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美媒：中国社会危机或导致政体变革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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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之音)


      近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关系研究院(Chatham House)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克里-布朗(Kerry Brown) 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安问题，这表明经济的发展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好处。而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布朗博士在分析中国目前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存在巨大的社会危机，经济的发展没能给这些人带来好处，他说：【录音】
“上个月和上周，中国大陆连续发生可怕的校园砍杀幼童事件。中国有很大的社会紧张问题、南部沿海地区与新疆和西藏等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均问题、死刑问题、还有庞大的抗议人群、巨大的社会原因造成的紧张状态，以致每年发生70，000到90，000起群体抗争事件。人们认为经济发展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在谈到中国是否存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可能性时，布朗博士表示完全有可能，但是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程度，他说：
【录音】
“我认为如果中国没有因为社会不公平、腐败和仇恨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群众起义，中国的政治体制可能不会转变，虽然这些都在逐渐的改变中国的政治。但是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共一直在谈党内民主，但是这并不能带来真正负责任和透明化的政治，可是整个社会对这两者的呼声会越来越强烈。所以，我期待在未来的十年内或更短的时间里，中共将不得不面对立法、执法和司法独立的变革，而且再也不能够用镇压来解决异议人士。”

    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方面，布朗博士认为国际社会能起的作用有限，真正有能力让中国政治进行变革的是中国人民，他说：【录音】“我认为虽然因为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密不可分的经济纽带，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真正的决定权在于中国人民。因为别的国家没办法强迫另外的国家改变其体制，所以，要想建立更加开放和透明化的政府，中国人民才是主要的参与者。当然，外界可以做任何事来支持，因为帮助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是很重要的，外界会尽全力支持确保不再发生暴力，同时确保这个世界上人口做多的国家保持稳定。”

克里-布朗是中国和亚洲问题作家、讲师和顾问。他在加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关系研究院之前，曾在英国外交部的中国和亚洲部门任高级官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关系研究院是一家独立的国际事务智库，提供世界领先的独立分析、多方讨论会，以及就如何建立一个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提出具有影响力的观点。

炎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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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跨越“风险社会”


    近日，新华社研究员一篇《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再度引发了关于收入分配的全民大讨论。5月24日、25日，《人民日报》亦连续发表署名文章谈收入分配问题。

所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用于测定收入分布的差异化程度。根据经验人们通常认为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实际上已超过0.5，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用基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25以下为平等程度较高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差距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接近0.6则属于高危状态。

近十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根据他的研究数据，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此外，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的有限工作机会，甚至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垄断行业的畸高工资也频遭质疑。这种依赖于政府政策倾斜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配置”模式，有悖于机会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化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权利，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财富分布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扭曲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关键在于 “计划思维”的回归与资源的逆市场化权力配置。“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和负激励效应可能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加剧，社会失衡心理蔓延扩散，将助长群体性抗争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国民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严重倾斜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和资源垄断剥夺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和竞争机会。惟有继续推进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边界之内，让普通国民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拥有更大的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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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超0.5 或致动乱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丛亚平 李长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 ，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 ，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六、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范畴

针对四大失衡状况，一方面向民众倾斜，另一方面要对占有过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逐步拉平。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放弃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为主要的考核指标。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例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体。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目前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应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网民的充分议政权力，来有效增加民众权力，以形成对官员权力的少许制约，促使权势集团向公众利益有所让渡，这既对保护干部健康发展有益，又能使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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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临界点已经不远了

        中国的临界点已经不远了不论是一种物理过程，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当许多因素都已经具备，那么最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的加入，必将导致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临界点的含义。临界点是一个事物两个不同状态的转折，在临界点附近的事态往往也是最激烈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中国的临界点已经不远了。

老百姓：高房价、看病难、学费高、工资低、没有言论权

政府：缺乏监督、贪腐严重、官僚风气、开支巨大、管理低效

经济：贫富悬殊、行业黑幕、产品质量、克扣员工、部门垄断

教育：书本为准、应付考试、机械记忆、人格欠缺

文化：体制陈旧、创新乏力、缺少人文、歌功颂德

社会：人心冷漠、道德下降、惟利是图、自私自利


政治权力架构：绝对在官员圈子内自上而下授受，立法、司法、行政一元化；公民与公权隔离，仍只能“听话、跟着走、照指示办事”


