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

大笨狗

根据2009年9月2日在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录音整理
作者：沈志华
来源：《往事》第85期

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毕业；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1982年，肄业后离开学术界，到南方经商，故没有任何学历和学术职称；1991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往事》编者的话：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道路从争相效仿的世界楷模到声名狼藉的前车之鉴，不光给俄国，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何谓社会主义？沈志华教授认为，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
　　从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几条原则，经过列宁的具体化，最后定型为斯大林模式。这是一个理论转向现实、革命转向制度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在一开始就违背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并且为现实的需要勾销了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而在接下来的制度实践中，理论在从价值理性沦为现实工具的同时亦被规范化和教条化，反过来束缚着现实的改变。理论与现实、革命与制度的冲突最终被扭曲成某种困局。
　　列宁死后，列宁主义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际的辨证法分裂为二：一边是有原则无权术的托洛茨基，一边是有权术无原则的斯大林。结果手段战胜了目的，现实战胜了理论。现实的冰镐砸进了托洛茨基空想的头脑。
　　斯大林一方面搞掉了托洛茨基，一方面却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拾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这一表面复归马克思主义的转轨实际上是一次偷换。在马克思那里，“剥夺剥夺者”是为了“还给社会”；而实际情况却是，本应“还给社会”的财富、权力乃至思想统统被“国有化”：社会“消亡”了。另一方面，国家不但没有“开始消亡”，反而空前强大。此时，“最先进的”制度设计与最古老的权力法则相暗合：执掌公权者，在权力不受限制无从监督的条件下，总是本能地将所有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以平等和自由相号召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抛弃了革命的道义原则与目的，阶级和国际的主义退缩为民族和国家的主义；共产主义目标被取消，作为“非常时期”的“过渡阶段”被固定下来，成为常态，形成一种“取消了革命的革命制度”——苏维埃官僚制度。
　　这一体制几乎本能地敌视财产私有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敌视“小生产”和“自发势力”。这一制度有违社会演化规律和人性，虽凭借牺牲人民取得一时的功效，但长远不可持续，令社会主义成为社会灾难。
　　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赫鲁晓夫的“解冻”，都是为摆脱困局进行的努力，却都因意识形态的思想禁锢与既定的利益格局而失败。如果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人亡政息，赫鲁晓夫的“解冻”的失败却是因遇上了“革命原则”，这一“革命原则”的化身就是毛泽东。同托洛茨基相比，毛不但“有原则”，更有权术。于是托洛茨基加斯大林，道术合一，四个伟大加于一身，整完苏联的赫鲁晓夫又整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文革困局，然后才有了改革开放。



　　（本期内容根据沈志华教授2009年9月2日在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录音整理）
　　
沈志华教授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

　　李宇锋：苏联做为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崛起和崩溃的过程对人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对它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应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不容忽视的任务，而它的前提就是要进一步了解苏联历史的真相。今天，我们高兴地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志华教授来给我们讲述他研究苏联历史的学术成果。沈老师是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多年来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他对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对此进行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现在，就请沈老师讲演。
　　沈志华：我们最近出版了苏联历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这个项目是国家的项目，但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苏联解体以后，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学术界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苏联到底为什么解体？二十年来大家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根据都不足，有时对话根本都对不上，基本的事实没有搞清楚就在那儿争论，我觉得意义不大。无论你是什么观点，前提是要把事实搞清楚。所以我是从专题研究开始的。苏联史，其实不光是苏联党史，包括中共党史，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重构历史，完全得重建。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偏颇的，或者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谁谁谁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事情要这么简单，那还要我们这些史学家干什么？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中国跟着苏联走了那么多年，从孙中山那会儿就开始学苏联，到了毛泽东又学苏联，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但即使是那样，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虽然毛说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超过苏联。超过什么？他不过是想在钢产量上、粮食产量上超过，整个体制没有摆脱苏联那一套。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导致整个党解散了，国家解体了？