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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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WG)”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检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署名“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WG”史和“WG”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该文夹杂在中央党校每日大量收到的各种传单小报中，能够保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岗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不够注意，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

一、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在开篇一章，作者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賊”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这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灾难。

接着，作者尖锐地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个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WG”中，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了极致，反毛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弥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作者全然不顾身家性命的安危，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WG”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指出，造成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WG”，是为了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他的政治目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1958年以来由于他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认为有三个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经过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反右派斗争，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以换取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党的领导人对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结果，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WG”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是《紧急呼吁》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WG”发生的国际背景，将6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指出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还对中国当时大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提出了大胆质疑。认为，中国党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并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化的。文章在这里所批评的，正是中共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急于护党弭乱的殷切心情。

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二、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WG”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WG”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WG”的发动者引导“WG”所发动的群众，从“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路线斗争”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对“WG”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清理不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走资派”。

对于毛泽东发动“WG”的非常之举，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深感天意难测，动辄得咎；就是响应运动号召的群众对如何“解放自己”也是不明就里，盲目跟从。在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的转轨过程中，运动的群众动力也是在不断转换。到1966年底，运动的成分和思潮都有了很大变化。运动初期一度叱吒风云的老红卫兵已被甩落下马，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一批激进学生则成为了运动的主流，一些有着出身成分等问题的人们也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来。参加运动的群众之间，立场和动机各异，对运动有着不同的认知理念和利益诉求。随着运动向“路线斗争”的升级，群众各派观点的对立也明确起来。所谓保守派思潮和造反派思潮，分别代表了群众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扩大化的不同理念。这时，社会上明显偏离运动主航道的异端思潮也开始浮出水面，北京等地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质疑这场运动的言论。
中共党内，公开反对“WG”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党团员是有“组织观念”的群体，在“WG”初期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打破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各级党政系统瘫痪，党团组织停止活动，革命的政治光环戴到了“造反派”的头上。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由此引起了一批党内人士对这场运动的责问和抗争。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WG”。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WG”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详细考察“WG”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毛泽东没有一件事能够说是完全如愿达到了目的，总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生发出新的事端。

这份《紧急呼吁》，就是普通党员抗议“WG”的代表作。它不仅弥补了“WG”思想史上在中共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WG”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如《紧急呼吁》关于“WG”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

此外，《紧急呼吁》中关于“WG”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执行了一条“唯我独革”的“左”倾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具有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WG”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的非凡胆识。应该说，“WG”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问题严重的不乏其人。但当时反对“WG”的言论，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等。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甚至有些反对者仅仅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把“WG”的错误，直接归咎于毛泽东本人。作者把毛泽东发动“WG”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毛泽东发动“WG”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认为毛泽东发动“WG”，不是好心的昏聩，而是出自个人专断的需要。这从文章中用“独裁者”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WG”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阴谋论”的观点或许有简单化之嫌，但作者对“WG”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紧急呼吁》还认为，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政治措施，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号召向各级党政组织夺权等等，都是出自个人专断的主观动机。并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毛泽东应对“WG”这场政治动乱负主要责任，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全国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

三、《紧急呼吁》的作者身份考

《紧急呼吁》的具名是一个共产党员。作者究竟是什么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状况又当如何？我们只能凭借在这两张薄纸上寻觅到的历史信息，对作者的情况进行一番考辩。

《紧急呼吁》是写给全体共产党员的。文中充满了对乱党夺权者的义愤填膺，爱党护党之情殷殷可鉴，作者的政治身份应是共产党员。

再进一步分析：

1、从传单的品相看，《紧急呼吁》是张油印传单，共两张十六开的白色薄纸，对折为四页。这是“WG”传单通常的形式。从印制水平来看，这份传单当属下下品。首先是印刷效果不佳，满篇文字印刷得深浅不一，这应当是调墨不匀所致。在第一张的右页上方处，还有块字迹模糊的地方，显然是在油墨未干时，不小心蹭擦所造成的。这些都是只有生手才会犯的低级错误。也可以想象出，作者在刻印时的紧张心情。
这份传单的印制之差，从它的刻蜡纸水平更能看出。字体虽还不失方正，但有许多笔划是反复刻划的，有多处划掉和涂抹的印记。还有几处是写完后又修改，用线条引添过去的字句。这是人们在纸上书写的习惯，却是刻钢板的大忌。略知蜡纸刻印的人都知道，刻字时的笔划反复是容易把蜡纸划破的。刻错字的改正方法，是在蜡纸上的刻错处用火烘烤一下，使蜡溶化开，就可以在原处再刻。如要另加一行字，可以剪下一条蜡纸，贴在错误处，再用火烘烤，让蜡把错误处盖掉，就可以重新书写。这样修改下来，印刷出的材料非常干净，看不出修改。《紧急呼吁》的作者对这些技术常识一无所知，应是全然不懂蜡纸刻写和油印技术的新手。这份《紧急呼吁》，极有可能是作者刻写的第一份传单。

