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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黑暗
——王希哲自传
（上）
共产党说，它是灯塔，它是光明。人类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得救。我下面的故事是写一个青年（后来他老了）怎样一步一步远离了这灯塔的照耀，走向黑暗的。
走向黑暗（一）蒙昧的年代
一九六二年，我十三岁。按那时的说法，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的背信弃义，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回学校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弃婴。到处是浮肿的人们。我父亲所在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从导演到职工只好以吃高梁，吃小球藻和打太极拳来救饥和救病。
在此三年之前，是一个狂热的时代，那是大跃进。我父亲从上海来到武汉，援助建设武汉电影制片厂。在遍地饥荒之中，现在“下马”了，按照中共“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父亲又与武影厂的骨干陶金等一起调到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广州便成了我的故乡。
我学俄语。我进了广州第十七中学住读。这间学校在山灵水秀的越秀山麓。学校图书馆的李老师很喜欢我，要我帮她整理图书，我当然乐意，因为可以读书。我读了《斯巴达克斯》和《拿破仑传》。我特别喜欢让女孩子知道我在读这些书。
第二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地震：中苏论战开始了。在宿舍里，我很仔细地听高年级同学议论邓小平、彭真赴苏的会谈。我也仔细地阅读了一论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直至后来的“九评”。甚至为了学好俄语，我还直接地以中俄文对照的方式读《关于斯大林问题》，从此发生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在后来的李一哲驳宣集文的系列大字报里还能找到此时的“九评”对我的影响。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国内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围绕李秀成评价问题，戚本禹派和罗尔纲派激烈地辩论着。在那时少年的我看来，戚本禹实际上是在重围中作战，姚文元更是呼啸着抗争着周谷成、邵荃麟等的围攻。我把他们的文章都剪了下来，收集起来。我同意戚本禹对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评价，我更叹服姚文元的胆魄和逻辑推理的战无不胜。在姚的文章面前，周邵一类文人的立论显然是躲闪的，软弱的。请原谅六十年代初的这位十四岁少年，他那时不可能明白，这种软弱和躲闪并不是姚文不可战胜的结果，而是面对着姚的后面那不能不低头的压倒一切的官方意志的结果。
随着姚文元、戚本禹对海瑞的批判，国内政治空气极度紧张起来。在我高中一年级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被揭露了，我们高一（２）班发生了一次关于彭德怀问题的辩论。班长，解放军１５７医院院长的儿子马克东认为彭是内部矛盾，是年老了，跟毛主席不上了，才去“稍息”的。我力争，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急关头彭德怀既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并得到了右派那样的赞赏和极力为他翻案，就说明彭是敌我矛盾。随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集团被揭露，小道消息传来，更震惊了我们。结合苏联变“修”的宣传，那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对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责问，在全国上空轰响。刚好学生饭堂的墙报轮到我们高一（２）班编辑，我便写了个评论“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马克东说，他是班长，但他不能对这版墙报负责任。我说，“我是宣委，我负责任。”
六月五日星期天，下午要开班干会。上午，珠影演员剧团团长张早的儿子张沙俊告诉我，他们学校（华师附中）闹起文革来了，大字报已贴满了校园，直指校党委书记麦某，揭露他是“小邓拓”。我立即回校。班委会上，我把华师附中运动的状况告诉了大家，并建议班委会的议题改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班主任李翠云支持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派闫历、郑子华、邓志去华附取经。同学们也闻讯赶来。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字报立即布满了学校。我干脆把“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抄成大字报贴在垒起在大门正中的书桌上。运动开始了。
六月七日，教育局工作组进校，一进校便挑动高三的同学来监视我们，围攻我们。我后来的战友陈一阳也参加了围攻。气势汹汹的质问大字报贴进了教室，并宣布复课。我们高一班坚决不复课。当晚由高一级的团员骨干谢良骥等（大多为干部子弟）主持，开了一个师生串联会，反驳了对我们的指控，并提出口号：“教育要革命，我们要革命！”会上，五位年轻教师表示支持我们。
市委工作队也进校了。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如报纸上鼓动的那样，来支持我们，进校第三天工作队便伙同党支部搞了场大规模的“打狐运动”，把六七会议打成“高一黑会”，把支持我们的五位年轻教师李翠云、杨爱梅，谭秀琼、丘瑞霓、张壮欣打成了“狐狸帮”。李翠云面色惨白，张惶失措，已经与丘瑞霓私下讨论今后怎样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脱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谭秀琼哭哭啼啼，好象末日已经来临。杨爱梅倒从容不迫，谈笑如常。她丈夫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帆。
高一造反的同学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我自然首当其冲。我很难过，心情矛盾而苦闷：“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然要拥护，要相信。但为什么恰恰这五位支持我们的年轻教师都是右派呢？真的我们做错了？”我把心事告诉了同学莫庆梁。意外的是，他听后却悄悄地告诉我，原来他是工作队布置他故意接近我来刺探我的思想的。现在却被我感动了。他愿意与我共同来调查这个事件，为这五位教师辩护。
工作队发现了我为抵制他们而进行串连的苗头，便要我去参加博罗县的抗洪。那时，对领导的安排是不会讲价钱的。我去到博罗，举目是汪洋一片。农民告诉我们，这下面都是庄稼。我和抗洪的同学睡在冲毁的一座堤坝上的席棚里，每天轮流担泥筑坝。就在大坝合拢的时候，我得到消息，北京开了会了，否定了工作队压制革命师生的错误。果然第三批工作队下来了，并迎接我们回校。
我回到学校连络莫庆梁、廖广生等，以“刺刀”小组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开打狐运动的黑幕”，炮轰工作队和党支部。而何志波、周继能、李小平等同学则以“澄清”小组的名义，对我们的大字报进行反驳，这便是我校两派形成和发展的滥觞。
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浪潮中，广州各报登载了市委文教书记薄怀奇接见十中女学生刘肖芳，支持其“革命行动”的报道。十中党支部便成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抛出来的黑党支部。王继新、栾勃的工作队开大会，宣布支持我校师生前段的革命行动，号召揪学校和教育局的“小邓拓”、“小赫鲁晓夫”。同时，他又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下，宣布“爱揪谁就揪谁，爱斗谁就斗谁”。这一下就象炸了锅。学生的乱斗活动立即野火似的蔓延开来，纸糊的高帽子到处戴，教师一片恐慌，朝不保夕。有些教师恐怕我会组织学生斗他（她），不断地私下找我求情。我虽然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但也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大错，以为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的“矫枉过正”。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下来，工作组形式被否定，并撒出，斗教师的风潮才渐渐平息下来。
八月十八曰，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上天安门检阅了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他们冲出校门，斗志昂奋，四处寻找着“革命”的目标。他们抄了“四类分子”的家，把他们拖出来殴打。他们剪喇叭裤，剃“飞机头”，把“封资修”的书扔进火里，又把“封资修”的遗物砸烂；他们把大街小巷一切不顺耳的路名，通通改过来，“革命化”了。这些路名，十多年后又在否定文革的方针下通通复原。例外的是，十七中学生黄建言（我井岗山公社的“兵”）砸烂了“永汉路”的牌子换上了的“北京路”，却奇迹般地保留到了现在，给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留下了一处难得的怀古凭吊之地。
大串连迅速兴起。工作队留下的校“筹委会”却关紧了铁门，贴上标语：“要革命的留下来。”为此召开了辩论会。一位年轻教师激烈地反对外出串连，认为学生走完了，就会影响对工作队错误的批判。陈一阳也反对串连。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梨子”。而这梨子就是本校的运动。我上台争论说：“在群众尚闹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发动大家先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就显得十分必要。光吃梨子不会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吃了苹果再吃梨子才会更清楚梨子的滋味。”同学们呼喊着同意我的意见。筹委会主任苏英也表示赞同了我的意见，愿意开证明给同学们出外。铁门冲开了，同学们都浩浩荡荡地涌出去了。
我到了北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十一月三日是难忘的。我随２００万红卫兵的洪流在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缓缓地淌过了天安门广场。一大早，队伍已经集结，当我即将进入广场时，天巳黄昏，远远只见毛主席在天安门的一角向手持红宝书疯狂跳跃的千千万万红卫兵挥动着军帽，周恩来、陶铸轮番地焦急地劝导着同学们快点走。我暗暗地在心中向伟大领袖宣誓：“毛主席，我永远忠于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航的大字报极多，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大字报历数了彭、罗、陆、杨的罪行和他们“窃据”的地位，历数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和刘、邓的错误。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自遵义以来，最紧急，最关键的一次会议，毛主席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读了它，不能不使人感到红色江山危危乎殆矣，文化大革命真是及时的了！
那时，东北的哈军工“造反团”和“八八团”好象把整个北京占领了。到处都是他们的大标语，互相攻击，闹得很凶。我想，出来无非是取经，取经就要从典型入手。于是我决定到哈尔滨去。自十二岁离开武汉之后，好久没见过大雪了，一见东北的冰天雪地好亲切。我住进了林学院。我索取了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的资料并阅读了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小报和资料，觉得潘复生和潘复生支持的造反团是正确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相符的。甚至林副主席都支持造反团，为此还发表声明与他参加八八团的女儿林小琳断绝关系（后据说，是叶群所为）。
在林学院，我还亲眼看到了一种奇观叫“打、砸、抡”。凌晨，我被激昂的大喇叭广播声惊醒，窗外，传来部队跑步前进似的一片急促的“咔咔”声。起身一看，大队的造反团红卫兵正朝八八团的总部冲去。一会儿，八八团愤怒抗议的喇叭声里传出什么东西倾倒的嘈杂和一阵女声的尖叫，便静止下来，寒冷的夜空中，剩下的只是造反团的喇叭兴奋的呼喊。别人告诉我，这是造反团把“老八”的窝给砸了。我被惊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又想，“大概这体现了‘革命是暴动’吧！”以后，便也司空见惯了。
从哈尔滨出来去了趟大庆。我是一心“革命”的，没有别的红卫兵那样一种乘机游山玩水，全国乱逛的兴趣。串连考察一个月后，我巳是归心似箭了。
走向黑暗（二）广州的风云
大串连开拓了我的视野。回到学校，我开始把眼光向社会延伸。
正当此时，广州发生了一件震撼白云山的大事－－《红卫报》，即原《羊城晚报》被封了。这一下，运动原还相对平静的广州象丢了炸弹，全城立即翻滚了起来。原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也没有能够同意工人的造反活动，特别是不允许他们成立跨单位、跨行业的组织。直到上海工总司造反，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按毛泽东的意思与工人达成协议，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在既成事实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另行发布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这样，全国各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渐次发展起来，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进入了高潮。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以武汉红卫兵三司牵头，联络中大８３１、华工红旗、珠影东方红、哈军工造反团等，逼中南局书记金明签字，一举封掉了《红卫报》。这个行动在广州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一群南下学生的联络站发难的。他们的目的，一是以此为突破口，揪出陶铸；二是为了加快激化广州运动的矛盾，把广州运动推向高潮，带着勇敢的性质。
广州市民早已听说他们在北方封了《解放日报》、《长江日报》了，现在又目睹他们跑来广州封报。矛盾确是激化了。
六十年代广州市民的思想尚普遍排外，在此之前，南下“破四旧”所谓“打狗”的红卫兵，就已不时遭到成百上千市民的愤恨围攻和殴打。甚至赵紫阳、金明亲自到场也无法制止。《羊城晚报》是他们最喜爱的报纸。虽然文革开始后，“通俗性”、“趣味性”巳荡然无存，但习惯还在，喝夜茶的工人大佬们，上茶楼的时候，少有不抓份《羊城晚报》的。现在这张报纸却突然被那些来广州包办革命的外省“佬头”封掉了，如何不使他们愤怒万分！
丰宁路羊城晚报社一带每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反封派被骂作是“老保”，要保放毒的羊城晚报和中南局宣传部；封派则被斥责为企图封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我对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我认为在“十条”刚刚下来，广州运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也没有事先对《红卫报》作充分的批判，使人理解的情况下突然地、冒险地把它封掉，势必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工人群众赶到革命的对立面去，何况，某些人正是企图这样做来显示自己“革命”。哈军工驻穗代表林云给广州军区的报告信里就说：“把广州工人革命造反派队伍推上广州政治舞台的是封《红卫报》事件”。“封与反封的斗争实际是‘革’与‘保’的矛盾在当时的尖锐反映”。我不赞成。我担心，这会给广州今后的运动带来极有害的后果。我以“十七中红旗公社”的名义在丰宁路报社前贴出大字报和标语组，主张恢复出版红卫报，然后以新红卫报批判旧红卫报（羊城晚报），这样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些大字报和标语“人微言轻”，没有得到任何的响应。
果然，运动的发展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到一个月，上海兴起了“一月风暴”。毛泽东高度赞赏了《文汇报》的夺权斗争，二报一刊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一月二十二曰，广东夺权开始，中大红旗闪电般地站了出来。它是广东学生企图摆脱北方学生操纵的第一次独立行动的尝试。显然它也看到了封《红卫报》由北方学生牵头造成的广东工人发自地方主义潜意识的反抗。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引起了北方钦差大臣学生的不满。使它一开始就陷入了宗派利益的争执中。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组织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宣布向广东省委夺权。
面对夺权，赵紫阳很识时务，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发布“告全省党员书”，没有任何抵制交出了大印。省革联成立。
但省革联无法实际运作权力。他们只能向各部门派出形式上的监督小组。权力的实际运作，仍由省委、省政府及各职能厅局原班人马执行。"唯我独左”的省革联对反封派甚至对异已的造反派的排斥激起了反封派和造反派反对派形成的联合阵线的更猛烈的反抗。他们把省革联夺权视为阴谋，视为造反派与走资派相勾结搞的“假让权真复辟”的闹剧。他们要“打倒赵紫阳，绞死省革联”。挤满了中山五、六路、北京路一带的两派游行队伍和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复盖，日夜不停地对骂。
一月二十五日，公安系统反省革联的多数派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邹力志领导下，向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发起反夺权，与省革联派的“公安红旗”发生了冲突。广医红旗、省直站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闻讯赶到，冲进了公安局以省革联名义逮捕了邹力志，制止了反夺权。同时已经掌握在省革联手里的《广州日报》发表社论把１２５反夺权宣布为反革命夺权，使得支持省革联与反省革联的矛盾更加激化。１２５警察开着成百辆的警车和消防车上街游行，与原反封派的队伍合流，形成了反省革联的铺天盖地的声浪。红旗工人、红农友、广医红旗等大批省革联中坚宣布退出了省革联，大多外地驻穗学生以“新北大”为代表也指责省革联。赵紫阳一看不妙，为脱干系，也贴出了“踢开省革联，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此时站出来反潮流，写出“为什么我们要在战火中参加省革联”的，仅有崔文涛、刘克为代表的省文化局造反派了。
省革联“黑云压城”岌岌可危。为稳住阵脚，它决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一次大型辩论会。我感到这次辩论会将会直接影响省革联的命运。我巳决定必须支持省革联。汲取“人微言轻”的教训，我想寻求支持。我立即赶到省委，在省委办公大楼找到了进驻在那里的北师大井岗山联络站的谭某。北师大井岗山是个有影响的组织。我巳与谭某数次交换过对广州运动的意见。他那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省革联。我对他说，省革联目前的形势巳相当紧急，希望他能参加这次辩论并发言。我谈了三点意见供他参考：一，省革联虽有关门主义的错误，但它是新生事物，依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应支持省革联；二，省革联应该改正错误，立即改组，把造反派和反封派中的所有造反派（在本单位造走资派反的）吸收进省革联；三，省革联如果一垮，会立即引发排斥造反派的再夺权，整个广州运动就向右转，不可收拾了。
谭某没有反对我的意见，表示到时一定去。
辩论会那天，台上台下挤满了人，外面的人流还在不断向纪念堂涌来。大会主持人立即决定改到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不多时，能容七、八万人的体育场已经全部坐满，只见漫山遍野摇旗呐喊。１２５警察大队人马扛着旗从正门牌楼进场，直逼主席台下扎寨，然后也是呐喊。开始的发言不甚激动人心。然后谭某上台了，自报北师大井岗山，引起一阵欢呼。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条理鲜明，出乎我意外的却是历数省革联的罪状。这些罪状并不新鲜，无非说省革联不是革命的夺权而是阶级调和，排斥大联合以及把数千造反派警察打成反革命等等。这位优秀演说家每数一条罪状的最后，都要安排一个煽动性的自问自答句：“这难道是大方向正确吗？不，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每问之后就是山摇地动般的欢呼和响应：“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下面的１２５警察更是激动地把大旗舞得哗啦啦响。我一见不妙，立即上前站到话筒前面就要发言，不料一个面圆圆的小个把我挤开说：“我是中大的，我先说几句，”他把双手插在一件敞开的旧棉袄里，傲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大红旗的张尔纲。”也引起一阵欢呼，但他似乎意识不到谭某刚才的犀利发言造成的反省革联派的压倒气势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却仍是自话自说地讲了一通１２２夺权的过程和省革联不怕压迫的空话，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倒彩。他讲完，我欲再讲时，主持人宣布散会了。我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巳去了，省革联完蛋了。果然，这次大辩论之后，省革联便一蹶不振，广州的大街小巷除了倒吊着写着“省革联”的稻草人外，再也听不到拥省革联的强一点的声音了。
