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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若水  再造文革——文革的极限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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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5 17:2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辛若水
来源:学说连线

(一)说说“再造”

我知道,使用“再造”这个词有点冒险,这也并不是说它有歧义,而只是容易招人误解罢了。我们先看一下“再造”这个词有什么含义。我觉得,“再造”即是孔子所谓的“兴灭继绝”。兴灭国,继绝世,可以说是人间最大的恩德。民国时候,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赶跑了复辟的张勋,即被颂为“再造共和”的功臣。而这“再造”显然就有点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意思。胡适先生曾经提出一个极有名的口号:“昌明国粹,融会新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虽然这口号不过大言欺人,但却足以耸人听闻的。尤其他所讲的“再造文明”,那言外之意,不很明显么,中国旧有的文明已经死亡了,所以要造就新的文明。而怎样造就新的文明呢?也就两个途径:“昌明国粹”和“融会新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融会新知”,即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昌明国粹”,即是“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然而,所谓“再造文明”也不过知识分子的空论,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再造文明”和文化大革命比起来,那就不只是小巫见大巫了。“再造文明”不过小蝴蝶扇动的翅膀,而文化大革命呢,则是十二级的大台风。那么“再造文明”和文化大革命有没有联系呢?要说精神的联系,当然不能讲没有,因为精神的联系想大多出自想象和比拟。它们都是想造就一个崭新的文明世界的,只不过一个是温和的,一个是暴烈的。文化大革命对旧有的传统,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所谓的“破四旧”即是明证,而对于外来的学说呢,除了已经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余的则是一棍子打死。文革当然也想造就新的文明,但是它却先要把旧有的文明全部扫荡干净,才去建设新的文明。这就如同把旧有的房子全都拆干净,它才肯盖新房子。它以为只有拆除了旧有的房子,这世界才像一张白纸,而只有在白纸上,才能画最美最美的图画,才能写最美最美的文章。殊不知,把旧有的房子全都拆干净,这世界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成了瓦砾场。即便以创造新世界为目的文化大革命,也难免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是实实在在的,而建设呢,则只在人们的梦里。有人说了,不破不立,但破并不等于立,这就如同拆了一座旧房子,并不就等于盖了一座新房子。拆一座旧房子,很有激情,也很快,但盖一座新房子,就非常麻烦,也很慢。盖新房子与拆旧房子的道理并不一样。胡适先生虽然讲“再造文明”,但这决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文化大革命呢,虽说有再造文明的能力,但却把这能力用在了破坏文明上。我并没有“再造文明”的宏愿,即便真的能够再造文明,也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的意思只是,哪怕没有能力建设文明,但至少不要去破坏文明。破坏文明,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建设,真的是谈何容易啊。我既没有胡适先生那么大的气魄,也没有他的海口,所以我不敢说“再造文明”,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讲“再造文革”。文明多么的大啊,就像大海那么浩翰,文革又是多么的小啊,就像滴水那样渺小。滴水在大海里自然不算什么,但文革这滴水,却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文革是刺向文明的利剑;文明是恒久的,但文革却倒下了,倒在了文明的血泊中。因为文革倒下了,所以才有再造的必要,但是,再造文革又决不是让文革复生的意思。再造文革,就如同把死去的大象或鲸鱼做成标本一样。在这标本里,自然可以看清它的骨胳、结构,看清它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是这骨胳,这结构,只是供人参观,它已经不是鲜活生命的一部分了。我的意思只是说,再造文革只是把文革做成标本,看着这日渐清晰的标本,总不免怅然若失的,于是不由自主地想象它生龙活虎的样子。

