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徘徊四十年—井窥不同视角下的文化大革命(晨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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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风

     
    又到５．１６。

    四十年前的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无论从被动员和参与的浩大规模、诡谲惨烈的运动方式，还是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那是真正的“史无前例”，恐怕，也将再无来者。

    这是一份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遗产。文革“幽灵”徘徊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为它激烈地争论，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多少思绪飘飞，多少感慨萦怀，多少愤懑欲裂！它的深邃影响，使得“文革”一词仍是那么敏感，甚至在一些网站遭到屏蔽。仅仅这一个侧面，就提示了解读文革、讨论文革的意义。当文革仍然影响到我们的喜怒哀乐，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甚至影响到我们关于改革成败得失的大争论、影响到国家治理的选择和走向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仍然让它冰藏，我们应当通过对它的梳理、追问与思考，找到一点启迪，找到一点升华。

    对文革史实的梳理和意义的追问应当是理性的。

    文革已经过去了４０年，在历史证据充分的条件下，不同的立场和不同视角的解读，会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在历史证据大量缺失密封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更会冲突激烈。

    文革刚刚过去４０年，人们的情绪显然仍在相当程度上受之左右，文革对历史的穿透性影响人们仍然无法准确全面地评估。

    因此，在现实环境下，我们对文革的思考应当不要追求什么结论和定评，不要奢望自己的或某一种意见会成为历史的总结；我们应当从文革的宏大叙事中去寻觅对今天的启迪，从教训和灾难中清理出历史的镜鉴！

    所以，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文革，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观察作一种冷静地分析比较——特别是这样的观察是基于实证而非演义的，这样的分析比较是客观而非偏执的，我们就将一定会得到有益的启迪，一定会在历史的遗产中发掘出现世流通的财富。

        一

    如果逝者的魂灵还会思想，以张春桥为代表的那些人一定会为现实的证明感到几分自得，升腾几分感慨，和更多的失望与无奈。假如说他们当年的“猜想”在一些方面为现实的流弊所印证的话，人民的“背叛”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伤痛。

    市场化的改革调整了所有人的利益，站在张春桥们的角度，“修正主义”的上台，导致了贫富的分化和工农的“弱势”；伴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资产风”（张春桥语）横行，理想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基本解构。当年以“均贫”为基础的“公平”几乎已不复存在；在失去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火力压制和“夺权”的威胁后，“官僚资产阶级”开始随心所欲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姚文元语），现实的缺陷似乎阐释了关于“复辟”的寓言。他们最大的恨憾是“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人民”已经从一种狂热的状态中解脱。因为，即使到了“不会容忍”的地步，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发自内心地要求重返那个年代。

    文革显然是张春桥们的宏图与功业。

    在他们所提供的社会模型中，“资产阶级法权”将受到最大的限制，除了“全民”和“集体”，个人基本与“市场交换”无缘；物资分配将严格控制在“八级工资制”以内，并逐渐缩小差别；“勤务员”（干部）在“四大”和“七、八年一次”的疾风骤雨威逼下，将不得不战战兢兢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在一次次斗争的洗礼中将会升华出“大公无私”的崇高；最后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民行动的一致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正是这样的一个图景，使国民奋斗了十年，激烈了十年。这十年的奋斗也似乎收获了“轰轰烈烈”的成果：两弹一星、年均７．１％的ＧＤＰ增长、成昆铁路万吨*、数以千万计的大小水库及配套的沟渠、大量新开工的大中型工厂以及骄人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让张春桥们更为自得的，恐怕是“小生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集体失语”，这也是至今仍让一些人为之呼唤的、心目中的清廉良方；在那样的一种态势下，“勤务员”们的确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４０年后的今天，通过大量的比较信息，人们会宽慰地庆幸文革“模型”最终没能演绎或延续为现实。在这个模型中，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所有的运动方式都是建立在一种违背常态或者常识的沙化基础上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心甘情愿地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做农民；也没有几个人希望五．干校成为自己一遍遍的锻炼之地；机构精简之后又膨胀起来，“两参一改三结合”至终都鲜有成功的范例；教育革命使全民的文化水平下降，文艺革命导致十年间产品阙如。人们更心安的是，那种以粮票布票为特征的生活品匮乏的日子一去不返。即使可算为张春桥们最大政绩的“打倒”（走资派）与“占领”（上层建筑），由于“常态”的潜魔力，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新贵中间也开始了腐化的萌芽，于是，不得不指望“七、八年一次”的大规模斗争。更为不幸的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悖逆了人的理性和人文关怀，揭开了丑陋欲望的魔瓶之盖。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表演，是一次次的扭曲一次次的变态。