赵紫阳被认作是阴谋家，不停地被两派拉出去，作不同方向的批斗。
二月底，广东军管。为杀鸡警猴，黄永胜立即取缔了跳得很高的珠影东方红、电台东方红、八一战斗兵团和红农友等组织。广州运动立即全面萧条。
四月中，周恩来总理为处理春季交易会事务来到广州。他批评了广州军区，肯定了１２２省革联夺权的方向。他老练地看到，省革联的垮台，主要是因为外地学生企图在广州包打天下而再夺权造成的。为此，他批评了清华井岗山、新北大等。他为珠影东方红平反，造反运动再次复苏。
反省革联的造反派并没有因反省革联而减轻广州军区对他们的猜疑和压迫。省革联垮台，广州军管，果然使他们尝到了“整个广东运动向右转”的受压滋味。为回头评价三月的军管，一切受压的造反派自然认为是糟得很，黑风滚滚，故称黑风派，为首的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便称“旗派”；原反封派则认为好得很：“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故称“东风派”。
四月底，我校以我原“红旗公社”等为主力，联合其它十几个组织成立井岗山公社，并加入了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
“新北大”在“三月黑风”中的表现，特别使得广州造反派们刻骨憎恨。新北大走访广州军区后抛出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但在广州各报登载，而且由军管会专印了数十万份在全省散发。广州的造反运动一复苏，广州各中学造反派头头本身的组织“革命钢杆”（我也在其中）便立即把批判的火力喷向了它。
接着，又是“革命钢杆”，发起了烈士陵园５３绝食斗争。企图从营救省直站头头项明入手，营救“三月黑风”中所有被捕的造反派知名人士。
绝食斗争得到了中大８３１、暨大东方红等的支持和参加。这是文革中广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绝食斗争。全市许多组织纷纷参加或游行声援，声势浩大。
项明是军管后被所谓“群众扭送”到公安厅的。公安厅二办负责人宫本德拒绝释放。绝食到第三天，谈判毫无进展。“绝食指挥部”发布《向毛主席宣誓书》，宣布７５０名绝食代表即刻起“绝食、绝水、绝盐、绝医”。昏倒学生猛然增多。
第二天，５月６日，黄永胜在军区接见中大红旗代表，表示公安厅二办扣留项明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应立即解决项明问题，同时表示愿意接见绝食代表。
随之，项明获释。项明来到绝食现场，流着眼泪表示感谢大家。但绝食队伍仍没有撤，要求为项明彻底平反并释放所有被捕的造反派人士。
正当此时，中央文革来电：
广州静坐绝食的群众组织：
１，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动。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２，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３，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学生和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1967年５月６日２３时
蔡登望（中大头头）和革命钢杆头头黄婉（二中）坚持认为不达目的不撤。亲自参加并指挥绝食的红司司令武传斌想撤，但拿不定主意。我和陈一阳见情况紧迫找到武对他说：“不要犹豫了，必须撤。同学们都巳饿昏了（武这时也饿得说话没力了），中央来电后，人心巳经浮动。再不撤势必变成抗拒中央文革，群众也就不好再声援你了。”武得到我们的支持，终于下决心撤。反撤派不服，翌日在广医开辩论会，（“革命钢杆”的总部设在那里）黄婉激烈地攻击了武传斌和我的“右倾”。我起身反驳了她，我说：“毛主席说：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革命只能一步一步去达到它的目的。企图用一次激烈的行动，就把什么目的都达到，甚至中央文革来电都拒绝执行，只能使我们脱离群众，变成少数人的冒险，这就不是我右倾而是你左倾了！”在场的人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包括辩论会的主持人，中大八三一头头黄意坚也给了我赞许的微笑。昨天，他还是反对撤的。从此，武传斌就和我很熟识了。
走向黑暗（三）血染的青春
一九六七年春夏，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坚持着文化大革命的上海模式，即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最终实现以造反派掌权。这个模式在五月六日成都“１３２厂武斗事件”发生后，又一次在四川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们着手在解决武汉问题时也按照这个模式进行。但这一次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制。
因上海模式并不牵涉军队问题。但“一月革命”引起大混乱后，实行的各省全面军管，使各省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过军队这一关。军队是少有喜欢造反派的（怀仁堂的“二月逆流”是它的上层表现）。这样，当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谢富治、王力奉令要求武汉军区陈再道改变方向支持“三钢、三新”造反派以瓦解“百万雄师”时，中共军队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大规模兵变事件便爆发了。警卫武汉的独立师８２０１部队造反，绑架了谢、王，逼迫中央文革。这便是震惊全国全世界的武汉“七二０事件”。
这次兵变虽在武汉空军、东海舰队的急速干予下平定了，但却使毛泽东、中央文革认识到了军队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影响。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上海（四川）模式，他们决定着手解决军队问题。７月２２日，江青号召造反派在“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面前“文攻武卫”，林彪则走上天安门，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在这一形势下，广州军区感到危机，因“三月黑风”后，广州的造反派以中大８３１为首早已发布了炮轰黄永胜令，把矛头指向了他们。
武汉“七二０”事件及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之后，广州的武斗气氛急速上升，先后发生了“七一九糖厂事件”，“七二三中山纪念堂事件”，“八九中南林武斗事件”等。
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我和我领导的井岗山指挥部是拥护的。对于武斗这样一种准军事斗争，在那时的我们看来，是一种文革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到了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当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军内走资派时，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既然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面对武斗又有什么可怕呢？
八月十一日，这对井岗山公社来说是黑色的一天。中午，我乘车去司令部开会，到中大听说中央文革代表下飞机后便遭到了绑架，很可能会发生广州的“七二０事件”。头头巳到广州兵团组织兵力去了。我马上赶到七中，见到一车一车全副武装架着机枪的广州兵团战士已在开出去。“八三一”的陈子均说被绑架的是金敬迈，头头已走了，暂没有十七中的任务，要我赶回学校待命。我心急似火，催司机快开，谁知“文革牌”的司机李穗昆在下东山铁道急转弯时竟翻了车，好在我伤不重，吩咐将伤重的人送去中山医学院，自己便拦了部车继续往回赶。同学们一听这消息，义愤万分，纷纷请战。虽然这时我们已有了几支枪，但仍觉执行任务不够。欧志武提议马上行动抢一次枪，说空军后勤可能有。事情紧急，我同意了。
曹敏松、郭耀昆从６路汽车总站强借了一部“火柴盒”车，争着做司机，我决定曹敏松开。（后来回想，才庆幸我这个决定救了一车人。）大家挤了上去，有数十人，车顶也坐了人。空军后勤就在我校的对面，空军与造反派的关系历来较好，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窝边草”，这次事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车绕到环市路电视塔前停下。那时的环市路还是郊区，荒无人迹。我们攀过铁丝网，趟过齐腰的矛草，转过山包便见到了一排排营房。大队人马乱嘈嘈冲了进去。营房却不见有枪（原来抢枪风潮开始后，部队已奉命将枪坚壁起来了）一些人只好顺手捞了些军装和钢盔。
出得营房，部队已经列队，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羞愧万分，不敢让他们看见是“邻居”所为，命令大家赶紧从原路撤回。
没有抢到枪，欧志武仍坚持要去白云机场。我不同意，认为情况不明，司令部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任务，还是回学校待命。
绕大北路经德宣路，车过中山纪念堂，进入省人委地段，突然遭到猛烈伏击。枪声噼噼叭叭地响。我只觉臀部象猛挨了一棍，麻得很。向外一望，只见一个家伙正倚着省人委大门柱举步枪向我瞄准。坐我前面的梁江平钢盔已经穿透，白色的脑浆直冒。我马上大叫：“趴下，冲出去！”十六岁的小个子曹敏松一听枪响，机警地蹲在方向盘下，以两侧楼顶定方向，刹时间冲了出去，驾驶室的玻璃全是弹洞。他个子这样小，又蹲下，头皮仍被子弹划破。若是大个子郭耀昆，那就完了，他必死无疑。司机一死，满满一车人的伤亡就更是无法数计了。
曹敏松冲出火网就大喊：“细佬（我的绰号），车往哪里开？”我回道：“直开中山医！”
车到中山医，竟停不下来，顺坡直冲了下去，原来刹车系统已被打坏。曹又急问，怎么办？我命令道：“撞墙！”曹敏松猛一打舵，车跳上了人行道撞穿了执信路口邮电局的一堵墙，才停了下来，街对面东山消防队立即过来抢救，将伤亡人员抬进医院急救室。我支持着自己走过去。医生为我取出弹头。我听说罗干英伤势最重，一排子弹扫过肚子，肠子出来了，极为痛苦。
晚上，同学们送消息给我，死亡五人，轻重伤十几人。指挥部人员负伤的便有我、罗晋江、欧志武。欧志武重伤，子弹击中脑部，幸好车分秒未停，送院抢救及时，不然便没救了。
我悲痛极了，陈一阳也悲痛极了，握着我的手疯狂似地喊：“报仇！报仇！”
“８１１事件”，是广州市区发生的第一起伏击事件。紧随我校之后，又有几辆过路车被打翻，死伤多人。主要凶手，人民汽车“６１５”的沈志华、黎子昂后遭逮捕，下落不明。
十四日，武传斌在陈一阳陪同下来看我，告诉我鉴于广州治安已近瘫痪，红联红警司已经成立，并着手接管治安工作。为集中力量，要我们撤出学校驻进海珠广场陈列馆，并抽一部份力量参加红警司加强团。陈一阳执行了武传斌的布置，撤到了陈列馆，并抽调了林汉为首的一个战斗队参加了红警司。十六日，武传斌参加了在中山医召开的八一一烈士（那时是理所当然的称谓）追悼会后，便踢着拖鞋乘飞机赴京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广东两派谈判了。
红司联络员肖妙琼通知我，司令部决定委托我担任红警司副司令。但公社指挥部研究后，考虑我住院，改由陈一阳代任。
由于武斗，市民纷纷筑起街垒、路障自保，恐怖的谣言飞传。广州十字街头到处吊着被活活打死的所谓逃亡劳改犯的尸体。红警司理论上是要担负起已陷于瘫痪的广州社会治安、保卫、交通等职能，故其司令由公安红旗头头，原八处干部刘沛良担任。副司令由广铁温仲其、体院吴之伟、“八三一”黄意坚等担任，政委则由中南局干部车学藻、空军学毛著标兵黄祖示先后担任。武传斌曾在北京邀请黄永胜担任政委，据说黄满口答应，后来却又不认帐。
我在医院关心着已撤到陈列馆的同学，也关心着红警司的工作。
八月十九日晚，发生了围攻省总工会的武斗，这是红警司成立后部署的第一次作战。据报告，鉴于东风派控制的省总工会大楼经常放出冷枪造成人员伤亡，已经成为了威胁长堤、珠江航道、海珠桥和工人医院安全的据点，红警司决定拔掉它。具体部署是，从二轻大楼方向的进攻，由八一兵团王全才负责；从工人医院方向的进攻，由黄意坚率领大、中学生负责，从海珠桥长堤方向的进攻，由三司红旗兵团负责；邱长卿的海员总司则负责出动红旗轮封锁江面。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一开始，正面进攻受阻。王全才搭软梯从二轻大楼攀过省总大楼，上下夹攻，造成混战，才把东风派的“守军”逼上了塔楼。事后，我校参战的邓某告诉我，他冲上楼的时候，东风派还以为是自己人，招呼他，他便把手榴弹扔了过去。
武斗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北京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正主持着广东两派的谈判，据说莫超海即找邱学科商议，希望他做工作停止对省总的围攻，因省总的“守军”正好是他的部下。周总理闻讯即问：“怎么还在打？”立即吩咐樊大九打电话回广州命令进攻停止下来。周的联络员老谢陪樊去打电话。樊用粤语问江振洪，还有多久拿下来？江说还需二小时，正准备用火攻。樊说那好，二小时之后一定要停火，周总理下令了。谢等在旁边听不懂粤语。但他大概也能猜到樊某不会那么听话，便另外通知了广州军区。解放军即时赶到，省总塔楼的“守军”在旗派即将举行火攻的危急关头，终于在部队的保护下撤了出去。
第二天，旗派便遭到了报复。８月２０日，旗派车队在三元里遭到了猛烈伏击，死亡数十，伤数百人，被俘数百人。
广州１９６７年８月的大规模武斗，是广州军区黄永胜、闫仲川一伙，在武汉“７２０”事件发生，陈再道垮台，中央文革揪军内一小撮的形势下，为了自保，而一手策划和操纵的。这在当时，便有了大量的迹象和证据。１９７４年，原东风派工交红旗头头张守云揭露的一个秘密材料，更作了进一步的证明。
张守云说，１９６７年７月某日深夜，黄永胜在军区小岛秘密接见了他，提出：
“我建议你们总派的五个组织，各抽出一个头头，其中有你，成立地下指挥部，地点设在郊区某大队，我们派人保护你们，负责一切”，“你们要什么，我们全力支持”。
张说，接见他之后，黄又连续接见了其他几个总派的头头，作了同样的布置。
张又说，“７２０”事件后某天，闫仲川在小岛又接见了他，“要我谈谈对７２０事件的看法”。要求张在声援武汉大会上发言，支持广州军区，并派了副参谋长杨芝清与其联络。如此等等。
广州武斗形势急剧紧张，客观地说，东风派在军区的支持下，首先顺利地得到武器，装备了起来，并竭力防止红旗派也得到武器。红旗派最初得到的武器，则来自公安部门。因省革联夺权接管公安局后，较熟悉公安部门的武器装备状况。
８月２０日前，总派已得到旗派将去北郊石井某海军仓库抢枪的情报（有这种说法，引诱旗派去石井抢枪，本身就是计谋），于是，立即派遣人汽“６１５”头头陈庆全、傅亚恩等率武装会同广铁北站“春雷”、“郊贫联”等在棠溪一带布伏截击。第二天，旗派车队果然来到，便发生了震惊广州的“８２０”大屠杀血案。死亡的大多为九中、铁中、十一中等的中学生，不少为女学生。
“８２０”血案后，戈枫、黄施民等９３名省、市委干部发表声明，抗议这场有军方背景的屠杀事件。结果，全部被军方打成“黑手”。正如他们所说，“杀人的无罪，抗议杀人的倒有罪了”。
我刚能走动，便来到了陈列馆。我校驻扎在六楼，与广氮工联住在一起。它的头头是戴眼镜的青年技术人员梁锦豪。
回来没多天，又发生了西村水厂武斗。这是两派为了争取水厂的控制权而发生的。
西村水厂原掌握在红旗派手里。东风派以“６１５”、“春雷”为主力于８月３０日晚９时开始对它发起了猛烈进攻，红警司决定增援，以反包围的态势为水厂解围。我校林汉率的一个加强班已随红警司队伍出发了。据说负责此次行动指挥的是八一战斗兵团的原塔山英雄团的复员干部詹某。
这时已是午夜，我上到陈列馆顶层用望远镜了望水厂方向，只见一片通红的火光，不时传来爆炸声。林汉来电话报告我，进展迅速。当冲击水厂某大门受阻时，谭进林毅然站出来用冲锋枪暴露射击，吸引对方火力，掩护了张稼贤用炸药包炸开了大门，自己负伤。现已占领了水厂一个据点并正向纵深发展。我很高兴，鼓励了几句，放下电话就到司令部看看。他们正在开会，议论纷纷说一师范的装甲汽车在彩虹桥被穿甲弹打穿，车中有人竟打死自己人投降。我有些担心，马上再打电话叫来林汉，问他我校的战士怎样，他说都很勇敢。我说：“司令部命令，若再发生投降事件，就地枪决！”
由于红警司及时的增援并阻断了进攻者水、陆两路的援兵，“６１５”－“春雷”被迫撤退，水厂之围遂解。终文革之局，广州的供水从未中断。
这期间，红警司调查血案凶手的侦缉人员捕获了一名对“８１１”、“８２０”血案都负有重责的人员张金贵。他被关在陈列馆包装参展机器的大木箱里。对他怎样处置，成了驻陈列馆各单位关心的问题。我公社经过讨论不主张枪毙他，认为可以教育释放以体现旗派的宽大胸怀，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把这个意见上报给司令部。吴之伟原拟同意枪毙张金贵，犹豫未决。梁志泉也劝他谨慎。正当此时，铁中王一飞、２１中张明子等人不待命令自行将其装入麻袋，拖到２１中后山乱枪打死了。王一飞（后来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责任》的主编）为此坐了多年的牢。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主席批准的交枪令。“又不文攻武卫了么？”我们不理解，但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回到了学校立即封存了枪支弹药。这时我闯了个祸。我想，一个月来养伤没有过过枪瘾，枪交了，大概就再没有机会玩玩了，便私取了驳壳枪上越秀山打了一通连发。枪声一响，山下一带的单位、居民以为又发生了武斗，人心惶惶，同学们也纷纷冲击弹药库要求打枪，反对交枪的人也乘机嚷嚷不要交枪。只见陈一阳激动地高喊：“同志们，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毛主席要我们封枪，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封？毛主席要我们交枪，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交？”军训团一看事不宜迟，立即要我们把枪枝弹药装上车，插上彩旗，写上标语，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梅花村军区指定的交枪点。
走向黑暗（四）大联合、三结合
毛泽东曾号召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个“底”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并不清楚，中央文革也不清楚，红卫兵更不清楚。他们只好按照各自的理解走去。
１９６７年秋季，毛泽东感到他原来设想应该打倒的政治敌手都已打倒，但是，地方上的派性斗争仍不能平息下来。军队的顽强抵制，使上海模式难以通行。他不敢冒军队瓦解的风险，他反过来要中央文革“还我长城”。他发表了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最新指示”的精髓，就是放弃上海模式。他第一次向造反派群众威胁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毛泽东发了警告这一形势的逼迫下，１１月１５日，马拉松似的两派北京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广东省革筹名单得到通过。
在这之前，九月份以来，广州军区已渐转舵，公开承认红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并在工革联（旗派工人联合体）成立大会上授旗以示支持，同时写出检查，承认了二三月军管期间压制造反派的错误。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检查。周恩来也曾在两派谈判会上表态说，广州的红旗派是造反派，东风派“偏于保守”。这一切使得省革筹三结合的名单，略体现了红旗派的代表优势。那些日子，很使广州的红旗派们高兴了一阵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要想把“造反派略占优势”的大联合、三结合的原则在广东各市、区、县和机关、工厂、学校贯彻下去简直是困难重重或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广东的军队干部和原省、市委干部大多都在感情上是站在东风派一边的，他们都是具体实施“三结合”的核心。真正承认红旗派的不多，而且大多被打成了黑手如所谓“闵、车、张”，“相、江、陶”，“张、戈、黄”，“薄、陈、江”等以及赫赫有名直到不久前才逝世的吴有恒。
对在“三结合”中不能取得优势，甚至不能取得起码的政治肯定感到威胁最大的是工人。他们与学生不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利益。
实际上，文革中基层单位的两大派并不纯是文革的产物，它是文革前四清工作队在职工中划分左、中、右，早已深刻分裂了职工队伍，使之势不两立的一种恶性爆发。在基层单位，许多工人甚至干部，他们当初投入造反运动，正是出于对文革前四清运动极左政策的不满。如果他们这次造反后，不能最终在政治上得到肯定的待遇，那么，他们会落到比过去所受压制更惨苦的境地中去。
正因为如此，１９６８年春的广州街头，工人的大字报成了最引人注目的舆论中心。
赴京谈判代表回穗后，参加与未参加谈判的红旗派头头们几乎全体集聚到佛山，召开了一次学习和传达会议。会议的“纪要”反映了他们大多还没有从北京的幻觉中解脱出来，因此非常乐观。会议的基本精神认为，“大局已定，大权在握”。
这种乐观的估计由于与基层事实不合，于是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反佛山会议浪潮。首先造反的是樊大九。他们批判所谓“大权在握论”，提出“大局未定，大权在争”的口号。
反佛山会议派的思潮又被称为“八五思潮”。广州造船厂“１２２战团”与“红司呐喊”（李正天属此组织）合署的《十大分歧》，也被称为这个思潮的代表。它的最极端的产物，则是由吴有恒操觚（此文确写得精彩），贴上街头，发表在《八一战报》上的《广州还需大乱！》
十七中井岗山公社还未表态，因为我还拿不定主意。但公社属下的最激进的战斗队，曹哲武领导的“８１１血战团”，却在外与水电院红旗等组织，一再联署文章，抨击佛山会议。这都迫使我不得不迅速作出决断。
工人的抵制情绪影响了学生。大、中学校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也同样不很顺利。
佛山会议是符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它转舵了。它把造反派瓦解保守派取得胜利的上海模式，转变为两派无差别的大联合模式。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转变？出了什么事情？我决定行先跳出广州这个圈子看看，使我对全国文革的形势，有个总体的了解。
我又走了趟北京，回了趟四川。清华、北航、川大、川医这些院校我都去看了大字报，找人交谈。我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叫“进行到底”的问题了。
清华有个“４１４”思潮。它认为，“造反派能够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天下是共产党的，造反派不等于共产党。因此造反派在冲击了资反线，批判了当权派后，就应主动退出舞台，让那些虽受了批判，但并非叛徒、特务的干部重新上台执政。
这个观点其实很接近毛泽东此时的意思（但后来他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说他不赞成清华“４１４”的“造反派能够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说这个思潮是反动的）。毛泽东在视察讲话中警告造反派不要坚持企图以自己为核心掌权，否则要犯错误，就十分明白无误了。