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造成这两者的区别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回答苏联为什么解体，其实核心是这些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像朝鲜、越南，甚至到六十年代又有一批亚非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它的旗子上打的是社会主义），其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人们做这种选择，它也不是领导人拍拍脑袋拍出来的，说咱们就跟着走社会主义。它是有一定选择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它想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想实现现代化，如果走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那条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嘛。恩格斯讲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有的那些条件，到了二十世纪，对于后发展、后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三角贸易、发现新大陆、殖民地等等——原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原始积累的那些外在的、客观的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想发展资本主义，又处在一个外在压力之下，怎么办?那么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就是苏联，而且当时来讲还不错嘛，特别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苏联就很稳定嘛。这个对当时中国人的刺激也很大，所以大家看着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方向。这些，对于后发展国家、后发达国家，不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它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存在有一定历史合理性的。
　　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第一个大的问题是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苏联走，其实都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咱们说了半天社会主义，真正构成社会主义实体的其实就是苏联，苏联是谁呢？其实就是斯大林。所以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社会主义模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也不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设想的那个，而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创立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个搞不清楚，大家在对话的时候就会有问题。我说社会主义不好，你说社会主义好，请问，说的究竟是哪个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非常抽象，它没到那个地步，还在搞巴黎公社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列宁说的比较具体，像《国家与革命》，讲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公有制，因为他已经临近这个门槛了，他要告诉社会，告诉党，告诉人民，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有几条设想，但他这个设想历史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一直到1921年，苏联搞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国有化、货币改革、农村搞余粮征集制（其实就是粮食征集制），包括搞公社。俄国农业三种方式，一种是有点像中国的个体户，它叫独立农户；一种是集体农庄，当时叫劳动组合；再一种就是公社。列宁最初成立的就是公社，因为最符合共产主义那种理想，大家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动，这就是公社。但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所有这些都失败了。
　　典型的一个标志事件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苏联一直都说是反革命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不满意苏维埃政权，举行了暴动，最后给镇压了。但实际上那些水兵都是原来的工人和农民。为什么起义？就因为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这些政策，你把人家吃的全都收走了，全搞一大二公那些东西。再加上十三个省的农民暴动。所以列宁比较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初要建立这个政权说是为人民搞的，现在起来反对的全都是工人和农民，不是原来的贵族，不是白俄、哥萨克……那个在1918年、1919年内战时都过去了，到1921年起来反抗的都是农民，在城市里是工人。所以这个时候列宁才感到这套东西不行了。这是国内政策。
　　国际政策更失败了。进军华沙，策动匈牙利革命，策动德国水兵起义，一个连一个的失败。他为什么要这样策动呢？他脑子里原来想的就是世界革命嘛。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一定是在欧洲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所以列宁就想，既然同时发生我就得多弄几个呀，咱们大家一块儿进入社会主义嘛，所以就策动起义，最后全失败了。
　　所以，无论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政策，按照原来的设想，包括列宁自己的设想都是空想，所以他才决定搞新经济政策。
　　当时就觉得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原来那个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走，它是带有战争或者叫准战争的状态下实施的一些共产主义的措施，有些做法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说征粮，不征粮食要去打仗了怎么办？那就先这么办呗。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平常时期、和平时期用一种国家的政策永久地实行下去，那谁受得了啊？所以战争刚一结束农民就起来暴动。原来布尔什维克来的时候说是帮助农民的，是反对地主的，现在地主都打跑了你还对农民这么苛捐杂税的收，农民当然不干了。
