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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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以下简称“中央文革”）的产生和它在文革中的巨大作用，无疑是文革政治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中央文革”是毛泽东发动、进行文革的最主要工具和文革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中央文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和战斗指挥部”），而且更在于“中央文革”的成员构成、生存方式和运行方式都是非常怪诞、不易理解的：寥寥几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文士（其中多数人的资历名望原来极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口悬天宪、执掌全国各级官员和亿万民众生死的权力巨头；这个极小的秘书班子取代了缜密有序的国家常规领导阶层，进而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和各种殊死政治斗争的策源地，并且在疯狂打击各种政敌的同时，又在一轮接一轮永不止息的权力角逐中，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那么，文革中为甚么一定要发明这种“新生力量”以“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中央文革”上述诸多文化特质又是如何产生的？它们与中国政治制度史演进的长链又有怎样的关系？

◇　“中央文革”产生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

　　“中央文革”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急遽膨胀的过程，是亿万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这里仅作简要的回顾：１９６４年５、６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１９６６年２月３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７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央汇报。先此，彭真和康生已于５日将《提纲》的内容向在京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大家表示同意。８日，彭、康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面并未表示异议（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追述：“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１２日，彭、康等到上海，将《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均表示同意。２３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不久以后，《提纲》即被毛泽东指斥为“修正主义纲领”

　　与上述党内正式渠道的运作相对，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５年就私下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用极隐秘的方式将文章初稿传送到北京反覆修改。１９６６年３月下旬，康生藉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对毛谈及：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的文章为甚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这话当然触怒了文章的幕后组织者毛泽东，所以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于是毛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３月底，康生回到北京，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传达毛发动文革的精神，并要王力起草《通知》，宣布《提纲》作废。《通知》初稿被毛泽东认为过于简单，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另写一批判《提纲》的文件。陈遂与王力共同起草，然后送毛泽东审定。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４月１６日至２６日，在杭州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此期间，毛对《五一六通知》反覆修改后下达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迫接受《通知》，并作为“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下达，“文化大革命”遂由此而发动。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亦在原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名单主要由江青提出：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８月，陶铸被任命为顾问。在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２月，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尚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文革”成员仅能列席参加。但是在１９６７年１月，江、陈、康等将陶铸、王任重打倒，书记处遂停止活动。接著，由于“反击二月逆流”，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政治局亦停止活动，从此，“中央文革”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以后，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公报》紧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文革的这一破一立，当然具有联袂并举的最显著联系。直到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

◇　“中央文革”的政治禀赋、功能及其文化意蕴

　　导致“中央文革”产生方式及其成员构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毛泽东感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常规权力体制在贯彻和强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的个人意志又经常受到这套权力体制的强烈抑制；另一方面，亦在于他对国家体制日益官僚化和“变成法西斯党”危险的警惕。所以早在文革以前，他就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多次说北京的空气不好，说自己不读《人民日报》；他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暗指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文革前他长时间远离北京，甚至“重上井冈山”，酝酿“以农村包围城市”；他不断对教育和文艺体制予以强烈的抨击……。因此，与毛泽东“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这种对国家政治路线性质的基本判断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国家常规权力体制的敌视（从早年的喜爱绿林小说到晚年对“宋江投降”的批判，他一生始终伴随著对国家体制的强烈“造反情结”，这对判断国家制度的性质和发动文革有重大影响。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周期性“造反”机制与文革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详述），所以后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首要目的就在于“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为了摧毁常规权力体制，毛泽东必须在国家制度中造就一个与此目的相适应、得力而强大的政治工具，这个工具要具备的条件是：⒈它必须由毛泽东直接和完全驾御、绝对按照毛的个人意志行事，即前引周恩来所说，“直接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⒉它必须具有极强的政治能量和权力欲望，以便与常规体制相抗衡、直至取而代之；⒊从政治禀赋来说，它必须与一系列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矛盾、甚至相敌对；与此相应，从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它也必须舍弃常规方式而以阴谋诡计等一切非常规方式为基本手段；⒋它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巨大的鼓动能力，以使“炮打司令部”、“打倒阎王”在舆论上具有充份的合法性。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文革”的一切政治恶行，主要都不是由于其成员的道德恶劣以及他们与无数受害者的个人恩怨所决定的；相反，它是出于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根本性需要。

　　毛泽东通过自己的秘书班子而与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相抗衡并非偶然，早在他热衷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负责农业的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是拖运动后腿的“小脚女人”，所以他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中对之提出严厉的批评。“而这篇讲话是在他无视某些地位极高的同事们的看法以及党的农村工作部的计划的情况下发表的。它越过中央官员，直接向省级领导人发出呼吁，……为了保证省级领导人不受中央农村工作部观念保守官员的限制，他在１９５５年夏天将两名久经考验的助手安插到该部担任副部长。这两个人是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和陈正人。”可见，毛泽东对这种政治操作方式的运用久已娴熟有效。为了保证这种有效性，毛泽东对秘书班子的基本要求即在于：他们绝对不能被国家和党的常规权力体制所控制。据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何载追述，他在５０年代调入中南海时，在杨尚昆领导下就任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和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１９５６年的某日，毛泽东的身体不适，“不久我得到了电话通知，要适当减少给他送阅的东西。我……向有关办公室转达了要少送文件的意思。（毛）主席当年的习惯是每天要看三四万字的东西，现在一下少送了，很快被他发觉，在一个会议上提出批评，说一个姓何的封锁他，还举了些历史上封锁国君的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的史例。我简直吓坏了，认为闯了大祸”。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睡在身边的”敌人运用国家常规权力体制以达致“封锁国君”的目的是有著高度警觉的。同时，联系古史，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１９５６年直至“中央文革”的操作方式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吗？而对此疑问的说明将让我们看到：文革与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制度的联系，并非只是局限于人们通常直观看到的表层（例如家长制），相反，在政治运作方式等等层面，两者的相通实具有更深刻的、更具制度化的意义。

