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去世前关于政治改革的重要谈话

阿陀

赵紫阳去世前关于政治改革的重要谈话

(原题：2004年夏叩访富强胡同六号)

王扬生



转贴者阿陀按：

此文为距赵紫阳去世将近半年前，赵家友人王扬生2004年7 月的访谈，写於2004年10月，登载于2005年3月号《前哨》，原题为《2004年夏叩访富强胡同6号》。



谈话重点是政治改革问题：

关于毛泽东____

“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阳谋”， “那是后来的托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阴谋’，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

关于邓小平____

“中国当时有一个历史机会，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邓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 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计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认为,他希望共产党强大,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关于胡温___

“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温，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赵紫阳本人____

“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历史形成的。。。。。。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合理合法了，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

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注意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

* * * *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赵紫阳家有很好的友谊。六四以后，随着当局对赵紫阳的看管越来越严，在中国政治氛围中自然而然训练出的谨慎使我家渐渐和他们断了联系。今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赵紫阳的儿子联系上了。对于我，赵紫阳不仅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袖，不仅是制止血腥屠杀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是长辈，是亲人。如今，经历过六四以及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之艰难的正直的中国人，都会对软禁于破旧小院的赵紫阳心生同情，而我更觉得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我非常想见到他，哪怕仅仅是向他传递一分敬重，一分爱戴，让他知道，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在惦念着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细雨中来到富强胡同。
紧邻着繁华的王府井，小胡同越发显得苍凉静谧。6号院灰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门旁墙上镶嵌着的“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石匾旁注有“非开放单位” 的提示，身着黄绿军装的两个警卫站在大红门口，在周围的古旧灰暗中显得十分扎眼，这一切都暗示着住户的不同寻常。我走上前，警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赵家老五。他让我按门铃。门铃响了以后，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再自报找老五，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挺客气地问我，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身份证，原以为他看一下就还给我，没料到他说，一会儿再还给你。后来知道，来客的证件都要登记。
从旁边绕过大概是工作人员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栅栏，有人搬开栅栏让我进去，我就到了赵家人的居住区。
五军已在等我，把我带到老爷子的屋里。
这个房间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这并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房子。东墙一排黄色的书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关用具，一张黑色大写字台上零散地摆放着书刊，旁边有一张电动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见不到的旧式暖水瓶，他自己倒开水。椅子后面放着氧气瓶，西墙一排电视音响，两个单人沙发靠着南墙，门口还有一个塑料三角架摆着杂物，陈旧的地板已被擦得红漆脱落了。这就是赵老爷子的书房兼客厅。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爷子站起来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我握着他的手，说，赵叔叔，我们很想念你，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说，知道知道。
我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我说，五军说你肺不好，说话气喘，那我给你说点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该说的，五军提醒我，我就不说了。老爷子说，没关系，我能说话。
我告诉他今年最受关注两本书是《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他说，“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来被禁了？”我问。
“知道，分两个阶段，先是不宣传，不批判，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实我也说不大准。
“后来不让卖了。”老人接话说。
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他也看了，还知道《南方都市报》案任仲夷、吴南生都给省委写了信，还是判了8年。
我说：“你消息很灵通啊！”
老爷子有点得意地说：“有些人告诉我各种消息。”
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在党校了解的情况吧。
我就讲了党校教授怎么把各种观点往“三个代表”的筐里装；讲了关于法制建设、党大还是法大的不同观点；讲了一党专制与皇权政治的比较，讲到一个教授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忧虑，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实现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孙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说”，等等。他听得很有兴趣，说：“党校现在很敢讲啊！”
我说，我听的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讲老话，有三分之一比较左或者说是教条，而有一些教授讲得相当客观甚至前卫，很尖锐，很实际。我感觉党校许多教员都有过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了许多研究。
老爷子说：“现在中国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
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历史形成的。共产党认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国老百姓也认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传统。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建设的党，它控制了全国的所有资源。过去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也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区别，毛主席也不过是建个别墅嘛！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合理合法了，共产党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党专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但是像中国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严重，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审计署最近审计出许多严重案件，各地贪官也杀了不少了，没用！共产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厉害，但是和中国比，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中国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时候老爷子的小女儿纽妞进来了，我们打过招呼，老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愤怒地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而中国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进步！”
我说：“其实，也可以有些办法限制腐败呀！比方说，给媒体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对各种贪污行为、对各种违反科学的决策及时曝光，可以使官员的行为有所顾忌，这是对党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舆论监督，老是限制媒体呢？”
老爷子说：“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温，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我问：“那以后怎么办呢？”
老爷子说：“没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着说：“有人给我讲清末的历史。戊戌变法不过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新政的变革还彻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变法镇压了。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权已经烂得无法维持，后来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动，孙中山就领导辛亥革命了。”
“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问。
“谁都不愿意出现剧烈动荡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运人士，也不希望中国通过暴力动荡改变旧体制。可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到社会情绪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聚精会神地继续听老人说：“中国当时有一个历史机会，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邓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国穷，他要发展经济。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国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后来经常引用他的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是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的那个讲话，不知是在哪个场合讲的，我没有听到。他好像以后也不再这样讲。