　　所以到1921年、22年、23年的时候列宁认识到一点，就是原来那套是不行的，要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材料，包括列宁本人和整个党的高层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个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没办法，遇到了困难，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决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这一套做法，开始搞新经济政策。比如从农村开始，不但解散了公社，也不鼓励继续劳动组合，而是鼓励独立农户，那时叫户主，跟咱们的个体户差不多。工业上允许商业的存在（内战时期是不允许商业存在的），什么叫“耐普曼”啊，就是原来的那些小商小贩，属于被打击的对象，现在都允许存在了。农业也开始搞合同制了，不搞征集制了。
　　到了1923年列宁临去世的时候，他是有些醒悟，觉得这不是临时性的政策，也不是退却，就应该这么做。所以他讲合作制，是讲这是将来农业发展的一条道路，而不是临时性的措施。他讲到农村公社问题、生产问题等等。在工业部门其实也在开始搞，考虑把商品市场不是作为临时、暂时的权宜之计加以接受，而是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经济形态保留下来。但是结果列宁去世比较早，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转变。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对手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永远斗不过职业政治家，他们不愿意耍阴谋手段，但斯大林他就可以。今天跟你合谋把谁搞掉，明天又接着跟别人来弄你。托洛茨基对他威胁最大，所以他就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来对付托洛茨基。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的毛病，加上相互之间又有些观点分歧，斯大林利用这些搞个个击破，首先来把托洛茨基弄掉。等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搞掉以后，他又反过来利用托洛茨基的一些理论。因为那些斯大林的对手多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总是追求理论的完整性，而你用新经济政策解释马克思这套东西，他觉得理论逻辑的扣解不开，你的做法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说你就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解释呢？斯大林他就不管这一套，怎么说他都对。他就利用这个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全部打掉。但是他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市场经济，是托洛茨基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的执行确实遇到了好多问题。它遇到的问题其实咱们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全都遇到了，一样都不少，什么双轨制啊，什么市场跟计划的冲突矛盾了，到底是以集体化为主还是以市场化为主了，还有对农民、个体户到底怎么看等等。总而言之，那时中国叫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会儿就是这样。
　　斯大林干脆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市场那么乱，还搞什么新经济政策？所以从他在政治上独掌大权开始，1929年吧，全面推行他那一套东西。其实他的思路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样的，基本的理论就是“贡赋”理论。大概的一个逻辑是：社会主义要发展没有资金，没有原始积累，只能从内部来积累资金，来源就是农业——因为大量的都是农民啊。他还有一个前提，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随时都可能被灭亡，那就得发展军火工业，发展国防。发展国防就得靠资金投入，哪儿来？就是农业。这套理论其实就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理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是托洛茨基的铁杆经济学家，等于说斯大林把人家全打垮，回过头又把人家的理论捡回来了。搞全盘集体化和国有化，工业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计划体制，都是按照国家利益实行起来的，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斯大林体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背景下构建的社会主义。后来人们说社会主义好还是不好，其实说的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斯大林搞的这一套，所以我们叫它为斯大林模式。现在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看法，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分什么斯大林、马克思模式啊？当然要分了，怎么能不分呢？你要是讲事实的话，你把他们的想法、理论都拿出来一对比你就能看出来，马克思说的构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都不存在了，哪有世界革命啊？哪有先进国家同时革命呢？都没有。就是一个俄国，而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觉得恰恰在于，他不是一个理论家，不要求理论的逻辑和合理性，他只要求现实，能用就行。这一套当时确实能用，很能说服人。面对资本主义怎么办？你要想和它斗争，就得积累，没钱，就得靠农业，就得实施“贡赋”理论，你要想控制国家资源，你就得搞计划经济，顺理成章的。在当时情况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排除了政治体制的问题，那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再讨论）。
　　先说经济体制。实际上到了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它确实取得了工业上很大的成绩，这个不假。但问题在于，第一个，结构不合理；第二个，代价太大；第三个，激起民怨。其实到了战前的1939年，苏联的社会已经非常紧张了。紧张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经济，人民生活一直处在最低水平状态，我看到一个材料，苏联人抱怨说：“老让我们做贡献，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一天到晚为革命加紧工作，加紧生产，我马上要死了，我这辈子就完了，我还老做贡献啊！”经济生活水平低下。再一个，社会处于非常恐怖的状态，这就是大清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大清洗的具体数字，现在有人说：“不对，当时杀了不是八十万人，是六十万人。”少了二十万人他就做对了吗？我真奇怪了！现在的学者争的是到底是六十二万人还是六十八万人，争来争去——你搞清楚最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有些事你很难准确地搞清楚，你说（中国的）右派到底有多少万人，谁搞得清楚？镇反到底杀了多少万人？登记在册的是七十万人，不错，给报上来了，但真正死的人未必是这个数。事情的性质不是多八万人少十万人就能改变的。
　　当时苏联的社会是这么一个状态，结果是什么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了苏联。