  (二)一为之甚,岂可再乎

  再造文革,并不是让文革再来一次的意思。如果文革足够好,那又何必再来一次呢?如果文革足够坏,又岂能再来一次呢?文革即便是好的,它也已经太过分了,若是坏的,那就更不必说了。文革的好坏,并不能笼统的讲;因为文革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一些人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精神贫乏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是革命的天堂,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苦难的炼狱;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批判会,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是坐喷气式,无休止的检查与交待。文革虽然以文化为旨归,但使用的手段,却弄不怎么文明。但这不文明的手段,却也是文明的产物,甚至文明的登峰造极。文革这段历史,是没有人愿意回首的,更何况回去!所以,更没有人希望它重来一次。所以,再造文革,那就是永远记住文革的教训,不让它再发生的意思。含蓄地说,就是:“一为之甚,岂可再乎?”有一次,已经太过分了,怎么能够让它再发生呢?有人问了,文革哪儿过分呢?它的理想太过美好,它的手段太过激烈,它的情绪太过疯狂,它的谋略太过深远。谁也无法否认文革理想的美好,如果没有这么美好的理想,岂能让人们如痴如醉。它的手段太过激烈,似乎无可厚非,因为它是革命,革命哪能像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呢?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首要的自是分清敌我,但在文革中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敌人的革命。敌人在哪里,不知道,据说敌人就在我们内部,那又是谁呢?谁都有可能,于是人人过关,而这就搞得人人自危,如此以来恰恰印证了萨特那句“他人即是地狱”。伟大的革命可能让人失去最基本的亲情,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文革,在法国大革命中早就出现过。雨果亲眼看到父子两个人拿枪走入不同的阵营,而双方的大厮杀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父亲看着儿子或者儿子看着父亲,倒在血泊中,真不知是什么样的感觉。革命有顺应人性的一面,但有时候,又扼杀了人性。我们是走了漫长的道路,才猛然发现,请客吃饭真好,绘画绣花真好,温良恭俭让真好。革命也是人性的试金石;从长久的意义来讲,人性是高于革命的,因为革命不能天天革,年年革,文化大革命能够延续十年,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即便是只有十年,已经把人们搞得疲惫不堪了。文革的情绪太过疯狂,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那时候人们有着狂热的信仰。狂热的信仰已经让人们超越了理性的限制,甚至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了。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如果没有信仰,那倒也罢了;若是有信仰,那必然是最高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这一个信仰。没有信仰的时代,是可怜的;但是信仰狂热的年代却是可怕的。对于信仰,我以为,不能没有,但却绝不能狂热。也就是说,不能用信仰的态度来对待信仰,应该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信仰。文革的谋略也是太过深远的,因为它所谋的,不只是未来几年几十年,而是未来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这样深远的谋略,实在有点杞人忧天的,但它却绝不以为是庸人自扰。因为所谋过于久远,所以它面对的是一个终极。这个终极可以说就是最高理想,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然而,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呢,谁也没有见过,那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其实,无论怎样想象,这共产主义只是好得不得了而已。既然什么都好了,那还想象个什么呢?想象都是多余的了。所谓的终极,所谓的彼岸世界,都是形而上意义的。大凡形而上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如果看见了,那就是形而下了。形而上能变成形而下么?这不好说。《圣经》上说“道成肉身”,大抵即是形而上变形而下吧。其实,对于最高理想、对于形而上的终极,最好的法子就是承认它却又架空它,重要的是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果定要说文革是灾难的话,那也是美好过分带来的。我们并不因为美好会带来灾难,就放弃对美好的热爱与追求。我们只要避免灾难就是了。文革的灾难,即便瞎子都看到了;可文革的美好,却没人去发掘。文革不应该成为一口只让人吐唾沫星子的废井,因为它里面曾经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清澈的水。

  (三)埋入大粪的金子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作为金子,被埋入了大粪;而知识分子翻身得解放之后呢,又把文革这块金子,埋入了大粪。文革为什么把知识分了埋入了大粪呢?因为它不知道知识分子是金子,所以才把他们埋到大粪里去。明知是金子,却又埋入大粪的的愚人,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又把文革埋入大粪呢?这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报复心理,另一方面是不知道文革是金子。因为有报复心理,即便知道文革是金子,也会把它埋入大粪的。但是,能够认识到文革是金子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的,因为他们满眼的都是苦难与折磨;因为苦难与折磨,历史的真相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正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不过,也有极聪明的,在东墙那里,放了一面镜子,西墙是什么样儿,那也就看得极清楚了。有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多少年后,倒过来想,猛然发现文革原来是对的,著名学者何新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对他所揭示的文革本质,鄙人不敢苟同,但对于他的恍然大悟,我却是由衷佩服的。许多人恍然大悟觉得“今是而昨非”,没想到会有人觉得“今非而昨是”。

  文革当然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其间的许多是是非非,你是永远都说不清的。如果你能说得清里面的是是非非,那就不是文革了。有人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真相会水落石出;可都过去四十多年了,真相水落石出了么?恐怕没有吧。文革的真相既消失在了迷雾里,也淹没在了人们的唾沫星子里。拨开云雾,才能重见太阳;正本清源,才能流出清澈的水。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文革无疑是一个聚宝盆;但如果报着奇货可居的态度来研究,恐怕并不怎么好。入宝山当然不能空手而回,但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历史的真相。经过文革的人说,那时候人们是在铺天盖地的批判中,寻觅真相的;可现在呢,我们却要在满纸的“灾难”、“浩劫”后面,寻觅文革的真相。文革确实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是后来的历史,却也掩盖了文革的真相。历史就如同砌墙,这一层砖把下一层给掩盖了,而上一层砖呢,则又把这一层给掩盖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的高墙,却不知这高墙下面,一层层地掩盖着多少真实。历史所掩盖的真实,往往是金子。文革所掩盖的知识分子是金子,而知识分子所掩盖的文革,同样是金子。我并不是给文革和知识分子各打五十大板,我只是说,文革和知识分子看来是势不两立,但从历史的渊源来讲,它们却是双胞胎、孪生子。

