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远收听敌台

hachen

收听敌台

心远

　　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一起住在汉口，家里还空着间房，每隔两个星期，我伯伯会从武昌坐渡船过长江来住一天。他一九五六年才从美国回大陆，安排在湖北医学院当教授。当时我还小，对他在中美交恶时期怎么能回来不甚了然。後来听说，是和钱三强那一批科学家一起被交换回来的。本来美国在麦卡锡年代，对中国科学家看得很紧，不让离境，怕回了中国泄露美国的科技机密。那次他们一批人能回，是双方作了交易：中国用韩战中的一批美国俘虏换回来的。在共产党看来，当然是赚了：一批能吃傻喝、难伺候的洋鬼子大头兵，换回了价廉物美、痴心为国的大专家！
　　扯远了。且说到了文革时期，我伯伯这种人免不了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在美国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家抄了个底朝天，连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收音机也被收走了──“检验检验是不是收发报机！”风雨如晦，他难得过江来看望母亲和弟弟一趟。有次回来了，年已八十的祖母非常高兴，颤颤巍巍地到厨房煮了排骨藕汤，让他补一补，晚上他要去我父亲的收音机睡觉前听一听──我还记得，那是文革前一次少见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上，我爸爸买的样子挺新潮的半导体，小小的，淡黄色塑料壳。
　　半夜突然捶门声大作，查户口的来了！半夜突袭，一一核对，看各家各户床上的人和户口本上的人是否相符。人少了，问深更半夜不回家干什么去了；人多了，问与户主什么关系来自何方有何公干──那年月绝对是没有“旅游”一说的。发现疑点，如没有身份证明啦，成份不对啦，神色仓皇说话结巴啦，都可以当场带走，押到“群众专政指挥部”去审查一番；是否会皮肉受苦，就全看各人造化了。那次查户口，是知道我们家来了受审查人员专冲我伯伯而来，还是撒大网一视同仁，不得而知。我们家倒是见怪不怪，反正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管他们带红袖章还是带黄袖章，要户口本给户口本，要点人头就带他们去挨门挨屋转，不顶不抗，好汉不吃眼前亏。起先什么响动都没有，我甚至都没被吵醒。
　　但後来，我还是被惊醒了。
　　他们巡查到我伯伯睡的那间屋，盘问完了，不知怎么，有个查户口的瞟见床头柜上那个小收音机，是无心还是有意？他走过去拧开了它。一片杂音，已过午夜，电台的播音员早已回家等查户口去了。可那人不死心，一下拧到短波上。这儿可有人说话，软不拉唧的话：“……蒋总统勉励军民庄重自强，处变不惊，报效党国”等等此类，一下把父母和伯伯震傻了！这百分之百是台湾电台──敌台！
　　查户口的一下来了精神。“好哇！你收听敌台！”
　　我伯伯赶紧辩解：“没有，没有！我根本没听短波！只听中波！”
　　“中波？中波这儿什么台都没有！”
　　“刚才有……”
　　查户口的根本不信。几个人围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煞有介事地连哄带诈：公安局有仪器，你刚才听了什么绝对一查就一清二楚。坦白！坦白了认识了就没事，不说实话，查出来加重惩罚！
　　我伯伯不为所动：没听短波，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还隐藏有个敌台。你们可以打电话去查：我听的是湖北广播电台。要不，等天亮了再听听这里中波到底是哪个台？
　　乱乱哄哄好一阵。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悻悻离去──走时把收音机旋钮封上，以严防我们搞什么鬼把戏：“好，我们天亮再来！”
　　天亮再查，果然那儿是湖北电台，一场无妄之灾才算烟消云散。不过我们家受了这场惊吓，主动自觉革命，把那个波段旋钮自己用胶布封上了。
　　过了没多久，我倒真是收听了一次敌台。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我和几个同学跑到靠着武昌东湖的南望山麓原八一子弟学校旧址，找间空教室，搬张旧床，自己挂上帐子，便算占房为王，住进去好天天就近游泳。那所学校已乱得不成样子，老师学生星流云散，别的许多教室也成了当时没课可上的学生的“滨湖别墅”，到处是垃圾杂碎也没人理会。我们东翻西找，居然在一间乱七八糟的教研室里发现了台收音机，挺大的木壳，插上电源，那音质还真宏亮。可惜那时连京剧样板戏都还没出来几个，天天只能播毛主席语录歌，要不就播两报一刊社论。
　　有天晚上我们吃罢饭，看天色已暗，纷纷换游泳裤准备出门下水。我先换好了，等同伴等得不耐烦，顺手拧开收音机，胡乱扭来扭去，看有什么可听的──大同小异，一律铿锵有力，义正词严。转着转着，有个台声音其大无比，隔壁三间都能听得见，我转过去擦过它，转过来又扫过它。转去转来，这个声音突然一下击中了我：“……毛泽东、林彪之流打着红旗反红旗……”
　　呀！？
　　那样刚劲浑厚，字正腔圆，极标准的国语，与中央广播电台的老资格播音员不分伯仲，比省市地方电台的播音员要高出几个档次。这是什么话？毛泽东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好家伙，这个播音员出了多大的政治事故，够他一辈子吃不了兜着走！
　　再听，不对：这家伙不但没有猛吃一惊，戛然中止，赶紧请罪，竟然接着振振有辞，越说越有爆炸性：“毛泽东与林彪大搞封建专制”，“让劳动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团结起来，坚决与毛林集团作殊死的斗争”……
　　同伴们有的正往上拉着游泳裤，有的还赤身裸体，面面相觑，傻了。好一会，才有人喝我一声：“你找死啊！”
　　我懵头懵脑赶紧一下关上了。片刻，有个同学小声说：“打开再听听？”他过去关上了门，“小声点就行。”
　　我不敢伸手。他要自己拧开，另一个年长点的同学思忖一下，拦住了他。是啊，此刻这里这么多人，人多嘴杂，天知道会惹什么祸！而我，是打开收音机的人！
　　那位年长点的同学最後一个出门时，端详了一下那个指针停留的刻度，他要记下这个敌台的频率吗？或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却正是我趁人不注意时已作过的：我想听。刚刚听到的几句话，炸开了我被封得铁桶似的心灵。身边居然有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胆量！而且肯定不像美帝、苏修和台湾反动派那么远不可及。到底有多近我无法判断，但那么清晰，那么宏亮，在没有大功率电信发射设备的情况下，一定是近在咫尺。或许就在南望山的另一侧？……
　　但後来我从来没有再听过这个电台，尽管我独自一人时，常常拧开收音机，在无涯的星空搜寻……
　　过了好多年，我与一位颇有阅历的转业军人谈起此事，他分析很像是军人干的：他们有军用广播通讯器材，军队当时矛盾又极为尖锐，军队中有些人是高干家庭出身，接触过许多海外思潮，比较有头脑。一旦受到排挤打击，觉得有被整肃的危险，一些少壮军官就孤注一掷……
　　今天，“敌台”成了一个遥远的名词。生活在美国的下一辈，还能理解什么叫敌台吗？还能体会贪婪急切地收听敌台那种又战战兢兢又兴奋刺激的感觉吗？
　　１９９４年写于美国
　　（首发于《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