但大多地方的造反派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坚持希望象上海一样能够让造反派掌权。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算“进行到底”。
但这又立即遇到一个问题，造反派本身也划分有许多不同的派系，都坚持自己具有成为掌权最终核心的资格和权力，这么一来，“底”也就无止境了。
所以毛泽东要求围剿派性，恢复党性。“天下是党的！”这是毛泽东转舵的依据。
正当此时，《中国向何处去》及它的姊妹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已在康生点名之后广为流传了。批判它，几乎成了贯彻毛泽东视察讲话的组成部分。《中国向何处去》是湖南省无联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理论家是杨曦光、谢若冰等。
他们也正是要回答这个最紧迫的“底”的问题。但正好极端相反。如果说“４１４”思潮的特征是“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话，省无联思潮的特征则是造反派干脆把这个天下打烂，换个天下，然后坐上去。他们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而这个“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他们石破天惊地指出：
“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政治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即所谓“底”）。
但是他们又认为，周恩来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太强大了，毛泽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面前妥协和后退。因此，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革筹会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面临着辛亥后的局面。
坦白地说，我那时根本不能接受“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概念。接受这个概念已经是十年后在柯木朗监狱读完《资本论》以后的事了。我更不能接受周恩来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但是，杨曦光们独立地探索和回答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的勇气和思路，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了。
回到学校，我在四楼礼堂召集了学校各组织活动分子及青年教师座谈。我在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外地形势后，明确表达了我的反派性立场。我说，北京的“天派”和“地派”，武汉的“钢派”和“新派”，成都的“红成”和“８２６”都是造反派。保守派一垮，他们自己为争核心就打起来了。如果广州的东风派瓦解了，红司和三司打不打？恐怕也会打。这么纠缠下去怎么结局？文革的目的是批资反线和走资派。这个目的既然基本达到了，群众组织就应该联合起来。我建议立即成立校革联实行大联合。人们对我的发言感到惊讶。教师都涛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我对四川形势的分析，他似乎是支持“８２６”的。
井岗山公社指挥部根据我的建议向军训团提出了成立校革联。军训团很高兴地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当时，因全市红司中学系统只有十七中、二十一中大联合搞得较好，红司要求我们总结经验。２月１６日，我去司令部汇报工作，并参加武传斌主持的讨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当时中学红代会正因名额的分配争执不下。我将井岗山公社的“６：６”方案提了出来。我说：“毛主席说争核心是愚蠢的。核心是靠我们正确的政策和口号，争他干什么？”六中头头黄瑞伦（黄后来在香港成了一名著名的“左派”，一位美国人写的《毛主席的孩子们》曾例举他）。说，向群众不好解释。我说：“主要是干部，群众好解释，开个辩论会就通了。”会上，武传斌赠给我一本那时很稀有，很珍贵的袖珍《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着：赠给亲密的战友王希哲永远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武传斌。
几天后，市二轻大楼礼堂召开了一个中学头头和活动分子参加的辩论会，我代表十七中作了发言，结果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对意见，中学红代会便按照“６：６”的方案成立了。
学生组织的联合实现后，校革委会的筹备便提到了日程上。为了清除派性统一学生的思想，军训团组织了几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向同学们提出了一系列供讨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随着这些问题的热烈辩论形成了以我为代表的“炮声派”和以陈一阳为代表的“烂漫派”。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末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的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
我渴求着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和历史的知识。刘慧雪老师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丈夫，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磊（现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是孙中山研究的权威。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哲学史，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孟夫子到孙中山，他介绍我读一本艾思奇的通俗哲学。后来，他还借给了我一本研究所内部参考用的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我如获至宝，把它推荐给陈一阳和其他最密切的同学。我读了它后感觉，如果说马克思透过商品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则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发现了划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篇《笔记》，我从推崇它到后来的批判它（见本书第二十一章），整整影响了我十年。
哲学研究所离我校很近，武斗中是我校的控制范围。一切建筑都很熟。我太爱书也太缺乏书了。我从建工局医疗所楼顶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的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自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张磊听说，大怒，让刘老师传话给我说：“绝交，绝交，绝交！”我自感惭愧，再也不敢找他。不知张磊老师至今肯原谅我么？
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想安下一段心来，政治风云却又一次起了变化。
毛泽东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为了应付他自己施放出来又无法善后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应急地要求消灭派性－－但中央文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派性。毛泽东对造反派派性的警告、威胁和围剿，特别是王、关、戚的垮台，鼓舞了文革中长期倒霉挨整，蓄怨待发的“右派”及其支持者。无可避免，北京便出现了一股所谓为１９６７年“二月逆流”翻案的“逆流”。
先是，外交部９１名司局长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欢迎陈毅回外交部主持工作。周恩来一见不好，立即会同陈毅本人发声明，把此事压了下去。但中央文革已是怒火冲天。
接着是，国防科委提出了“左派”标准必须“拥护聂荣臻为核心”的正确领导。此提法离经叛道，更遭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训斥。
然后，便是北京地派学生的拥护谭震林、余秋里和炮轰张春桥、谢富治等等。
毛泽东最愤怒的便是“右派”的翻案。一直到他死去的１９７６年。他立即布署反击。他亲自和林彪、中央文革一起，抓住了“杨、余、傅”事件大作文章，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央文革需要得到支持的力量。他们又想起了造反派。
但是“造反派”早已被毛泽东剥去了派性。没有了派性也就没有了造反派。中央文革需要重新把他们武装起来，为他们再次披上派性的盔甲，教他们再次执起派性的长矛，把他们再次推上派性的战场！
昨天还在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昨天还在说：“围剿派性，主席说，这不是替造反派脸上抹黑，而是教育造反派”的张春桥、谢富治之流今天就说：“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
随之，“两报一刊”一篇又一篇发表社论，传达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号召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来，各校、各工厂单位的“无派性”（实际确以东风派为中心）的大联合、三结合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反佛山会议派士气大振。昨天还在受到前后左右围攻的“八五思潮”一夜之间，成了红旗派坚持原则的“中流砥柱”。昨天还在跟着反派性的红司、三司、新一司、机关红司、工革联、珠影东方红的各家小报，纷纷倒戈，重振派性。
最注目的是在反派性中高姿态倒旗停刊的工革联机关报《广州工人》，又宣布复刊了，并在复刊号上通栏发表了广州十大厂（广钢、广重、广氮、广纸、广船、黄船、供水、供电、水泥、发电）联署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关于目前广州运动的若干看法），又发表了这十大厂的大联合《调查报告》。这个工人自己的调查报告，以翔实的材料，披露了造反派工人在得不到政治肯定的“大联合、三结合”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排挤的苦况，令人震撼。
这份广州文革中最有分量，最有影响的工人大字报和调查报告，正是由原佛山会议派的广州造反派工人赴京谈判首位代表，广船的顾芳诚牵头组织的。
广州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５月１３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开车去中大，宣布逮捕所谓造谣的黄意坚（未遂），因为他从北京带回了反右倾的“小道消息”。武斗和抢枪的消息也到处不断传来。我校也有人不满公社指挥部的右倾迟疑，自行介入了抢枪。但这一次解放军没有敲锣打鼓而是开枪迎接。他们身中枪伤，铩羽而归。
面对这一形势，我虽然不得不同意在校门外也刷上了“彻底反右倾”的大标语，但对是否应该重提坚持派性还是心有疑虑的，我明白它的后果。
我记得去年“７２０”武汉事件后，明明是林彪、中央文革上天安门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局势严重后，却把责任推给了王、关、戚和造反派群众；明明是“７２０”后，林彪接见刘丰，提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才引出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文章。可受毛主席批评后，林彪却不认帐，倒煞有介事地批判杨成武，把这一切又推到了杨成武的身上。他们的这种翻云复雨、无信无义的行为，使我感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根本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的极其肮脏自私的宗派斗争。他们不是正派人，红卫兵不应该跟他们走。周总理是正派人，是值得信赖的。我不由得对这次反右倾的打击对象，周恩来所要保护的老干部们－－谭震林、陈毅、余秋里产生了同情，并在阅读那些他们抗争的“反面材料”的同时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
我把这些想法悄悄地向同学们散布，这也就为我伏下了今后挨斗被揭发的祸根。
正当我仍犹豫未决的时候，陈一阳向我建议召开一次井岗山政治工作会议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同意了。但我已感到无力也无兴趣把握今后的发展，要求政治工作会议分两个报告，由我作过去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由曹哲武（实际是陈一阳）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早已挺身而出反对佛山会议的曹哲武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由他来作这个报告，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
陈一阳从一开始就是井岗山公社的实际领袖之一。他的组织能力，他的理论学识和他的诗词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除了短暂地代理我的红警司副司令一职外他从末正式任公社职务，因他出身于旧官僚－－他的父亲陈适，曾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主任，是鲍罗廷、周恩来的密友。至于与蒋介石校长的关系，那时，他父子当然都是讳莫如深的。
半个月的筹备工作后，政治工作会议在造反楼召开。造反楼内外布置得隆重热烈。三天的政工会议都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军代表、各组织头头列席了会议。代表们对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军代表潘主任也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称井岗山５２２决议）仍大致肯定了前段大联合、三结合的方向，但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广州军区参谋长、省革委副主任邱国光。指责他歪曲门合精神，只讲反派性，不讲路线斗争，“坚持过去的错误口号，实质上就是要把运动拉向右转”。指责他暗示红旗派是阶级敌人，“这是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作舆论准备”。决议最后呼吁全市革命派都来批判邱国光，把他“作为广州反右运动的组成部分。“井岗山５２２决议”的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广州许多家有影响的小报都予以 转载；各机关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仿效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作出了类似的反右倾翻案的决议。政工会议后，我便退出了井岗山公社主要领导岗位，由曹哲武替补。但外界，特别是军代表方面却一口咬定认为我应当向这次矛头指向军方，企图动摇已定的三结合格局的风潮负责。从此，在军代表眼里，我便成了“坏头头”。
不久，积聚广州上空的武斗乌云终于炸开。继５月２２日海珠广场供电局武斗，白鹤洞５月３０日２２中武斗之后，６月３日更发生了中山大学火烧物理楼（十友堂）的特大武斗。我赶到中大看时，“８３１”的杨飞立已在武斗中死亡。物理楼的大火已经逐渐烧上了顶层。中大东风派“革造会”（今广东省公安厅长陈绍基先生即此组织）头头阮向阳冒死跳楼。我估计他可能是为了下来谈判，急唤黄意坚，他正在楼里指挥火攻，不料回头一看，在场的中学生（主要是撤到中大的２２中学生）不由分说乱棒齐下，已将其打杀。我阻止不及，徒唤奈何。
广州抢枪之风迅即重新蔓延。
为制止广西和陕西的武斗，毛泽东连续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其实广西早已不是什么“武斗”。韦国清操纵指挥“联指”用机枪大炮把“４２２”派杀得个天昏地暗，血雨腥风，积尸远浮伶仃洋外，震动香港澳门。这是文革中，全国所仅有的。同属广州军区，广西军方下手的坚决鼓舞了广东军方。广东的五华、梅县、潮阳、怀集、广宁都发生了军方纵容、参予下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尤以海南儋县为甚。广州市，军方也扔掉了“一碗水端平”，翻过脸来，对红旗派头头秋后算帐，批斗拘捕，风声鹤唳。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受到了一次显然预谋的伏击、绑架和殴打。衣服撕烂。我身上的东西被抢去，包括武传斌赠我的《毛主席语录》。这些，后来都落到了军训团手里作为“勾结小爬虫”的罪证陈列。（武传斌已经被捕）
我奋力挣脱了围追，躲进了中山医学院。
走向黑暗（五）亡命扬子江畔
武传斌是从北京一回到广州就被捕的。
为了向周恩来反映广东的“右倾翻案”和各专县血案的情况，他和邱学科来到北京向周的联络员呈递材料。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下，七月十九日，他又和广西朱仁一起在北航主持了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造反派组织上京告状情况交流会，并着手在北航设立一个常驻的联络站。武传斌真是昏了头：全国性的组织，是随便搞得的么？他当即受到周恩来点名的严厉指责，狼狈回到了广州。军方已等候多时了！
抓住这个机会，代理黄永胜职权的孔石泉立即召开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批斗关押了武传斌、邱学科和莫竞伟等。由此，大造声势，大肆牵连。每个单位都在鼓噪搜捕他们的“坏头头”了。
广州已经无法藏匿了。我不得不逃亡到了武汉，住进了湖北话剧团。我少年时代的朋友黄小忠收藏了我（他现在在哪里呢？我永远忘不了他）。
不久，陈一阳也逃亡到了武汉，住在武钢。此时，武汉文革的形势倒相对平静，引人注目的仅是“北、决、扬”的一些大字报。即所谓“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其核心人物，不过是冯天艾、鲁礼安、张志扬、蔡万宝等人。他们的主要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考茨基派》、《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为了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最终要发展到以造反派的受压和瓦解作为结束，其思路与“省无联”一样，都是反周的。不同的是，杨曦光把周视为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代表，“北、决、扬”则把周抨击为从中派到右派从而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茨基派”。这些观点，对我已不新鲜，惊世骇俗的是，冯天艾在《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公然地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一文中的语录号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应该交出去！”
武汉的传言很多。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座谈纪要已在街头张贴。这标志着毛泽东已不得不抛开了他文革中超然的、凌驾于群山之上的神圣面孔，直接面对红卫兵，指责他们，宣布了红卫兵运动的死刑。他甚至点了武传斌的“北航黑会”，说它是“代替中央，指挥全国运动”。
在“新华工”，我和陈一阳见到了黄婉，她说从广州跑出来的头头都打算去庐山开个会。我们也决定去。我担心路费不够，陈一阳说可以在途中找点担泥、推车之类的临工，挣点钱。
到了黄石，真的路费不够了，再说我记挂着可能也要来武汉与我会面的我的女友苏令仪（苏江），便折回武汉，陈一阳则一人去了浠水。意欲亲眼看看当地的农民运动。
回到武汉，收到苏令仪的信，说她缺路费，加之军训团的警告，不能来武汉了。我懊丧极了，十分地想念着她。
我少年时代心里便有了一位单恋中的小姑娘，她是珠影某导演的女儿。我经常借故出现在她的面前，假装是不经意地向她显示我与众不同之处。但却经常地受到她的嗤笑，使我丧气。也许那属于少男朦胧“初恋”的情感也极其纯真吧，她至今在我的心中仍留有不可抹去的印记。
我再次打开情感的门扉是一九六七年底的那次返川。故乡的亲人们都十分地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已十九岁），要我“下次把媳妇带回来”。我的大妈似乎还很有心要撮合我和我的表妹，有时还闹得颇为尴尬。这都不能不挑起了我对异性的思索。
在回广州的火车上，望着缓缓后退的，无边无垠的大西北的黄土沟壑百无聊赖。“这黄土沟底下埋葬着五千年多少的白骨啊！”我想起了我投身的文革前途艰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就象我那死去的五位同学一样（半个月后，又死去两位）。火化前，我剪下的李志林的头发珍藏在我的身边，看着它，真有点惶然了。我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固不可怕，然而年轻轻的我，来到这世界上，没有尝试过一回男女之爱就象李志林他们一样，永远永远地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未免总有点遗憾。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校内校外已有好几位女同学以暗示甚至明示的方式向我传递过爱的信息，然而情感的门扉是打开的还是人为地压抑着的，大不相同。我对苏令仪产生了印象是她参加排演《红卫兵战歌》的时候。
一九六七年末，大联合和各级革委会的筹立正处于高潮或密锣紧鼓之中，两派都需要以文艺宣传的形式向外界展示自己“紧跟毛主席”的辉煌斗争史和功绩，用以争取“三结合”中更有利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学东风派红卫兵的《红卫兵万岁》和中学红旗派红卫兵的《红卫兵战歌》。
