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 论文革中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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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中共官方的文革评述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丝毫不被提及的。然而问题并不仅此而已，令人更为忧虑的是，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也对民众的这些斗争报与冷膜的态度。在他们的著述中鲜有这方面的描述。甚至有的知识分子不加区分地评论"红卫兵"现象，笼统地谴责所谓"暴民政治"。这显然是在对文化革命史实作了残缺不全的陈述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作了偏颇的评价。无论是纯粹从历史学治学严谨的角度着眼还是从伸张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这都不能不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缺失和悲哀。
本文将从陈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实着手，继而从几个角度就这些史实进行剖析和评论。希望能对文化革命的评价--这一中国当代史上最大课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行动发生的时间和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并不是均衡地存在于三年文革中的每一时期，而是较为集中地表现于那三年中的两个阶段。(关于把文化革命定期为三年，即从1966年春末到1969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笔者已在“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文化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等公开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中进行了阐述)。)第一阶段是1966年10月到年底。第二阶段是1967年4-8月。当然，除这两个相对集中的阶段外，67、68年间也散布着。
1966年5月，毛泽东主持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和下达“五一六”通知。其后，却令人费解地没有继续直接掌控局势，竟离开北京到外地巡视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很自然地依惯例由刘邓等主持。刘邓遂用手中的权力把运动引导成一场矛头向下，在群众中(学生教师、机关职员、文艺界人士和工人)抓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他们本来没有必要这样作。因为(1)“伟大领袖”没有指示他们这样作。(2)激进学生因在学校里主动攻击校党委和工作组而挨整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在一般机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并没有人攻击单位党委，为什么也要去抓“右派”？因此对于刘邓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恐怕只能从中共政权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统治中所养成的习惯性政治虐待狂中去找答案。而如果说刘邓们这样作是因为他们洞悉了毛政治清洗的真实意图后，所采取的一种转移祸水的政治权谋，那么这种把大量无辜民众当作牺牲品推上政治屠宰场的权谋也确实浸透了阴险冷酷和凶残。
这个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的打击面要广泛得多。而且还直接导致八月间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当毛泽东发现刘邓偷换主题的作法后，虽下令制止了第二次反右，但却没有制止“红色恐怖运动”。对“黑五类”在“红色恐怖运动”中所遭惨绝人寰的虐杀毛并不以为意。何况贵族红卫兵们在扑向“黑五类”时是在高喊着忠于自己的口号。这对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有极大作用。要搞党内最高层政治清洗不就是要靠自己的绝对威望么？然而当贵族红卫兵一直沉湎于虐杀“黑五类”的乐趣，致使歹戏拖棚，政治清洗正戏迟迟不能上场时，他终究于10月间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毛对民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毛的中央告诉人民群众，可以起来批判那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向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赔礼道歉并给予平反。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运动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人民群众藉此展开了一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