　　为什么这么说？可以从两层意义上看。第一，战争爆发以后，把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了——民族都要灭亡了，你还计较多吃一口饭少吃一口饭的问题吗？就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国民党当时已经把毛围剿到最后一步了，就差最后一锤子了，结果抗日战争给他救了。苏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社会无论从心理上，从社会生活水平上，百姓的忍耐程度，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战争来了。战争一来就动员——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东西很容易被煽乎起来的。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使人们迷信了这种体制。恰恰是战争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它本来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战时体制嘛。正好要打仗了，所以这个体制不用改变就直接移入到战争的状态下，很实用。邱吉尔是临时把英国的经济体制改变成战时动员体制，他需要做很多工作，大量的做体制性的改变。苏联不需要这个，战争外在形式配合它的内在结构，就使得人们以为这个体制还不错——要不然战争能打赢吗？后来斯大林在1946年3月9号讲话就是这个观点，说：战争证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先进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战争能打赢根本不是靠那个体制，人家英国战时都得搞这个，对不对？相对的集中资源，由国家掌握，战争可不就是这样吗？但战争结束以后你还能这么搞吗？所以，斯大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其实从政治的角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原来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的态势，原来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对立的态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就因为战争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跟一些资本主义结合了，去打击其他的资本主义——也可能是“其他的社会主义”，看你怎么理解了，“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二战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给这个世界造成威胁的未必是布尔什维克，而很可能是地缘政治。因为后起或战败的资本主义国家，像日本、意大利、德国，它都需要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引发战争。引发战争的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那会儿也没有说想要解放全人类啊，到处发动战争啊？所以他才能够和英美有这种结合，斯大林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
　　我认为意识形态对共产党来说，本身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信仰的层面，一个是工具的层面。所谓信仰，大家忠诚的相信。很长一段时间，有一部分共产党人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虽然不太明白，但是党告诉他共产主义是什么，他真的去信仰。但在领导层不是这样，比如斯大林，至少到了1936、1937年他宣布社会主义成功的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在他那儿已经从信仰的层面降低到工具性层面了。他就是拿这个当招牌而已，要动员周围人都来帮助他，那时共产国际一呼百应。当然钱也都是他出的。你甭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英国或哪儿的共产党，这钱都是我出的，所以你们给我干活也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还给你一个合法性、正当性——咱们搞的都是国际主义，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这种观念，最典型的体现在二战前他处理欧洲的国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运用。
　　当时威胁到苏联安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兴起中的希特勒，一个是意识形态上和苏联直接对立的英、法。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两线作战——一边跟希特勒谈，一边跟英、法谈。共产国际就是他的一个工具。
　　从1935年到1938年，共产国际下达指示给欧洲各国共产党，说法西斯德国是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民主的一面，进步的一面，所以你们各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是反对政府而是要支持政府，反对法西斯，反对德国。于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共产党马上就宣传起来，写文章支持什么什么。因为那会儿苏联在跟英、法谈《集体安全条约》，结果谈不拢，双方谁都不信任谁。与此同时，莫洛托夫跟里宾特洛甫在秘密交涉，就是给希特勒提条件，说你能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告诉希特勒，苏联的安全底线在西部就是波兰，在中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定要掌握在苏联手里。再一个，要占芬兰一块地——当然是交换，因为芬兰离列宁格勒非常近。结果希特勒都答应了。这样跟英、法还谈什么呀？跟希特勒联手，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1939年签了《苏德秘密条约》。条约一签，共产国际马上就给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资产阶级政府不可相信，说法西斯德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利用来反对资产阶级，所以你们都要起来反政府，必须推翻各国的政府来支持苏联。这时各国共产党又发文章反政府。多列士为什么后来被通缉了？大战在即你共产党反政府，反对跟希特勒作战，你这不是叛国吗？所以弄的各国共产党特别头疼，今儿让我干这个，明儿让我干那个，完全是苏联围绕着它的利益下指示。
　　这样，苏联和德国共同打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起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是不错，但跟你苏联就没矛盾吗？跟你苏联的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并不是，就是地缘政治，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复杂的、多元的。在处理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是因为苏联跟德国签订了这个条约。德国在扩张，不错，是从苏台德问题、捷克问题、奥地利问题，是一点点地在扩张，但是，到了波兰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所以英、法说，要再打过来我就要跟你干了。如果苏联坚持不跟希特勒做这个交易的话，他怎么敢打呀？他一打势必形成一战时期的两线作战，这个故事又要重复发生了。就是因为苏联跟希特勒签订了条约，然后两国夹击波兰，把波兰给瓜分了。跟着1940年斯大林又打芬兰，因为德国也不支持芬兰，芬兰孤军奋战，最后战败了，本来应该交换的土地结果让苏联白得了。那个时候斯大林非常得意，希特勒也很满意，因为这块儿放心了，他就专心去跟英、法打，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