《紧急呼吁》写作在1967年2月。此时，“WG”已经从学校发展到工矿、农村，群众组织林立，小报传单满天飞。传单的油印技术很容易掌握。作者是位关心政治时事的有心人，对“轰轰烈烈”搞了大半年的“文革” 运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居然对蜡纸油印技术如此生疏。似乎在这段时间里，作者一直是置身事外。

2、从传单的文字看，《紧急呼吁》通篇用简体字，但也有一些是繁体字。如等闲的闲字，用的是“閒”；准备的准字，用的是“準”；关系的系，用的是“係”；发泄的泄，用的是“洩”等。《汉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1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并全面推行的。到1967年止，简化字的应用也不过十一二年的时间，在社会适应上还会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年纪大一些，已经熟悉用繁体字的人，要写出这份近四千字篇幅的文章，繁体字的数目应该要更多些。如果在1955年后上学的人，使用简化字则会更彻底些。由此推断，传单作者多半是在建国后的教育体系下接受的语文教育，到推广简化字时应已有了小学文化程度，受教育期是正处于简繁字的过渡期。他应该是个成年人，估计年龄为30岁之上。

从文字表达能力上看，《紧急呼吁》是一篇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文章，但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却很是一般。在文章中有很多白字。如：把 “危机”写成“危急”，“袖手旁观”写成“抽手旁观”等等，表达意思的用词不当之处更是比比皆是。文章在句法文法上的问题也非常多，有的句子不通顺，有的冗长罗嗦，有的成分不完整，好多句子干脆就没有主语。另外，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段落也不是很合适。所以，整篇文章读起来非常拗口。就文字表达能力而言，作者的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

3、从传单对运动信息的掌握上看，《紧急呼吁》对“WG”过程的观察似乎有着视角距离的差异。文章中对文教系统的“WG”描述，比较概括和粗略，似乎不是身临其境者。相比而言，作者对夺权的感觉要更真切一些。文章中对造反派夺权的分析，除了一般所说的有 “反动分子”、“政治投机分子”、“真相不明”的人之外，还特别提到“落后群众”一类。他认为，“落后群众”参与夺权，是由于我们党的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作者对“文革”中参加夺权的群众是从近距离观察的，了解得比较细致具体。这个认识，应该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知性认识。这说明，作者是比较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的，应在企事业等基层单位有过工作和生活经历的成年人。

《紧急呼吁》的作者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但政治理念没有摆脱当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文章的政治术语，沿用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论断，这是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灌输的观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传单印制十分粗劣，文字表达能力非常一般。这说明，《紧急呼吁》无疑是草成的，没有经过多人的酝酿、推敲，没有事先拟定的底稿。作者和印制者应是一人。但文中多次出现“众所周知”，估计作者是和其他人在私下交流过对“WG”的看法，有着在私谊小群体中的共识。所以，在行文中流露出非常自信的力量。

二、作者对反右、大跃进有着深刻的印象，应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熟悉社会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但在政治上还没有老成到明哲保身的程度，其言论肝胆照人，有敢于担当历史的热血激情。从传单中简繁体文字混用的情况看，他的年纪应当在30岁以上，但也不会过大。

三、从《紧急呼吁》的话语系统看，作者受过较为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应是五十年代前期入党的党员，对那时的好光景还有深刻的印象。在反对“三面红旗”的思想观点上，他与党内右派、中右比较接近，很有可能是右派分子的同情者，应属于“漏网右派”和右倾分子之列。如果受到过政治运动冲击的话，在大跃进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的可能性更大些。从见多识广的特点来看，也可能是从上级机关贬到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

四、作者对运动信息的掌握并不很完全，不会是高层人士，也不会是来自文教系统，或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应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基层党员或干部。文中特别提到了，要寄希望于“光荣的工人阶级”，似乎表明作者有可能来自工矿企业或其他企事业单位。

