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邮票竟当选“世界最佳”[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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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行的“草原新牧民”邮票（右图）代表中国参加意大利米兰邮展，被评为“世界最佳邮票”；左图为邮票设计原稿。

1976年发行的“草原新牧民”邮票（右图）代表中国参加意大利米兰邮展，被评为“世界最佳邮票”；左图为邮票设计原稿。

       文化大革命不仅成为所有走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结，更成为当时西方社会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为诋毁的话柄。民主、人权、经济建设的退步使中国大大放慢了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脚步。而在外界种种诟病、批判与制裁声中，一次难得而成功的中外交流便成为那个时代既特殊又宝贵的历史记忆。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次交流中，中国恰恰是凭借一个地地道道的“文革产物”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同。这就是一枚小小的文革邮票。
    文革初期，邮票发行工作处处被阶级斗争的紧张氛围所笼罩，邮票的设计自然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与扭曲。一大批以伟人肖像、伟人题词、样板戏等文革主旋律为主题的“红色邮票”应运而生。1970年以后，随着周恩来总理对中央各项工作的大力整治，邮票的设计与发行也逐步回归正常，出现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各项成就和内容的比较轻松的“生活化”邮票。然而好景不长，“批林批孔”运动使社会气氛再度紧张，文革期间尝尽了苦头的邮政工作者们也不得不“见风使舵”，邮票题材再次转向以政治宣传为主。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孔子联系起来。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组织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一场由“四人帮”策划煽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四人帮”如此大力的推动这场运动，其实是想借“批林”的契机，把矛头指向“党内大儒”周恩来，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为了配合运动的展开，邮电部也在其授意下，设计发行了一套“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的特种邮票。

1975年发行的“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邮票，全套共四枚，分别描绘了矿工登台进行“批林批孔”发言；翻身奴隶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解放军战士写批判稿；农民办“批林批孔”专栏的情景

此外，“四人帮”还要求邮电部门紧跟形式，把文革期间所诞生的“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生”等所谓的新生事物用作邮票选题。同时，经典的“知青下乡”题材自然更不能放过，要重点宣传。为此，邮政部门在1975年初便开始讨论知青邮票的设计工作，并经上级批准将其命名为“在广阔天地里”。邮票设计者为了能够全面展示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施展才华的劳作场面，还特意深入到云南大理山区的知青点体验生活。设计者们着眼于“知青劳动、知情与大自然、知情与老百姓”等主题，画出了“月夜出诊”、“山村教师”、“山寨里有了电灯”等草图，具有极其浓厚的生活气息。
    没想到，样稿在送审后，竟然被上级领导批评为“缺乏政治气息”，并指出邮票设计“要配合现实”、“配合学理论抓路线”。为此，设计者不得不在原图的基础上又加入人物手持《人民日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

全套“在广阔天地里”邮票设计草图中，因过于生活化而未被采用的两幅原稿。

         但全套邮票中却有一枚反映女青年人工喂养小羊羔的“草原新牧民”邮票成为上级审查过程中的“漏网之鱼”，没有经过任何强制“整容”，便得以以设计者绘制的原始面貌问世。1976年这套邮票最终发行，竟立刻引起国际邮联的重视，被邀请送交意大利米兰国际邮展。更令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后喜讯传来：“在广阔田地里”套票中的“草原新牧民”邮票竟被英国专业集邮刊物评为“当年世界最佳邮票”。


     “草原新牧民”邮票作为文革后期的时代产物，能够一举夺得世界大奖，获得世界人民的认可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但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邮票画面中阳光、朴实的女青年所散发出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想必是超越语言、超过国界、超越政治的。而对于即将拨开十年文革阴霾，开启新时代的新中国来说，只有这种以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为最根本素材，不脱离实际、不屈迎政治的“草根”艺术才最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经典，为中国人自己，更为全世界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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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套“在广阔天地里”邮票，反映了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别以“接过南泥湾的老镢头”、“改天换地的新一代”、“草原新牧民”、“把知识献给农业”、“读书学习”和“屯垦戍边，保卫祖国”为主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文革后期发行了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再造声势。1976年发行的“五七干校”整版邮票，全套3枚，分别以插队锻炼、生产劳动和认真读书为主图，如今价值12000元。