邓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欢讨论，他喜欢高度集权，甚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政治局开个会，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谁是政府？总统是政府？国会是政府？议会是政府？谁说了也不算，一个事翻来复去讨论半天也决定不了。
邓小平喜欢说‘拍板’，他常说，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欢讨论，后来也反对争论姓资姓社。
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计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认为,他希望共产党强大,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我问：“领导人如果好，那中国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几个人，这不是很冒险吗？我是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单一，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说。我不想讨论接班人问题，太敏感。
我接着问：“那个时候邓家也有人到美国留学了，没跟他介绍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吗？”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政治小说《遗嘱》，里面描述了邓的子女和父辈讨论各种体制的情景。
老爷子依然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时候出国的人还没认识到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邓小平不喜欢聊天，他不爱说话。”我说，这从他子女对他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欢聊天，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也许让听的人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可是他爱聊。邓小平不爱说话，他意志坚定，性格刚强，但是他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更难了。”
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为什么？”
他好一阵没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问你为什么不能，你还没回答呢！”
老爷子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再继续问“实力”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注意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五军插话说：“‘领导’和‘领导下’有区别吗？”
老人有点自嘲地说：“唉，也是文字游戏吧。但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去掉这个‘下’字，表示各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改这个字的时候没作解释，没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释一下，也许还改不了。记得一天凌晨，当时在人大工作的邓小平的女儿给鲍彤打电话说，我们家老爷子对发展民主党派的话是随便说说的，不能当真，可别写进报告。邓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他的声音透出一种冷静的自信。
我说：“如果缓慢改革，激进派会指责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会攻击你改乱了。”
老爷子说：“是的，所以说，我没有实力呀！”
我问：“那个时候你们体改委有没有一个改革蓝图呢？比方说，那几年我们的报纸上就讨论过国体、政体的问题，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对未来的国家有什么构想，五十年后国家体制是什么样，八十年后什么样？”
老爷子说：“没想得那么远，很难制订时间表。中国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边改变看。”
话题说到领导人和国家的关系。老爷子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羡慕苏联的经济发展，但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造成国内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对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他说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苏联认为我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正主义呀！”
这和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不同，我说：“毛泽东不是自己都说是阳谋吗？”
老爷子说：“那是后来的托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产党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 硬着头皮顶住’，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阴谋’，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当然，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乱了。”
他挥挥手：“唉，现在说这些没意思了。”
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未来，是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赫鲁晓夫是想改革的，但时机不好，太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总统制，以总统的身份搞改革，不是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就和共产党有区别了。苏联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尽管现在问题很多，但是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俄罗斯是有希望的。很明显的是，尽管有困难，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爷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改革造成苏联解体，这是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非议，是指责最多的问题。”
我插话说：“苏联的民族矛盾本来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国的体制也是相对松散的，苏联解体很难避免。”
老爷子说：“是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呀，如果开明一点的话，早该让他们独立了。但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很早就归属俄国，如果处理得好，是不该分离出去的。苏联的萨哈罗夫还是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曾经写过一个建议，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苏联的改革可能步子会更稳一点，社会动荡会小一些。”
他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国和现独联体国家的过去和现状……这些话题远远超过了我的学识，我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绪了。看看对面的挂钟，已经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说话，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辞。
我和老爷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愿他多保重。临别时他说：“我们今天只是随便聊聊啊。”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后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风，头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她还能清楚地说出我们家人的名字，这让我和妞妞高兴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想到老爷子能和我讲述这么宏观的政治问题。欣慰的是，软禁生活并没能禁锢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85岁的老人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它们应当留给中国人民。我还有机会聆听到它们吗？
三个月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再见到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着来往。老人的病情发展很快，现在已经24小时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儿子告诉我，8月中的一天，大约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赵家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经常断电不能保证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到富强胡同看望了老人。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
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产党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岁寿辰。我祝愿他健康，祝愿他长寿。可上苍留给他的时间还有多少？留给当局的时间又有多少？
2005年3月号《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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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许是唯一有能力和实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人物，可他没这心思。于是乎，所谓的政治改革就依旧是老大难问题，鲜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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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录音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 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 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胡耀邦做总书记最合适。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二是，12月30日邓对学潮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特别是邓讲这次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 等。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小平来解决耀邦的问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小平同志：

