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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广州。“三面红旗”、工联、红旗工人一边，欢声雷动。而地总、红总一边，则神丧气沮。4月19日，地总头头赵振业在向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时，“下面反映强烈，立即围攻赵正（振）业，他们说：‘总部领导不得力，要造总部的反。中大红旗经常整我们，总部总是不许我们还手，总部为什么不向总理如实反映情况？’赵被责问得晕倒”。
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忽然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
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
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他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绝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
周恩来肯定了地总、红总是“革命组织”，虽然还拖着一条“偏于保”的尾巴，但对于广州军区来说，已经大大松了一口气了。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寥寥二字，对广州形势的影响，可以说是天渊之别。迟泽厚认为，周恩来最初作的“保守”结论，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也是受中央文革驻广州的记者们提供的材料影响。“他们提供的材料，一叠一叠，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迟泽厚说：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从这时起，广州的群众组织，正式分化为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对立派别。红旗派的名称，来源于“三面红旗”，成员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有工联、红旗工人等几个工人组织，后来简称为“旗派”；而东风派的名称，则来源于他们常说的“三月东风浩荡”，成员主要是地总、红总，以及铁路分局的春雷（这个号称广州地区第一个实行三结合的夺权单位，其实不过是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也包括主义兵等一些学生组织。
双方都坚称自己是左派组织，大联合只能以自己为中心。新一司的一篇文章说：“广州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大联合，必须而且只能是以‘红旗工人’、‘工联’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红旗工人’、‘工联’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两面红旗。” 曾经一度好像近在咫尺的大联合，正远离人们而去，消失在昧色笼烟的前方。
周恩来讲话之后，军区对旗派的态度，再次出现反复。“一二二夺权”后，军区对省革联有过短暂的支持，现在支持旗派的声音，又一次占了上风。黄永胜、温玉成在接见八三一时，都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不过，与上次一样，为时甚短，但影响甚巨。许多中南局、省委、市委机关干部，都是在这段时间表态支持旗派的。
据黄意坚回忆，大概在5月20日，他正在筹备红司的时候——红司成立于5月22日，也即周恩来在广州讲话“一周月”之际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曾派秘书找过他，转达了康生的一段讲话，可以说，这段讲话把整个形势再次扭转。
（据温玉成秘书传达）康生对老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很大意见，（康生说）“他（周恩来）所搞的一贯和稀泥的作风，在广州表露无遗……他支持的中大红旗、八三一是左派，那我是什么派？”——这个原话应该是真的。康生来广州唱的调，与老周是完全相反的。
黄意坚还忆及，1979年底，黄永胜的儿子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当时黄永胜已经因牵涉林彪一案，被判了18年徒刑。“他说他见过父亲，他父亲对于文化革命后期（1968年以后）整旗派，他（黄永胜）自己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也是有苦衷的——这是黄永胜儿子转达的话。”
4月21日，广州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大会”，下午，三司的华工、中山医学生，在东较场前面马路，围攻半工半读总部的宣传车，抢走车上的喇叭，砸烂车牌。广东红旗正式发表声明，退出大联合。
5月22日，一批原参加过省革联的学生，在广医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负责人武传斌、黄意坚。下辖大专院校组织16个，中专组织 17个，中学组织48个。同一天，工人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工交红旗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工联在友谊剧院举行集会，欢呼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暨工联命名。军管前后一度似乎就要实现的大联合，至此，全面瓦解了。
这天，东风派和旗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发生大型冲突。消息传开，双方的增援队伍，源源不绝开来，多达一万余人，中山医学院外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赶赴武斗现场，传召两派代表，在学院武装部进行谈判。入夜，几百名解放军奉命开入医学院，守住学院大门，阻止外面的群众继续冲入校内，同时勒令武斗双方立即退出现场。事态在深夜逐渐平息。双方群众退出医学院。校外群众也陆续散去。
这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看来今后的武斗，规模还会愈来愈大。4月23日，陈德作出指示：
一、凡发生武斗，一律报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他们已组织专门人员、部队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二、警司派出防止、制止武斗人员，部队不带武器，不抓人，带公安人员。
三、并带宣传车，宣传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四、军管人员要有坚定信心，军管这条线不能突破。保持军管尊严，遇事要冷静，加强值班工作。
4月23日，人民造纸厂地总分部一辆宣传车，在东山被中山医一一五师五六百人围攻，人群扰攘了一个多小时。地总海珠区总部的一辆宣传车，在北京路也遭到工人学生围攻。4月24日，红总的一辆宣传车，在烈士陵园被几百名中山医东方红的学生包围，把墨汁往车里投掷。
4月25日，广艺、华工、一一五师等学生，在广州日报社外撕地总的大字报，受到300多名地总工人的围攻。学生寡不敌众，只好向军管小组求救，承认他们撕大字报不对，请工人不要再围攻，并要求军管会帮助解围。警司派人前去处理。
4月26日，原来从广州一司分裂出来的组织，包括中山医东方红革委会、中南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广州中医院三○一、广东艺专东方红红卫兵、仲恺农校等20个单位，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简称新一司）。在成立大会上，登台发言的人，无不叫嚷要揪出广州谭震林，“不揪出广州谭震林死不瞑目”，他们还指“《颠倒》就是大毒草，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大老保，‘广州第一声春雷’是广州谭震林一手泡制出来的”。三司、红司宣称要和新一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司甚至表示：“我们虽然是两个司令部，实是一个司令部。” 从此，“揪广谭”的声浪愈加奔腾高涨。
这天，中大红旗和革造会因看电影争座位的小事，大打出手，双方混战了两个小时，造成重伤一人，轻伤四人。
一篇题为《在流血事件的背后》的文章披露，“近日来（指4月下旬至5 月初——笔者注），铁中、市四十八中、四十六中、十五中、三十中、三十六中先后发生大小规模武斗现象，最大规模的达千人之巨，受伤人数尚无法统计。”文章称有人“播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流言蜚语，甚至当面造谣，在张三面前说李四要砸张三，在李四面前说张三要砸李四。”“5月×日，七中红旗公社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消息，广雅401同样于5月×日从电话中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恐吓。而在此同时，不少主义兵得到红旗战士5月血洗主义兵的谣言。”文章认为，这是“广州谭震林精心策划的一场大阴谋。”
事实上，军管会为了制止武斗，疲于奔命，已经焦头烂额。
两派群众都预言交易会结束（5月15日）之后，广州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动乱，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4月下旬，广州街头出现了许多充满凶兆的标语：
“到5月还有多少天？”
“广州运动又处在关键时刻了！”
“迎接5月的大决战！”
这是一些明显的先兆，两派群众都打算以武力争夺“左派”的桂冠。往后的局势，将更加凶险和混乱。
【作者: 叶曙明】【访问统计: 】【2006年01月6日 星期五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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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3: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