　　但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的野心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英国还没拿下就开始打苏联。
　　1941年6月22号希特勒一进攻，第三国际马上又变了，马上给各国共产党又下达指示，说最坏的还是德国，还是法西斯，说你们资产阶级政府还是可以支持。结果又翻过来。把所有共产党在欧洲弄的一点信誉都没有，名誉扫地，说你们共产党还有点主心骨没有？为什么后来一直都说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就因为这个。苏联说什么它就跟着说什么，这个时候所谓共产主义的信仰，所谓世界共产革命都给降低到苏联的一个工具的层次上。
　　我前面说到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其实又出现了一次变革的机会，就是指二战客观上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地缘政治、大国关系来处理国际问题。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独大，而苏联也显示出它的力量，美、苏合作就成了一种趋势。斯大林在这点上看得非常清楚。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斯大林1943年5月解散共产国际，他是有深刻含意的。如果说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名声不好，不愿意援助你，你早就该解散了，苏、德战争一爆发就该解散了。但那会儿他没解散，一直拖到1943年5月份。这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完成了，战争的局势已经向好的方面转化，解散共产国际其实考虑的就是战后的安排。斯大林知道共产国际是他跟西方沟通的一个障碍。他解散共产国际是特别的突然，所有人都没想到，而且非常着急，让季米特洛夫几天拿出个方案，立即解散。就是因为这时候邱吉尔跟罗斯福在谈第二战场，谈整个战争后期的安排和世界格局的问题。他要给西方人一个信号，就是我不代表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可以不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斯大林真的是想放弃世界革命，公开的放弃，这个确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战后苏联有这么一个机会是避开原来革命、战争时代规定的那些责任，那些任务和那些做法，前提是存在的。美国也这么想，斯大林也这么想。
　　再有一个因素就是苏联当时的状态——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失望。我看了大量的材料，苏联解密的档案中，有很多当年经过秘密检查的信件。其中有打到欧洲以后的苏联红军，几百万军人啊，在他们写的信件里面反映出，人们突然发现：战败的资本主义怎么比战胜的社会主义还富裕得多呢？有人到匈牙利一个市民家去看，人家家里有壁毯、有地毯、有沙发，什么都有，说我们奋斗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没见过这玩艺儿，什么抽水马桶，都比不上他们。他们信里写的特别有意思，都是一般的士兵。它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的是原来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你给他宣传、灌输的东西，比如说社会主义无比优越啦，说咱们过得最好啦，其他人都在水深火热当中，等等，还管用，但真的有一天突然窗户打开了，人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了，就造成一种非常负面的影响，从整个精神上他受不了了，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难道还不如资本主义这么一个小国吗？这么大的一个苏联，生活水平还不如匈牙利，他怎么能够接受呢？我们宣扬的都是斯大林怎么伟大，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当时在整个苏联人们心理上造成的一种动荡。光写几封信影响还小，一旦这几百万人回国，不是去农村就是回工厂，他们见过的情况像瘟疫一样就传开了。我看了监督员们根据这些情况写的汇报材料，谁谁说了什么，谁谁想什么，就能反映出从1945年到1946年整个苏联社会的情绪。其实这些情绪构成了一个改革的社会基础，刚才我说的那些国际环境构成了一个改革的外部基础。所以，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体制改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在乎它，不像赫鲁晓夫时期。如果那个时候斯大林能够看准这一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改革，苏联会是另一个结果，就是很有可能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来。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原因我正在写，题目是《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1945-1953年）》。因为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但是以前几乎就没有一本书讲战后这一段，斯大林最后这8年，到底是怎么搞的。从大体的轮廓看：第一，斯大林没有这个意识，还没有认识到原来那个体制其实并不适合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他误认为挺好啊，我就这么着所以二战打胜了。我觉得这是他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目的逼迫他必须坚持原来的体制。他对权力的那种依恋、那种追求，只有这种体制可以把各个方面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特别对意识形态。这是斯大林本身的一个局限。还有一个就是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冷战爆发。这里面很复杂，在我看来美国人现在的观点是错了，以盖迪斯为首的美国主流学派认为冷战是斯大林挑起来的，其实是错的。斯大林曾经千方百计想避开冷战，刚才我讲的那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斯大林非常现实，他知道苏联实力不行，没法跟美国斗，所以尽量保持低调，但是他自己的利益又不能丧失。特别是斯大林有一个错误的做法，他老想给别人一个感觉：我非常强大、谁都不怕的那种架势。比如在伊朗问题上，在土耳其问题上，都是这么表现的。其实他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但是他那样就把人家给吓着了，西方人觉得这苏联不得了，真的要扩张——其实不是，他就是吓唬吓唬你。再加上还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等等，这就造成了冷战。冷战的兴起也逼迫斯大林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因为他得搞军备、原子弹啊。还有一个自然的原因，就是1946年夏天到1947年发生的大饥荒，就是旱灾……种种原因，天灾人祸，把苏联走向改革的路给堵死了。