    但张春桥们也许还有最后的一点资本：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起，一切的权威已不复为权威（毛泽东的当年除外）。当一个个权力的、学术的权威者在众目睽睽中不断的悔过求饶（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坚决抗拒“自绝于人民”），当既往的“上智下愚”的话语结构被基本颠覆之后，中国的“泥腿子”几千年来第一次有了集体性的自信，一种不再迷信和盲从的自信；新一代的另类思想者也从此诞生。这是一次权利意识的启蒙，这也是对张春桥们的一个嘲讽：权威的解构催成了文革乌托邦的历史终结。

        二

    今天恐怕没有人能否认那十年间的荒诞：经济“濒临崩溃”，秩序毁于一旦，派性斗争席卷全国，“全面内战”一度烽烟浓烈；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作品屈指可数，从大学教授到小学学生到一线的科学技术人员，几乎一半的时间都用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劳动和“阶级斗争”的活动上；“小报抄大报”则是文化信息产品极度封闭和匮乏的一种写照。在残酷的斗争诱导下，对人的摧残成了一些人的游乐，破坏的快感使一些人几欲疯狂，“点水”告密、诬陷栽赃，“崇高”与阴暗成了一瞬间落下的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当人们开始从一种狂热中略为清醒时，即使是下层最微不足道者，都很自发地学会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从手术刀到割肉刀，从单车票到电影票，从招工指标到上（大）学指标，“走后门”的不仅仅是当官的人，但凡有一点点资源支配权，大都很难免俗地将之用于“交换”牟利。

    因此，文革终结不过几年，“全面否定”便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这个潮流的主导者就是文革的主要受害者。

    有人说文革的受害者是包括了张春桥们的每一个人，很有道理。因为在现世的利益方面，没有人最终从文革受益。但受害更多更为直接的，则是在文革中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的“精英”——“走资派”和知识阶层，正是他们的结盟，成就了“全面否定”的主流地位。

    文革显然是他们的梦魇和炼狱。

    这个梦魇一直强烈地左右着他们的情绪。昔日的优越一度不复存在，戴高帽游街、“飞机式”批斗、“牛棚”、流放、直至牢狱圈禁，是他们铭心刻骨的苦难记忆。他们曾背负着一个个罪名，在肉体上、在精神上都受着难忍的煎熬。对文革的极度反感甚至仇视是自然的逻辑结果。

    于是“还乡”之后，他们对对手进行了全面地清理，一个建在如是基础上的“动乱”的故事，成了新的历史“教科书”。

    然而，这部的“教科书”的一些细节描写或“花絮”，如对江青“三十年代问题”和叶群“逸史”的宣染、对某夫人匿名信的美化、对一些人事的张冠李戴，让读者感到了其中某种情绪化的宣泄，和似曾相识的“笔法”；

    一些评述，似乎也是源自于对手们的写作手法——“９．１３”的孤证和迷雾，至今让人疑虑重重；

    “濒临崩溃”数据的缺乏，好像也使反驳者们捡到了稻草；一个“错误判断”和几个“阴谋利用”就释放核爆般的动能，也让许多的人迷惑不解。

    一个很重要的疑点是，“书”中存在许多主导者经历的“空白”，包括“前十七年”的经历空白——这种空白与文革有怎样的一种联系？

    当年的许多档案，至今尚未解密；对手们的辩解，至今也没有全貌地公诸于众；“专政”的传统对象，仍然处在书的边缘；新生的“另类”，仍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相关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没有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开庭审判”。因此，“教科书”总让人们感到还缺乏逻辑上的缜密，缺少更充足的实证支持，缺少在阳光课堂的自由讨论。

    文革，因此留下了一个个引人执意探究的疑问。

    既然是否定，这个否定是彻底的吗？

    为什么亿万人会狂热的投身文革？

    为什么遭到主要摧残的会是上层的精英？

    为什么“９．１３”的惊雷会给国人强烈的震撼？

    为什么“１０．６”前后的大*会是同样的千千万万？

    …………

    一段饶有意味故事让人深思：文革终结之初，回归“十七年”似乎是当时氛围之中的题中之义，为什么会来了一个９０度的转折，从此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走到了今天。可见，历史之否定之否定不是简单的“复位”，文革对基础的重创从此无法修复。