笔者相信，《紧急呼吁》确是出自普通民众的手笔。实际上在百姓中，在普通党员中，尽管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但他们在生活体验中得来的思想认识，则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并不失洞悉历史的智慧。

礼失求诸野。从常识出发的思想，是最具有真实力量的思想。

作者简介：
王海光：山东人，1954年生，硕士，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著有《旋转的历史》、《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林彪事件）、《从革命到改革》 等专著，撰写过若干当代史研究论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书。

附：《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建国十七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时急〖机〗1……。

我们党今天所面临的危急，就是祖国所面临的危急。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绝不能等閒视之。

现在，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受着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各级党的组织和其它社会团体已处于瘫痪状态。

今天成为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是党的核心骨干，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的解决〖放〗事业过雪山过草地立下功勳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今天却被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

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和人民光荣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建国以来的文学艺术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全部被摧残了。各种书籍不加区别地被焚烧了，犹如帝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戏又在今天重演了。

我国著名的各种专家、学者，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支恶棒的打击下，在暴压面前走头〖投〗无路，不得不被迫自杀，而且已经自杀了。

大、中、小学停止学习，文化教育、艺术活动从此中断，一片凄凉。可是一个人的著作和语录却超过任何时代，不惜任何代价的出版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不知花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下，全国组织起了千万个 “造反集团”，有一部分对我党怀有阶级仇恨的分子，用“合法”力量进攻着我们党各要塞……。这一可怕的事实竟由某一个人的独断理论“造反有理”而“正当化”了。

有许多“造反”集团是一些反动分子和落后群众对我们党政策多年来蓄积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政治投机分子们的迴避物〖隐蔽物〗。

现在党内一小撮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在各种“造反”组织的压力下号召着把我们党的各级要塞——从省、地到基层支部，一概让给真相不明的造反集团……（虽然在这里有部分党员和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不理解这“造反”的真面目）当权者公开地号召破坏旧的国家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呢？全国一些“造反”集团在这种号召下合法地取得了几十年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尤其是公然号召我们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去 “帮助”清算我们党的“斗争”，这一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痛惜。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多年来党的领导，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在党内不能不引起巨大反映。

一九五六〖注：应为一九六五〗年底在上海进行了政治阴谋，六六年六月公开改组了北京市委，既然北京市委“烂了”，全国各省市怎么会健全呢？当权者这种不安成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驱〖先声〗。

现在谁都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那么，当权者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想达到怎样的政治目的呢？

一、把那些真正认识到了过去几年党所犯的政治错误是由于一人独断专行的共产党员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打入冷宫，以除后患；

二、把从58年以来由个人的独断政策而集积〖淤积〗的各种不满转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这个政治阴谋被八届十一中全会所作的决议《十六条》“合法化”了……。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党中央的委员们，在正常的条件下，怎么能赞成把党内的斗争问题，拿到党外去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正常的情况下，怎么能同意“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

独裁者眼看到用“十六条”达不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又施放了另一个法宝——“炮打司令部”来补充其缺陷。

到今天谁也明白“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不是真正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因为用党内斗争不能清算反对派，所以独裁者用所谓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因某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利用多年来由于自己错误政策造成的群众不满，在中央委员会内把自己的不利处境，用“群众路线”的手段去解决，这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阴谋。……群众路线的实施决不能代替民主集中制，也不能隐蔽〖掩盖〗它的违犯〖反〗。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复杂的，特别是由于我们党领导多年来所犯下的某些严重错误在群众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各种不满情绪的情况下，把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矛盾公开暴露在群众面前，这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人民的敌人很容易利用我党领导所犯的错误而造成人民的不满，对我们一概否定进行攻击。

另外，为什么“群众”显得把一个人的旗帜举得更高呢？这里有几种因素：

1、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党的集体领导，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以后这个成绩逐渐成为对某一个人的无条件的崇拜，把功绩归于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别人，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一些片面的歌颂，片面的宣传，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认为某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误的错觉。造成部分群众盲目崇拜，盲目支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2、多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化了。他们在发洩自己的不满时，总是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只是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暂时的护身符。

3、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假惺惺的对独裁者表示支持，这〖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开绿灯，顺利通过。

政策的实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党领导所推行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证明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不能〖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想把错误政策用一个过去的威望弥补掉。