　　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又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粮食生产已经低于1913年，吃没有吃，喝没有喝，住房是0.4平米一个人，莫斯科人都没房子住，你想你社会主义搞成这个地步；再加上斯大林晚年严重的疑心病，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弄得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赫鲁晓夫是政治局常委啊，每天在家里心惊胆战，就怕电话铃响，说电话铃一响他都哆嗦。斯大林到了1952年10月份以后已经不再露面了，谁想见他，完全听他电话招呼，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晚上10点到凌晨3点在他的别墅里决定的。这个时候，高层领导都在家等电话，电话铃一响，心里特矛盾，说叫我去吧，说明这圈子里还有我，否则肯定就给排除了，但是叫过去以后，搞不好明天早上就回不来了——你想都到了这种程度，谁受得了啊。所以这造成一种什么局面啊？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刚一休克，这帮人心里那个高兴啊，不给他治病。他是28号晚上喝酒喝多了，一个人睡，第二天下午——他一般是下午起床——拉那个铃，没反应，大家一想，可能今天他要多睡会儿，但到了傍晚再拉铃，还没反应，保姆就通知了警卫队，警卫队就通知了政治局。晚上政治局委员都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几个人都来了，就是没叫医生。大家一看他休克了，围着转了一圈，谁也没说话，走了。贝利亚还说，斯大林同志睡着了，不要打搅他。第二天医生才来，斯大林已经没救了，但是还没有咽气。到了3月5日，这帮人实在是绷不住了，最后就决定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改组苏联领导层，把十九大斯大林建立的系统全部打乱，重新回到原来那个体制，莫洛托夫又回到外交部，贝利亚又重掌安全部和内务部，驻华大使也换了，整个人全都换了，政治局常委十一个人，斯大林排最后——那会儿斯大林没死呢，就在那屋躺着呢。他们就在这屋开会，等不急了。当时最怕的就是斯大林再睁眼，好在等他们开完会，过去再看一眼，九点多钟，斯大林闭眼了。
　　所以，要把斯大林这套东西搬掉，其实是大势所趋，不是说赫鲁晓夫想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怕了，老百姓也觉得这个制度不行了。我们现在看，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批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苏共二十大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把话挑明了，其实暗地里的做法都已有了。贝利亚1953年底被枪毙以后，苏共就通知各国共产党都派人去听取关于贝利亚案件的情况通报，其中莫洛托夫有个讲话，就讲到贝利亚的问题不光都是他的问题，跟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包括最保守的莫洛托夫在内，都提出这种看法。只不过因为当时苏联党内的权力斗争，贝利亚、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他们之间的争斗，没有精力把这个事情做开。一直到1955年马林科夫下台，赫鲁晓夫全面掌握了苏联的政权以后，马上开始调查大清洗案件，制定新的经济方针。所以苏共二十大不是偶然的，是整个苏联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新的领导人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要走另外一条道路才能改变苏联的这种外强中干的状况。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想搞改革，从政治上要民主，批判个人崇拜，从经济上重新安排工农业生产比例，提高科学技术成分，调整投资比例等等，这些做法都不是偶然的，从1953年到1956年这几年之间逐步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遇到最大的、致命的打击，就是中国。如果仅仅是苏联党内矛盾的话，我觉得他能克服，因为苏联党虽然在政治局里改革派是少数，像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这些元老派都是保守的，但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里面提拔的都是年轻的改革派，像苏斯洛夫、柯西金，在中央委员里面占绝大多数，他靠这个来制约政治局，这也就是1957年元老想政变没成功的原因，否则的话赫鲁晓夫早给弄死了。57年他一个靠军队，一个靠中央委员才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给打下去了。所以单就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话，赫鲁晓夫应该是占上风的，但是中国这个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就是1958年以后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一步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绝路。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就是要详细地写在整个赫鲁晓夫执政过程当中中国给他施加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时候双方还一致，你把毛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做个对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有些语言都是一样的——当然也不说是毛抄的，因为毛调查是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前，成文是在苏共二十大后。那个时候毛和赫鲁晓夫想到的问题比较类似，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双方都是一致的。背后有一些分歧，也没有表露出来，主要一个是对斯大林的看法，再一个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别的方面都相当一致。很多人都说中苏分歧是从1956年开始，从苏共二十大，其实完全错误，那是一个神话，是一个误会，是个陷阱。直到1957年底，中苏关系都非常好。你想，1957年10月15日中苏还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那是什么协议？那是苏联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和核武器样品的一个协定，这种援助在全世界都没有过，有过吗？什么人能把核武器的技术给人家？只有苏联。还有一件事，中国提出要跟苏联建立联合国防办公室，联合国防办公室十大任务，所有的情报、资料、技术、训练，包括武器的制式要全部统一，就是你这个军队随便调到哪儿，拿谁的炮弹都能用——武器都是通用的，就达成这么个合作。所以1957年底1958年初中苏关系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但就这时候出事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形势太好了，按毛说的，叫做“东风压倒西风”。这个大家都承认。但是应该怎么办呢？赫鲁晓夫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力量，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是这么认为的：你比我强可能会打我，现在我比你强你还会打我吗？他是这么个逻辑。所以他认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基础不就更牢了吗？