  在“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就讲改造国民性,以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触动人们的灵魂。要革命胜利,那自然要改造人们的灵魂;可以这样讲,文革是左翼文化发展的必然;只不过,文革把灵魂改造的矛头,指向了所有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巴金先生的《随想录》被认为是左翼文化反思文革的开始,实际上左翼文化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因为文革的种子确实是左翼种下的。其实,细想想,金子和金子并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互不相容的。金子是不应该埋在大粪里的。文革把作为金子的知识分子埋入了大粪,我们把他们发掘了出来;那被知识分子埋入大粪的文革,就不应该发掘出来么?文革对于中国历史是有别样意义的;但是这种别样的意义,很难为人们所认识。也可以这样说,文革所具有的意义是形而上层面的。如果共产主义永远都不会实现,那倒也还罢了;如果它必然到来,那文革就会在这个世界里被发掘,甚至大书特书。伟大的理想与伟大的预言并不就是科学的论断,而只是对现实的威胁。譬如“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话都足以让世界颤抖的。文革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在想象中,中国成了世界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但这种想象,并不是全无道理。说文革是共运的高峰,自然欠商量,但是在共运中,具有别样的意义,却是不容否定的。有人说,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这话是对的,电灯泡也闪光,就不是金子。文革也是闪光的,那是不是金子呢?许多人会说不是,但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懂文革的价值;如果懂得它的价值,才会明白它才是不怕火炼的真金;而且这真金能够掩去所有知识分子的光辉。

  (四)文革的极限哲学化

  完成一段历史的哲学化,我不知道,这个工作有没有人做过。可能有人会有疑虑,历史可以哲学化么?在一段历史中,可能有它主导的哲学思想,但并不好说这段历史就是一种哲学。况且,哲学思想往往是得风气之先的,正如海涅所言:“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正如闪电走在雷声的前面。”先是有的启蒙运动,然后才有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虽然体现的是卢梭的思想,但在大革命之前,早就有了卢梭的思想,并且卢梭自己都无缘见证法国大革命,所以纵有胜利,也只能献给他的在天之灵。没有人把法国大革命进行化哲学化,因为后代的研究者,很难在思想上与卢梭一较高下。再者,卢梭本身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你即便把法国大革命哲学化又能怎么样呢?君子不掠人之美嘛。有许多人乐意把文化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对比的,我也想做这一个工作。罗伯斯庇尔说过,法国失掉了以自由立国的最后机会;如果把这话来移评文革,似乎也别有一种意味。文革和法国大革命毕竟不怎么一样。法国大革命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它把自由、博爱、平等的观念传遍了世界。文革也有世界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把什么观念传到世界上去,并且文革的观念也很难具有普世的价值。除了封建的复辟势力,没有人会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灾难与浩劫,人们所强调的的是它正面的价值。但是,即便最正直的人,也说文革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而文革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几乎全部给淹没了。

  从自身的意义来讲,文革确实史无前例。如果这史无前例的事件,只留下“灾难”与“浩劫”两个词,那也确实令人沮丧。我讲过的,文革是中国历史的极限,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完成文革的极限哲学化。有人说了,难道文革自身就没有自己的哲学么?一场如此规模浩大的运动,当然有自己的哲学。这种哲学可以叫做毛泽东晚年哲学,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毛的主义,而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种哲学,我是不怎么认同的,虽然它体现了持续革命的精神。以这种哲学指导的文革并不就全部地体现这种哲学;二者甚至是有所背离,有所冲突的。我准备用另一种哲学来描述文革,这就是极限哲学。极限哲学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哲学,它没有丝毫的威力可言。

  如果说文革哲学是一枚洲际导弹的话,极限哲学也只是把这枚导弹恭恭敬敬地画在纸上。极限哲学只是想描述文革的真实,但这种真实,既不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是艺术的真实,而是精神的真实,或者说哲学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已经埋葬了;艺术的真实有赖于想象;而惟有精神或哲学的真实,能够直探本源。这直探本源,一方面有逻辑的推演,一方面有灵心的妙悟,而真正所依赖的也不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知道,对于文革来说,极限哲学不过马后炮的。但是,对我来说,又只能放马后炮。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所以只能在想象中模拟一二了。但即便是这想象的模拟,已深切地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战火连天,硝烟弥漫。我知道,人们那个时候所以在精神上打得硝烟弥漫,决不是在那里做推理游戏,在背后,实在有利益的支配,并且这利益主要的是政治利益,那个时候人们远没有今天这样看重物质利益。我们知道,即便是下棋,这样的游戏,都争得满头大汗;那个时候,有那么大政治利益的驱动,造反派们打个热火朝天,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文革的极限哲学化,对我来讲,无疑是个冒险的。但我非常热爱精神的冒险,所以也就乐在其中。极限哲学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的;可以说它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它最早发端于曹雪芹的《红楼梦》,经鲁迅发扬光大,而在毛泽东的文革登峰造极。我以为,《红楼梦》的灵魂是精神自杀,鲁迅的灵魂则人类强权,而文革的灵魂则是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可以说,这就是极限哲学正、反、合的历程。精神自杀唤起同情,人类强权决定命运,而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呢,则把中国推入了十年之久的灾难与浩劫。无论作为“正”的精神自杀,还是作为“反”的人类强权,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可为什么作为“合”的凝聚着人类强权的精神自杀,失掉了这种意义呢?大抵极限的极限,就是绝境吧。