我们党的领导把主观、冒险主义政策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客观条件，1、自然灾害；2、苏修的背信弃义；3、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这是我党领导欺骗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领导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被动的地位。

为了堵塞政策上连续出现的漏洞，我们党的领导，时时刻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 “动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这个政治“动作”之一。

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上，我们党完全推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地位上大大降低了，处于空前孤立。

在国际共运中，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当把党领导的霸权主义政策逐渐表面化的时候，我们党就开始丧失兄弟党对我党政策的信任。

我党与古巴、朝鲜、日本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共产党领导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使我党更加陷入孤立的地位了。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众〗所周知。

多年来我党领导政策的本质是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现在施行的一切为了战争准备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理论的把握是①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和它的敌对矛盾仍然存在，②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正在复辟着等……

这种理论的实质（战争）根据某二〖疑为一〗个人认为：①有可能把当权派多年所犯的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平反”掉；②能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消灭……看来每〖某〗些人认为【的】包括个人迷信在内的一切真理，在事实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党的领导把越南问题放在政策上的特殊地位，对越南战争我党的政策上看来不是真正制止美帝侵越，而是想通过越南战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拒绝和一切反帝力量的併合行动，主观单独派遣軍队等等。

最近我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逐渐区〖趋〗恶化在很多政策上表现着。如担心在越南达成和平协议……好像在越南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可能把美国军队赶出越南。

前 途

事实上，现在整个党，全体共产党员，【正处在】受到攻击而将要被“消灭”的紧急关头，各种政治投机集团企图“混水摸鱼”。目前的所谓“夺权斗争【”】就足以说明夺权的目的何在？众所周知。……当然也有我们党员和其他正直人。这些人现在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但是很明白，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人。因为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掩盖可耻的政治阴谋，我们的部分党员、团员，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无意识地动员在这个可怕的运动里。

这是多么可怕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员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寻找走向社会主义〖主义〗的正确道路而努力着。
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出路有两条：一、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二、当权的独裁者，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不把拖到党外的斗争重新纳入党内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呼吁公开揭露独裁者所犯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放弃党内斗争原则，去投个人之好，决不能【让】反动派抓去斗争的主动权。

进行公开的斗争是有流血牺牲的，但比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样白白失去党和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祖国江山不知要强千百倍。

独裁者如果对自己的错误路线继续执迷不悟。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如果继续抽〖袖〗手旁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从此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願抽〖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一个共产党员
一九六七年二月１ 〖〗内是纠正白字，错别字；【】内是补字；粗体是繁体字。

来源：《往事》 第三十五期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

《往事》编者的话：正如评论者所言，《紧急呼吁》的许多观点与14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紧急呼吁》的作者直指毛是“独裁者”，其发动WG的动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是转移人们“各种不满”的“政治阴谋”。对这一点，《决议》的作者们不能说，不敢说，也不想说，个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虽“数易其稿，经过四千多人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以示庄重，但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紧急呼吁》的作者在论及建国后的实践时，其政治主体的所指界定不清：我们党——我们党的领导——“独裁者”三者之间不断滑动。这种表述上的混乱或许透露出作者内心的困境：如何把它们分开？如何厘清英明与荒谬、光荣与耻辱、正确与错误？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从反右、大跃进等历次政治运动来看，这三者是无法分开的。这也是《决议》的作者们心里清楚的。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对基层造反派的评价上：反动分子——落后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的严重错误不满的群众；或者：政治投机分子——隐蔽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多年怀着对我党仇恨的人——“聪明”地“高举某一个人的思想旗帜而去获得自己的目的”的群众等等，简单的阶级斗争两分法变得复杂起来，并且纠缠不清。

所有这些很概括的“印象主义”的表述都指向同一思想根源和体制性缺失。在这一点上，《决议》的作者们比《紧急呼吁》的作者要清楚得多，要不然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把毛泽东的思想和他本人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的绝妙说法？

《紧急呼吁》的作者不明白，他对毛的“攻击”也是对他所忠于的党的“攻击”，而他所攻击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极致和必然结果。
当然，指出上述局限，完全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苛刻。WG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WG的意义？当年，
《紧急呼吁》的作者还年轻，历史的意义还未曾充分显露。如果他能够幸存下来，如果他仍能保持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他也许会摆脱掉那种鄙陋的、符咒般的、在现实中造成灾难的语境。而在我们身上，至今仍残留着这种语境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