社会价值观：表面是“社会主义”，实际是权+钱


经济发展模式：只管嘴不管屁股，狠抓GDP数字；


狠耗资源，子孙资源行将枯竭；


固体垃圾、污水、废气包围着每一座城市和乡镇


纳税用税模式：公民只有纳税权，无权亦无力过问所交税款的使用；


官员全握用税权，优先修官衙、自主涨工资，


然后搞“政绩工程”……



炎黄春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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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与小学生作文



1981年12月会见国际友人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要逐步增加人民收入，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也不赞成平均主义”。

　　1985年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1985年3月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1985年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时，邓小平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又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与邓小平讲话相对应的最新进展是：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控全大陆41.4 %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到128倍。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文章指出，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上个世纪20年代创立的收入悬殊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衡。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 0.4-0.5为“偏差较大”； 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中国基尼系数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而且目前“仍在继续攀升”。新华社说，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中国的实践与邓小平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这表明：第一，中国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第二，中国已经走上了邪路。第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第四，邓小平的跛足改革使中国经济彻底拉美化。第五，“中国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已经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事业集中，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引同一网址）第六，两极分化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资本的结合，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导致公民的财产权虚置，是拒绝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必然结果。

　　对此，邓小平早有预测，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也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否则，就会“出问题”，就会“打‘内仗’”，“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对于革命的预测不幸言中，且不说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工人罢工、以暴易暴，就是小学生作文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作文全文是：“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到烈士纪念馆参观，使我很受感动。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不怕严刑拷打，不怕枪林弹雨，为了穷人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要向他们学习，做革命的接班人，长大为人民服务。我热爱那些为了穷人打天下的烈士，我痛恨那些资本家反动派。听爷爷说，刚解放那会，日子虽然苦，但那时当官的一心为老百姓，不像现在，到处是贪污犯。我对爷爷说，我长大了就专门抓贪官，给他们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们把贪污的钱交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家也是穷人，爸爸妈妈都下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轮车，还经常被城管队赶来赶去，有一次被城管队没收了车，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号召我们班同学专门打城管队，吊在树上打，拿皮带抽，看他们还敢猖狂不？妈妈对我最好了，她身体不好，没钱治病，却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让她吃，她总是说不饿。”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姥姥家玩，那里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破旧，但邻里关系很好，那些爷爷奶奶都喜欢我，说我又调皮又聪明，长大能当一个将军。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够枣吃。可是，前年，那里拆迁，房子全推倒了，姥爷姥姥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很多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好租一间小房子住。那里盖起了高楼，成了繁华的商场，挣了很多钱。我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住小房子，他们却能挣大钱。我不喜欢那个高楼，我心里对姥姥说，我长大了，要学本 ?拉登，开个飞机把他撞翻，重新给您盖个四合院，载上枣树、石榴树。”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听老师的话，把学习搞好，长大当一个发明家。我要发明一种武器，能认出好人坏人，发射的子弹能一直追着坏人打，把他的屁股打个洞。”

　　“我喜欢枪，我最喜欢的枪是AK47，我长大了，就用这种枪去打敌人，我一定不怕牺牲，我一定能胜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样。”

　　有人说，现在是改革与革命在赛跑，如果小学生真参加了革命队伍，改革就会被革命远远抛在后面。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新一轮周期率的革命的发生是早晚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不愿意看到这一天。（作者：木然）

  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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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来自托克维尔的警告作者：何兵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6-9

习法的人不向往革命，甚至畏惧革命。革命家鼓动用激进手段砸碎旧世界，但他们预言的新世界通常不能如约而至。结果革命家成功了，旧秩序又卷土重来了。

　　虽然法律人排斥革命，但革命或者说大的社会动荡是否到来，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不以法律人的意志为转移。法律人关注革命，是因为革命摧毁法治，不理解革命就不理解法治。