        三

    当年的“另类思想者”，譬如老一辈的“顾准”和新一代的“杨小凯”，与许许多多的后来者一起，逐渐汇聚成为今天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潮流。被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理念，使他们有着另外的视角视野，尽管对十年现象的描述与“教科书”差异不大，但站在不同的峰巅，其评述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显然他们是对专制深恶痛绝的一群，而文革正是他们眼中的一个极端专制的年代：对法的践踏和对人的蹂躏，人性中邪恶一面的释放和文化丑陋性的积淀，使他们看到了民族的羞辱；而“鸟笼”中的民主，更是一种“民粹”的破坏和对自由、权利的强奸。他们对文革的制度性成因、文化的基础、乌托邦的荒唐和“运动”的浩劫有着深邃的认识，因而对文革的否定比“教科书”更加彻底。

    对于一些人至今津津乐道的“大民主”，他们尖锐地指出其“伪”的实质：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权利，一旦悖逆最高的旨意，越过主人划定的边界，“专政”的铁拳就会将你砸得粉身碎骨；连有限思想的“另一种忠诚”都不能容忍，何况离经叛道？“大民主”的工具意义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对于文革的成因，他们剑指其制度性的基础：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组织运行机制，没有一种特定“语境”，一个“错误判断”和几个“阴谋利用”绝不可能造成如此的灾难；“路线”的残酷几乎贯穿了“团体”的始终，原教性的狂热湮灭了对人的关怀，专制的高压窒息了权利的生机。

    对于十年的历史，他们评述了文明的断裂和对文明的背弃：“无法无天”摧毁了本就偏颇和不稳定的秩序，能成就和谐的“妥协”被视为邪恶，“仇恨”膨胀导致人的疯狂；传统的养分也成了垃圾，“图腾崇拜”取代了科学的进步。

    对于迷狂的投入和暴烈的狂风骤雨，他们看到了“民粹主义”的释放和破坏：这是一种理性的解构，一种文化缺陷和人性缺陷的集中；因此一些人甚至以“纳粹主义”与之类比，决堤的洪流至今是恐惧的心结。

    …………

    不过，当年“另类思想者”的另一小部份，比如今天活跃在网络上的一些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人民的文革”、“文革的正义性”、“作用的启蒙性”——尽管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对文革意义的正面挖掘则是他们的共同。更有一些包括相当的“弱势”和后来的“愤青”，张春桥式的梦幻似乎成了包治顽疾的良方。

    与之把其看作一种根本的对立，不如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更有积极的意义。

    比如，文革追逐的梦毫无疑问是一个乌托邦。但在一定的阶段，在上个世纪的６０年代，在执政党正意气风发且、有绝大多数的民意支持的时期，期待实行“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难道不也是一个“乌托邦”梦想？何况“自由者”是站在今天高峰上的审视，何况即是四十年后这个梦想暂时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比如，没有文革和“权威”的解体，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和“自由者”的影响，逻辑发展一个硕大朝鲜的可能，或者不仅仅是一种推断。

    再比如，当年的“主人”记忆不完全是一种虚幻。无论如何，占大多数的“下层”，在可比性上，当年的社会地位比任何的时代、比任何的地方都高，其感觉比任何时代都好，其声音比任何时代都大。这是否就有一定的正义性？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难道不正是对社会中最底层最无助者的“关怀”？

    再比如，对“法权”的限制，与罗尔斯对“差别”的限制，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限制是否推助了现实缺陷的孵化——“主人”成了“弱势”、“成果”与多数无缘。

    “换位思考”，不遗漏每一个细节的挖掘，也许是最有现实价值的筛选和“提纯”。

    ８０年代生已降的年轻一代，对文革已较少关心，但凡“卷入”，当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使不卷入，文革也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伴随和影响着他们。

   “幽灵”徘徊四十年不算久，“幽灵”也许还将徘徊四百年。

    当我们尚不具备自由讨论的条件时，当密封的证据还有多多时，科学的“结题报告”还是一种奢望。所以，

    我们不应当受到情绪的左右，不应当拘泥任何“原教旨”般理念的约束；

    我们应当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理性——从过去寻找走向未来的启示，从教训中建构前进的装甲，从意见的妥协互补，编织人类的和谐！

    ２００６．５．１６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