     


为了贯彻“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革命阵地”的指示，邮政史上首枚文革邮票于1967年诞生。这枚珍邮选用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的珍贵照片。它不但是我国首枚“文”字邮票，也是建国后首次采用主席戎装像的珍邮，更是邮史上唯一一份“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标”的珍贵史料。整版珍邮气势恢宏，瞬间将我们带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那一段永远无法磨灭的人生历程……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整版邮票  发行时间：1967年

魏武挥鞭(伯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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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邮世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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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史话

1967年4月20日，为了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总称。），中国邮电部发行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文”字头邮票。1967年4月19日，各报发表新华社一条消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纪念邮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于20日起在首都发行。这套邮票是邮电部为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满足亿万人民的渴望，决定提前发行的。”1967年4月20日上午，北京邮票厂的同志从邮票发行局提取一部分“文 1”邮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会场上出售，并非在邮电局由营业员出售。


    这套邮票就这样不经意的成为新中国第一套后来称之为的“文”字邮票。

    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邮票发行于1967年4月20日，全套11图，第1图是毛主席像，其余10图为毛主席语录，第2-6图、7-11图分别为横5枚连印，票幅31mm×52mm，齿孔11.5度。设计者吴建坤，由北京邮票厂影写版印刷。

    第一图“毛主席万岁”：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走上天安门城楼，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一次接见了首都百万群众及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邮票画面既是毛主席这次检阅游行队伍，向人们挥手致意时的照片，这张照片由高级摄影记者吕相友所摄。
    第2图“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选自毛主席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题目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第3图“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选自毛主席1955年7月31日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第4图“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选自毛主席1948年3月20日发表的《关于情况的通报》。
    第5图“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自毛主席1945年4月24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
    第6图“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于1966年8月10日晚7时45分，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前来庆贺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及红卫兵小将所讲的一段话，后发表在1966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第7图“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选自毛主席1957年3月12日发表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8图“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选自毛主席1939年12月21日发表的《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第9图“语录”：“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选自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第10图“语录”：“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选自毛主席1933年9月6日发表的《今年的选举》。
    第11图“语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选自毛主席1949年3月5日发表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有资料表明，文1邮票票名有几次变化。“文革”开始后，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发行毛主席语录邮票。1966年9月开始设计《毛主席语录》邮票，1967年3月再次上报时称《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后又改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但这与邮票发行局与邮票厂共同设计的另一套邮票（即文2）名称重复，两相比较后决定将文1的名称定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邮电部党委5次上报审批文1。1966年9月28日，邮票发行局报送《关于拟发行“毛主席语录”邮票的请示》，邮票共4图，均为毛主席语录。邮政总局审核后报邮电部党委，邮电部党委经讨论后决定“暂缓办理”。同年11月18日，邮票发行局再次上报《拟发行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的请示》，邮票共5图，增加的1图是以毛主席着军装接见文化革命大军时的照片为图案。同月20日，邮电部党委上报中央工交政治部，抄报中宣部。中央工交政治部复文同意，并建议增加3条毛主席语录。同年12月6日，邮电部党委根据中央工交政治部的要求，将8幅邮票图案送中央文革小组审定，但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报送中宣部审核。同月17日，邮电部党委上报中宣部，28日邮票发行局接到中宣部同意的回复。1967年1月13日，邮票发行局向北京邮票厂订印《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全套8图。北京邮票厂工人提出要增加与当前“文革”有关的毛主席语录，经设计室与厂方研究决定增加3种毛主席语录邮票。因为增加了邮票内容，同年3月6日，邮电部党委再次上报中宣部《关于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拟增加三幅图案的请示》，但此时中宣部已瘫痪，无法审批。同月15日，邮电部党委再次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才在催函上批“可以”两字。
    从文1邮票开始取消在纪特邮票上印志号。1967年3月31日，邮电部发出了《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从文1开始不在纪、特邮票上标注志号。而是“将编号印在邮票的大包的封条上，除统一编号外，并标明这套邮票的枚数及这枚邮票是第几枚……第八枚的大包邮票封条上，即应印有‘文1，11-8’等字样”。还规定在大张邮票的左下角边纸上印该枚邮票的顺序号，并要求“上述编号在邮票发行通知内仍按以往办法注明”。笔者认为，新的邮票编号实际上也是一种邮票志号，即取消的是在邮票上编印志号，“文”字邮票上虽然未印志号，但“文”字邮票并不是无志号邮票。
    文1邮票铭记改为毛泽东手书字体。从文1邮票开始，邮票铭记“中国人民邮政”为毛泽东手书字体，这是由北京邮票厂工人在制版时选用的。文1的“中国”选自1965年1月的《中国青年报》报头（另说选自1965年1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人民邮”选自毛泽东1948年12月为华北题写的“人民邮电”周报报头的前3字，“政”选自毛泽东于1949年7月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中的“政”字。
    文1两种横5连票的边框颜色不同。文1的第2-6图连票边框的颜色为金色，第7-11图连票边框的颜色原计划也是金色，但是由于印刷完前5图时发现金墨不够了，只好将后5图的边框改为红色。