关于批“资反线”高潮中，民众许多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具体作法，笔者在<文化革命简析>、<基层文革>等文章中都有较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
1967年1月，毛中央在批判“资反线”的基础上发出“夺权”号召。并指示军队支持左派群众组织。但毛中央并没有向各地军方指明哪个组织是“左派”。谁是左派？由各地军方自行鉴别评定。
全国各地的军方(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政治质量较“高”的群众组织(保守派)是左派。政治质量较“低”的(造反派)是右派。作这样的鉴别评定完全合乎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政治逻辑。而实际情况是，最积极去夺权的恰恰是政治质量较“低”的群众组织。于是这就发生了全国性的1967年早春镇反。即各地军方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反动组织。其中最极端、最血腥的作法是青海军区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导致三百多学生、工人伤亡。
毛当然知道就出身成份政治等级而言，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一派群众组织，其政治质量比行动迅速的夺权派在整体上来说是要高一些。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在于只有积极夺权的作法才是在客观上为自己的政治清洗效力。因此，毛不能认可各地军方的做法。否则，借用群众力量来摧毁刘邓体系这一计划将会落空。基于这样的考量，毛在4月份开始向各地军方发出批评，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错误地镇压了夺权派群众组织。
毛的批评引发了1967年4-8月民众反军方政治迫害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许多具体情况笔者亦在<文化革命简析>等文中有详述。此处不赘。
除了以上所述那较为集中的两段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之外，还有很多散布于67、68年间的这类情况。在此仅举一个鲜明的事例加以说明。
在广州造反派中有一个组织叫“工读600”。这个组织是由广州的一批下乡支农青年组成。他们与其他支农青年的明显区别是，他们在下乡之前不是没有考上高中、中专、中技的初中毕业生和没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抑或其他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而是在校生。他们读的是1964-1965年开办的好几间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毕业后的分配定向为技工。这些学生在初中时学习成绩都比较好，但家庭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在政治空气已很浓的64、65年，他们出于对自己家庭政治等级的清醒估计都不去投考高中--因为将来绝无“考”入大学的可能--而选择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日后能有一份技工职业为满足。当然还有少数是投考中专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数不够被拨到技校里来的。
文化革命前夕广州市委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政治质量太差，连留在广州市做技术工人的资格都没有，应该都下乡去做支农青年，于是下令关闭了这些学校。学生全部下乡务农。这批学生的数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他们大多回到广州，四处申诉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复学，要求读书的权利和毕业后做工的权利。他们串连起来组织了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是“工读600”。尽管并不是当时被赶出校园的600名左右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的名称则是极其鲜明地表明了他们的构成和诉求。
作为一批在文革前的政治秩序中遭受过政治歧视，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青年，他们对原有政治秩序很自然地采取反抗和冲击的姿态。故此在文革期间他们大多很自然地回到广州，投身到批判“资反线”和夺权的风潮之中。他们在参与这些大风潮的同时，也不断提出自己这一群体所受到特有迫害的事实，并要求恢复自己应有的待遇。象这类事例在67、68年间是时常可以看到的。

二、 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文革期间并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正式打出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旗帜。但倘若以此来否定它的存在，那无疑流入肤浅。考察研究问题毫无疑问应该从表象进入实质，否则就永远得不出正确的答案。