《红卫兵万岁》基本上是肖华的《长征组歌》的套版。歌词写得豪迈、老练，但内容却显得空洞苍白，最有激情的一场为“血战红八月”，这是歌颂他们抄家破四旧的。但那实际是对“牛鬼蛇神”的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绝对压迫，并没有什么“血战”。令我诧异的是朗诵也很差，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应该不乏朗诵人才。
《红卫兵战歌》则模仿舞蹈史诗《东方红》。它的歌词总体文采比不上《万岁》，主题歌几近于嚣叫，但其内容是充实的，几乎包罗了毛泽东、中央文革领导和肯定的文革当时的全部重要阶段，其表演水平和音乐创作、演奏水平也不错。特别是“文攻武卫”的那一场，女儿对母亲的那段唱，真个是惊天泣地，发可冲冠，充分地表现了那一代青年红卫兵经过了十七年共产党狼奶的哺育后，养成的为革命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真实感情。而这段英雄主义歌词完全来源于“七二０事件”前后的“武汉七月诗”。它甚至悄悄地影响了１９７９年中越“武斗”后所产生的那些风靡全国的英雄诗，比如，从那时起一直唱到了“六四”，唱到了香港、旧金山和巴黎……的《血染的风采》，明眼人一眼就能认出武汉“七月诗”的影子：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让共产党新的当权者和他们的走狗们去咒骂、污蔑那些当年在他们的党中央的号召下，为了他们的权力斗争而无辜地献出了生命的青年吧，我向他们脱帽致哀。他们的死是无辜的，但他们的死和他们的亲属蒙受的无休无止的冤屈却使人们终于懂得了共产党政权究竟是怎样的政权。他们的死是有意义的呀！
《红卫兵战歌》的排练场地在十九路军坟场的广东音专。莫庆梁率领的我校井岗山宣传队进驻在那里。送他们出发时，我曾作动员，要求他们每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演好、唱好。但是，当我去检查工作的时候，莫向我汇报说：由于普遍的风头主义，各校宣传队甚至各个人都争着去演出团，不愿去合唱团，矛盾很大。为了顾全大局，表现出礼让的风格，莫决定，我校宣传队全部参加合唱团，不争演出团名额。这一来，就使满心希望在这次大型演出中露一手的善舞的同学（包括莫本人）受到委曲。不过莫说，由于道理讲清楚了，大家没闹什么意见，接受了，其中他提到了苏令仪，说她本来是很能舞的。这使我注意到了这位剪短头发，穿一身女军装，面圆圆的女同学。
我们的关系在悄悄地发展。
逃亡武汉前夕，我约她出来见一面。我们在红花岗烈士陵墓前的那片松林里（今天的擎枪雕塑碑后面）见面了。我轻吻了她。我问她，如果愿意跟着我的话，怕不怕背一辈子黑锅，遭一辈子磨难。她回答不怕。我很高兴。从此，在我与她合影于烈士青青墓冢前的像片的背后便题上了这样的诗句：
“红花岗的朝阳
是我们永远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红心，
红花岗的青松
是我们永远不老的革命青春。”
八月十二日，我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湖北话剧团礼堂看完钢琴伴唱《红灯记》回到宿舍不久，武汉警备司令部来人把我带走了。
已是深夜，我被押在军用敞篷吉普车上驶过长江大桥向江北去。寥廓的楚天，苍茫的大江，阑珊的灯火－－多美啊！我虽然明白我已开始了祸福难卜的囚徒的日子，但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恐惧。我只担心着若是苏令仪又突然地来到了武汉又怎么办呢！她该多么伤心啊！
临时的武汉警备司令部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省委党校，那正是我少年时代度过的地方。兵士是穿蓝裤子的空军。自“七二０事件”后，刘丰的空军８１９９部队就接替了“叛军”８２０１部队的武汉警备任务。
关押在武汉警司期间，我意外地结识了“北、决、扬”的蔡万宝。作为文革中有影响的一个派别，１９８０年我还介绍过香港的骆竞才先生与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北、决、扬‘于１９６９年的９月为中共所取缔。
有幸的是，我在武汉警司拘押的时间并不长，不知是何原因，一个半月后，拘所长官通知我，要我自行回广州去投案。９月２８日，我回到了广州。
走向黑暗（六）带血的思考
回到了广州，便进入了“地下状态”。
我躲藏在女同学吴某家。苏令仪悄悄来看我，着急地要我马上离开广州，因为各工厂、机关、各大中学仍在“办班”，揪斗“坏头头”，白色恐怖并未过去。陈一阳已经被抓了。我同意即离开广州，但希望见一见曹哲武，全面了解一下广州的情况。苏、吴劝我“不要见他了，马上走吧！”我不同意，感到回来一趟都不能见一个自己的同志实在是对人太不信任。我坚持要见曹。
第二天下午，曹哲武如约来到烈士陵园后门的松林，他带来的十几位同派、不同派的同学把我围住了，面孔冰冷，劝我回校。我知道我被“醒悟”了的同学们“反戈一击”了。曹哲武的醒悟过程，我至今是个谜。
军训团让人把我押上四号楼二楼的一间小房。房门未关，一群人涌了进来乱拳乱脚的一顿打。然后，什么人操起桌上盛水的海碗猛地朝我头顶砸下，碗应声而碎，我只觉眼一黑，倒在了地上，又是一阵脚踏，血水染红了我的衬衫。看看差不多了，军训团兰干事对众人吆喝说：“出去，出去”。他把门关上的时候，我鲜血迷糊了的眼睛看见了他幸灾乐祸的眼睛。
第二天上午，我就被带出去批斗。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批斗：连续几小时的深度弯腰，胸前吊着沉重的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王希哲”（从此，“反革命”这三个字便与我结下了至今数十年不解之缘）。木牌牵着极细的铁丝，深深地勒在脖子的肉里。木牌的设计者非常精心地利用了“压强随受压面积无限缩小而无限增大”的物理学原理。
没多久，我的双脚便开始颤抖，腰和脖子就象要拆开、断裂。我提醒自己：“坚持住，坚持住，不能倒下去。”这时有人会一边骂我不老实，一边或是凶狠地按我的头，或是向下扯一扯木牌，让铁丝勒得更深一些，然后再用手掌作刀状在我的脖子上猛砍几下。
就在我真有点支持不住的时候，一名工宣队的人走了过来。他把勒进肉里的铁丝提起向后挂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下，痛苦立即减轻许多，这可真是大恩德。我不由得想，也许这工宣队与军训团还真有点不同呢！
傍晚，学校一片静悄悄的。门外忽然有人压低声音喊我：“希哲，希哲，我是陈光石。你被打成反革命已经定了案了，没得翻了。你放心，我养你一世的！”陈是井岗山公社“炮声”的成员，曾随我去过北京。他的美术字写得好，常以“炮声”的名义在外刷大标语。我问：“陈一阳呢？他已经放了吗？”因为我从房中遗下的一本残旧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上，看到“解剖自己，使自己适合革命的需要。陈一阳”这几个字。说明他也在这里关过。陈说：“你们井岗山的头头现在都是自己顾自己了。陈一阳也是被他们送去军训团的，现在在‘牛栏’。”我知道“牛栏”是关教师牛鬼蛇神的地方。我又问：“楼下有人专门看守我吗？”他说：“没有。你多保重吧。”便走开了。
我决定逃跑。
因为明天就是国庆，直到深夜，学校的大喇叭都在反复广播二报一刊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它掩盖了我撬开窗口上钉死的木栅的声音。撬窗的杠杆是我踩断的桌底横木。我撕开被单，拧成一股，一头结死在窗口上，滑了下去，然后爬树，翻过墙，顺着一条估计此时不会有人的小巷，跑出了环市路。
我跑到了华侨新村珠影导演陶金的儿子陶令昌的家里。文革前，他也从十七中毕业。他和他家的保姆很同情我，但害怕，不敢收藏我。我求他们说，现在外面人还多，怕有人认出我呢！就先让我躲一晚，明天天不亮就走。他们也只好这样，并凑了十五元给我。
我把衬衣脱下，开着自来水搓了搓，晾在椅子背上，一些血迹仍洗不掉。保姆让我在一间杂物房里略躺了躺，便起身了。我顺着铁道向北走。国庆节的凌晨，交通要道到处是军人和工人纠察队设卡，盘查着行人。我不得不经常钻进铁道边的草丛里匍匐前行。过大北路那一关时，就象演了一出“渡江侦察记”。就这样连滚带爬到了花县，已是饥疲不堪，一咬牙爬上了去武汉的火车。车到梆州查票，我表示愿意补票，但他们显然对我身上的血迹和没带任何行李发生了怀疑。车长立即把我交给了执勤的解放军带下车。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的被抓回，我不感到沮丧，因为在我离开广州前，苦苦地想我应跑到什么地方去时，就明白了我的抓回只是时间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落实到基层的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本就不可能有逃亡者的立锥之地。
回来之后，又是斗，又是打。家常便饭，不必赘述。值得记的是一件奇事。
那时，上山下乡的方案已经决定：红旗派的同学，大多去边远的农村插社；而海南建设兵团，是部队建制，又是国防要地，基本上只能由东风派的“主义兵”去。
“主义兵”登船的那天清早，军训团得到情报，知道一些人决定饮醉酒后把我往死里打一顿，再扬长而去。兰干事怕出大事，令我卷起铺盖转移，把我藏到中心楼军训团会议室的内房。那内房原来推满了学校图书馆破四旧后幸存的藏书。我大喜过望，象老鼠掉进了米缸，立即翻捡了起来。突然，军训团外面的门被撞得一片山响，挟着气汹汹的吵嚷，我这才猛省自己的险境，于是坐以待变。原来，那群人在囚室找不见我，便挥舞皮带冲军训团来了。
军训团见来势凶猛，便几个人顶住门，兰干事并大声恐吓，僵持良久，冲门者才悻悻散去。我收拾了几本书裹进了棉胎。天亮了，我紧抱着棉胎回到了囚窒。
以后，便安静了一段时候。除了少量的留校辅导员，老同学已全部上山下乡离校，新同学大量入校，百废待举，顾不上批斗我了。我读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更重要的是我认认真真地把毛选一至四卷通读了几遍，重要的章节我要求自己能背下来。我特别爱读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它使我懂得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源于对中国真实社会状况的调查了解和对各阶级各政治力量动向的准确估计。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深深影响了我直到现在。
周继能来看望我。他已分配到了广州的一间机器厂。他说他真不明白为什么工厂的工人都那么讲求经济报酬。过去，我们白天黑夜贴大字报、游行，什么时候想过钱？可现在，晚上一出去贴标语，就要领加班费。人家都领，我不领不行，也习惯了。这个社会很怪，工人阶级并不象我们在学校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又告诉我，“杨爱梅上吊自杀了”，“啊！”我大吃一惊，难过极了。亲爱的杨爱梅老师，她一直爱护我，培养我，就象自己的孩子。我家远，不常回家，她常把我带到她家吃饭。文革初期，她因支持我们被打成“狐狸帮”，似乎也没害怕过，怎么现在顶不住了呢？也许是受不了她的丈夫江帆（著名的“薄、陈、江”之一）也被打成了反革命黑手的残酷事实吧！那次我被抓回学校，经过“牛栏”，她深深地望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母亲般的哀怜、痛苦、甚至绝望！真想不到，这一眼竟是对我的永诀！可是，杨老师，你走了，你留下的那几个孤儿可怎么办呢？
李小平（今天的理科虫草王公司总经理）也来看我。文革中，他以政治谐怪，伶牙俐齿著名。在善辩上，全校公认只有他能与我为敌。由于他父亲李吉瑞属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逼害致死，他是一直心怀怨恨的。他从海南回来。带来了叛逆的消息，他说，去海南的知青普遍感到受骗上当了。文化大革命，根本就被人捉弄了，被人当枪使了。
他告诉我，“九大”即将召开。但“二月逆流”和“反二月逆流翻案”，仍是党内一块心病。陈毅对毛主席说，他不参加九大了，他没资格，因为他是“右派”。毛主席说，“你就以右派身份参加好了！”
去年的由“反二月逆流翻案”引起的“坚持派性”及它造成的后果，仍在我的眼前，甚至仍背负在我的身上。政治上我朦胧地根据经验预见到了悲剧而果然发生了悲剧，这是第一次。并且我真的看到了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又一次若无其事，似乎“坚持派性”后来的一切混乱、武斗和流血都是红卫兵自己要犯的错误，与他们无关。在后来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我写道：“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就反映了我１９６８年以来对极其无耻和残忍的中央文革的憎恨情绪。
我仍然敬畏毛泽东，但我已十分的厌恶林彪和中央文革。我的感情已完全转到了陈毅等“右派”老干部一边。我问李小平对林彪的看法，他知道我的罪状中有所谓反林彪言论，笑我说，“现在人家说的比你凶多了：过去的皇帝是万岁，亲王是九千岁；现在的毛主席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是差一岁，差一岁，差一岁！”他临走警告我说，“这些你可不许说出去，不然我就反咬死你。反正军训团信我不会信你的。”
为了争取早点离开这囚室，我决定向军训团写一个申诉。
我的申诉绝对不敢把责任归咎到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身上。我竭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哲学探讨上的认识的错误：由于一九六八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和转舵，一九六八年春的反复等造成的困惑，我发起了井岗山公社理论学习和哲学探讨，在探讨中提出的一些命题，也并不都是错误的，有些，如“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正确的，是为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阶段上的发展云云。我甚至还现买现卖地引用了几段刚刚偷回来看了不久的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的语录。
这个申诉虽然我认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感到还是温和的，讨好的，也许能说服对方的。
不料，我又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军训团、工宣队立即宣布要象粉碎赵紫阳的“猖狂反扑”一样，粉碎我的“猖狂反扑”（赵氏此时也向省革委写出了个检查），动员了全校师生大会来斗争我。这一次是用麻绳紧紧地捆绑了我，学生民兵持枪押我上台。主斗的是几位政治老师和留校辅导员。我想，不能退让了，既然下了挑战书，就不应该示弱。因此，不是象过去那样只是被动地挨斗和回答，而是积极地争辩和反诘。也许这就更激怒了他们。他们喊着口号，没有先例地一群人涌上了台，在坐得整整齐齐的成百上千的师生面前对我拳打脚踢，军训团、工宣队正襟危坐，欣赏着。马克东，我的老班长，在麦克风前讲了几句捍卫毛泽东思想，一转身便抬起军用大皮靴的脚朝我胸口踹来，我挣扎而起，刚要作声反驳他的发言，口一张，共产党培养的广州第一个中学生四清工作队队员郑南进瞅个正着，挥拳朝我的门牙打来，只听得“咔嚓”一声，天旋地转，满口咸腥，我本能地要用手去捂一捂伤口，但全身捆绑，动弹不得，只好愤怒地盯着他，朝他喷出一口血去，因为除了呜呜声之外，我已无法再发出清晰的语言了。
从此，我失去了两颗门牙。１９７４年秋，郭鸿志在补充《民主与法制》序言时写道：“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惊诧他怎么写得这样好，他告诉我，他指的就是我缺失的门牙和上述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提出了“团结、胜利”的路线，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讲政策，给出路。工宣队宣布了我的“解放”。
这时，上山下乡的高潮已经过去，知青大规模逃亡香港的浪潮已经开始，各地农民对知青的到来分薄了他们的已很微薄的工分啧有烦言，下乡插社，实际已经停顿了。学校要我“自寻出路”。这样，我离开了学校，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和我的那一代人的蒙昧岁月。
走向黑暗（七）广阔天地
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在一九六八年是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政策。连续三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的破坏，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成为了城市中的剩余人口，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让他们操起最原始的劳动工具自谋生计，在他看来便成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
学生知识青年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利益，与工人不同。文革中他们狂热的激情，其动力，完全来自于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因此，这种理想主义一落到了贫困农村那冰冷的，严酷的现实主义土地上，一旦他们必须用每天十几小时的原始劳动，来挣得仅值一、二角钱的工分，用以购买维持生活所最必须的牙膏和草纸的时候（甚至还可能超支或负债），一切理想主义都烟消云散！当年的热情立即转化为懊悔；当年引以为傲的革命史立即转化为羞与人说的上当受骗史；当年对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崇拜立即转化为压抑心中蓄时待发的反感和憎恨。如果说，直到一九七八年，上山下乡政策仍被视为必须坚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话，那么全国数千万的知识青年早就成为了这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敌人，并且最终正是由他们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致命的一击，把他们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掀翻。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就是证明。
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山下乡到英德茶场的。
离校以后，为了找到能够接纳我的地方，我辗转先后跑了番禺、鹤山、惠阳等地，初步对农村问题作了一些考察。那时，我和我的一群同学们仍然是毛泽东主义者，我们相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首先是，对于愈趋严重的农民和知青偷渡，其性质是否属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一部分同学与陈一阳发生了辩论；然后，是普遍蔓延的包工分配与大寨式劳动分配孰是孰非的问题，更加激烈地在同学们中展开了辩论。有些同学（翟某）甚至向所在县委写信，宣布自己是“铁杆大寨派”而获得了县委的支持和赞赏。但对于这些，我总觉得自己发言权甚少。一次，陈一阳在向江西回来介绍情况的知青谈话中，这样说：“王希哲的学习方法是‘纲举目张’，我的学习方法是‘实事求是’。”我虽觉不妥，也无法反驳。
我的父亲写信给我，要我到英德茶场去。那时他也刚刚“解放”。他是前一年随珠影受审查的干部（“牛鬼蛇神”）下放到英德横石塘的“省文艺五七干校”的。我知道他为我受了苦，我母亲告诉我，为了我的事，十七中的人把他拉出去戴着高帽游街。就在那次我被打掉牙的批斗（武斗）大会上，工宣队曾向大会高高出示一枚冲有国民党徽记的铜纽扣，义愤填膺地宣布说：“这是从王希哲家里搜出来的，是王希哲家妄图变天的铁证！”我便知道我的家也被抄了，我把父母也连累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高级技术知识分子，四十年代初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电影专业。他属于中国第一代的左翼电影工作者。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在武汉参加了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著名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史东山、应云卫、郑君里、赵丹、王为一、黎莉莉、王人美、陶金、金山等人共同参予了中共秘密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这个左翼电影运动，为中国的电影发展史留下了十分重要、十分灿烂的一笔，同时也为中共自己的电影事业准备了干部。当然，我的父亲没有上述明星们那么灿烂。他是搞技术的。在共产党人阳翰笙、罗静予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创办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的昆仑电影公司的整个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个被称为；“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才使得名著一时，并流传后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得以产生。
我只好到了英德茶场，但我不愿意到父亲干校所在的一分场去，而是去了远远的三分场。我天生的独立个性不愿近在父母身边受太多的拘束。父亲借了自行车跋山涉水来到三分场看我。他见我带来了许多的书，便劝我不要在别的知青面前摆架子；要我最好不要穿呢子衣服，尽量朴素一些，这样容易和一般知青更融洽。他的话，被隔壁有心注意的知青指导员、五七干部周鉴春听到了，很欣赏我父亲对我的教育。他放手地让我和孟宪宝抓知青连队的工作。
与我同来英德的还有２２中东方红的孟宪宝、何志东以及几位中专毕业的女同学钱忆之、潘晓东、何燕薇等。孟宪宝便是我前面提到过的６８年５月２２中武斗的“祸首”。是他首先下了警司巡逻战士的枪，才引来了解放军和大批工人纠察队对２２中和８中的包围和清剿。
我和孟宪宝等被分配到了七连，何志东被分到八连（后又转到七连）。
英德茶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放眼望去，层层茶山，雾皴青黛，真有如一幅幅名家的山水。细看，各山头和要道却都筑有颇煞风景的了望哨楼。
八连的驻地是一座高楼铁网封闭的大院，显然，那原来是看押重犯的地方。七连驻地，则是一座开放的大统仓和几排平房，掩映在美丽的竹林中，清洌深幽的美村河水把它围成一个半岛，淌过一座二十来米长的竹扎的小桥，然后远远地流向一个叫做水濂洞的巨大溶洞，消失无踪，只留下轰轰的水声和洞口的一片桃花。
我们立即操起剪子跟随五七干部上山剪老茶。所谓“剪老茶”就有如园林工人把那观赏的灌木修剪平。但我们是漫山遍野地剪，然后把茶梢收集起来，送到茶厂制成茶砖。据介绍，蒙族和藏族的牧民们都是离不开这些茶砖的。我们还担粪种菜；围圈养猪；最显消闲和浪漫的，自然是上山放牛－－骑在牛背上顺着山道悠悠地走，可惜不会吹笛，但却能够唱歌。华侨补校来的知青黄建庭便热衷此道，号称“唐吉诃德”。但他唱的却是：“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
由于我和孟宪宝的“资历”、组织能力和劳动的卖力，很快便成了七连知青实际的头头。但随着五七干部的撒走和原劳改干部接替管理知青连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五七干部更看重知青的能力和表现的话，劳改干部则更注重档案。因此，当营里正式任命知青班、排干部（连级干部一般由原劳改干部担任）时，我和小孟便名落孙山了。