文1不同寻常的发行。当年新华社电镐中称这套邮票是“为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发行的，但这并不是文1发行的初衷。文1原计划于1967年5月1日发行。4月19日上午，北京邮票厂群众组织的几名工人向邮票发行局领导提出，次日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是大喜事，文1应该在这天发行。邮票发行局电话报邮政总局，又请示部里批准，将这套邮票的发行时间改为1967年4月20日。邮票发行的头一天晚上，新华社播放了长达650余字的文1邮票发行新闻稿，其中说明发行文1是“造反”的产物：“这套邮票在设计过程中，曾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他们利用职权，一会儿说：‘政治色彩太浓，不能发行。’一会儿说：‘这种邮票外国人看不懂，暂缓办理。’总之，他们制造种种借口，目的是一个，就是不准毛泽东思想占领邮票阵地。相反地，长期以来。他们却在邮票的画面上大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鸟鱼虫等等，根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邮票发行局的革命职工起来造了他们的反，和北京邮票厂的革命工人结合起来，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成功地设计出了这套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纪念邮票。”
   
    参考资料：
    《中国邮票史》（第八卷）
    《“文”字邮票邮政铭记的变化》/魏裕民/2004年第2期《集邮博览》
    《也谈“毛体”邮政铭记的来历》/张春仁/2004年第5期《集邮博览》
    （资料源自网络/默人整理编辑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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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的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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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具有时代美“文革”邮票“是为那一代而存在”



文革时期发行的“文”字邮票和编号邮票有人认为“是国际邮票史上的极为奇特的一组邮票”。长期以来，对于“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与艺术风格，人们总是一言以蔽之：“红太阳、红海洋、大票幅；人像多、口号多、文字多”，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或借鉴的东西。有人认为：“‘文革’邮票的设计是奉命之作、跟风之作，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方寸美’。”此论有失偏颇，实在不敢苟同。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应该是为那一代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一代就会有它自己的美，新的美。”（《生活与美学》）我们应当以这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审视“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从中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细心鉴赏“文革”邮票，你会发现：从“文”字邮票到编号邮票，它们的设计不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它们中间有明显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邮票设计都“告诉”我们丰富的历史信息。从新中国邮票史的整体看，“文革”邮票并非孤立地产生和存在的，它与此前的老纪特票及后来的JT票，在邮票设计的特色与风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承传关系。