就象几乎所有的夺权派组织在正式场合和文宣中，都不会把自己笼统地称为“造反派”，而务必加上一个漂亮的前缀：“革命”，成为“革命造反派”那样，所有起来反歧视、反迫害的人们都绝对不会笼统地说要反政治歧视和迫害，他们一定会说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政治歧视一词在当时还很少用)这就是说他们受迫害不是由带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所导致，而仅仅是一些反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他们的行动不但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维护、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究竟是他们真实的思想，还是虚伪的宣称，抑或是一种政治策略？应该说这三种成份都存在。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群中各占有不同的比率。对社会问题进行定量的细致研究当然很有价值，而定性的宏观分析则又可以给人以鸟瞰全局的感觉。从定性分析来看，三年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无论个体的内心动机有怎样的差别，就其整体而言都是在“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旗号的掩护下做着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这就是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
本质上毛与刘邓等系一丘之貉。但源于治国具体方略上的歧见导致权力的争夺使毛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前夕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整个社会能以正面形像出现的事物都必然归于毛的旗下。民众进行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也必然会以执行毛路线的旗号来进行。这个必然性同时也是必要性。试想，如果民众把毛抛在一边，单纯以民众的身份去与中共地方官员或军方作斗争那将会处于多么脆弱的地位。官方只须动个指头就可以把他们碾成粉末。无论是出于真心对毛的崇拜抑或以毛的
威望作保护伞，民众的斗争都必须打着毛的旗号来进行。
如果说1966年10-12月民众责成当权派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是毛批判“资反线”的直接产物，如果说1967年4-6月民众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是以毛的某些讲话为凭借，那么“工读600”的这类"造反"行动就与毛的直接指示、讲话毫不相关了。但是他们仍然打着批判“资反线”，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他们说当时把他们从学校赶到乡下去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回城。他们究竟是真的完全不了解文革前两三年间阶级路线的厉行贯彻正是毛政策的产物(即使不是毛直接指示这样做，也是地方官员在毛大讲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的“紧跟"”行动)还是朦胧中也有所感觉，但强使自己的思维转入正统的轨道，对这些进行深入的探究当然有其价值，但我们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革命中所有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都必然、必需涂上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油采以作保护色。

三、 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性质

由于文革期间民众的这些斗争有着如此特殊的形式，有人就认为这些斗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认为它不但在共产党思想体系的范围之内，而且在客观上也纳入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这种看法实在流入表面化。评判民众的这些行动，关键要看它是巩固还是削弱中共的统治秩序，是维护还是冲击中共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无论民众在进行这些斗争时怎样高呼忠于毛的口号，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行动是在冲击中共统治秩序和打击中共政治制度的这个实质。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行党内政治清洗固然付出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代价，但他是要以重握绝对权力为补偿。民众的这些行动在客观上的确为毛的政治清洗开路，但却以取得那些“打击”和“冲击”为收获，尽管他们在主观意识上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历史则已证明毛并没有得到他的补偿，民众却得到了他们的收获。
文革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何等威严神圣，那怕是一个
小工厂、一个税务所的党支部书记都是党的化身，是绝对的正确。对他们有任何的反抗言行都可上纲为“反党”，更遑论那些省市委的高级干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地把他们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对某个党员干部不算“反党”，反对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党”这是文化革命中的政治逻辑。