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

要说向中央、向邓小平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 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毛主席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小平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邓小平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这是耀邦告诉我的。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其目的是邓小平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吧。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今天主要是听汇报。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吧。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 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后来我去了天津。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我说他们是文人嘛。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耀邦同意我的讲话。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小平找我和姚依林谈话。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邓小平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月到4月是一段。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下去。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

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的 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 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的重要人物。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当时邓力群并不 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此人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李先念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去查这件事。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 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除了王若望、方励之，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和张显扬。吴祖光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王若水由劝退改为除名。苏绍智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孙长江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文革”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文革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完全是文革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文革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就连邓小平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文革那样以人划线。以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是胡耀邦提议任文化部长的。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也是青年团出身。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还有组织部的尉健行、公安部的阮崇武。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开成改革开放的会议。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早在1986年之前，邓小平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胡耀邦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小平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这一情况邓小平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李先念、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李瑞环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李先念在文革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李先念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李先念的重要幕僚。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李先念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在传阅邓小平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李先念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至于邓力群和王震的关系就更深一些。早在建国初期，邓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王震后来因为牧业合作化的冒进受到中央的批评。邓力群当时站在王震一边，竭力维护他，从此得到王震的信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上情况说明，邓力群的事发生后，老人们更加加深了对我的不满是毫不奇怪的。

这前边的一大段，主要讲的是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如何将大反自由化那样一种气氛，转到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创造一种有利于召开十三大的气氛。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下面，讲讲十三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 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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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走进富强胡同六号

作者盛禹九（右）在赵紫阳书房与赵紫阳女儿王雁南。（作者提供）

◎ 盛禹九
编者按：曾是胡赵两任中共总书记寓所的北京富强胡同六号，本刊读者当不陌生。本文报导作者近访的观感，并对中共官场一种曲线图存的陋习提出评议，是值得留意的观点。
　从灯市口大街再往西走，是灯市口西街，中间再往北拐，一条南北胡同，不到五十米处，西边的一座门，便是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风雨苍黄六十年，这个如今被遗忘的院子就是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故居。
　　风景依稀如昔。只是大门旁的灰墙上，多了一块「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的石匾和「非开放单位」的提示；四周墙头之上一圈圈带刺的铁丝网，显得十分扎眼，表明这里是森严禁地。门前没见到警卫；按过门铃，电话通报主人后，出来个年轻人，请我们进屋。

赵紫阳生前书房布置依旧

　　进入内宅，一位高挑清秀、身着灰色羊绒衫的女士迎面而来。她，便是赵紫阳的女儿，小名妞妞，现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雁南。只见她满脸笑容地说：「不是说到您家里去取书么？何劳大驾光临！」。

　　原来，妞妞从她的朋友处得知我写了《怀念与思考》一书，其中有怀念她爸爸的文章，便打电话给我要书，并想来取书。我回答说：「还是我去你那里吧。想看看总书记的故居。」

　　妞妞把我们领进院里东房，沏茶入座。我把带来的书交给她说：「这里面有写总书记参加一九八八年北京国际高尔夫友谊赛的一篇通讯。」

　　妞妞接过书翻阅，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爸爸对高尔夫情有独钟，即使在幽居的日子里，不会忘记找机会去郊外打高尔夫球；平时，就在院墙边张一面网，进行击球练习......」

　　我就此问起总书记晚年的生活情况，妞妞说：「老爷子在这里差不多住了十六年，有十几个当兵的看守，很长一个时期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有妈妈和我们陪伴着他；他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不空虚、寂寞......也常有几个老朋友来看望他，那是爸爸和我们儿女几次上书要求解除软禁，才给了会客的权利和机会......」

　　「现在我们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为总书记公开平反？」我说。

　　「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吧？！」妞妞对此显然充满了信心。

　　然后，妞妞引我们来到院内一间坐南朝北的厢房。推开门，对面墙壁上是总书记的大幅照片：身穿一件灰蓝衬衣，双手叉腰，笑容满面。这使我记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郊区的高尔夫球场上，总书记带着微笑和我合影的情景......在左侧的半个屋子，有儿女的那幅挽联和几幅国画和写在宣纸上的悼诗；其中一首是：