我们跟资本主义谈判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谈判我有资本——我比你强大啊。所以赫鲁晓夫就开始积极的搞美苏缓和，一会儿请尼克松到苏联来，一会儿他到美国去——他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毛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我们比敌人强大了还跟它谈什么呀？直接打败它不就完了吗？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原来我们弱，我们不如人家，所以跟人家和谈，跟人家搞和平共处，现在我们比它强了我还跟它共处什么，消灭它完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掀起世界革命，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然后大家一努力就把帝国主义消灭了。就是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他认为中国现在责任就更大了，因为苏联怕你我不怕。但我又没有苏联的力量强大，因为苏联毕竟那么多年了，那么怎么办呢？大跃进。通过大跃进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再搞上去，那就没的讲了，苏联就不在话下了。其实大炼钢铁、大跃进说是超英赶美，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超过苏联——我专门写了文章大家可以去看。他要超过苏联为什么？他在莫斯科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讲：“中国是个政治大国。”那当然，中国是政治大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苏共中央拿中国共产党《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小册子印发一百万册作为全党学习文件。你想想哪儿有这种事？都是中国学苏联，学斯大林什么讲话，作为中共的文件，苏共什么时候拿别的党的文件作为它的全党的学习文件，只有中国。《一论》只印了二十万份，但到《再论》的时候就印了一百万份，《真理报》一抢而空——中国的影响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苏联人自己都说，以后不要再提“以苏联为首”了，应该说“中苏为首”。包括苏联党内都说，毛泽东同志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鲁晓夫不过就是个种玉米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那种政治威望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没的说，包括很多像哥穆尔卡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又有风度，又能说又能想，处理事又稳重，哪像赫鲁晓夫毛毛糙糙的，几件事他处理好了？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的问题，都是毛出面给他解决的，解困的。所以毛就有这么种心态，中国政治上是大国，人口上是大国，但你经济上超不过人家，最终说话还是没有份量啊。所以他要搞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人民公社，憋着劲的要把经济搞上去。
　　到了58年、5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发展到什么程度？1959年10月双方领导人吵了一架，在北京，非常凶，甚至指着鼻子骂。把赫鲁晓夫气坏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就三个人，你们九个人围攻我们。你看那会议记录特别有意思，刘少奇一句，周恩来一句，林彪一句，这个一句那个一句的，弄得赫鲁晓夫不知跟谁说了。陈毅说话比较冲，给赫鲁晓夫抓住了，说：“陈毅，你太狂了你！你就是个元帅，我是总书记啊！”到了这种程度，领导人之间就撕破脸皮了。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了政治局会议，苏联也开了个中央全会，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办。双方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说中苏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不能破坏，所以必须要维持中苏关系良好状态。前提是，中共认为，苏联的路线错误，它必须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是团结在正确路线上；苏联也认为是中国的路线错误，而这个路线错误主要是毛泽东本人造成的，是因为他的急功近利、骄傲自满造成的。苏斯洛夫报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1960年大家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邓小平主张，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写几篇文章，毛一听，好，好主意。苏联也写。中国和苏联就开始在报纸上各自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表述。然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也是各自表述。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现象，要说理论争论，苏联马上就矮了半截儿。为什么呢？因为马列主义原本就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的产物，而中共认为现在还继续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所以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引用是它的原义，比如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那说的是振振有辞，马克思就是这么说的，什么哪一卷哪一页。苏联就非常的尴尬，因为它想说的这些，马列主义里面没有，但是又不敢说我这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还得说我这个也是马克思主义，它就老去找点边缘的词句来解释。那让中国一驳，你想中国这帮人都是搞理论搞了这么多年的，一下就抓住他们的软肋了，结果弄得苏联是非常的尴尬。特别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辩论，中国这边激昂慷慨，振振有辞，那边就理屈词穷，对不上话。所以问题就是，要不然你就说我这个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又不敢讲；说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修正——那更不敢讲了，本来就骂你修正主义了，他哪敢承认这个？