1957年毛泽东的政治逻辑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它必须由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来具体地体现。宣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而攻击本单位党的领导，那是对党“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伎俩。按照这条政治逻辑，几十万人就仅仅是因为向单位领导提了点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惩罚并祸及妻儿。中共的统治秩序藉此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九年之后的文革大波中，毛放弃了这一政治逻辑，另行制定了一个政治逻辑：党中央是党中央。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方的党组织。藉此，他得以借用群众的力量来完成了他的党内高层清洗。可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共产党权威的整体性式微。文革中，民众可以当面直斥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种种劣行，只要他们是打着忠于毛的旗号就可以这样做，(尽管此后他们因此遭到报复清算)这无疑是文革群众斗争的积极内容。这一内容凝结为成果并得以保存下来。
当毛清醒过来，明白代价实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统治基
础时，他开始对民众的“越轨”行为发出指责。指责有人“打着
红旗反红旗”。这就是说，毛中央已洞悉，相当数量民众的行为只是以忠于毛主席为幌子，而干着反对中共政权的事情，起码在客观效果上是这样。在不断发出的这类指责没有获得预计的效果后，毛中央终究于1968年秋天开始了对民众实行压制乃至镇压。而当地方各级，各单位的党组织在1969年后得以重建，大多数领导干部得以官复原职时，在毛的默许乃至规划下，他们向冲击过中共政权的民众进行了反复的清算。从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进行过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的民众终究因他们的一度“越轨”付出了惨重的乃至鲜血的代价。
可是，尽管如此，当反复清算的狂潮因林彪事件的爆发而不得不有所消退后，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迫害的积极斗争成果就愈来愈鲜明地体现出来。文革之后，批评、甚至激烈批评某个单位、部门党领导人的作法不能算是反党。说得更具体些，一个人只反对单位里的党委书记，党不能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右派分子，不能抓他，不能判他的刑。这，就是文革期间千千万万民众进行反政治迫害斗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沉淀下来的积极成果。这亦可视为民众以血肉之躯去拼搏，而换来中国社会一个微小的进步。
至此我们可以给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定性了--这是一场初级层次的民主运动。说它是民主运动是因为它有着鲜明的争取生存权利、人身权利的性质，并在政治上冲击了中共专制政权的统治秩序，打击削弱了中共的统治机器。说它是初级层次，是因为它离多党竞争、议会选举、三权分立的民主诉求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

四、暴民政治之辨析

中共官僚阶级对文革期间的民众斗争是深恶痛绝的。就个体而言，他们不能忘却民众他们指责喝斥，使他们昔日的威仪尽失。就整体而言，他们痛感中共政权绝对权威之式微，百姓民间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皆源于“文革动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团对毛充满怨恨。他们深知，倘若不是毛要借群众运动来搞政治清洗，那些刁民何曾能有机会向地方各级和各单位的党领导发起攻击？但对毛毕竟不能彻底否定。因为他已是这个政权的象征。公开地全面地否定他会动摇中共政权的根本，更何况说到本质，刘邓等与毛又会有多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官僚集团对文革期间民众的“动乱”切齿痛恨，但又感到不方便予以清晰的责骂。因为那样就必须讲清一系列历史事实。而那显然对中共不利。比如要责骂1966年10-12月民众对各地各单位领导干部的犯上作乱，就很自然地会扯出1966年6-7月各地各单位领导在刘邓等的规划指挥下大搞第二次"反右"，把大量无辜民众打成"右派分子"这一劣迹。要责骂1967年4-6月民众对各地军方的冲击，就必然涉及1967年2-3月各地军方对民众的血腥镇压。于是，中共高层采取了最为聪明的做法，一方面宣称要彻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不允许对文革进行细致的研究评判。总之，只要说文革全是一场“动乱”这就够了。因为“动乱”这个词是矛头下指的。在汉语语汇中，“动乱”是指下层民众的“犯上作乱”。于是乎，对文革作“动乱”的整体性评判而不去拘泥于某些具体事实，那就既可隐去中共政权在文革期间对民众的戕害，又得以对民众的反抗行动予以全盘的否定，何其妙哉！
如果说对中共高层出于其阴暗动机力图把文革研究导向死胡同是很可理解的，那么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就令人极为惊讶意外了。他们抛出了一个“暴民政治”的说法。他们在一些文章和演说中谴责文革中的“暴民政治”。作为顶着教授博士头衔的文人雅士对文革作出这样的评判是颇具影响力的。“暴民政治”的说法不但与“动乱”论异曲同工，而且更加清晰。它突出了一个“民”字，并在“民”之前加上一个修饰前缀：“暴”。在“暴民”这个绝对负面的名词之后是“政治”。
