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1967.07.27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中南海造反派的”）的检查【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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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1967.07.27

中南海革命群众：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待如下：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他“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一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系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在他在当司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查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查出，房契是我母亲黄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这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一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分应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分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分，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一、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自由职业者，补贴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然有封建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为他留学日本，对日帝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欣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圣经。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等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们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教、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分订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富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实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绅士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和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他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他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的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一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过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励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候，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二、三百元），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

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碑，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出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关于我和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我专门写过详细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都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一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一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铃（？），也是个中队长。是我把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们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荐）”的。这个吴晓铃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房子里我弄不大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坐的是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铃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代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只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想夸耀王匪同蒋匪有亲密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铃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一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再就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组织大学毛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省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精神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影响，在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很抽象，没有感觉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双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想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双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在春节后就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象片。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

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一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捣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还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一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我又去了一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查名为“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大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一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不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得马糊，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书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苏长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查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订为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双十条”检查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以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查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弯腰，甚至发生有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搞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戴帽子，还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不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份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钢，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大队长袁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上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长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均为约数，六百几十几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海滨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们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她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蓝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不知卢王庄公社卢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挑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队部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合作社的，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等确有夸大话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来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长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些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起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伦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问三：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戚本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我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十七年以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高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查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一、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今年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去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过他几次，他都说肯定没有说过。既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的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有问题，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二、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也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既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要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思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刘少奇哪些实物？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还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是完全从正面去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查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一。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一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去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讨，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一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的他的大孩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时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在桌子上。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凡纲鉴），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套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套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一只旧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对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丑恶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代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代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旬（？）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同志了。）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毁了一些旧象片，把我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象片本，我又翻看了一遍，撕掉了一些象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象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等。现在象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我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本是他们自己清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捕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别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查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我感到还是扔掉好。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不通（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好象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中，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情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匕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他们不要，我就把它晾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来写的两张大字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查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查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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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部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底稿看不清）准备过程及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一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一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王光美（签字）

　　1966．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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