对此，我无所谓。小孟却大不高兴，牢骚满腹。他的情绪影响了连队，甚至使受到了任命的班、排长也感到不好处。教导员方生为稳定七连，便任命我和孟宪宝为排的“政治宣传员”，含含糊糊地解释道，这个政治宣传员，相当于在排一级设了政治指导员。这么说来，我们便是排的指导员了。但名不正，言不顺，因人设事，倒使得知青连的内部关系更形混乱。何况，工资待遇上，排级知青干部月入２９元，属“高薪阶层”，转正普通知青月薪２６元，这三元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含糊的。
小孟不知从哪里弄到情报，说是副连长梁柏荣与他过不去。他便处处与梁作对，甚至“五一”放假那天，组织了一次二十多人（都是七连的知青骨干）上分场告状。军代表崔政委接待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我对孟宪宝的这一套很不满意，但他听不进我的意见，反而要求我与他采取配合的行动。
我感到不能在这个无聊的漩涡里陷进去。我自命自己还担负着未来更重大的历史责任。英德的知青七连这点茶杯的风波算得了什么，值得我陷进去？
陈一阳来信告诉我，省革委以青年干部下放锻炼为名，把武传斌安排到了他附近的紫金碱厂工作。他本人在紫金古竹插社。六八年一别，久违了。我正想知道一下文革的“英雄人物”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便决定去趟那里看看。
我回广州，又去了紫金。
我和陈一阳、翟树言、苏江（即苏令仪）找到了武传斌。他管我们在大伙房吃了顿饭，便在一间破茅草房边的草地上蹲下，谈了起来。我本希望听听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及我们可能起的作用。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些，只是颇正统地说：“今后就看谁能和工农结合得更好了。”他说是刘兴元安排他下来这里锻炼的。这间碱厂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已经创出了一条新路子。他说省革委要求学习陈郁。陈郁这样大年纪了，还能把茂名石油公司的工作抓得很出色，受到主席的表彰。
我问他６７年８月那次，白云机场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绑架中央文革首长的事。他说，金敬迈是来了广州，他老婆的车突然不见了。部队红联紧张起来，通知了红司，司令部也紧张了，估计也可能发生“七二０”事件，马上要求下面作好营救的准备。这才发生了各校紧急出动，我校遭伏击伤亡十几人的惨案。鸣呼，哀哉！
七连“告状事件”已经闹大了。它恰好撞到了“一打三反”和“清查５１６”运动的枪口上，分场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一起坏人在七连发起的向党夺权的政治事件。而且他们认为，这起事件的操纵者实际是王希哲，而孟宪宝等人不过是当枪使了。分场武装部曲部长带领的工作组已经进驻连队等我多时了。
共产党工作队的公式，无非总是“团结、争取、打击”这三部曲。但这次曲部长除了争取到了一部分乐昌来的知青外，大部分的广州知青却并不怎么理睬他们。一次，一群知青跟我和小孟去爬山游玩，刚过竹桥，曲部长便从后面跺着脚跳出来大喊：“要革命的回来！回来！”那意思是，跟着王、孟走，便是不革命的了。但除了一阵嘻笑，没有一人回去。
工作组只好使出了二个杀手锏，一是办我和小孟的“学习班”，把我们和七连知青隔离开来；二是举办“罪证展览”，促使“革命群众”觉醒。
我是太冤枉了。孟宪宝开始生事的时候，为了避嫌，我搬出了知青大宿舍，住进了菜班班长黄建庭的一间座落于半岛顶端竹林深处的茅草房。那本是菜班工具房，我是“排指导员”，似乎算他的上级，当然有这个特权，他也很欢迎我。
黄建庭是印尼泗水华侨，有很开朗的、乐于助人的性格。他告诉我，他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经常洋洋得意地对亲戚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自己留着，一个送给毛泽东。”六十年代真的把他送回来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才知道，“原来送回一条狗崽子！”
我把茅草房打扫干净，辟了一间书房，上首挂了很著名的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左右用毛笔批道：“世界是你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话，好象就是去安源的这位背着伞的主人公说的。
孟宪宝见我这里挺好，便常常聚一班喜欢吃喝的广州知青到此开小灶。那时知青生活极苦，每餐不过二分钱的青菜。小孟出身干部子弟，有家庭接济，因此，他和几位富裕知青的罐头以及美村集市上买回来的羊肉，那喷喷的香味确是吸引人的，有时，还会有一只来历不明的狗。
我自视清高，极少介入他们的聚餐，只是一些较有文化素质的知青与我相得。如谢良、梁海强等。此外，由于略孚清名，一些其他连队的知青甚至女知青也常来探望，女知青们流连四顾，颇有情态。奈何我心中已自有苏江，虽天各一方，然波澜不兴，洁身自持，有幸没有发生任何桃色逸闻。不然，揪斗之时，便有口难辩矣！
工作组封了茅草房，从各处的垃圾堆里捡来大批的酒瓶、铁罐、破勺、烂碟，又搬来板凳桌椅，故作零乱地在茅草房里布置停当，再将那些杂物狼籍置于其上，拍好照片，登在英德茶场报上，便是红卫分场七连王希哲、孟宪宝腐蚀知青聚众吃喝开黑会的据点，而“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二句画像上的批语更成了王希哲有反动野心，对毛主席大不敬的铁证。然后，开放参观，各知青连列队来到七连半岛茅草房前，鱼贯而入，瞻视一番，旬日方休。
学习班里，对我的批斗也同时开始。除了“煽动告状”、茅草房黑窝等罪之外，果然，重头戏仍然是抛档案。仍然是文革中“攻击毛泽东思想”、“怀疑和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的那些罪行。刘营长声色疾厉：“什么一分为二，这是混蛋哲学！”
这一次的批斗，我已完全不作争辩。我已觉得，在整个中国处于僵死的、极左的、形而上学的统治下时，与基层的干部辩论哲学，真不异对牛弹琴。
我已厌恶了茶场。这时我想用与苏江结婚的办法离开茶场。七一年一月，我未经批准回到了广州，打算去惠阳与苏江商量此事。这种行动在茶场干部的惯用劳改术语中叫做“逃跑”。在七连对“逃跑”抓回的知青，尤其是逃去偷渡抓回的知青，被指导员邓松生批斗后绑吊在蓝球架上的，已是屡见不鲜。其实邓本人倒是一位很能带头苦干的共产党的好干部。２０余年后，１９９３年的“国庆”期间，在广州当年七连知青的聚会上，这位老邓诚恳地向曾被他执行“极左”伤害过的知青道歉，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欢呼，这是后话。
我把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和其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材料”塞进了背囊，打算在惠阳住多一些时间。我乘船到了惠州，然后再转上了去淡水的车。
车到新圩。我知道这里是一个很厉害的检查站，是偷渡知青的“鬼门关”。一九七０年我第一次到惠阳，居然被我从新圩混了过去。那次我一到新圩便下车，步行朝龙岗的方向走，再由一条小路向东折进秋长。但到了秋长，仍末能逃脱民兵的天罗地网。只是后来苏江找到了公社的干部作保，证明我来秋长的目的不是偷渡，这才放了我，让我在秋长住了三天。这次又到新圩了，我手里抓了一张涂改过的假证明，心存侥幸，不想下车走那一段很远的路。但是我失算了，检查人员上来甚至不屑详看我的证明，便把我赶下了车。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两男一女，都是知青模样。我怀疑就因为这模样，在他们看来，就是偷渡知青的嫌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一下车都争辩说自己的证明是真的，但检查人员仍然不由分说给我们串连着戴上了手铐。第二天，我们四人从新圩押到了惠州，然后又从惠州押到了樟木头。到惠州收容站时，苏江得讯来看我，但这一次她的公社已是鞭长莫及了。
看得出来，樟木头收容站是一间按现代文明方式建造的新式监押站，与淡水、惠州的不同，那里的拘所我怀疑是大清朝留下来的，粗笨的木闸栅里黑暗狭小，肮脏潮湿，马桶就紧靠在犯人的身边。樟木头则是数座宽大的白灰刷墙的平房，囚仓也较宽敞、清洁，厕所在远远的屋角。别人告诉我，樟木头的收容站，原来是宝安、东莞、惠阳所有偷渡知青的集散中转站。这确是新盖的，以吸纳愈趋庞大的知青偷渡潮。
每天上午，必须背诵了“老三篇”才能开饭。我们还要学习，根据自己的出身成分，深挖自己是怎样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才走上了偷渡犯罪的道路，并表示悔过。
我们还要去看图片展览，看清楚香港是怎样的一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那里有抢劫，有强奸，有暗杀，有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和打骂，而大陆社会主义天堂却没有这些。香港金钱至上，六亲不认，而社会主义则处处充满阶级的友爱……
仓里是不准吸烟的，但知青们有办法。他们不知从哪里捡来了烟头，将烟丝取出，用草纸卷上，然后，从破棉袄或棉被里掏出一点棉花，夹在两块木板中间使劲地搓，搓，一会棉花便冒烟了，就赶紧用手捏着棉条的两头不停地甩，甩，火就冒了出来，立即把叼在嘴里的烟点上。我惊奇地看着，目瞪口呆。这就是人类几万年前“钻木取火”法吧？
他们相信我不是来偷渡的。我书包里的书可以证明。若是偷渡，书包里不应是这些，而应该是香肠、饼干、橡胶圈之类。当然，他们的这些东西，是早已没收了的。
他们认为我可能是知青的上层，“贵族知青”，这些都是能爬、能升，或是有其他的背景，其他的门路的。而他们则是知青的下层，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除了偷渡，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他们说，他们到了香港，也还是为人打工，作人奴隶，要在艰难的谋生中挣扎，但总有个盼头，总能有个出路。虽然他们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广州，但他们总希望有一天能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回到大陆，与亲友一起，打着“的”，坐到南园酒家、北园酒家的“港澳同胞厅”里去，而留在大陆，做生做死，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不可能的。
他们教我下层知青的语言：香港叫"Ｋ城”；广州叫“大圈”；逃亡叫“较脚”；偷渡叫“督卒”，（这很形象，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正好隔一条“汉界楚河”）等等，这些下层知青的语汇后来竟成了粤语通用的语言。可见，在商业社会里，语言是下层侵蚀上层的。
我还很爱听他们唱的那些下层知青的歌谣，记得有一首是：
“爷爷（指毛主席）逼我下乡做农民，今世作人真是够悲惨，揸‘７’（锄头）确是无前途。我唯独有，唯独有，流窜当‘兵棍’（扒手），‘兵棍’四处求住食，怎知街伯漏夜捉人……”
后面，便是说怎样冒着鲨鱼吞噬的危险游水到了“Ｋ城”。我听到这些歌，油然感到莫名的凄楚和悲凉，就象听到了拉兹的《流浪者之歌》。我问，你们苦，那里农民也苦，农民怎么办呢？他们说，青年农民哪个不想跑呢？倒是地富子弟不敢跑，因为一旦抓回来，就没命了。这是事实，我想起了苏江对我说过的，她们那里，若是哪一家没有跑去香港的人寄钱回来，就会被人看不起，头都抬不起来。
我天真地问“可不可以象大寨那样，大家齐心把生产搞好了，生活好了，不就不用逃港了吗？”他们笑了，说：“这里的干部哪有那个水平，都是各顾各，好处自己拿，怎么学大寨？越学越衰。”
我无言了。我想起这两年来，我们各地的同学们围绕着的农村大寨式分工、分配、包工、“六十条”所进行的辩论，而陈一阳反对大寨式分配，主张坚决落实农村政策“六十条”的意见越来越占上风，恐怕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樟木头收容所那二十几天里，我天天读着毛主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天天在思索着为什么这个社会主义那么难以战胜资本主义，为什么劳动的农民、工人们偏偏不愿意留在“天堂”而要冒死奔向“地狱”。民兵能够截住几个知青，又怎么能够截得住自发的潮流？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那么，在政策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茶场派人来樟木头把我接了回去。经过广州，苏江闻讯赶到车站来送我。这样的分别我们似乎已经历多次了。她目送我上车，默默地站着，显得很沉着，没有女儿家此时常有的哭态。接我的赖连长颇惊奇，在车上对我说：“你的这个老婆不简单，看她那个样子，你就是判刑二十年，她也会跟你的！”我心想，也许吧！
我作好了处理升级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次离队，我不仅是“逃跑”，而且难以洗脱偷渡的嫌疑，也许，场部已经把我当作偷渡来定案了。
英德大桥已经建好，过江不必再摆渡了。沿途风光依旧，仍是层层远去的茶山，茶行里，蠕动着头戴竹笠，身裹雨衣，肩挎茶篓的男女知青。我似乎能感觉到他（她）们雨衣里湿透了的一身汗水或一身雨水；能感觉到他们背带的沉重，手指的红肿，双腿的炎痛，能感觉到他们的疲乏、迷惘和对亲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
走向黑暗（八）压迫中的升华
这倒出乎意外，回到连队，一切如常，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有点捉摸不透。志强、谢良、梁海强等告诉我，为七连的“一打三反”复查定案，总场派出了以政治处主任叶国忠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了七连。老叶看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下来调查没有带什么框框。他找了连里不少知青谈话，大家见他诚恳，也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们都反映了“告状案”与“茅草房案”与事实的出入，老叶一直没有表态。看来，他是想逐渐淡化这些事情。
没两天，老叶找我作了一次长谈。果然，他只是向我提到我父亲给连部来了一封信，对我来茶场半年后又出了这样的事感到痛心，要求领导对我严加教育。没有再多提过去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似乎对我出走前给分场牟主任的信中谈到的理论问题感兴趣。
那时，远离英德茶场的北京，一场严重的斗争正在蕴酿着。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陈伯达和林手下的大将们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都摔了跟斗。（当然，在这哲学的喧嚣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变动）。毛泽东对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所谓“上当受骗”极为震怒。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识别“政治骗子”。报纸正在连篇累牍地宣传着。
我对老叶说，我的看法已在给牟主任的信里谈过了，我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命题是正确的。刘营长、马副教导员把它骂成“混蛋哲学”是不对的，是他们没有认真读书学习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我只能这样说）别有用心地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就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了，其实，毛主席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老叶说，其实牟主任本人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他又问我，赵紫阳同志从内蒙回广东了，他说他欠了广东人民的债，这次回来是向广东人民请罪来的。叶要我谈谈对赵紫阳回广东的看法。我说，赵紫阳过去在抓广东农业上是有成就的，他１９６８年的那个检查，大多也都是农业问题，其实许多是没有错的。这次他回来，省委又已经大张旗鼓地号召学大寨了，树了罗定、佛冈、东莞几个典型，但我觉得，结合广东的实际，强调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六十条”还不够。我接受了陈一阳的立场。我的意思是，担心赵紫阳经过文革的批判，变得宁“左”勿右了。
叶国忠会意地点点头。两个来钟头的谈话结束，他官式地鼓励我放下包袱，也投身到茶场的学大寨中去。
茶场的学大寨比较简单，不牵涉任何复杂的分配机制。只是不断地“大会战”而已－－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挖沟，深翻，积肥，开辟新梯田，增加新茶园。天不亮就起，夜深打着火把干，知青干部极度的疲劳。指导员老邓说：“这算什么，１９５８年我们还经常几个通宵连轴干呢！”
花白头发，中等身材的叶国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我多年来遇到的共产党的干部中少有的实事求是，平易近人，不以势压人的干部。七年后，我因支持和介入了“中国之春”民运，被判处十四年徒刑，押送怀集监狱。甫到，便听说有一位叶政委已调到省劳改局负责少年犯的改造工作了，他在狱中留下了甚佳的口碑。这位叶政委，便是叶国忠。
见不到叶政委，我颇为遗憾，但是即使叶国忠没有调走，他还能够对我表现出任何实事求是的态度吗？要知道，这一次不同于小小的英德茶场，它是共产党的整个制度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对我实行压迫。它不会允许它的任何一个齿轮发出相反的运转的。哪怕叶国忠个人仍保持着多么正直的品格，也是无补于事的。适足以使他为难。所以，老叶调走了也好，起码可以在我的心中多保留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的形象，使我保存多几年共产党的“包青天”的幻想！
五月上旬，苏江来茶场探望我，前后五天。这真是愉快的五天。我带她遍访了英德茶场的名胜之地。我们探水濂洞，登观音岩，上桃花山，下翠竹林，泛舟清清北江，远眺莽莽马口。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真个是“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我又携她去横石塘干校面见了我的父亲，得到了他的认可。
乐极之后，也有小小的烦恼。我们无法作出马上结婚的决定。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结婚之后，便只有“扎根”，难以回城了。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天安门的群众游行被取消了。电台只是反复地播送着西哈努克的歌曲《怀念中国》。我没有在意，以为不过是“节约闹革命”举措罢了。但随着国内外谣言的越来越多，内幕也就渐次清楚，原来，那位“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在党内的夺权斗争中失败，胁持飞机逃亡，已葬身外蒙荒漠了。
这个事件对中国人民心理的冲击，用天坍，用地陷来形容也是只能道其万一的。从此，神圣的共产党消失了，神圣的毛主席也消失了，人民看到了“路线斗争”帷幕后面的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政治仇杀。他们开始厌恶和远离官方的政治和道德说教，他们感到最应该关心的还是自己。以此发轫，形成了日趋泛滥的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潮流，社会从此走向自私，走向腐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雄心勃勃，试欲挽澜回天，亦已乏术了。
但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被打碎，也正是林彪事件历史进步意义的所在。中共的正史至今视林彪为“反革命野心家”，理由是他企图向毛泽东夺权。但我们想一想，中共领袖之一的林彪为什么不可以向另外一位领袖毛泽东夺权呢？毛泽东自己权力的来源，不正是向博古、张国焘、王明等人夺过来的么？毛泽东枪指挥党，以“挽救了红军”的军事领袖资格一手破坏了中共从一大到六大最高领导权民主过渡的制度（也是相对的，因还须经莫斯科批准。可见中共“里通外国”，“挟洋自重”，有例在先），用封建帝王权术去对付党内的同志，那末又怎么怨得他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投其所好，用阴谋的手段来对付他呢！
我们今天已不会再相信林彪一类人物上台，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根本改变共产党的制度的这些说法了。但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什么人掌握了它的最高领导权，确实能够决定这个政权会对人民更专横、更法西斯化一些呢，还是会比较地开明，比较地温和，比较地开放一些呢！
我一直盼望着林彪的垮台。我和陈一阳都相信，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尖锐、更加不可调和了。如工农业政策的问题，参加过文革的群众受压的问题，大量血案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新贵”与老干部、一般干部的矛盾问题等等。总之，我们认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浪潮还会到来。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快地到来，林彪垮台使我们感到有些突然，感到理论准备仍然不够。
正当我仍处在林彪垮台带来的极度兴奋中时，茶场领导却向我发难了。
原来刘兴元、丁盛领导的广州军区难以适应林彪突然垮台给他们造成的惶恐不安，他们和他们派驻各基层的军代表定下的调子都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仍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黄永胜在广东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11月４日，分场传达中央七个文件时，教导员方生便按上述口径作了强调。
这之后，车进（车学藻的儿子，九连知青）和三赖子（怀德，原珠海中和公司总经理，64后因营救吾尔开希去国）告诉我，总场领导陈忠玉在一营讲话，调子同情黄永胜。
这一切信息使我感到，林彪垮台后的局面，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在几次知青的学习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谈了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看法。