应予明了，人民使用暴力与“暴民政治”是两回事。人民使用暴力有使用得当和不当之分，而“暴民政治”则首先已定明那些民众已非一般民众，而是一些不问青红皂白专施暴力的肆无忌惮之徒。并且他们的暴力行为不是发生于社会个体之间和源于经济利益的争夺，而是群体性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他们是纯粹以暴力去对待政府机构、政治官员，和纯粹用暴力去压制与自己不同政治构成和观点取向的另一些民众。
我曾很细心地聆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演说，我很希望能听到他们具体讲讲文革中有哪些暴民政治，可是他们似乎都不大涉及具体的事情，而只是大谈“暴民政治”的危害。大谈今后中国应怎样防止暴民政治的再度发生，重复文革悲剧等等。
不错，文革悲剧是不可再现，但文革悲剧是否全归结于暴民政治？而且文革中究竟有哪些“暴民政治”？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是否也属“暴民政治”之列？这些问号都应找到清晰的解答。
文化革命中确实有“暴民政治”。以中共高干、军干子弟为核心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在“红八月红色恐怖运动”中(1966年8月)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殴打残杀就是最典型的“暴民政治”。因为，1、这些青少年的父辈虽是中共高官，但他们本身还是“民”。2、他们个人与这些被殴打残杀的“黑五类”并无直接仇恨甚至素不相识。3、他们如此残酷地对待“黑五类”纯粹是出于一种疯狂的政治歧视。
1967年春末夏初发生在全国许多省市的暴力事件也属“暴民政治”。以武汉为例，“百万雄师”自恃政治成份好，又有武汉军区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压倒造反派群众组织，它首先挑起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暴力冲突。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充满政治歧视的口号下，向造反派群众组织施行暴力打击。由于它既有政治优越感作精神支撑，又在物质上作了充份的准备，故在暴力行动中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它的暴力打击下频于瓦解。
但是，中共高官的文革“暴民政治”论所指的绝不是这些内容。而是指文革期间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行动。某些文革研究者笼统谴责的文革“暴民政治”正是适合了中共的这种政治需要。
然而，我要断然指出，文革中民众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斗争绝对不属“暴民政治”。因为，1、民众的这些行动是正义的。难道应该让中共官僚或军方把民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不允许民众借着响应毛号召的机会去要求平反吗？2、民众在这些行动之中基本没有使用暴力。
文革这段期间我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和广州有线电厂两个单位工作过。我亲眼看到这两个单位的造反派民众在批判“资反线”过程中乃至在三年文革的全过程中都没有使用暴力。就个人而言，尽管当时我是个二十刚出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尽管我激烈地“批判”过平时作威作福的领导，激烈地与“保党派”群众争论过，但我一直没有使用过暴力。我还到其他许多单位串连过，我发现那里的造反派民众也都基本没有对本单位的当权派使用暴力。倒是许多单位由政治质量较“高”的人们所组成的“保党派”群众组织，经常以暴力对造反派群众相威胁。他们的构成和心态完全类似武汉的“百万雄师”。事实上，最后也是由他们在军代表和“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于1968年秋把造反派群众组织彻底镇压下去。(这里讲的是以广东广州情况为例)
历史留下许多照片，是一些中央和各省市级的中共高官被“揪斗”的情形。他们被抓头发，反剪双臂，场面十分暴力。但请留意，这些情况与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无关。他们大多是被毛中央直接点名的大“走资派”。而揪斗他们的只是一些直接听命于毛中央的名牌学生组织。这类组织与民众造反派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断然认定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斗争绝对不是什么“暴民政治”。任何社会中，哪怕是在民主制度下，民众与官方、民众与民众之间总会有矛盾冲突。要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理应遵循民主的原则，法制的途径。而不是通过“批判”、“揪斗”。然而，我们又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在当时中国丝毫没有民主法制的情况下，(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民众想要甩下“当权派”已经扣或准备扣给自己的“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以求得生存的空间，那么，他们除了趁响应毛号召之机去实现这一愿望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因之，他们的这些行动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鉴于中共政权对文革中真正的暴民政治如“红色恐怖运动”之类避而不谈，而着力把民众反政治迫害、反政治歧视的正义斗争抹黑为“暴民政治”，故严肃、正直的文革研究者们须慎用“暴民政治”来概括文革中的暴力事件、暴力行为，而应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区分和剖析。