一年又到冻寒鸦，未见蓝天少日华。
不恨轻抛五斗米，惟惜大业戟沉沙。
擦干青史撕心泪，留取白绢曜眼花。
细雨滴滴亲沃土，春风起处看新芽。

　　妞妞向我们介绍：「这是爸爸的书房。他常常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椅子上，读书看报，思考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作为纪念他的场所。上面这首诗是一位朋友写的。五斗米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爸爸的一句口头禅......」

回忆一九五四年胡耀邦接见

　　妞妞从内屋找来《紫阳千古》一书送给我们。在这本厚厚的纪念文集里，辑录了许多革命老人和海内外人士对总书记的怀念和景仰：有文章、诗词，还有图片；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翻开书页，几段文字深深地吸引着我。

　　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写道：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是党的『灵魂』，赵紫阳是党的『大脑』。耀邦同志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大无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奠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赵紫阳卓有成效从探索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开始，结束人民公社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整体设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淡化党无所不在的权力入手，初步奠定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格局。紫阳和耀邦合作同行，都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关节上，他们两人超越了前辈邓小平。』」

　　原胡耀邦的秘书林牧的文章则为中共中央指控赵紫阳犯了『分裂党』的错误，作了有力的驳斥，指是强加的「莫须有」罪名。

　　我记起了一九五四年十月，也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经同我和江明同志有过一次谈话，耀邦同志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也讲爱心，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怀和爱护」。这是中共所有领袖人物中很少有人提及的。正是胡耀邦有这样一颗仁爱之心的高尚灵魂，他复出后，敢于蔑视一切权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慨，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同样，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期间，敢于打破禁区，推行「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投票反对镇压学生群众，为此毅然离职；还亲自到天安门去慰问和劝说学生；「六四」风波后，一直拒绝作任何检讨，成为陈独秀之后，中共党内最有骨气的第二位总书记。没有一个高洁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胡赵是名副其实党内民主派

　　妞妞告诉我：「爸爸在这里会见老朋友，和他们一起聊天?旧，那是舒心的时刻。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国家大事，现在香港出了书，想必你们看到了。」

　　我说：「是的，我看了根据你爸爸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还有《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了解到总书记晚年的许多思考，和幽居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带来了许多思索。」

　　这两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多次谈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赵紫阳说：

　　「邓小平的基本思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不改革政治体制，体制不贤不公不明，很可能使反贪污变为内部派系相互倾轧、斗争的一种工具。谁有权，谁就用反贪污这根棍子打击对方。双方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对方都可以捉住打你。」

「二十世纪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些见解，何等精辟，何等有气魄啊！

　　其实，不仅仅赵紫阳，胡耀邦也有着同样的思考。一九八○年，胡耀邦在同意大利贝林格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想办法，一定要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终身制。」

　　一九八五年，在胡耀邦亲自主持和制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指出中国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赵紫阳说：「从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说明两位总书记既是坚定不移、彻底的「改革派」，也是中共党内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派」。

　　赵紫阳反思说；「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这是一个历经沧桑风雨耄耋老人的坦诚自白和远见卓识。
胡赵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现象

　　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赵紫阳对胡耀邦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赵紫阳曾写信给邓小平状告胡耀邦；二是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没有坚决与胡站一起」，也批了胡耀邦，等等。对此，我曾经感到困惑。

　　《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两书披露了事实的详细过程和背景，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

　　赵紫阳承认，他在八四年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没有公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误会。《改革历程》书中公开了这封信，主要内容是：建议党政分开，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趁邓、陈在世时，处理好中央的领导制度等；信中并没有「状告胡耀邦」之事。赵紫阳还谈到了经济工作中和耀邦的一些不同思路：耀邦强调的是加快速度，「提前翻番」；紫阳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分追求产值和速度；两人曾在邓小平面前交流过，邓支持赵的意见。其实，领导人之间对工作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所争论，证明党内的思想活跃，有民主风气。赵紫阳在书中谈到，「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赵多次表明，「在中央领导人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只有胡耀邦当总书记最适合」。俗话说，「人无完人」；但作为一个总书记来讲，有某方面的缺点或弱点，即使是小事，也值得引起注意。赵紫阳向耀邦提出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出以公心，不是恶意攻击，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致和彼此间的合作，是十分正常的事。

　　至于赵紫阳一九八六年「生活会」上「批胡」，是否对胡耀邦下台起了作用？《杜导正日记》如实地记录了赵紫阳自述的发言要点：

　　「我（赵紫阳）在批胡时，说了如下的话：（一）胡能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吵架亦可；（二）胡发言不够慎重，浮话甚多，大家不好办；（三）我顺便提到一九八三年我给邓、陈写的那封信，说一个领袖日常没有什么，如威信渐渐高起来，又无制度保证，便可能独断、出错。」

