全是浑水摸鱼，唯恐天下不乱，华派虽然能力不行，但还是蛮受老百姓尊重的，道理很简单，老百姓跟草根结构的华派血脉相通，一个满手老茧的农民和一个普普通通的挡车工，当上了国家副总理，这不但是老百姓心中的骄傲，而且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未来。毋庸置疑，当陈永贵、吴桂贤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刻，老百姓的心也就跟着冷透了，心中仅存的希望自然也结束了。值得一说的是，文革后期，毛泽东重新启用了很多老干部，包括邓XX本人，但华派再也没有谁复出过，如此行事，即便古代皇帝可能都不认同。
      当年乾隆皇帝给六世达赖盖行宫，满人想不通，我们满人的天下，凭什么把一个藏人喇嘛抬举那么高，乾隆说，敬一人而悦天下。在满清统治的三百来年时间里，蒙古族有人造反，维族和回族有人造反，西南少数民族有人造反，但唯独藏族一直对满清皇帝忠心耿耿，此足见乾隆皇帝的英明。
     改革与文革的区别在于，文革后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改革虽然也是“抓革命促生产”，但只说促生产不说抓革命，所以普通老百姓都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如果真的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今天的中国社会怎么会是右派当家。显然，改革开放也是政治挂帅的，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当然了，同样都是抓革命，抓的对象可是大有学问，文革抓的是走资派，革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改革抓的是造反派，革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命。右派学者宣传文革是一场灾难，对他们而言的确如此，改革其实也一样，只不过受灾的不是右派，而是工人和农民。金庸在小说里借着美人何铁手的嘴说：用毒药杀人是杀人，用刀子杀人也是杀人，凭什么用刀子杀人的人就是正派，而用毒药杀人的人就是邪派。说的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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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汇的生命力

一.右派

右派这个词是舶来的，纯正欧洲血统，而且，在讲到国际政治的时候（新闻联播黄金五分钟），仍然沿用这个词的原义，比如，拉宾左派，沙龙右派，还有右翼，极右翼之类

文革中不是这样，它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大略意思是，跟着某人就是左，右的意思比较复杂，因为大家都说自己跟着某人，它更多是做为一种骂人的，陷人于不义的武器用的，有想整死你，让你不得翻身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右派的实用价值有点像东厂或是血滴子的武器一样，当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用到现代就会概念混乱，比如左派以民族主义者自居，与文革相仿的是，左派都是自封的，却鲜见被封成左派，自封的就是可疑的。


二 造反

在古代，造反是风险极大的事情，成功率应该小于千分之一，一个人如果选择了造反，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几千年以来，造反成功者屈指可数，而且一但成功之后，一同造反的人也有相当多的被成功人士灭掉，所以是极高风险的，造反这个词，在古代，运用起来有点像文革中右派的意思，更多用于陷人于不义之用，是一种文字炸蛋。

文革中的造反含义几乎相反，是官方认可的，无风险的，甚至于人人有份，其实已经完全不是它原来的意思（背叛了它的原义），所以不伦不类，但现代仍有沿用，是用于泄火，如同射精，估计有快感。


三 大老粗

这个词好象找不到对应的词源（实际上是懒得找），是一个中性词吧，有点贬义

文革中这个词和造反一样红遍了天，成了正义的代名词，也可以蛮不讲理，当然也有实际的实惠，比如电影《决裂》就表现了这个身份的重要性，有点类似于国外古代贵族一样的待遇，比如手上有老茧就可以上大学，有点可笑的是，大学这个词反到有点尴尬。

现代对于文革中长大的人仍然有作用，有那么一种“骨子里流着高贵的血的味道”，不过现实中其实基本上等于落魄或是破罐子破摔一样的绝望，是啊，大老粗们也老了，美好的时光只在回忆中反胃了，但是伪大老粗还是很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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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红卫兵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


为了更好的了解文革必须对文革的前后历史条件有个清楚的认识。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本质政治结构为少数人的民主对多数人的专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本质政治结构为，多数人的民主对少数人的专政。文革时期的本质政治结构为工农联盟的民主对以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官僚们的专政，文革后期转变为代表多数人的实质为少数人的民主，对少数人的专政。
文革看似是一场阶级斗争，和夺**争，其实质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马克思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目的就是追求绝对真理。
红卫兵就是马克思理论的忠诚信仰者。红卫兵可以说完全被西化，只重理论不重感情。可以说是除了对毛主席有感情外其他人都是阶级敌人。红卫兵中不乏理论水平高深者，但是马克思理论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对马克思理论是深信不移的。只求实际吻合理论，而不理论受客观实际约束。
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群以感性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受其辱，坚持以德服人，那些在文革中自杀的传统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损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缺点就是，只求相对不求绝对，只求理论符合实际，对真理缺少追根溯源的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点止于圣人。
毛主席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集大成者，是一个穿越历史的人。其最大要求就是使实际逐渐和理论吻合。周恩来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毛主席重理论情人情，周恩来重人情轻理论。希望理论要满足客观实际。毛主席是绝对信任周恩来的，周恩来是绝对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关系，是一种君臣和朋友关系，并不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但毛主席的人民是广大贫苦群众，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周恩来的人民是所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虽然毛主席认为周恩来也要进行思想改造，但是任何人要对周恩来进行打压，必将受到毛主席的强烈抵制。同样任何人要反对毛主席，必将受到周恩来的强烈反对。
文革的初衷是对的，但是却受到周恩来为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最终变为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最终以中国传统文化获胜。文革是必须的，文革的及时中止更是必须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遭受了巨大损失，却获得了彻底的新生。
现在到了对文革客观公正评价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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