五、文革中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斗争被忽视的原因应该说被忽视的还不止这些。文革中人民线索的闪光部份，如1966年12月中下旬中国最早的独立工会运动--全国合同工临时工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运动。还有以“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文革新思潮。这些统统都被忽视了、忽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从整个大环境上去考察当然是由于中共政权对言论的钳制。中共一方面说要否定文革，一方面又不准对文革进行深入研究。所有能够出台的叙述评判文革的文章都必须符合中共的胃口。还有，中共三十多年来一直对文革中有突出表现的人士进行着监控。这使他们不敢，也不可能说出事实真相和摆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监控直到1989年之后，更大的社会波涛吸引了中共政权的注意力，二十多年前闹事的那班家伙才不再是它最重要的“心病”。但是，这尚不足以解释那个“忽视、忽略”。因为中共政权只能钳制国内的言论，钳制不了国外。当年的那些：“突出人士”自己不写，其他人也还可以写。那为什么人们还是鲜见对此作中肯评价的文章呢？故此，有必要寻找其他的原因。
1、有发言权的名人学士采取了"忽略、忽视"的态度。
即使是在言论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中，也绝非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言论影响力。因为言论自由和言论影响力是两回事。宣传自己的观点看法可以通过口头也可以通过书面。口头可以是在人数很有限的私人朋友之间，也可以是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之上。那么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谁才有能力有资格组织会议、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呢？当然是那些名人学士。顶着教授头衔的人们比一个
普通民众拥有无可比拟的言论影响力。
现今中国的名人学士大致可以分成两部份。一是高龄群，一是中龄群。
高龄群在文革初期大多受到冲击，他们当时的年龄多为五、六十岁。他们被打成反动文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而且在1966年10-12月的批“资反线”中他们亦未翻过身来。这有如全国大量的“小吴晗”、“小邓拓”都在批“资反线”中获得平反，而吴晗邓拓则仍下九狱那样，“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是被毛拿来开刀“祭旗”的。当然从那时之后他们不再是主要目标。毛把他们用来“祭旗”之后就把他们扔在一边，继而把政治清洗之剑挥向“祭旗”的刀斧手们。有老舍那样的名士熬不过“祭旗”之苦，自寻解脱撒手人寰了。而多数名士还是熬过了那段非人的岁月。他们的境遇比吴晗邓拓要强一些，不必下九狱。此后他们基本以旁观者的心态和身份来看待这场社会大波。压抑之中亦有另一番逍遥。十年之后，当年那班实施“祭旗”仪式的“刀斧手”们重握了权柄。由于他们自己也深受毛政治清洗之苦，故对当年的被“祭旗”者甚动侧隐之心。他们力主对这班年事已高的名士给予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历史就这样开了个大玩笑。被拿来“祭旗”的牺牲和施行“祭旗”的刀斧手们多年之后“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样的经历就使高龄名士具有这样的特点。
(1)、对文革中很多情况缺乏切身的体验和了解。
(2) 对文革的陈述和诠译自觉不自觉地与当年的“刀斧手”--当今的施恩者保持口径基本一致。在这种经历、处境和心态下，
他们怎么不会对文革中的群众反抗斗争"忽视、忽略"呢？
中国当今中年群文士又可分成两个亚群。一是当今五十岁出头，一是四十岁左右。这两批人的经历相当不同。年稍长的一群经历过文革。他们多为老三届毕业生，于1977、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尔后有的还获得更高学历。老三届中的干部子弟大多早就通过各种途径脱离了社会底层，回城提干、参军、读工农兵大学等等。有志向有能力从社会底层--“知青”和工人挤进大学门槛的很多都是当年的“黑七类”子弟。出身成分“差”的青少年学生在文革中大多数行为较谨慎。批“资反线”虽然使他们脱离了被任意欺侮的境地，但其谨慎使之在文革中大多做"逍遥派"，或参加某一个大群众组织，做一个挂名成员。(造反派的政治质量“低”于保党派，并不是说造反派只由“黑七类”组成。)他们这样的经历就使之对文革中的许多情况缺乏亲身体验。更何况民众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在工厂中才体现得鲜明，大中学生对此还是比较隔膜，缺乏亲身感受。这样的经历使他们也产生了那种类似高龄群的“忽视、忽略”。
事情还不仅此而已。由于文革期间民众的这些斗争只占运动的一部份内容。若非亲身参加进去，深切体会过其中的苦乐，那么，这些闪光的乐章很可能就淹没在一片杂乱的喧嚣之中而无所听闻了，因而文革留在名士们的记忆中可能就只有：批判、抄家、武斗、歇斯底里的吼叫、反复无常的混乱、疯狂暴戾的行为。你若跟他说，文革中还有民众的正义抗争行动，他会认为这纯属杜撰臆想。再严重一些，他甚至会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否是“四人帮”的余蘖，在巧舌如簧地为文革浩劫翻案。