果然，11月13日志强对我说，方生在一次营的干部会议上点了我的名，说：“过去对王希哲，批一分为二是错的，但王希哲有野心，要翻案，说他过去把矛头指向林彪是对的。其实林彪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1月19日，方生又一次在营的宣传干部会议上说：“王希哲坚持要翻案，他还讲了个真假马列主义和真假猴王的故事，这其实是有意攻击党中央”。
前文说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要求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以免上所谓“政治骗子”的当。我却认为，以中共建党数十年，拥有大量理论研究专门家的现状来看，说他们都因不能识别假马列主义而上当，是说不过去的。根本是个勇气和反潮流精神问题。因此我讲了个故事，我说－－
孙悟空有“马列水平”，它能识破妖怪的本来面目，而且他还有胆量指出来，不管唐僧怎么向他念紧箍咒，压迫他，他都敢拼命将妖怪打死。但后来遇到这么个事，有个妖怪也扮作孙悟空，闹了场“真假猴王”，打得难解难分，到地府去了。地府闫王有一头兽“马列主义水平”也很高，他一眼就看出谁是真，谁是假，却胆怯，不敢讲出来，因为这个假猴王很厉害，本事很大，讲出来身家性命难保，只好装聋作哑，推给“上级领导”。结果，两个猴王又闹到西天佛祖那里才解决了。
在那天的日记上，记完上述故事后，我又写道：“不但要提高马列水平，还要提倡为坚持真理奋不顾身的精神，有了马列水平，又有了这种精神，才是反修防修最可靠的保障”。
不料，收到陈一阳来信，他反对我关于“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
陈一阳的信说得很好，它启发了我，我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仔细地考察林彪现象。终于一个月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
所谓200多个中央委员跟着跑的“庐山大笑话”，所谓全党都受了“政治骗子”的欺骗，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勇气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民主问题。
本来，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它的内部关系与任何一个基层党委一样，主席、书记与委员都应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这在毛主席的《党委会工作方法》和《七千人大会讲话》都是阐述得很清楚的。但林彪为了取缔党的民主，却故意把毛主席绝对化，把他抬到凌驾全党之上的帝王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混淆两类矛盾的法西斯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样，无产阶级民主的党内关系就被封建化了。由此延伸，那么，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就统统要打倒了。从此，党内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就不能讲话，也没有地方可以讲话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今后不再上当受骗，遭到法西斯式的蹂躏，就应该提倡恢复党内民主和广泛的人民民主。而要恢复民主，首先就必须批判摧毁他们的用以支撑自己的政治特权的那个“神圣原则”－－“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这也就形成了我后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思想雏形。
我把这个新获得的思想写给陈一阳，他大为高兴，恰逢《南方日报》发表一篇“省电台写作组”的文章“增强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他立即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文章，发挥了我关于林彪事件的教训，主要应是民主问题而不仅是干部理论水平问题的观点。
我读了陈寄来的文章，感到说理仍不够，而且仍不敢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原则摆出来批判，这就难以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而毛泽东说过，我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须能够解释革命实际中的问题：“你把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解释得越广泛，越深刻，你的理论就越好”。
我考虑应该是动笔的时候了，而且，正好就《南方日报》的文章借题发挥。
文章完成了，题目叫《就南方日报1218文章谈谈我对批林斗争的一些意见》。搁笔的时候，正是１９７１年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我划时代的文章，开始了渴望已久的我的战斗。我这一炮，是瞄准了统治中国社会思想达五年之久的林彪专制主义权威原则轰出去的，当然我是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希望它能对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有所贡献，希望它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所贡献。总之，我希望它能成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第二天，1972年元旦，我把文章给《红旗》杂志寄出。复写数份，给《南方日报》及陈一阳等诸朋友寄出。
果然，陈一阳读到这篇文章兴奋极了，他热情洋溢地为这篇东西写了个序言，顺着我的思路，把我们的这次思想突破，比之为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保守体系中彷徨摸索多年之后的那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他说，“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突破的标志就是宣布了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就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那么，‘青年毛泽东派’的突破，就是摒弃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宣布从此不再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
陈一阳在他的序言里大段地模仿着恩格斯对这次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评价，恩格斯说：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边，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陈一阳要求立即把这篇东西连同序言翻印出来，分寄各朋友和知青小团体。
我不同意陈一阳关于“青年毛泽东派”的提法。我认为提“青年林彪派”为更准确一些。我的理由是，文革以来青年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开始大家都狂热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的，神圣的，因此大家都是林彪派，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本身就不是毛泽东思想，逐渐一部分青年在学习和革命实践中对此发生了怀疑，开始了独立的探索，这便形成了青年林彪派。最后像青年黑格尔派突破了黑格尔体系一样，“青年林彪派”也突破了林彪体系，掌握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毛泽东派。
从此，“林彪体系”便成了我们文章中的一个独创的概念，在后来的全部李一哲大字报中，对“林彪体系”的批判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是，《红旗》杂志没有任何回音。
４月18日，我再给《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没有广泛的民主，我们的政权会不稳》。６月14日，《人民日报》将此文原稿退回。
多么悲哀啊！我渴望战斗，却没有战场，我发出了战书，我的敌人却对我不屑一顾。我要大声呐喊，却没有媒体传达我的声音。
当然我明白，“舆论一律”的党报不会发表任何叛逆的声音的，但打破这一律的舆论，争取广泛的人民民主不正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么？我应该跳出这山沟，回到广州去，回到那个我可以积极地发挥我的影响的地方去。
也算是皇天有眼，政府此时有了个政策，知青中独生子女可以申请回城。俞连长知道我是独子，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他是一位新来的北方籍副连长，与我关系不错。此时他头上还缠着绷带，那是前不久七连知青与农民的一场武斗中负伤的。
女知青在野外的茶园甚至驻地不时都会受到农民的性骚扰，这类事件很容易激起潜意识中自认负有翼护女知青责任的男知青的英雄主义。
一天女知青黄某在驻地井台边洗衣，隔美村河的一无良农民竟对着她脱光衣裤拨弄其雄勃之阳器。此女失声大叫“流氓”，奔回宿舍。男知青闻讯蜂出，游过河去将此农民痛殴，“战争”由此启衅。二小时许，美村大路上，成群结队的农民手持棍棒、锄头，气势汹汹朝七连驻地杀来。七连知青见今次来势凶猛，不免有些慌乱。那时，孟宪宝已因咎调去四营，七连经历过文革武斗的只有我和何志东等数人。我考虑七连虽三面环水，无四战之忧，但仓促中已无法筑路障拒农民于营外，只得令知青迅速全数收缩进大统仓，封住大门，备砖石抵抗，以待分场警察到来。
农民将统仓团团围住，果以砖石进攻。一时间呐喊声大作，矢石横飞，统仓门窗墙壁被砸得乒乓乱响，四周菜地亦糟蹋得一片狼籍。
俞连长劝阻农民之时，不幸为“流弹”所中，满头是血，我即率人冲出，将其救回包扎。相持良久，分场军代表带警察赶到，鸣枪喝退农民，事态始告平息。
其实独生子女可以回城消息早有流传，我向俞连长了解真切并询问程序后，便即按程序写出请调报告，寄正在广州的翟树言，托其为我呈设于烈士陵园东平路的郊区革委会，然后静待消息。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一九七三年的元旦，我与八连的王前进一起，获准回到了广州。
走向黑暗（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回到了珠影家中。文革以来，我已是七年没有在家住过了。
家拥挤极了。自父亲去了英德五七干校，我们原来住的房子便收走，把我的母亲、奶奶以及那么多的家具，塞进了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居住形同仓库。
我父亲比我早半年左右回来。回来后珠影调整了一下我家的住房，略大了些，但仍然是挤。
那时，社会的住房问题已极度紧张起来，原因不仅是文革七年来国民经济建设的忽视和停滞，还因为文革政治斗争中社会财产和权力的不断再分配。比如，以战备为名或“不在城里吃闲饭”，把“成份不好”的家庭大量赶出城，把“犯错误”的干部乃至一般五七干部扫出科室机关，那些占据了他们空出来的地位和房产的人是想不到也不愿想到这些人还会回来的。
我是很难在这没有自己天地的拥挤的家里住下去的。不仅是挤，更重要的是我母亲的性格无法与我和平相处。她喜欢整天的吵吵嚷嚷，出出进进，翻来翻去，永远有找不完的东西。她给人的印象似乎有些神经质或有些老天真，但她却是一位受过正规的现代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位三十年代华西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六十年代，她的论文经常发表在权威的中国药学会的《药学通报》上。我最不耐烦、最难以忍受的，便是我一坐下来看书，她便无休止地在我身边聒噪。因此，我必须立即离家去寻找新的工作和住处。
我的父亲倒并不赞成我立即出去工作。他建议我在家温一温功课然后去报考业余大学。他总是对我文革中的失学感到遗憾，在英德干校，每当我去探望他，他便会给我几本他买的介绍现代各种科技进展的书籍，希望引起我的兴趣，现在回家了，他希望我能选择一门技术性的专业。
我找到了珠影居民所属的新窖公社的知青安置办公窒。一位姓植的女干部建议我去新洲的一间水产制品厂工作。在我的印象里，水产制品厂似乎是一间手工业性质的小厂，它与我希望投入到浩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中去的抱负相去太远了。我问，还能有别的什么厂吗？她说：“没有了。可能这一年内也没有了。甘蔗研究所你去吗？那里还要几个人。”
我写信问还在惠阳插社的苏江，她建议说：“就先进这个厂吧，走一步，看一步。”
我决定到新洲去看一看。
新洲离珠影还有十公里左右，在广州河南岛的最东端。它的对面是长洲岛。威名赫赫的黄埔军校旧址就在岛的正面。从沙面白鹅潭分流的二条河道环抱河南岛后又在这里聚首，汇成一条莽莽的大江，浩浩汤汤向南流去。
站在新洲码头上遥望，青翠葱茏的林木掩映着“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再向东望，高大的孙中山纪念碑矗立在半山坡上。只是铜象显小了些，与巍峨的碑体不甚相称，倒有点象缀在一座大茶壶顶盖上的尖坨。
新洲最大的工厂是渔轮厂，文革中这个厂的造反派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著名工人头头薛声钦就来自这个厂。它有二千工人，能够修造数千吨的渔轮。
我了解到，水产制品厂原来是附属于渔轮厂的一个加工场，后来，却发展成了一间独立的鱼肝油制造厂。
这个厂的龙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到锅炉房工作。他让我到锅炉房去看一看。
锅炉房静悄悄的。一把铁铲插在淋湿了的煤堆上。向四周伸展的包着石棉的管道滋滋地冒着蒸气。还是隆冬，外面天气很冷，房里却是暖烘烘的。炉旁一间隔开的工作间里，放着一张钳工工作台和两张条椅。一个小伙子穿着工作服，戴着蓝布工作帽，低着头坐在那里看《参考消息》。这是政府供给机关、工厂的干部阅读的“内部报纸”。文革中，它被实际上普及了。它是中国老百姓获得外部世界信息的几乎唯一的来源，除非你敢冒着被批斗甚至坐牢的危险偷听“敌台”－－“自由中国之声”或“美国之音”。
我静静地观察了十几分钟，那小伙子却一直低着头看报，并不望我一眼，也并没有什么人来干涉他。我感到有些奇怪：锅炉工的工作是这样轻松的么？在我的想象里，工厂的工人们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内，一定也是手脚不停地不断干活的。也许，它是比农村的活要轻松一些。
我招呼了一下那位小伙子，知道他姓顾，初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就来这里干活，已经一年多了。
“你们上班可以看报纸的么？”我问小伙子。
“当然可以的！”他说。
“看书呢？”
“也可以呀。你供够气就行了。”
“没有人说你们的么？”
“说什么！我供够气，领导还要表扬的哩！你看，现在气压只有４公斤，快不够气了，我把它烧起来，烧到１０公斤，就又可以坐了。”
他按动电纽，启动了引风机、鼓风机的马达，炉房立即轰鸣了起来。他戴上了手套，操起铁棒，顶开炉门，把煤层撬了几下，炉膛刹时白炽通亮。他勾出了一块煤焦，再潇洒地抛进去几铲煤，关上炉门，然后再开动水泵进水。
“你看，已经升到６公斤了。再加几次煤，就可以了。”
一个小巧的女孩子进来，叫声“阿宝”，给了他一包报纸包着的东西，向他讨好地笑一笑，便出去了。
我看着阿宝的操作，注意着缓缓上升的气压指针，直到接近标着红色警戒线１０公斤处停止。他按停了鼓风机，脱下手套，抹一抹额上的汗。炉房立即又安静下来，只是各个阀门空隙处滋滋冒着的蒸气显然比刚才猛烈得多。我一看表，从启动到停止不过二十几分钟。
“又可以坐多久了？”我问阿宝。
“看用气量。用气量大，只能坐半小时，用气量小，坐一、二个小时都可以。”
“这么说来，一天八小时工作，起码可以坐４小时以上？”
“不止。因为两个人一班，可以轮流来。”
我一听更乐了，差不多立即决定应该到这里来。因为这将能使我额外获得多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啊！
回来的路上，我想，好吧，就作锅炉工吧。锅炉工手执着铁钎，挥汗如雨，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工人形象，从此，就可以脱去了小资产阶级学生的帽子，以产业无产阶级的资格说话了，这是理论上在中国拥有言论自由的第一阶级，看那些批判我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茶场的农友们关心我，问我回城后的情况。我豪气十足地回信对他们说：“我已经当了锅炉工人了。保尔的职业！你们还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你们还记得保尔坐在锅炉边就着火光读书的情景吗？”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诞生的》！
锅炉工要上三班，这使我有了更多的白天的时间。我把我的书搬到了集体宿舍，晚上可以看，白天我则去中山大学东区图书馆看书。我不是学生，没有学生证借书，但这里有大量的书籍是敞开书架任学生取阅的。我几乎每天都去。在那里，我读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读了鲁迅、茅盾、范长江、邹韬奋的许多著作，有了许多很好的心得，可惜未能仔细笔记下来。
一天，我遇到了久违的何志波。他作为工农兵学员正在中大哲学系学习。一九六八年末的那次监护批斗，何是我的“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不过我从来对他没有恶感，我总认为他是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独立见解的正派人，虽然从文革的第一天起他就是与我对立的两派。实话说，我倒有件事很对不起他：一九六七年三元里“820”惨案发生，那时在我们学校，慑于井岗山公社的绝对优势，对立派一般不敢回校。何志波在这时不知为何回了学校并与我就“820”惨案的责任发生了辩论。我对他似乎是完全不顾事实的态度所激怒，一时火起，竟朝他的额头一拳击去。他的眼镜被打掉了，望着我，一脸惊愕的神色。显然，他想象不到我会动手打他。辩论悻悻而散。
我立即后悔了，并且多年来一直内疚于心。因为在别人无法自卫无法还手的情况下去打别人，这简直就是一种流氓无赖的行为。特别是我在后来被关押批斗的期间，作为砧板上的肉，挨了多少打，他本人却没有对我作任何的报复，这更使我惭愧。
见面了，我向他再三道歉，他却很大度，说这种事不必再提它了。
由于“站队正确”受到的优待，他毕业后没有上山下乡，分配到了省柴油机厂。后来又推荐读了大学。我问他怎么读起哲学来了，他直率地说，就是受了我的影响。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对立派，他早已注意到了井岗山公社内部关于文革理论的辩论。搞我的专案后，对我的那些被批判的“反动”哲学观点也感到了兴趣，从而影响了他选修哲学。
那时，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猜测杨文的后面有什么政治背景。但我总觉得杨文似是有感而发的，也许是夫子自道。杨荣国在文革中是“反动权威”，又是支持红旗派的，因此没少吃苦，没少挨斗。他文章中的控诉：“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以已度人，我总觉得他是在经历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之后，对林彪、黄永胜一伙在广东实行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虽然这个抗议是以批孔的学术文章的形式发出。后来我把这个看法反映到《民主与法制》一文中。
我向何志波说了我对杨荣国的看法，问他现在杨先生怎样了。他倒不觉得杨荣国有这般的春秋笔法，只感到杨先生是个很平和的老头，子女很多，堪称生子冠军。说是有机会会带我访谒一下杨先生。
何还带我去旁听他们的哲学课。我听了几次，颇有些失望。难道这就是大学的哲学课么？教师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照本宣科，了无创意。学生们的提问嘻嘻哈哈一番，也没有批判性。我是旁听，不好唐突，故以后也便不再去听课，仍是自己看书。也许这般的哲学课是那个禁锢时代的使然罢，现在可能会活跃一些的了。但想来，在“四个坚持”的思想统制下，也不会根本改变到哪里去。
虽然在业余时间里我抓紧了自己的学习，但上班时，我是兢兢业业，努力干活的，因此得到了上下的好评，认为我当班的时候，总是供气最足的时候。
这年二月，我去参加了省总工会举办的锅炉工知识培训班。每当我来到珠江边这座雄伟的建筑前，举头看见钟塔以下尚未修复的满壁的弹洞，总不禁想起毛泽东的那几句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而感慨万千。
培训班，我以96分的优秀成绩结业。厂长白庆国见到我满脸是笑：“哎哟，王希哲，你考得最好！”他说。
“运气好，懵的！”我说。
“懵的？懵就能懵出九十几分，更不简单。”
团支部书记李大琼找我谈话，希望我参加党课学习，说这是党委的意思。我有些意外：“难道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么？”我关心我的档案。我不知道我从学校到茶场那样多的被批斗的材料会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我问政工主任潘宏连。他似乎不大重视这些。他说：“我们只看你在厂里的表现，你的档案我还没有看过。”
进厂几个月来，我发现厂里的干部对工人都是很客气的，完全不同于茶场的干部对知青的凶恶。相反，工人不顺心，指着干部鼻子骂，干部则不敢作声或陪笑脸的场面时时可见。我问工人，文革前工人也敢这样骂干部的么？
“那时谁敢？文革斗得他们怕了，他们才不敢狗屎呢！”－－工人回答。
在熟悉了新的工作，稳定了新的环境之后，我的眼光又一次转向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但这时我却发现，我已经不认识林彪了。
在报纸上和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材料上，林彪已经不是那个手摇毛主席语录，号召“三忠于、四无限”的毛泽东主义者而似乎是整天向人民推销“四书”的酸腐不堪的孔孟之徒了；他已不是那个杀气腾腾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论的法西斯主义者，倒似乎是一个反对秦皇封建专制，要求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右派分子”了；他已不是那个文革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口号下，压制、迫害乃至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那个恶魔，倒似乎成了处处关心人民，反对知青“变相劳改”，反对干部“变相流放”，反对工人“变相失业”，反对红卫兵成了“替罪羊”的为民请命的新的“海瑞”了；更怪的是，林彪的纲领居然是“民富国强”，而“民富国强”又居然是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复辟纲领了！
我明白，这一切都是文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所为。他们是所谓的“新贵”，是一九六八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形成的新的特权阶层。他们根本不愿承认林彪垮台的事实，更不愿看到林彪垮台后必然出现的新的社会变动，因为这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动，都可能成为彻底摧垮他们既得利益的开始。
