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反英抗暴

阿陀

       支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

                                       

      印尼事件的风波尚未平息，又爆发了持续一个夏季的“支援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运动”。这两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错乱，以及文革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华人聚居地区的影响。
    在香港暴动发生之前，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状态。1966年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左派群众在澳督府批斗澳督，大获全胜。左派势力头脑发热，希望在香港也搞一点事端出来，变成另一个澳门。一篇研究文章写道：“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外国人、华人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几乎同时，澳门的华人、英国人、葡萄牙人‘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对他辱骂和围攻。”
    1967年5月，香港新蒲岗一间塑料花厂发生的劳资纠纷，一点小小的火星，便点燃了震惊世界的香港暴动的导火线。中环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发生了一些冲撞和损坏财物行为，但几天后，局势出现了短暂平静。
    7月8日，位于新界东北角，横跨中、英边界的沙头角村内的一所警岗受到袭击。袭击者来自内地，他们未加警告便开火，武器包括机关枪，五名警察被射杀。同日，有人在中环和湾仔发动暴力示威，并开始向巡逻的警察投掷炸弹和腐蚀液体。
    中方迅速介入了。位于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每天用高音喇叭向港人传达中国政府和工会支持工人的信息，并在金钱上资助罢工工人，鼓动人民上街游行示威。一群港澳学生组成的反英抗暴团，后来在广州报告他们参加香港暴动的经历：

    在祖国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在香港爆发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港九青年学生，清醒了他们混沌的头脑。爱国学校的学生首先起来了，被关在港英“奴隶训练所”多年受苦最深的反动学校学生也起来了，他们互相串联纷纷组织了斗委会、战斗组、印传单、写大字报，上街游行，成立街头宣传队，勇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港英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在斗争中，一大批青少年闯将涌现出来了，他们高举革命造反的旗，冲锋陷阵，锐不可挡；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和广大的爱国工人、农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向港英的反动统治发起了致命的总攻击！

    广州红卫兵造反的一幕，即将在香港上演。港英政府依据紧急状态权力，实施宵禁和进行拘捕，并突击搜查左派分子的活动据点。
    四天后，大埔乡事委员会被炸弹炸毁。香港各区长达数月的炸弹狂潮，由此拉开序幕。香港社会出现了类似内地文革的骚动，群众涌上街头，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袭击警察和英资机构。罢工风暴从私人企业，席卷了交通、煤气等公共服务行业，甚至部分公务员也起而响应。英国向香港派遣航空母舰，并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试图平息骚乱。警察和示威者爆发了连串激烈冲突。
　　从5月下旬开始，内地掀起了声援浪潮。被红卫兵所控制的外交部，显然希望事态尽量扩大，把香港社会尽量搞乱，最好趁机收回香港。5月24日，周恩来约见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强调在香港问题上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严肃批评了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口号和采取极左的做法。6月6日，周恩来作出明确的指示：

　　香港的方案今天定了，配合国内的政治、群众工作。
　　总的是一条原则，不搞总同盟罢工，不马上提出收回香港，一定要保留一手。群众运动的负责人要配合二、三线。香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不能在这次斗争中把力量全部都暴露了。都暴露了不符合党的原则……
　　经济外贸要准备香港成为死港，不靠香港也能够在国际上活动。资金留一点，资金完全不留是不成的。把资金抽出，它可能跟我们捣乱。外贸、银行起码要准备半年的斗争……
　　宣传，总社和分社两方面都配合，集中揭露，要有一百年来的资料。要有很好的宣传计划，揭露它一百多年来在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剥削，文化上的腐蚀的各种罪恶，使香港居民激发爱国情绪和意志，敢于参加斗争，仇视、鄙视、蔑视英帝。不单揭露它侵占港九，还要整个揭露它侵占香港。资料应由分社发；《人民日报》用短评配合，作为一个大运动，使群众能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要作舆论动员。