中年群中四十岁左右的一辈学者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他们只是从高龄群和中龄群中年长一辈的著述、演说中了解文革，故此也形成与之基本相同的观点和认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文革中的“突出人士”们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文革中的“突出人士”--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头头对文革
那两段期间民众的反抗斗争不可能没有记忆。但他们对这些都绝口不提，(非但如此，而且是对整个文革史实都绝口不提)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在国内有政治高压，不能提，那为什么不写出来托人在海外发表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1)、许多“突出人士”在文革之后当局对他们的反复清算中已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能苟活在世上已属侥幸，哪还敢去书写文革触怒当局？
(2)、有些“突出人士”通过自己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做人艺术，在山重水复之中又开拓出柳暗花明。为了能继续拓展在当今体制内的仕途，他们当然要极力隐去自己当年的一番经历。否则，一旦被划入“三种人”前程将一遍暗淡。
(3)、还有些“突出人士”在困顿多年后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大潮中获得生机。他们生性聪慧敏锐，一下便捕捉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其矫健的身手冲浪于大潮之中，不久就甚有斩获。这些人偶尔会回忆起文革旧事，也只是发出几声洒笑和叹息。是自嘲当年少不更事轻举妄动，还是怀念昔日的青春热血慷慨激昂，抑或叹息人生风云多变诡莫测？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比现在赚钱享受更为实际的呢？
(4)、这些年来在中共官方的强大宣传和自由知识分子“暴民政治”论的伴奏下，文革已定论为百分之百的“浩劫”、“混乱”、“疯狂”，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说那熊熊大火中仍有真金并要把它取出来呢？难道不怕自己也被烧死吗？更何况有些“突出人士”确有某些不雅的记录。他们虽然亦参加过民众的反抗斗争，但也曾效力于毛江(青)集团。“揪斗”过中共高干、“反动文人”、“学术权威”等。“沉默”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明智的选择。
3、参加过反抗斗争的工人群众缺乏文字表述能力。
这些年来，在中国民间中年以上的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再来一次文化革命就好了”！这种说法会使那些持“暴民政治”论的名士们感到惊讶。
难道这些工人希望再来一次“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再来一次“第二次反右”、“镇反”？抑或再来一次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吗？当然不是！这些工人是希望能象当年“批资反线”那样把当今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送上审判台。
文革前中共官僚与人民的矛盾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压迫上。对于大多数生性温良顺从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个矛盾并不太激烈。如果没有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一下打击了许多人，恐怕民众的怒火还不会那么猛烈。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官僚与民众的矛盾除继续体现在政治压迫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贫富悬殊上。这就使中年以上工人群众产生再次象文革造反那样冲击共产党官僚的愿望。由此可见，经历过文革的工人群众与那些名人学士对文化革命的记忆和认知是有多么大的不同。可惜的是文革前的工人文化水平都很低。大多只受过小学教育，初中生较少，高中生更为少见。他们的文字表述能力很有限，实在难以把当年民众的反抗斗争记述下来，公之于世。(当然，就算他们写了出来也不会有哪个杂志刊物会发表。)当年的中年工人现许多已去世。尚生者只在默默地熬着那风烛残年。当年的青年工人现今也已是五十岁以上的半老头。韶华已逝体力日衰。想要再以文革造反来对付那班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想来也只是说说罢了。
4、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弱点所致。
前面三个方面的剖析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文革时期民众的反抗斗争会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下。因为那毕竟是数亿人投入的运动啊。中国人常以万一形容稀有，如果一万人中有一人出来那就有数万人。如果一百万中有一人出来那也有数百人。可是，现在环视那纵横万里的中国并延及海外，究竟有几个人在为文革时期民众的正义反抗行动正名呢？
这个民族太聪明、太现实。他很能变通却少一分应有的执着；1他很能审时度势却少一分应有的慷慨悲歌。正是这种聪明现实的民族性格，使他以凶悍的满州人也供奉孔夫子为由接受了那条长长的“猪尾巴”，也差一点使他以残暴的东洋人“同文同种”“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为由去接受太阳旗。还使他用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谎言去进行自我麻醉，以坦然地接受它的专制统治。既然这个民族有这么多莫大的悲哀，那再加上一个文革时期民众正义反抗运动被湮没的悲哀又算得什么呢？