  (五)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革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曲高和寡的文革。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是宋玉讲过的,这让人颇觉得悲凉的,然而,在悲凉中却还有希望在。说曲高和寡,并不是说没有人能和;还是有人能和的,只不过和者盖寡罢了。可能有人觉得,说毛泽东的文革曲高和寡并不对,因为当时几乎全部的中国人都投入到了文革的大合唱,怎么能说它曲高和寡呢?这分明是“千人唱,万人和”嘛。然而,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文革中,的确是“千人唱,万人和”的,只是这千人万人是用他们自己的调门来加入这大合唱的。然而,毛泽东的调门无疑是最高的,而这唱和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他这个调门的。在最高的调门,毛泽东可以引吭高歌,但那些唱和的人呢,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正因为曲高和寡,所以毛泽东有那种大孤独的心境,而在孤独中,几乎没有不感到悲凉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话虽然目空一切,却也自有一种英雄气概。

  可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需要知音的。在文革中,毛泽东并没有遇到知音,虽然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他自己却总感觉着“形单影只,茕茕孑立。”有人说,毛泽东晚年脱离了群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人民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的思想已经很给为人们所理解了,因为没有了理解,所以便只能曲解,甚至误解。对于曲解与误解,他也是没有什么奈何的,因为别人没有他那样的境界。毛泽东成为了神,一方面为人所崇拜,另一方面也为人利用。中国人对神,从来就没有多么认真的态度,即便在最狂热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们的传统是“敬鬼神,而远之”。最重要的还不是“敬”,而是“远之”。既然“远之”,那就可以不敬。人们对鬼神是存了利用之心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利用鬼,而给财神烧香,则是利用神。毛泽东亦曾意识到了自己的被利用,但在这被利用前面,他决不是无计可施。从他认同个人崇拜,就可以看出个中消息;他所以认同个人崇拜,那是为了利用个人崇拜。我觉得,抽象地反对个人崇拜并不对,而是应该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下。个人崇拜的滋生,一要土壤,二要种子。光有土壤,没有种子是不行的。只有能够滋生个人崇拜的土壤,却没有值得崇拜的人,那是万万搞不起来的;同样的,只有可以崇拜的人,却没有个人崇拜的土壤,那个人崇拜的种子也不能够生根、发芽。许多人把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联系在一起,但却忽略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这个值得崇拜的人,既“说的对”,又“说了算”。如果说个人崇拜是有坏处的,那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先生早就讲过“伪士当去,迷信可留”。林彪可谓搞个人崇拜的行家里手,整天家“三忠于”,“四无限”,可是心里却想着做布鲁图斯那样的人,只可惜毛泽东不是恺撒罢了。像林彪这样的“伪士”是要不得的,但是愚夫愚妇的迷信,似乎又没有害处,不仅没有害处,而且有时候还有好处。就像有人讲的,“毛主席住在天上,谁好吃懒做,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迷信当然可笑,但是因为这样的迷信,而勤勤恳恳,也是一件好事。其实,迷信是长久地存在于人间的,不迷信神了,可能迷信科学,迷信自由,迷信民主。无论什么都有自己的限度,而迷信则是一种过度的东西。我们当然是要破除迷信的,但却不能破除旧的迷信,又树立起新的迷信。对迷信的评价,也应该有个历史的态度。我们评价迷信,不应只看它宣扬的什么,还要看它实际发挥的作用。把迷信一脚踏烂,同样是一种迷信。

  其实,毛泽东的文革所以很难找到知音,很大程度上是拜迷信所赐;又由于他对于个人崇拜报有了利用之心,所以这迷信就扩大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都那么难,做文革的知音更是难上加难了。实际上,我是不敢谬托文革的知音的。我只是讲述自己的理解罢了。我不敢说,我所认为的文革的本质,就真的是文革的本质。还原真实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严肃的研究又必以还原真实为鹄的。我不知道,再造文革能否让它在精神上获得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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