林立果、于新野等人还是颇有点聪明的。他们看到了他们这个集团伙同毛泽东、江青对中国造下的孽所带来的天怒人怨。他们发现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他们现在阴谋反毛了，便反转来，企图利用这座火山，把造孽的责任统统推到毛的身上。他们终于失败了。但他们承认了这座火山，并第一次向人民揭露了这座火山，却不能不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历史贡献。从此，“民富国强”的口号，“反对秦皇封建专制”的口号，便为李一哲大字报所接受并薪火一般，向“四五天安门运动”，“七九中国之春运动”，“八六学潮”，“八九民主运动”……一波一波地传了下去。
江青一伙却骄横不可一世。他们视人民为无物，根本不承认什么火山，竟敢坐在了林彪集团企图利用的火山口上来压住它。他们的逻辑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此，他们要坚持上山下乡，他们要坚持五七道路，他们要坚持“越穷越革命”，他们要坚持“秦皇专政”……总之，人民憎恶的一切，人民期望林彪垮台后通通都能改变的一切，他们都要坚持。他们便成了人民公敌！
他们把人民急切解放自己的呼声宣布为“右倾翻案”，把国家和社会企图摆脱极“左”束缚的历史要求宣布为“复辟回潮”，这样，变戏法一般，林彪便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林彪的路线便成了"实质极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于是到底应批林彪的极“左”还是批所谓“极右”，便成了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成了各利益集团磨拳擦掌，剑拔弩张的斗争中心。一埸大冲突不可避免了。
我那时非常喜欢读恩格斯的一段话：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走向黑暗（十）邂逅李正天与结识郭鸿志
1873年６月20日，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夜，从苏家归，遇李正天。多年不遇了，约明日下午来。”
我是1973年３月认识李正天的。那正是所谓“三月黑风”的时候。由于“珠影东方红”成分比较复杂，又积极参予了“125”冲公安局和“28”冲击广州军区行动，广州一军管，军方立即拿它开刀，宣布其非法。取缔了“珠影东方红”。那时，每天军管宣传车满街转，高音喇叭不停地宣布着“珠影东方红”和其他被取缔的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站”、“红农友”、“中大工人赤卫队”及其被捕的头头的罪状。一片恐怖。
一天，我去中大看大字报，发现中山铜像旁的大字报棚围着一堆人。我凑上前去，只见一个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着黑色深统皮鞋的小个子，横眉怒目，硬硬地伸着指头与另几个人辩论着。围住他的人，也对他指指戳戳，闹闹嚷嚷。他们在嚷些什么，我听不大清，只听得小个子在喊：“你胡说！‘珠影东方红’是‘非法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把非法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
我不禁然一震－－在那般高压肃杀的气氛下，直接面对着围攻，却能正义凛然，在这“非法”还是“反革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上为“珠影东方红”作绝望的辩护，真是一条汉子。他是谁？旁边有人告诉我说，“李正天，绰号大皮鞋，美院的。”
但我实在已经记不得我又是怎样结识李正天的了，只记得我曾邀他来十七中参加过一次座谈，由此，他也认识了陈一阳。
他是美院学生，但在美院内他似乎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保胡一川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便不以美院为基地活动，而是与徐文敏、邱克夫等人，再围绕一批中学生搞了个“红司呐喊”。大字报也很引人注目，1967年８月武斗前夕，写了《大战临头，前途何在？》后来最著名的，便是批佛山会议“改良主义”的《十大分歧》了。李正天本人又常以“美院延安”、“美院1126”的名义刷出一些同样性质的大标语来。他把大标语的字及落款写得十分美工化，因此显得独树一帜，在大街上十分抢眼。
后来，他又找到郭鸿志、胡大钧等一些省直机关的干部在省科委二楼２７号房搞了个“２２７串联会”。这个串联会并没有太突出的社会表现。据李正天说，他们只着重内部的理论学习和探讨，这也为他后来的介入李一哲，准备了条件。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和陈一阳亡命武汉，听说李正天也到了武汉，与《扬子江评论》搞在一起。“扬评”是反周恩来的，莫非李正天也公然反周了么？我便没有去找他。如此一晃便五年了。
他来到了我家。我父亲恰好正准备上班，一见他，便把我拉到一边，问我：
“来的是什么人？”
我答“朋友”。
“朋友？叫大皮鞋吧？你怎么才回来几天又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他有些不愉快。
我真没想到父亲也会认识他。那也难怪，文革中，珠影作为那么一个矛盾的焦点，自然少不了李正天的出没。我只好与李正天改期。
几天后的傍晚，我约他在赤岗的14路车汽车站见面。车站隔石榴岗公路是一片荒草地，倒卧着几条水泥电线杆柱子。这地方现在是海军１２７医院。我们坐在柱子上。
“这几年你怎么过来的，小李？”我问他。他年龄比我大，但个子小，故我称他小李。
他说，他从武汉被押回来后，便关进了西村监狱。由军方的专案组审查。重点是企图要他招认与军区湘伟、江民风的关系。他们认定“呐喊”在文革中的反黄是湘、江的指使，目的是搞垮黄永胜进而搞垮林彪。李正天拒绝承认，于是便招来了连番的殴打和逼供。我问：“你在西村见到武传斌了吗？”我听说那时武也关在西村。他说没见到武传斌，但知道赵紫阳也关在西村，狱警常常向他谈起赵紫阳的一些消息。
“你什么时候才放出来的？”我又问。他说，他的案子一直拖到“九一三”后，才不了了之，把他放回学校，继续审查，一直到现在。
我问他对于“九一三”后，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他茫然不知所对。说，我关的时间长，刚出来不久，不太了解情况，还是你谈谈吧。我只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这几年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趋势，着重地向他介绍了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二种批林方针在当前的冲突及其意义。他只是听，偶尔附和几句，没有什么交锋的意见。我感到颇为意外和疑惑：虽说他才出狱半年，但半年已自非短，一个有心的人不应对社会隔膜如此。
之后，我便没有再去找他。
八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当中班，习惯地去政办取了报纸来看。只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着《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按语，说的是辽宁兴城县的一名知青，高考不成功，便在试卷上就考试本身，发表了一通否定的议论。而按语则赞赏它是“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文革几年，荒废了千千万万万青年的学业。而所谓“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早已成了走后门的竞争，遭人痛恨。周恩来批极“左”后，恢复高考，不失为一种挽救教育，给青年一个相对平等的上进机会的办法，是普遍受欢迎的。当此“十大”召开在即，毛远新抛出这么一个东西，企图扭转方向，把矛盾公开化，其政治挑衅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工人们到炉房来打热水，我把这答卷和按语讲给他们听，没有一个是赞成的。他们要我写文章去批驳它。
我连续向《人民日报》发出了三篇短文，如所逆料，未能发表一篇。该报倒是用花边框出一篇文章，署名姚青新，（据郭鸿志后来分析，此名大概是暗示他们的后台是姚文元、江青、毛远新）题为《劝君莫奏前朝曲》，片面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加以嘲弄。令我愤慨。
不是说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只是对反革命才实行“舆论一律”么？不是说“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么”？不是说“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压制批评是犯罪的行为么”？我现在是人民内部还是人民外部？究竟什么是“内部”、什么是“外部”？你在台上，你掌握了宣传工具，宣传你的主张，你当然认为你的主张是革命的，反对你的主张是反革命的，起码是错误的。你既然有权压制反对你的主张，不允许他们见报，那末，“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又怎么可能实行呢？人民民主又在哪里！
我把这几篇文章都寄给陈一阳看，征求他的补充意见。他阅后，建议我把这些文章也给李正天看看，听听他的意见。他已知道我会见过了李正天。
十月十一日，我去美院，再次找到李正天。他被安排住在教工旧宿舍楼地下的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等候分配。与他同时受审查等待分配的还有美院造反派学生头头简宣义，但他们没住在一起。
我把张铁生答卷的事对他说了，问他的看法，他又是茫然：
“什么张铁生？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我只好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他看了后对我说：“我介绍你认识个人，你一定和他谈得来，他是位电台干部，叫郭鸿志，很有头脑，很有学识。”我一听大为高兴，我正想结识电台的人。因为我那篇所谓“基督教的本质”，被陈一阳评价为标志着红卫兵青年林彪派与林彪体系彻底决裂的文章，就是冲着电台写作组的文章而发的。我一直想了解一下此文的内幕。我不熟悉电台的人，文革“三月黑风”前夕，电台“东方红”已受压，我曾带队翻过越秀山到电台参加过“东方红”的集会，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当时结识过一些人，但久无来往，人物姓名已全忘。
一周后，十月十七日。李正天带我去连新路见郭鸿志。
连新路在中央公园的西侧，我见郭心急，走得飞快。李正天大为惊讶，说：“我走路别人都说我快，你走路比我更快！”
我们进了连新路的一座小院，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妇女。原来这是电台编辑李秀芳的家。她的丈夫徐伯平是原省高教厅干部，李正天“２２７串联会”的成员。文革后期“清队”中跳楼自杀，邓拓式的悲剧人物。李秀芳很和气，胖胖的，戴副眼镜，经常要用手背向上推推眼镜，问你“吃过了吗？”后来的“李一哲集团”中人物一律称她“李大姐”。
老郭已经在书房里等我。几座接天花板的大书柜藏满了书，大多是历史人文书籍。老郭更胖，大腹便便，也戴一副眼镜，满脸是笑。他说起话来总习惯用手虚掩着嘴，好像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有可笑的东西使他笑不可遏。我注意到他脚步有些蹒跚，一问之下，原来他当年随４１军急速入朝，冬装不足，被冻掉了十个足趾，算是残废军人。
郭鸿志读了我的评省电台写作组的那篇文章，非常赞赏我关于林彪事件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民主问题而不是什么马列主义水平问题的看法。他抓住这个话题，一下子把它深入展开了。
我原来还仅认为，中共的民主问题，是从１９５８年的庐山会议批彭才开始严峻起来的，我对郭还是这样说。但郭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这个问题追溯到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斗争。那时我们自然还末能清楚地看到，西路军的覆亡实际是毛泽东翦除异已，借刀杀人的结果，但郭鸿志已清楚地指出，党内后来的一整套压制民主，残酷批斗干部的方法，就是从整“张国焘路线”开始的，四方面军干部被整得很惨，甚至逼得许世友造反。以后党内斗争只要一上纲上线，立即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说话，但人心始终不服，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也清楚。所以解放以后，徐向前、李先念虽然有职无权，也得在国务院、军委里安排一下，以平衡四方面军。
他又说，中国党是这样，苏联党、国际共运也是这样。苏联的不民主，也不仅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列宁的第三国际整孟什维克，骂第二国际就是派性。只许搞布尔什维主义，不许搞社会民主主义。说人家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但人家一直存在到现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越来越多，可第三国际自己早就没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完蛋了。共产党内的不民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搞到现在快60年了，还赶不上美国，若到本世纪末还赶不上人家，就只能证明第二国际是对的，十月革命多此一举。
老郭的这番话对我真个是振聋发聩，耳目一新。我们受着共产党的正统教育，多年来我们只能读到正统的党史，我们无法知道掩藏在这党史后面的实际的阴暗面。而只有真实地了解过去，才可能真实地了解现在。郭鸿志对我的启发实在太大了。我立即给陈一阳去信，热情洋溢地向他介绍说，我结识了一位久经锻炼，思想极其精湛的老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我已把他视为我的导师。
我十分希望陈一阳能早点回来参加我和郭鸿志的探讨。李秀芳则担心，他不希望我把太杂的人带到她家来。我坚定地介绍说：“陈一阳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同志，遇事你们宁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也许我会动摇，他决不会动摇！”
这之后，我几乎隔一、二天就要与郭鸿志、李正天聚会一次。中午，李秀芳为我们烙饼煮白菜汤吃，完了，我便骑上自行车，返回二十多公里的新洲去上班。
我们讨论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项明也曾来参加过我们的讨论。他对“革命样板戏”的越改越“左”颇有微词。他说，他不敢听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因为一听那音乐，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们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讨论到了法制的问题。这是由好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正值高潮的批林批孔运动，越来越抬高了先秦法家的地位，把它说成是延续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时代的“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虽然我们知道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无论如何，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口号我们是可以接过来充分利用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始终认定，杨荣国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着他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文革以来的中国已经根本无所谓法制。另外方面，我们讨论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以后，苏联理论界对贝利亚、维辛斯基破坏苏维埃法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批评。更重要的当然是实践，是文革中对林彪、黄永胜在广东制造的大量冤案、血案。那时，原中南林学院《红色暴动》报编辑郑庆和与他的助手陈湛明（文革中，陈湛明与汪岷是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报的编辑）对海南大屠杀作了大量的调查。他们整理了大量材料，拍摄收集了几大本屠杀证据的像片（项明为他们提供了摄影技术上的帮助），企图向中央说明原海南军分区司令员孙干卿在林、黄的指挥下在海南干出了多么惨绝人寰的坏事。
他们的活动据点在光塔路６８号，我和李正天常去。郑也不时来莲花井会见我们（李大姐家的后门便是莲花井）。我对郑庆和所作的工作极为赞叹，他的实干精神和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材料非常详细，像片惊心动魄，连每一具已化为白骨的尸体，弹洞所在的位置都用箭头标示得清清楚楚，更不必说血案的经过，尸体埋藏、挖掘的位址了。
他来到我们这里，总是害怕“窃听”，要求开着收音机谈话。说是这样录下来的音会一片嘈杂，听不清楚。但对这种事，我历来的态度总是，警察要听就让他们去听好了。
他似乎并不看重我们的的理论探讨，他捏紧拳头对我说：“最重要的是材料，材料就是炮弹。他们最怕的是这个！”“他们”是什么人？我们针对的是哪一些“他们”？我感到，我与这些文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们（其实李正天更多的属于这些人）之间，已有了道深刻的沟壑。他们仍停留在文革的斗争目标上，把那些仍然压制着他们的某派官方势力，视作自己的主要敌手。而我，则把整个国家的不民主制度，视作自己的改革对象。
当然，我也重视他的材料，在后来的批林揭黄运动中，李一哲甚至仿效他，组织了调查组，调查一些广州的重大假案。但我坚持认为，没有国家全局意义上的政治改变，个别血案，无论多么惊心动魄，它的揭露，也是不会有什么动摇的意义的。不过我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要求中央加强法制，对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人物，无论他已经下台，或是尚在台上如韦国清之类，都必须依法对他们实行追究，不能搞“刑不上大夫”。
走向黑暗（十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１１月５日，也就是在我与郭、李不断地切磋一个月之后，郭鸿志提出，是否三人各写一篇文章，把这段时间我们的讨论都各自总结一下。我们都很同意。
一个多星期后，我的文章写出来了。写这样的文章对我已是轻车熟路。
我的文章写了五个部分，我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复辟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外衣下掩盖的封建性法西斯专政，解决它的主要方法，是“广泛的人民大民主”。第三部分后，是对林彪体系的阐述和批判。这些都是我英德茶场时期的文章已有的思想，新的发展主要是两点：一是我发现被共产党视之为“反动”、“反革命”的人民的反抗，往往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右派进攻”等等，因此我在历史的外衣下，主张对那些“打着反革命旗号”的人民起义都应给以“崇高的地位”；二是我评论了“十大”以来时髦的“反潮流”口号，认为没有民主的前提，“反潮流”不过是一句空话。我说：“古往今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其实，鲁迅极少通过日本朋友发表文章，他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北京、上海的刊物上或自行结集出版的。我这么说，除了可以略避“共产党时代不如国民党时代”的风险外，还因为我心中已萌发向海外投稿的打算。这段话，不过是试探的气球，可以为我今后的行为辩护。当然，我真正向外发展的实际操作，已是六年之后的“中国之春”运动中了。
郭鸿志自己没有写，我没有怪他。李正天则拿出一篇提纲式的东西给我们看，里面，他对加强法制，追究血案提出了一些看法。
我不喜欢李正天的文字，觉得太干巴，没有逻辑的说明，也没有特别的创意。李正天也感觉我不大满意他写的东西，便皱着眉头解释说，他现在写不好东西是因为脑袋被打坏了。他用手捶了捶脑袋。
郭鸿志建议把我们写的这些东西给毛主席寄去，他认为毛主席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的。我们也都赞成。
我由于是第一次与李正天合作，又由于引见郭鸿志毕竟是李正天，不好太否定他的东西，便主张把他的那个提纲附在我文章的后面作为第六部分，总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接着便是署名。一开始我主张“洗犁”（希、李之意）但又觉得不像真名不好，那时时兴“梁效”、“罗思鼎”之类姓名化的笔名。“王一天”也不好，既不好听又有霸气，易受攻击，最后还是我决定用“李一哲”。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还要征求陈一阳的意见，因为我的许多思想包含陈一阳的劳动，若他也同意此文，那么“李一哲”的“一”便是陈一阳，若他不同意，这个“一”便是破折号。
李正天一听用笔名“李一哲”大为高兴，连说“好，好，好！就这样办。”此事便议定。
然后，我又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两个年青人。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学生。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振奋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也振奋了我们，林彪法西斯党徒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镇压了我们。
从那时起，我们的命运便和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的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
几年来，我们挨过打，我们挨过抓，我们挨过斗，我们也挨过饿，我们挨过了难以计数的折磨。
那时候，望着铁窗外秋后的落叶，我们苦苦地想也许我们是犯下了什么罪过了吧？