　　广州地区的声援浪潮，也日渐高涨。5月28日，地总首先向广州市发出募捐倡议书，号召全体地总成员“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6月3日，地总和红总、无产者、红卫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集会，“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镇压港九爱国同胞的滔天罪行”。会上成立了“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迫害斗争筹备委员会”，通过了给港九同胞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6月12日，地总广船分部、珠江分部和革命海员造反司令部等组织5000多人，在大沙头举行支持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大会，并再次上街游行。6月24日，地总、红总、郊贫联、一司等组织，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声援香港20个工会工人联合大罢工。
　　地总向香港同胞赠送的物品，源源不绝地运往香港，其中包括：

　　赠送了《毛泽东选集》9542套，《毛主席语录》21774本，《毛主席诗词》及单行本2601本，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18275个，毛主席像7190张及310套革命书籍，锦旗、袖章、慰问信等一大批。于此同时，地总属下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广泛的活动，从政治上、物质上大力地支援了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正义斗争。

    “红宝书”（毛泽东著作）成了风行一时的礼物。据统计，1967年全国出版的《毛主席语录》高达3.5亿册，《毛泽东选集》（1－4卷）达8640万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数量总和的七倍；《毛泽东著作选读》4750万册；《毛主席诗词》5700万册。送到香港的“红宝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省军管会已经接到反映，群众组织和个人赠送的“红宝书”，在香港《大公报》堆积成山，加上雨季空气闷热潮湿，有些已经开始霉烂了：

　　赠送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等活动掀起了热潮。到7月5日止， 办公室（指省军管会支港办公室——笔者注）共收到《毛泽东选集》26303册，《毛主席语录》57756册，“老三篇”25470册，毛主席著作单行本37659册，毛主席像章189478枚，锦旗104面。

　　据香港《大公报》来信反映，赠送宝书政治意义很大，但由于数量太多，积压现象严重，分发也有些困难。

　　香港方面不得不建议暂停送书了。
　　军管会支港办认为，行之有效的支援方法是：“一、随着港九斗争形势的发展，适时的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给港九同胞以有力的支援。二、赠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等。三、写慰问信，拍声援电，鼓舞港九同胞战斗士气。四、报纸、电台发表有关社论、文章以示声援。五、做好港九同胞在穗家属工作，发动他们写信鼓励亲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反英抗暴斗争。”
　　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广州地区群众组织共举行了14 次规模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声援香港同胞，参加人数达50多万。6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省军管会主持举行了一次有八万人参加“广东省、广州市革命群众支持港九工人联合大罢工大会”。各群众组织和个人，纷纷写慰问信和拍慰问电报给港九工人。仅广州一司就投寄了5000多封慰问信。大街上到处是标语、传单、漫画。有的群众组织还出版了《反帝抗暴》小报，演出反英抗暴的文艺节目。
　　一些在港九骚乱中负伤的港人，在回到内地治疗时，获得战斗英雄一般的待遇。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有10名这样的伤员回到内地，其中内地驻港贸易机构职工五人，国货公司职员一人，汽车公司工人二人，水泥厂工人一人，中学生一人。据说他们当中有五人曾被英警抓入监仓，多次横遭殴打，伤势较重。

　　这些伤员回来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由我驻港贸易部门通过与国内本系统联系送回来的；二是由香港进步工会派人陪同回来的；三是持工会或斗委会介绍信自己回来的。伤员回到广州后，我们在医疗和生活上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和安排，凡事先通知的，均派人到车站迎接，住院后，定期去探访，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转达党中央和祖国人民对香港爱国同胞的关怀和支持，并且赠送毛主席语录和像章给他们。不仅为他们办理好入院、报户口、联系购买车票等工作，而且对一些从农村出来探望伤员的家属也协助解决住宿问题，有的同志还在假日和休息时间冒雨给伤员家属送信，通知他们探望伤员。医院医护人员对出入院的伤员组织迎送，认真给他们治疗，有的还召开座谈会，请他们介绍斗争事迹和经验。