　　中国社会究竟会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我们有无可能避免这种动荡的到来？我杞人忧天地和学生们花了半学期的时间，仔细研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本文就是读书心得。

　　课堂上我问学生，你们认为中国社会有没有发生动荡的风险？回答说，不大可能，因为虽然社会存在诸多弊端，但没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显然，学生们将动荡与民不聊生紧密相联。但托克维尔却在他的书中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法国大革命前，人口在增长，财富在增加，人们变得更勤奋，更有创造性，国家一派繁荣景象。很多人纳闷，当时的法兰西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居然繁荣富裕！托克维尔认为，有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繁荣：一个是依旧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有人将法兰西的这种强盛归因于法律机制。托克维尔认为，这是再肤浅不过的见解，不是国家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社会在繁荣，人们的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的仇恨在增长。国王虽然继续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它敬畏恭维。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读完这段，我们不能不佩服托氏的洞察力。我国持续三十年的经济繁荣，被诩为令人难解的世界奇迹，并将其归结为现行制度优越性。其实，是人们一心发财的愿望和发动机的力量，造就了中国目前的繁荣，对此头脑要清醒。

　　就我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股市的风波关联着万家的喜乐。过山车式的房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对于财富的高速增长，托克维尔保有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另一最为吊诡的问题：“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政府官员——就是那些特权者，喜欢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人民怒气冲天！官员们似乎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

　　国王宣布说：“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几个月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使人民激愤起来，在人民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托克维尔感慨说，官员们不懂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与此同时，宗教界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真正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夜，与今天的中国何等相似啊？

　　一方面，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方面人民在网上发贴，被判处诽谤政府罪；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另一方面富土康的员工不停地跳楼。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唤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

　　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实在无法判断。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曾预测：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美俄两国将要统治全球。因为这些预测，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

　　他还有一个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末，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他的预言让我们很绝望。



回复：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作者的观点的确让人警醒，但依据却依然是一个似乎无所不知的外国人。现在不少学人喜欢言必称托克维尔，似乎此人是个大预言家，离开他就不知怎么办了？

中国也有句老话可能比老托说的更加清晰和直白，那就是“官逼民反”。不要小看这句话，那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过无数遍是对的啊！“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无需去找老托的话，只要认真对照这句话分析就足够了。瞧瞧时下中国吧，官民矛盾和对立几乎已达水火不相容地步喽！
用户：xyz 发表于：2010-6-9 14:00:23回复：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在高房价,  看病难,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人际关系叵测种种的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面前.  中国社会已经全面溃败,  这也预示着中华帝国土崩瓦解将不可避免.



用户：马如龙 发表于：2010-6-9 12:51:46回复：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我看这只是早晚的事。
用户：mhf48 发表于：2010-6-9 11:58:47回复：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用户：一介 发表于：2010-6-9 11:29:40回复：中国会不会发生动荡？    中国要想避免大的动荡，应该尽快发展民间组织，让民众依法有序的进行利益表达，这期间难免会出现类似泰国那样的街头动荡，但不会造成大的破坏，否则就会出现类似49年以前那样的革命。
用户：乡村一夫 发表于：2010-6-9 1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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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国 1%家庭拥有41%财富