　　“红太阳”邮票的设计特点

　　“文革”时期设计发行的邮票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就是1968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提出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会后，邮电部军管会立即做出决定：“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已经印制未发行的邮票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可继续使用和出售”。这一决定，在“文革”邮票的设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前设计发行的文1至文13这13套邮票，票图主调、内容及设计风格都绝对服从于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的政治路线与宣传方针。这13套邮票基本上以毛主席形象为主，而且都把毛主席像演绎成光芒万丈的“红太阳”，所以，可把它们称为“红太阳邮票”。文1至文13这13套62枚邮票中，有毛泽东形象的26种，占42%；有毛主席语录或诗词的共35种，占56%；样板戏邮票中也有“红太阳”；两枚林彪题词邮票，也完全是服务于这一时期的“领袖崇拜”的狂热氛围。《中国集邮史》指出：这一时期的邮票发行“选题没计划，只要提出发行毛泽东像或语录的邮票，无人敢说个‘不’字。”这是最好的诠释。

　　把革命领袖刻画成“红太阳”并非“文革”的发明创造——从革命根据地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全国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和景仰之情，在“文革”中则被利用为神化和绝对化的个人崇拜。在这种狂热中，从文1到文13，“红太阳，红海洋，大票幅”成了邮票设计的模式。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民俗审美观认为：红色具有喜庆、热烈、庄重、激情的视觉效果，在艺术作品中逐渐被用于象征革命、胜利、庄严的专用色彩。在老纪特邮票中，革命领袖或革命人物的形象，越来越多地用鲜艳的红色加以烘托——如，纪77的列宁像、纪84的白求恩像、纪104马恩列斯像、纪107马克思与恩格斯像、纪108霍查像、纪111列宁像、纪113马克思与列宁像……；到1966年“5·16通知”后发行的纪121、122、123、124几套邮票，已经呈现“红彤彤”的锋芒；最后一套“纪”票——纪118则完全以“红海洋”奏响了“文革”邮票的进军号。可见，“红太阳邮票”设计中的模式与“文化大革命”一样，并非突然一夜之间产生的，此前是有一个孕育和认同的阶段。同样，“文革”结束了，拨乱反正后发行的JT邮票和编年邮票，并没有摒弃“红色”，只是用得“恰如其分”而已。民族的艺术风格和欣赏习惯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文革”邮票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了，但“红太阳”并没有在中国邮票上消失，只是其内涵与“文革”邮票有本质的区别。在JT票及编年票中，多套的纪念党的生日的邮票或党的代表大会纪念邮票，票图上均以“红太阳”作为党的象征。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一目了然、显浅明白，但用滥了就显得雷同缺乏新意。《黄河壶口瀑布》小型张以“纪票特发”形式去设计党的代表大会题材纪念邮票，在汹涌迸溅壮观景象中，配以江泽民同志题词：“与时俱进，一往无前。”这是一个创新与突破，建党题材邮票的设计不再囿于“红太阳”模式了。　　  
    “‘降温’邮票”与“文革成就”邮票
　　从1969年到1970年，毛主席在不同场合指示，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指出：“‘四个伟大’讨嫌”、“要降温”……当时，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文”票的“降温”，马上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重要题词》、《纪念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40周年》以及《全国山河一片红》等几套邮票，或撤销发行计划，或撤销发行后销毁邮票。如此“急刹车”，可见“降温”的力度。

　　然而，尽管“降温”，仍强调“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文”票该如何设计？

　　1969年5月，邮票发行局被撤销，邮票设计人员大多数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只留下较年轻的张克让、杨白子和李大玮三人合并到北京邮票厂，一边学习，一边挖防空洞、制砖、烧窑。他们连同邮票厂的夏中东，担负了设计文14——文19以及“普无号”邮票。杨白子说：“这是一个短暂的计划失调的时期，《普无号》邮票设计上的不统一和印刷粗糙，就是明显的印记。”张克让认为：“《普无号》让人感到主题杂乱、规格不一，好像不是一套邮票”。同是“文革”时期发行的普票，1969年的《普无号》与1971年的普14《革命圣地（三）》，从设计水平到印制质量真有天渊之别，尽管设计者仍主要是这几个人。