六、文革时期民众反抗斗争被忽视和否定所带来的后果

八十年代以后，中共政权在专制之上再添加了急速的腐败。广大民众对其切齿痛恨。但只要民众或学生以集会请愿的方式表达对它的不满，它就气势汹汹地斥责道：“怎么？你们又想搞文革造反那一套吗”？学生民众倒也真的在这斥责面前吓倒了。因为“文革造反”，那是多大的罪过呀！他们都诺诺而退了。
我们极力主张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来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和平演变不可能在在书斋里完成。设想仅仅以言官上书、书生议政就可促使中共作根本改革，那只是幻想。一个专制政权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转向民主体制必须以民众的正义压力为前提。专制统治者不可能那么顺当地交出特权。这不但在道理上显而易见，也为当代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所所证实。
民众的正义压力往往就体现为“街头政治”--集会、请愿、游行、示威。而这些绝对不是暴民政治。那么当今和今后，中国有没有发生“暴民政治”的可能？有！这是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专制统治机器突然崩塌，社会失序。对共产党贪官污吏愤恨已久的民众并发出冲天怒火。部份民众以非理性的方式对待共产党官员和具有官方色彩的事物，如党的办公大楼。事实上中共的一些高官已看到这种危险。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求学就业定居，把存款转往外国银行。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了“暴民政治”，那责任完全在中共。因为它既不能抑制官员的贪污腐化，又不以政治改革来抒解社会矛盾，还极力压制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出现。这样就为社会灾难埋下祸根。但这绝不是说“暴民政治”有理而是分析“暴民政治”的成因。某些社会贤达似乎也看到这种危险。他们以“暴民政治”的可怕情景去谏说中共及早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这种作法无可厚非。但是，他们不应和着共产党的节拍起腔调把文革期间民众的正义斗争也划入“暴民政治”。因为那不仅仅于道理不合，而且在实际上也十分有害。把民众以集会游行示威向专制当局施压都划归为“暴民政治”，就必将大大束缚了人民的手脚，限制了民众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削弱了民主力量对专制政权的压力。中国的民主转型也就更难实现。
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转型的实现只能靠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来完成。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却是片面的。从历史事实得到的借鉴、从对中国社会各个横断面作深层的分析都可得知，单靠中共党内改革派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换言之，中共党内改革派只有在民间民主力量的铺垫、拱托、支撑之下才会破土而出并有所动作。讲得更具体些，就是一旦民间民主力量能有效地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万人、十万人甚至人数更多的和平集会示威--中共政权语汇中的“动乱”、“暴民政治”--之时，就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破土之时。
向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晓以“暴民政治”的可能及可怖当然不是错。但更有意义的是发掘出文革时期民众斗争中闪光的东西予以借鉴。对于坚持专制、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顽固派为什么不可以用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那一套”？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推上审判台？为什么不可以造他们的反？所不同的是，当年民众是以响应毛“批资反线”的号召为依托，而三十多年过去，社会情势大相径庭、民众思想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的今天，民众依托的将是民主理念与法制原则。
文革时期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斗争几近湮没于历史尘埃的这一事实，使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悲哀。我对国家民族的历史怀有深深的感情，故工余常浏览史籍以探索先贤的遗迹。不过，鉴于文革时期民众的正义反抗斗争几被湮没的这一现实使我对那卷帙浩繁之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疑问。如果文革时期的青年人现在还年富力强，那一段历史就已被写得面目全非，推而论之，历史的尘埃又已经湮没了多少有价值的本应值得记载流传的东西呢？如此看来，那汗牛充栋的史卷又有多大的价值呢？然而，我还是要尽自己一份心力。我无力去勘正浩瀚史卷的真伪，但对文革时期民众斗争的闪光之处将尽力发掘，使之重见天日并借鉴于当今的民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