来自网络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大陆41.4%的财富。


中国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大陆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中国官方报导指出，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上个世纪20年代创立的收入悬殊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大陆收入差距明显加大，已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事业集中，带来严重社会问题。
　　
基尼系数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系数为1，表示绝对不平衡。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4-0.5为“偏差较大”；0.5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中国基尼系数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而且目前“仍在继续攀升”。报导分析说，这说明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
财富分配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
　　
据美国之音报导，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夏业良表示，实行市场经济的原始宗旨是给国民提供一个场地，让他们通过聪明才智来勤劳致富。但是，其结果却是目前的计划思维回归和资源逆市场化配置。
　　
夏业良表示：“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以后，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市场化，而是国家产生了计划体制回归的趋势，经济上出现严重国进民退的格局。市场机会减少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资源的垄断、控制甚至是掠夺上。权贵阶层掌控资源、掠夺财富，剥夺了普通人的机会。”
　　
夏业良表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让更加有能力的人获得更多机会而成为富人。那些能力不足和基础不够的人势必在差距中落后，不过，国家将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救助穷人，使他们免于贫困。
　　
夏业良说：“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依靠自己在市场中的竞争而发达起来，他们依赖的是权势、掠夺、垄断和控制来获得财富。”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官方的新华社说，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为15倍；群体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8倍数左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谘询公司主任仲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社会制度畸形导致了中国的分配不均衡。
　　
他说：“中国收入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制衡。财富的收入和分配过程中社会缺少对各种权力的制衡。政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老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一个讨价还价、互相制约的机制，国家收入分配肯定不均，财富流向肯定旱涝不均。总之，中国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制度问题。”
　　
中国的“新周刊”曾经戏言，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过，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表示，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媒体表示，只有继续推动市场化，把一切权力限定在特定界限内，让普通民众获得平等竞争机会，拥有更大选择与发展空间，才是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贫富严重悬殊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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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失衡


作者：李铁

近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内地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引发了媒体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讨论。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收入失衡。在这场大讨论中，以下几个因素被提及最多，被认为是收入失衡的主因：
一是政府挤占。认为政府权力过大，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存在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与政府有关系的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比如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在几万亿的红利中，上缴国家的最高也不到10%。
二是劳动所得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
三是税制不健全。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歧视。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如果我们考量一下以上的四大原因，其实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失衡。
看看以上中国导致贫富分化的四大原因，普通劳动者、农民、中小企业主在公共权力上的弱势，才是他们收入贫瘠的根本原因。而看看那些这些年收入高涨的人群，无不是政治上的强者。
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谁说了算谁自然得的多，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有过清晰而详细的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分配都向穷人有所倾斜，甚至一些国家在分配上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政客们用劫富济贫的竞选纲领拼命讨好中下层民众，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这倒不是那些政客们多有同情心和平等意识，实在是底层民众手中的选票起了作用。穷人手中没钱，但却握有选票，这是他们争取利益的根本。
为了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有人提出要开征一些奢侈税，用税收等手段调控高收入。最近争论很热闹的物业税、房产税也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实现劫富济贫的功能，把房价降下来，让更多的穷人住得起房子。
可遗憾的是，想用这种收富人税的方式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注定是一种妄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决定经济分配的实际是政治权力，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再搞出多少新政策，都只不过是一些花架子而已，受益的总是话事的那一部分人，充其量只是他们变换一种商业模式而已。这种情形，已经被多年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改革结果所证实。如果还有人期望一些什么新的税费能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能让房价降下来，这得需要何等的幼稚！
如果有某个群体想要在收入分配上有所改善，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凭什么？”要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少干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能力。
而要真正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就必须从政治改革上下功夫，提升收入弱势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解决社会各群体在影响公共政策上的权力失衡的问题，才是解决收入失衡的治本之策。



( http://litie1012.blog.sohu.com/152555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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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
             南方周末深度文章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成为热点。但是，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用基尼系数去衡量，靠不靠谱？


有人买个房子500万，另一些人理个发3块钱。总之，贫富有差距，这点是很靠谱的。

    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数据搞错了一个零   
“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6月初，一个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的数据，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为沸沸扬扬的贫富差距讨论，再添了一把火。

    这一数据出自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一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数据来源是“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

    不过，这一数据可能有一点问题。

    “世界银行用的是我的数据，但是国内现在引用的数据搞错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国内惟一做过独立的居民收入数据调查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这一错误并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收入差距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搅动人心。

      5月中旬以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社会财富怎么分？”，连续四周发文，探讨收入分配问题，姿态之高，较为少见。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我国财富分配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这一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口气异常严厉，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话题也进入高层视野。温家宝总理更是在4月《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深化垄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一切迹象显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