　　微妙的“降温”反映在对文14至文19的设计上，仍是“三突出”和“紧跟形势”。文15仍是“红太阳、红海洋、工农兵”模式；文17配合“教育要革命”，文18配合“要准备打仗”……只有文14南京大桥才是“见物不见人”的宣传建设成就的邮票。这几套邮票反映了当时处于“调整时期”，选题很窄，题材很偏，票图形象仍缺乏新意。但已在酝酿：逐步减低极左思潮对邮展设计的干扰和影响。1970年初，周总理主持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为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当时，交通部领导下的邮政总局为了整顿、发展邮政与集邮，决定不分纪念、特种分类，统一邮票的“流水编号”，开始发行“编号邮票”。“文革”邮票设计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编号邮票的设计也有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71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给邮票设计带来了转机。此前设计发行的从编1到编20共4套20枚邮票，仍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由于邮票设计人员陆续从“五七干校”回到邮票设计岗位，所以，这4邮票仍不失为设计得较为成功的邮票。
  
　　从编21到编95共17套75枚邮票，明显淡化“文革”极左色彩，选题选材大大拓宽至“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方方面面——发展对外交往、体育、交通、文艺、水利、国画、妇女、出土文物、工业产品、医疗、儿童和对外贸易等。这17套邮票中的众多人物，不再是“手捧红宝书”的形象——体育健儿手拿球拍或花束，歌舞中的儿童臂上不再有“红小兵”袖章。一度被视为“四旧”而受到摧残毁损的历代出土文物，如今在邮票上熠熠生辉，大放异彩。中国妇女的形象不再局限于李铁梅、白毛女和阿庆嫂了，三幅名家油画中的巾帼英雄令人耳目一新；“熊猫外交”使吴作人笔下的熊猫作品原汁原味地搬上方寸；《红旗渠》以旎丽的山水彩墨画代替了“战天斗地”群像……。精彩迭出的编号邮票使一度被粗暴禁止和取消的集邮经营与集邮活动复苏了，渐渐“升温”了；邮票设计家们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展了。

　　“邮票寻回自己的特色”

　　杨白子用一句话概括“文革”邮票设计前后的变化：“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非常中肯恰当。歌德说：“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邮票设计家们面对的，不是邮票的方寸票幅限制，也不是邮票印刷技术的限制；而是当时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对邮票设计创作的需要，致使“文革”邮票一度成为清一色的“语录牌”和“宣传画”。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富有正义感、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的邮票设计家，只要有机会让他（她）拿起画笔设计邮票，他们就千方百计在种种“限制”中让“邮票寻回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努力发掘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最优秀最本质而又最适合于在邮票上表现的题材；最大限度地调动邮票的各种原素——票形、票幅、色彩、边框、文字、布局等，使每一幅设计图稿最适于邮票印刷，其艺术效果又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字邮票中，文7《毛主席诗词》是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尽管边框必须印成鲜红色以显示“革命色彩”，孙传哲仍巧妙地把一端边框放阔设置了铭记和面值文字，“红边框”反烘衬出毛泽东潇洒奔波、矫若游龙的书法风格；四种不同规格的票幅使十二首长短各异的诗词“和而不同”地显得和谐协调。其他精心设计的佳构，如《毛主席去安源》、《红旗渠》、《熊猫》、《中国妇女》、《儿童歌舞》等，每一幅每一枚都是在“限制”中闪烁艺术创作的光芒、表现出浓烈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杰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选用6幅套色木刻，其艺术造诣令人惊叹。《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逼真而亮丽地表现古代文物的质感与亮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出色的邮票设计佳作。
　　“文革”邮票“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历史地看待“那一代的美”，我们会有更深刻的启迪。
（本文根据中邮网黄继光《“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一文摘编/默人配图）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44b540100ji4h.html) - “文革”邮票的设计特色具有时代美_默人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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