后来，当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到工人中间，农民中间，干部中间，走到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中间去时，当我们仔细地倾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声时，当我们从他们的呼声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愤恨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想错了。
革命有什么罪？大民主有什么罪？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有什么罪？
为什么要抓他们？斗他们？甚至杀他们？
没有了他们甚至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哩！
敬爱的毛主席：
成千成万的先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给社会主义的未来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给社会主义的未来了。
您告诉我们，实现这灿烂的希望，肩起这沉重的委托，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历史的责任。于是我们决心写了这篇东西来谈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是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斗争才能生成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专政应当怎样巩固，社会法西斯主义应当怎样反对？人民只有人民才能真正懂得。
于是，研究它，解答它，实行它，各种的思潮便是任何东西也压抑不住它的涌现了。这是马克思主义求得发展的多么好的营养呵！
敬爱的毛主席：
也许文章尚未达到您的手里我们便横遭镣狱之祸。我们是准备着的。民不畏死，抓奈何哉？
但是我们相信，文章终归要达到您的手里的，因为革命总是自有后来人的。
如果愚公能够感动上帝，难道我们就不能感动上帝了么？
顺祝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
郭鸿志一看连说“好，好，嘎然而止，余韵无穷。”问他要不要也署名。我考虑他是老干部，文革中动不动就揪黑手，为保护他，还是算了吧，便建议他不必署名。于是这封给毛主席的信，便由“广东水产制品厂锅炉工人王希哲广州美术学院尚留校审查学生李正天”连署了。
信复写出来，给毛主席的一封连同《民主与法制》，由李正天交铁路上的朋友刘赤带到北京去寄，一封给省革委丁盛收，由我寄出。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三年的十二月上旬。
“光塔路６８号”帮我们将此文刻印了出来，然后散发。不料此文却首先在广州各大学正在留校受审查的原造反派头头那里遇到抵制。
首先是中大的黄意坚反对批极左，对我们的文章站在批极左一边大不满意。无论我怎样向他解释我们今天已不能囿于造反派的狭隘圈子来考虑国家政治形势的问题，他都仍然坚持说“批极左就是批造反派的。”他对我们的民主思想也极力反对，认为我们每一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接着，李正天又告诉我，他无法说得赢华工的吴枚和华农的马锦郁，只好对他们说文章是王希哲写的，要我直接去与他们交锋。
我到华农，见到了他们两位。吴枚很随和，没有太多的挑剔，马锦郁则有一种派头，似乎总在告诉你：“你算什么？你能懂得多少东西？”他不赞成“林彪体系”的提法。他说：“什么林彪体系？林彪有什么体系？林彪不过是个小丑。你们提林彪体系，是把他抬高了。你们读过多少黑格尔？……”李正天笑了笑，望着我。我回答说：“现在林彪垮台了，轻描淡写把他说成是小丑是容易的。但要承认这个小丑曾经统治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并至今还具有大影响就不容易了。而敢于向他的这全套东西发出挑战和批判，就更不容易了。”
“不错，黑格尔体系博大精深，林彪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林彪的专制政治思想，既然涉及各个方面，你就不能不承认它已成了一种体系。”
我不断地与马锦郁辩论着，虽然不能最终把他说服，但他已不能再对我傲慢。批判李一哲后他改变说，他喜欢我的文章。经常带着一些所谓我的文章的“崇拜者”来找我。
在原广铁总司头头温仲其那里，中山大学工人头头周胜军那里，我也作了解释的工作。 转眼便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一天，政办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最近你是否写过一篇什么东西转到上面去？”我说是，“写给毛主席的。”他又问与什么人一起写的。我答美院的李正天。没有提陈一阳，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陈一阳，不要提他。虽然陈一阳这时已来信盛赞这篇文章，预言它发出去后必然有如中子轰击原子，产生难以估量的核爆般的效果，并同意介入此文。
潘没有再说什么。
但风声却越来越紧，到处有人来告诉我们说，省里很重视这篇文章，可能要抓人。果然没几天，我们便看到了一份材料，是孔石泉、赵紫阳召集的省革委的一次会议。那些结合到了省革委的原两派的头头们刘继发、梁锦棠、刘均益、孙亦武、武传斌纷纷表态反对李一哲的文章，表示划清界限。武传斌还揭发了李正天曾怎样鼓吹白专道路云云。这些上层头头除了武传斌之外，与我并不熟悉，他们文革里知道李正天多一些。于是便想当然地把此文的主谋和肇事者认作了李正天。从此，李正天便成了批判李一哲的主要打击对象。
《民主与法制》并不是派性的文章。但它的作者在文革中派别的身份和它的问世首先在某派的层面上流传，使它不能不蒙上了一层派性的色彩。
赵紫阳显得很老练，一定要先获得各派头头们与李一哲划清界线的承诺，这是他实际重新主政广东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刘兴元早已调职四川。丁盛代表的军方势力，林彪事件后，也在渐渐地退出执政的第一线。责任全在他身上。他小心翼翼，生怕踩响派性的地雷。因此，对李一哲的打击，一开始，也只是试探性的。
李正天在美院开始遭到围攻。《李正天何许人也》、《不许李正天消遥法外》的大字报在美院教学大楼四周张贴。
那天，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研究后，决定拟文反击美院的围攻，我起草。李稍有惊吓，颇有失措感。现在只有鼓励他顶住。”
是这样的，由于李正天对《民主与法制》一文并没有很深的思想基础，过去一个多月遭到朋友的批评，已感绌于应付，现在突然遇到了敌对的压迫，威胁和围攻便更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了。
郭鸿志把我叫到中央公园，坐在石凳上很生气地对我说；“怎么搞的，小李这个人又不是没经过世面，单印章略施小计，就把他吓成这样！”－－单印章是广州军区政委，在省革委主管广东宣传文教。郭鸿志认定，他也是批李一哲的主管。
我问，你听说老人家对我们的文章表了态了吗？郭说没听说。我说那好，告诉小李，咬定我们的文章是写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没有表态，任何人无权给我们的文章定性。”
我赶到美院看了所有的大字报，根据他们的问难以李正天的名义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记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阐述我们为什么反对美化秦始皇和秦皇朝的封建专制。李正天将此文抄成大字报，贴在美院大楼外侧的墙上，引来了校内外师生和许多群众的围观，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李正天得到了支持，显得坚定了起来，在他的据理争辩下，美院批判的声浪居然日渐沉寂了下去。
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美院形势好转。故斗则进不斗则退。李始喜形于色，略有骄气。”
当然这次打退美院的围攻，还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沉着应战，寸土不让，它主要是因整个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一个批判揭发黄永胜的高潮在赵紫阳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
走向黑暗（十二）赵紫阳与批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没有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在其复杂性上，可以与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相比的了。
林彪集团的突然垮台，使中国社会各家政治力量都激动了起来，他们都企图在“批林”的口号里，插进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使批林运动按照自己的愿望走去。
毛泽东批林。他最关心的是不能翻文革的案。他看出批极左的目的就是要翻这个案。他不允许批极左，周恩来是“右倾翻案”的总根子，他心里有数。因此，他赞成批孔以借古讽今，他甚至纵容默许了江青对周恩来的含沙射影或明火执仗的攻击。但有个最后的界限，他不允许江打倒周恩来，因为周扮演着共产党的红脸，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被打倒的上层官僚们在受到委屈时获得保护和解救的最后指望。如果这红色的面具最终被打破了，那么大乱也就临头了。
江青批林。她最关心的是打倒周恩来，她一心要把周恩来算计成“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批林就是批“周公”，这对她是毫不含糊的。她不允许批林批孔离开攻击周的方向和轨道。周恩来批林。他是真批林。他知道只有真批林才能解放大批上、中层干部，使国家从长期极左的束缚中略松一松，喘一口气，以待复苏。他的愿望是接近人民的愿望的，因此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周的批林，在形式上是求稳保守的。他非常不愿意再出现他实际不能控制的大规模批林批孔群众运动。
王洪文批林。他是江青的一帮，但他不等于江青，周恩来并不是他的主要敌人，他最紧急的不是打倒周恩来。他出身上海，是“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唯一代表，势孤力单。他最紧急的是要把全国被林彪军管势力镇压，消灭了的造反派重新扶植起来，把他们的头头们提拔起来，以巩固自己刚刚在“十大”得到的副主席地位。他最希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东新到任的赵紫阳，许世友更要批林。不批林，就无法驱除黄永胜在政权，在军队的强大势力，他们在广东就立足不稳。要彻底揭黄，就需要发动群众，这点上他们接近王洪文；但发动群众，他们又怕惹起派性控制不住，这点上作为官僚本能他们又接近周恩来，而最终他们又害怕江青。赵紫阳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一九七四年广东批黄运动的摇摆不定，虎头蛇尾和最终滑稽地以批李一哲收场。
一九七四年元旦前夕，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这是中央发起批林批孔的第一个报告。他指责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到现在对群众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还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他要求“读书班的同志去组织斗争”。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江青连续在京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煽风点火，要求批孔“联系现实”。
二月，中共中央发布七号文件，点名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
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联系实际揭死党”。
王洪文更是在多次讲话中，要求解决“十次路线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发动群众揭盖子，“一，点火。二，敲。三，敲不开就砸”（三月中在上海与马天水、王秀珍的谈话）。这个讲话，立即传到了广东。
批林批孔必须“联系实际揭盖子”在广东立即有了特殊的意义。
广州军区是林彪旧部。文革以来从黄永胜、闫仲川到刘兴元、丁盛、任思忠、孔石泉历任军管首长都受到林彪的支持。他们在广东干了许多的坏事，这些坏事在过去是不会被追究的。但九一三后，在中共中央的眼里，他们干的坏事都是在为林彪政变南逃，搞南北割据作准备。在这之后的长达二年半里，广东的军管当局竟没有任何向中央揭发内幕，检讨错误的表示，反而统一口径，声言林彪“在九一三之前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全盘否定林彪”等等，并进而压制一切企图揭黄的造反行动。这就不能不更加深了中央和广东干部群众对军管当局的怀疑和不满。
在王洪文“敲不开就砸”的讲话鼓动下，三月十八日，省革委副主任，原红旗工人头头刘继发发布了一份小字报《团结起来，打一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这就是群众运动。刘继发提出来了，赵紫阳接不接受？这对他是个考验。但这时的赵紫阳还没有站在第一线。形式上，他仍排行第三。迫于形势，广东省委不得不接见造反派。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孔石泉、王首道、赵紫阳、林李明、单印章、焦林义、雍文涛、张根生、刘田夫、寇庆延倾巢而出，接见了刘继发、丘学科、周炎、罗泽权、丘长卿、潘承德、钟铝光等。（据说，钟铝光已经与王洪文的秘书有了直接的联系）。冤家路窄。这是孔石泉１９６８年后与这些“阶级敌人”的第一次再见面。就在那一年七月的省革委第二次全会上，孔石泉根据黄永胜的指令，把现在面前的这些人几乎通通送进了监狱。
可以想见，气氛不会是轻松愉快的。省委的官员似乎只是带着耳朵，倾听代表们的揭发和诉苦，没有作任何表态。
造反派们只好搬出了王洪文：
“有人甚至把中央７号文、９号文和王洪文副主席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也说成是小道消息”。
“王洪文副主席的讲话，各省都传达了，广东为什么不可以传达呢？本来是中央讲了的，你不传达，这是极其错误的”。
他们并不掩饰他们的目的：
“在外省，都有造反派当选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的，唯独广东没有，这也是广东与外省不同的”。
当晚，善变的焦林义向刘继发、丘学科表态：“看了王洪文的讲话，促动教育很大”，“对军区过去的宣传，我受了很大的欺骗。……从化会议（丁盛捂盖子会议）是要批判的。刘继发的小字报是正确的，有推动作用”。
但孔石泉领衔的这次接见，已经是他在广东的“最后的晚餐”了。第二天，中央１１号文件下达，孔调回部队，广东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归赵紫阳。这显然是为了搬开石头，让赵紫阳放手揭发广东军方的问题。广东的批林批黄运动大踏步前进了。
四月九日，李一哲贴出了广州街头的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炸开了广州沉闷的空气。
赵紫阳决定支持群众运动了，但他唯一害怕的是派性爆发，闹不好，他就要在这个上面翻船。他小心翼翼地征求孙亦武、梁锦棠对平反《批陶联》的意见。梁锦棠不敢表态，孙亦武则表示不计前嫌，坚决支持赵紫阳为红旗派的平反。赵紫阳紧握孙手，热泪盈眶！
四月二十三日《南方日报》发表原广东两派工人领袖刘继发、孙亦武联署文章《团结战斗，向林彪及其死党猛烈开火》。
赵紫阳又是这样，稳定住广东两派之后，他才大干起来。
四月二十四日，《南方日报》整版的社论就像一张大字报《放手发动群众，揭开广东阶级斗争盖子》。
四月二十八日，赵紫阳第一次身兼四职亮相，主持召开省、市八万人批黄大会，大张旗鼓。这时，他完全把广东的批孔变成了批黄。《南方日报》连篇累牍都是揭黄的文章，已几乎没有了玄而又玄的“批孔、孟之道”的踪迹了。但请读者不要忘记，江青的批孔，目标是为了批周，这就潜藏了危机，她是不会允许广东运动长久偏离了她的轨道的。周一派显然也不会允许，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但广东的批黄运动，继续向它的最高潮发展。
四月三十日，新到任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赵紫阳一起，接见了已联合起来给他们写信的两派头头。
接见时，许世友的情绪非常高涨，他说：
“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要发动群众揭盖子”。他拍着莫竞伟的肩膀说，“你们是革命的宝贝”。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把他从张国焘的马前争取到自己麾下时对他说的话。许世友一字不漏记了一辈子。
他一举为黄永胜打成反革命的军区文年生、郭成柱、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平了反。
五月十日，许世友、赵紫阳出席省、市总工会召开的十二万人大会，把广东的这场揭黄、批黄运动推向了顶峰。这次大会，由参加过中央读书班的中央委员、原红总头头梁锦棠主持。前几天许、赵接见过的两派头头全数参加，真正实现了大联合。但是，这次大会是在王洪文的影响下发动的，它违背了江、周的意志，立即引起了反弹。一年后的1975年５月，王洪文在邓小平、叶剑英的打击下有个检讨，他说：“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请注意，这次许世友、赵紫阳出席的大会，“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争论”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广东的揭黄运动急剧降温。
６月，赵紫阳匆匆宣布了广东的盖子已经“初步揭开”，批黄运动“基本结束”。好像一夜之间，报上的揭黄文章不见了，重新恢复了一篇又一篇各大学（特别是中大）批孔的文章，在历史的烟幕下，在闪烁的言词后面影射周恩来，吹捧江青。广东运动回到了江青原来设计的阴谋主义的轨道。不对，已经不是阴谋主义了。６月以后，江青的“批林批孔”已经阳谋化了。从６月１２日到６月２８日，情绪激动的江青在北京、天津的一系列公开讲话，干脆戳破了这层纸。她直截了当地说，批孔就是要揪“现代的大儒”，就是她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与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斗争。我们看到，就在这时，赵紫阳向江青表忠心了。７月１４日，他在省直机关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说：
“九大以后，林彪就向刘、丁、任面谈，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广东原宣传办负责人李树夫，可以在许多大会上公开骂江青同志，而这样一些行动受不到制止，没人追查，而且当时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就知道这些事。这不是偶然的，他还可以继续当主任，而且继续升官，这是什么政治气候？这是非常严重的。攻击江青同志的话可以到处去讲，所以，广东的反革命舆论那时是搞得很厉害的。”
他又说：
“广州有一股反上海风。反上海决不是反上海，是借口反上海反张、姚，……这个问题要再查清楚”。
显然，赵紫阳是在向江、张、姚讨好：
“林彪在广东搞你们的事情我都在查哩！所以我在广东揭黄永胜对你们是有利无害的呀！”
就在这次表忠的会议上，赵紫阳向江青的布署妥协了：
“研究法家的革新思想，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很好地发动干部群众，很好学习儒法斗争史”。
“学习儒法斗争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我们必须紧跟中央（？）的战略布署，把这场运动引向深入，进行到底”。
江青批孔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赵紫阳已经不能再装糊涂了。这对他确是一个两难。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使他明白他不能违拗江青的意志，他必须使广东的运动与江青保持一致，但他又不敢承担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风险。赵紫阳毕竟是赵紫阳，他有办法。这就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７月１８日，广东省、市委，广州部队召开更加声势浩大的十六万人大会，主题是：“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赵紫阳在会上按照江青天津讲话的口径说道：“二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但在发布新闻时，他却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只以“省委负责人”的名义见报，从而缓冲了大会的影响，减轻了个人的风险，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充分表现了他此时首鼠两端的矛盾遑遽态度。
李一哲“救”了赵紫阳。
就在此时，李一哲大字报出现了。李一哲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把他们去年已被省委定为反动的写给毛主席的信加了洋洋的序言又一次抛了出来，复盖了北京路与中山五路的几乎整个十字路口。他们毫不含糊地把矛头指向了江、张、姚，他们不允许广东省委背离广东的揭黄去紧跟上海帮，把火向周恩来烧去。这一回的影响，真的有如《基督教的本质》；这一回的震动，真的有如“中子轰击原子”了！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共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各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
赵紫阳不是表了态，广东决不允许反江、张、姚么？
赵紫阳立即抓住了李一哲大字报，发起了一场规模决不亚于揭黄批黄的批李一哲运动。这真是金蝉脱壳之计：赵紫阳一方面把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变成了批李一哲运动，可以向江青交帐，又可以躲开了不得不把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尴尬处境。一石二鸟，赵紫阳何其有心计！李一哲几个小人物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广东省委如此高规格的批判礼遇，秘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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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3 23: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