     从2002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
    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对于关心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以至于无法对问题进行详细的分解和研究。

   “人们最关心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李实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李实认为，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总是被低估的。很多个人收入并不被计入统计范围。”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入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市价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们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小。

   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我国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以深圳市为例，这个实际可能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城市住户调查，在2002年以前仅100户家庭。2003年以后才扩大到600户家庭。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上述研究者对记者解释说。

    抽样调查，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北方某特大城市，在抽样时恰好抽到该市市直机关公务员的家属区。“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愿意配合调查。最后只好换个小区。”这位研究者说。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入。

   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20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14500元。

   李实教授因为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而得以进行“独立调查”，但他的数据也是请统计局在进行住户调查时，多调查几个他的课题组设计的问题而已。其在统计上所面临的误差，和统计局数据是一样的。

   头疼医脚？

   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虽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的0.4的“国际警戒线”，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不过舆论的热议，令官方对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社会危险开始未雨绸缪。

   根据各方消息来看，尽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正式启动，目前官方的思路，依然是在税收调控上做文章。中新社甚至直接以《中国防贫富差距扩大，加大税改调节收入分配》为题报道《人民日报》的“四论收入分配”系列文章。

但目前关于收入差距的统计，只能表示分配差距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不能说明差距从何而来，也不能解释背后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永宏对记者表示：“有理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垄断行业高收入。但实际上，通过分解基尼系数，可以证明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行业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占比例很低。”

   如果真如程永宏教授所言，贫富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差异，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

   而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中，则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

   世行的结论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20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

   这篇文章强调，“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

   但是根据记者采访了解，世界银行的这一份研究报告，依然是基于统计局和李实合作的数据。而数据的问题决定了其研究结论，依然无法覆盖统计局本无法覆盖的那一部分群体。

   在一篇文章中，李实教授的话令人沮丧，“我们并没有对中国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

   程永宏教授认为，虽然每个人对贫富差距扩大，都有各自的感性认识，但如不能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终于明白砖家为什么说没有数据证明贫富悬殊超过警戒线了，原来数据在保险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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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挑战容忍底线 收入分配改革已迫在眉睫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冷酷的不公符号。数字显示，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之多。 中新社发 唐志顺 摄

　　3800万元的超级豪华跑车在北京车展首日即被神秘买家收入囊中；数百万元的名表和珠宝销量节节走高；LV、GUCCI等品牌店里人头攒动……出手阔绰的富人群体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的名号，几乎让人忘记了中国仍有1.5亿人口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求生。

　　据世行测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7，这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高达20多倍。

　　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生产力大为解放，居民收入成倍增长，社会财富快速膨胀，但与之相伴的是财富差距鸿沟短时间内快速拉大。这个曾经盛行平均主义的国家如今却“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分配失衡已挑战社会容忍底线。

　　居民收入在中国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同样偏低，多干未必多得，勤劳未必致富。在劳资双方中，分配的天平明显倾向于资方。而权力、垄断、身份、地位成为攫取财富的重要手段，部分红顶官商通过潜规则联手坐大，身价暴涨，加剧了社会心理失衡，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原本应致力于“均贫富”的二次分配领域，则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甚至出现逆向调节，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中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既与过于依赖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亦受到经济社会体制中扭曲性因素的催化。要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需要一场浩大的社会工程。其核心是要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并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利益链条，还民众以最基本的分配公平。政府则需在二次分配领域更有作为，增加民生领域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缩小实际收入差距。

　　今年以来，中国官方对收入分配问题密集表态，分配环节的严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已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收入分配改革渐行渐近。

　　本月早些时候，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充分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调节作用。对富人缺乏有效的税收征管，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地近来也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逐渐将天平向劳方倾斜。继上海、浙江、广州等之后，北京市也宣布将于7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从现行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涨幅高达20%。

　　消息人士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拟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眼下已接近完成，预计将于年内出台。该方案将着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将通过增加垄断企业的上缴利润等手段平衡过高收入，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若改革方案果能“不负众望”，则中国距离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有望更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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