　　所以这个理论上的对垒苏联从根儿上就站不住，再加上赫鲁晓夫这个人头脑又发热，回去生闷气，说也说不过人家，死说活说毛泽东就不承认他是错的。明摆着就是你的错嘛，你说你现在搞什么共产主义嘛，你能搞吗？但是说不过他呀，赫鲁晓夫就采取了意识形态以外的办法——撤出苏联专家，我看你服不服。没想到，他太不了解毛这个人了！毛当时在北戴河开会，苏联突然通知，苏联全部专家撤走，毛一听：好啊，太好了！他不就觉得老子欠他的债嘛，撤走债就一笔勾销！这真是毛的心情，他不愿意欠人的债，没有吧又不行，可是老是一天到晚在人家的帮助下行吗？一撤他非常高兴。过两个月赫鲁晓夫醒过梦了，想缓和，提出把专家送回来，毛说不要了，别来了。这个时候毛是越来越看不上赫鲁晓夫了，你看毛说那个话，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幼稚，马列主义没学好，不懂辩证法，很容易上当受骗，他还去和美国谈判，不就是上当受骗嘛，他没这个资本，没这个本事嘛，对中国一点不了解，听风就是雨，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以为真，照他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一定倒台（八年）。——还真是，没到八年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所以这个时候，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苏联的改革是很不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反对。苏联真正搞（改革）实际上是和中国闹翻了以后，62年苏联才开始引进市场经济，叫利别尔曼计划，包括利润挂帅等等这些，开始有这个苗头。原来的苏共二十大的改革方针完全是在计划体制内，这个很像中国最开始的计划内改革，因为中国也是一步步走的，先是在体制内，计划内改革，然后是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然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步一步，最后才搞的现在的这种状态。62年苏联改革正好就处在双方进行理论辩论的时候，这一下就让中国抓住把柄了：马克思主义哪有一条要搞商品？你这个就是修正主义嘛！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看过有本书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里面举的例子全是这个，什么苏联的自留地呀，自己背着商品的小商贩（“背小口袋者”）呀，全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就跟咱们文革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一样。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外部的压力，而这种外部的压力和苏联党内的保守力量一结合，赫鲁晓夫下台了。此后，虽然柯西金试图要把改革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几年，根本就搞不下去，因为政治上没人支持。柯西金是很想搞改革的，可惜孤掌难鸣。所以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最好的机会，可惜中断了，而这个中断和中苏分裂，和中国当时比较激进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批判修正主义。
　　其实现在咱们敞开了说，现在我们做的哪一条不是当时赫鲁晓夫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没走到那一步。他为什么没有走到？一个是党内有人反对，一个是你中国在外边骂他是修正主义，他怎么往前走？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一个是基础不一样，这个和毛有关系。毛从来就看不上周恩来和国家计委的那套四平八稳的按计划行事，所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来说，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跟苏联把计划经济法律化、凝固化的那种状态根本就没法比。苏联一个计划指标下来那就是法律，完不成你进监狱呀。中国，从一五计划你开始数，永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五计划什么时候指标拿出来的？是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这期间一直在改呀。二五也一样，二五计划根本就没指标，三五计划过了这么长时间，人家李富春、陈云他们好不容易弄出来了，到了63年被毛一句话给否了，吃穿用嘛，屁股坐错了，你基础弄得不对。搞什么呀，搞三线建设，继续搞军工用品什么的，要准备打仗。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四五计划、五五计划。你想哪有计划呀？毛自己连国家计委都扔一边，自己搞个小计委，那你说这个计划还怎么搞呀，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计划经济完全的制度化，完全的凝固化，所以要打破它，比较容易。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回过头来想，凡是专制的国家，要想改变，如果上面没有一个人——这个人有资历，说话有人听，能镇得住的话，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在党内的资历不够，他说话没人听，不仅是没人听呀，是人家敢起来反对。中国要不是邓小平、要不是九二南巡，也走回头路了。因为从传统力量和理念上来讲，人们一直觉得搞计划经济、搞公有制是正常的——我就是这么做，你说不出我什么来，但是你要是稍微搞点什么不同的东西，自己就总觉得是个短儿。这就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老觉得那玩艺不符合马列主义——心虚呀。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干的时候，心里觉得是干了好事，又不敢和别人讲，真的是心虚呀。真的是修正马列主义，但是又不敢说，又不敢承认。共产党很大的毛病就在这里，自己陷入了自己构造的虚假的理论外壳里。其实怕什么呢？我觉得邓小平最聪明的就是这点，马列主义大旗高高举起，你就别管上面写的是什么了，该怎么走就怎么走。问题是他有这个资历呀，他在党内有这个威望啊，要不是他，根本不可能。你再看看别的例子，其实也是这样，台湾怎么从一党制变成多党制，蒋经国，要不是蒋经国在弄，谁敢呀？你弄也没有人听呀。苏联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包括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没有这个资历，在共产党这样一种体制内，他说话，人家想反对就反对。
　　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来讲，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走上绝路，再加上勃列日涅夫那么长寿，执政16年，所以到了他死的时候，其实苏联领导，这个苏共已经病入膏肓了。问题不是没有看到，你像安德罗波夫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太老了，精力不行了，结果一年多就去世了，跟着契尔年科也是一年。戈尔巴乔夫是在苏共二十大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接受赫鲁晓夫那套东西，接受新的观念比如民主观念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在党内没威望也不行，最后引起苏联的革命，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思路。总结起来就是说，苏联那个时候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但是你应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调整、改变。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唯有资本主义那一条路，现在全面都学西方，但是你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很多完全是不一样的，应该是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你这个路怎么个走法，这个是靠你本国人民的智慧去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