　　当人们把《毛主席语录》和像章送给香港同胞时，他们都十分激动，并表示一定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武装思想，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回继续战斗。
　　然而，6、7月间，正是广州地区武斗全面爆发，天下大乱之际，许多群众组织，都忙于打内战，忙于揪“广谭”，陷在武斗的漩涡中，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支援香港同胞，只是一种草草的形式而已，谁也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也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
　　据支港办反映，群众组织“对支援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有的说：‘英国佬算老几，轰几炮就可以把它消灭！’有的说：‘黑鬼兵不顶用，广州红卫兵冲过去几千，就可以解放香港！’一个青年工人反映：‘解决香港问题容易，只要中央说一句话，一个团操正步，一个晚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人们对香港问题，就是普遍抱着这么一种轻蔑态度，并不看得很严重。在7月间，除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大概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了。

　　少数学校的群众组织因打“内战”而分散了精力，放松了对英斗争宣传工作。如华南师院附中有的同学对反英抗暴斗争形势很少了解，校内反英抗暴的标语也很少。我们在北京路也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这条路的西侧共贴有大幅标语、大字报138张，而反英标语、大字报仅15张，占10％左右。

　　当时不仅有群众主张对香港动武，军队内也有这种意见。“解放香港”的标语和口号，时有见闻。深圳沙头角地区，中港双方，已经发生过几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了。7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黄永胜，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指出，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7月30日，由广州军区晏福生副政委主持，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关于当前港九对敌斗争问题的座谈会，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胡继成、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道全和深圳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王文德等人，参加了会议。 对于广州地区的文革来说， 支港问题虽然没有什么影响， 但它毕竟是1967年的一件重要事情，也是中英关系、中港关系的一件重要事情，故把会议的大致情况和精神照录如下，让人们感受一下，在难忘的1967年，粤港之间，曾经有那么一霎间，战争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像风一样从我们身边掠过：

　　罗副部长谈了如下意见：
　　……港英当局镇压进一步升级，可能还会更疯狂些，这是斗争必然规律，但究竟要升到多高？现在很难说，估计最大的可能把我在港九所有的机构搞掉，进行大规模屠杀，现在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大。如果搞到这个程度，英帝就可能：
　　一、放弃香港，准备中英关系破裂；二、实行美英联防。目前英帝还不敢这样做。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它升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在边境上镇压敌人、但究竟怎么搞？根据大家的意见，军事上的配合可有三种设想，回去向中央提出建议方案：
　　一、中印边境式的；
　　二、沙头角式的；
　　三、武工队式的。
　　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就比较大，准备把新界的敌人主力吃掉，这样做，对敌人及在世界上震动太大，逼迫敌人太紧，这不符合我们当前的斗争方针。
　　沙头角式的，就是在沙头角地区出击，把沙头角地区的敌人吃掉。这比中印边境式的规模小一点，很容易组织，不那么费劲，打得痛，但在世界上震动不大，使他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上次我们说边防部队哨兵打了，他就不敢承认嘛！如敌人再升级就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主张以这种形式给敌人以打击。回北京请示总理和军委，但建议军区应拟定方案和做必要的准备，否则就会错过机会。
　　关于搞武工队的问题，原则上目前不大合适，主要是进去后不易控制，在斗争形式发展后也有可能。沙头角过来的122人中，有60个人要求训练，请领导小组帮助一下，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发不发装备，待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可先搞些训练，主要做好思想工作，搞射击、投弹两大技术及学点简单的战术。
　　四、群众越界，仍按总理指示，尽可能不越界，不要挑起纠纷。但港英镇压升级，或敌人挑衅激起群众义愤，就可能把事端挑起来了。这方面要估计到，要做好准备，决不能示弱，敌人开枪，我们开枪，敌人打炮，我们开炮，一定要压倒敌人。

　　这些计划，后来并没有见诸行动。支港运动，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群众组织没有兴趣，军管会指望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道理，促使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最终还是一场空。到8月份，虽然中英关系愈来愈紧张，但支港运动，在广州已经基本上偃旗息鼓了。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2月3日 星期五 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