　　对赵紫阳的这个发言，有过许多「见仁见智」的议论。鄙见以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赵紫阳的这个发言对胡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说的是实际情况，没有恶意攻击和捏造；其次，还要看其动机和实践后果如何而定。

　　众所周知，胡耀邦下台，起决定作用的是「垂帘听政」的邓小平。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某些分歧，邓早已对耀邦表示不满，曾多次公开批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涣散」，「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热心」；特别是在胡耀邦和陆铿谈话之后，一九八六年夏季，邓小平和一些老人商量，已下决心要撤换胡耀邦；「生活会」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事」的一道程序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的「官场痼疾」

　　人们熟悉当代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为彭德怀辩护，被毛泽东无一例外地打入「反党集团」；相反，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使他们平步青云或保住了职务。在一九七四年北京的「批周（恩来）」会议上，邓小平也因尖锐地批判周恩来，说周「（当第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是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说：「我早知道他会出来说话的。」结果，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东山再起」，被毛委以重任，给当时国家经济复苏开创了新局面。由此可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博弈舞台上，高度集中、使人恐怖的权力，不得不使每个「局中人」产生自我保护的本能：绝对不能赤膊上阵，必须放眼长远，迂回曲折，灵活对待。人们说，这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形成、一时难以治愈的「官场痼疾」（或时下流行称「潜规则」）。

　　一九八六年批胡的「生活会」，是有领导、有目的、有组织和反常态的情况下进行的。「批胡」的目的是「倒胡」；无须任何人「推波助澜」，都是同样的结局。在当时「一边倒」的高压态势下，赵紫阳能「坚决与胡站在一起」，或者沉默不语，消极对抗吗？不能。那样做，丝毫不能改变耀邦的命运，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胡、赵双双下台。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护自己，摆在赵紫阳面前的是「华山一条路」，祗能采取「批胡」的下策，结果赵因「批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继续留任。紫阳上台后，仍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想路线，做了许多耀邦当政时没有做的事：如撤销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改换左派《红旗》杂志的人事和刊名等，从而有利于国家向前发展。众所周知，此前的邓力群在一些老人的积极支持下，一直觊觎着「总书记」的位置到处活动。如果胡赵双双下台，让极左派邓力群之流接班，中国的政治局面和路向又将是何等情景？

　　人们说，「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他「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依旧是「强人政治」──「只能有一个婆婆」，「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毛泽东曾亲自扶植起、又「炮打」下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邓小平重演毛的悲剧，也亲自扶持和撤下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滞延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难怪《杜导正日记》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胡耀邦追悼会上，邓小平要和李昭（胡耀邦夫人）握手，她拒绝，并说了一句话：都是你们搞的。」

一代人已完全不知胡赵何许人

　　走出富强胡同六号，一群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在我面前走过。看到这些年轻人，我陡然记起了不久前的一次友人聚会。在那个会上，几个老人异口同声地说到当前一种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八十后和九十后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二十世纪我们国家发生过的一些大事，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反右倾、反右派等等。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何许人......

　　「岂止八十后和九十后，甚至七十后也有人不知道。」我接过大家的话题，补充一个事例：我问过一个三十多岁、上过中学、在北京打工的安徽人：「你知道不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猜她的回答是什么？回答是：「听说过，他俩是坏人。」

　　听到上面的述说，在座的人都愣住了。想到我们国家这些只知道「主旋律」「四代核心」，不知道其它一切、「被封杀」的、可怜的下一代，大家都不寒而栗！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这是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的诗句。

　　历史的伤痛是后世的鉴戒和教训。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遗忘。然而，究竟是谁让「青史成灰」，让一代青年人「忘记自己历史」呢？难道是八十后和九十后这些青年人的责任吗？

　　回到家中，再读《紫阳千古》，两首《悼紫阳》的诗跃入眼帘。它是个人的思考，又何尝不是大众的心声！抄录如下：

　　一死仍然不自由，雌黄涂抹乱春秋。
　　忆君身戴千斤锁，令我心轻万户侯。
　　堪叹唇亡连齿落，可怜烂额并焦头。
　　寒鸦阵阵斜阳外，羁老京华未首丘。

　　死去何愁未自由，是非功罪待千秋。
　　耀堂邦柱终须毁，紫气阳光去不留。
　　安石商鞅犹虎项，赵高董卓剩羊头。
　　后庭花月何时了，浩荡江河泻巨流。


（章立凡和邵燕祥诗）

──写于二○一○年三月 纪念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盛禹九：北京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