◇　从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的历史看“中央文革”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传统的君权政体中，皇权与中国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乃至相互激烈冲突的一面。后一方面的情况即如明太祖朱元璋所总结的：“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因此，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关系中维系君权的至高无上，就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国家权力体系发展演化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这种演化的基本轨迹在于：如何在必须建立庞大国家常规官制制度并赋予它巨大权力的同时，又能克服它对君权的束缚、保证君主的集权。

　　秦汉以后庞大统一君权国家的建立，要求相应地建立庞大的官制体系。早如战国后期的政治家就说：“君者何也？曰能□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臣守职，百官有常”。这是指以宰相为首、序列百官的正规国家官制体系，它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作，是国家政治有序化的基本保证。但另一方面，庞大完整的常规官制体系之建立和有效运作，又必然与君权独专的趋向发生矛盾。例如，宰相百官可以通过谏诤、对诏书的核议、一层层的政务程序等制度化的合法手段来抑制君主个人的独断专行。这当然又要引起君权的反抑制。从根本上说，君权的反抑制不能完全依靠君主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等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因为这不仅效力有限，而且不具备长久的权力合法性（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指出：权力体制的合法性一般是综合运用特殊威信、法定合理的合法性和传统合法性的结果）。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必须发明一些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君权独专得以充份实现的手段。这些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不断在常规官制体系之外，设立被皇帝个人亲幸的政治班底，由它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高机密，并且通过它对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抑制；同时，努力赋予皇帝的这个私人班子以合法性，使之在常规体制中得以立足甚至膨胀。

　　上述规律在汉代以后的官制演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汉代常规官制体系原本主要是由以宰相（三公）为首的外朝百官组成，皇帝身边的各种人员只负责生活服务而不具备政治权力。但是汉武帝感到这种制度不能适应君权充份控御的朝政的需要，于是为了强化皇权并抑制宰相公卿的权力，他就在常规官制之中强行楔入“加官”制度——即皇帝超越正常的选拔程序和宫禁制度，亲自擢拔一些富于才干的官吏（多数出身较低微）成为“出入禁门”的“腹心之臣”，并让他们越过外朝百官的制约而直接向自己提供消息、协助制订政治方案。汉武帝的另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是：任用原本地位很低、负责掌管宫廷文书的小吏“尚书”，充当自己身边掌握国家政治机密的谋臣。以后，这种政治设计迅速制度化：在汉代，尚书（与三公相比，他们通常是皇帝的亲信而出身低微）的地位不仅越来越高，而且极大地侵夺了宰相和御史等外朝高层首长的权力。东汉时，“尚书台”实际上已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而原来总揽朝政的宰相则日益被架空，所以史籍记载：“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台）”。至魏晋时，尚书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的国家宰相，而三公则成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虚衔：“中书、尚书之官始为真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专权远不仅仅是皇帝的强烈个人意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固化为一整套可操作的程序和具体有效的制度。

　　历史的发展多次重复著上述规律。例如当尚书在魏晋完全取代三公而成为外朝百官首长时，皇帝已经不允许其身兼内朝和外朝的权力。具体方法是剥夺了原属尚书郎（尚书的属官）起草诏书的权力，改由以前仅为宫廷小臣的“中书”负责，而尚书仅负责诏书的执行。由于中书是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宣达圣命的文士，所以其部门首长（中书令）也就很快同尚书令一样，于名于实都成为政府首脑。而当这一制度确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皇帝们又启用出身微寒、富于政治进击性的文人学士作为自己半秘密和负责起草诏书的政治秘书班底，并给予惊人的巨大权力，以与制度化的庞大官制体系相抗衡而保证皇帝专权的充份实现。这种中国历朝延续不断的政治秘书班子，在南北朝时是“中书舍人”，在唐代是“北门学士”、“翰林学士”，在五代是“枢密院”，在清代是康熙时的“南书房”和后来的“军机处”。

　　擢拔地位低下的文词之士以为“天子私人”并组建“学士院”，进而任用这些恩幸权臣作为“专掌内命”、控御朝政的工具，这种制度相当有效地遏制了外朝官僚体系“封锁国君”的可能，但是它并不能杜绝专制体系中的其他“恶劣行径和严重后果”。例如南朝时，皇帝出于戒备宰辅等外朝众官的目的而让国家行政大权掌握在侍奉于自己身边的几个恩幸文士小臣（中书舍人）手里，结果是：“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断。”也就是说，恩幸文士的“鼠凭社贵”极大地激化了权力体系中一切固有的矛盾冲突，并导致整个国家迅速沦入灾难的深渊。然而，由于离开了这种手段，君权就无法抑制常规国家官僚体制“封锁国君”的趋向，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国君”们就只能重演著这几乎千年未变的悲剧。只要略略翻阅一下历代史籍中的有关传记，就可以立即知道本文上节列述“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政治禀赋和行为方式，其实无一不是历史上这些恩幸文臣及其政治组织世代沿袭不改的。限于篇幅，仅举北魏中书舍人温子升的例子。当时，魏庄帝已经秘密布置好诛杀执掌朝政的大将军尔朱荣的计划，并由近侍文人温子升负责起草有关文件。当温子升拿著诛讨尔朱荣的诏书出宫时，迎面遇到尔朱荣入宫。尔朱荣拿过诏书问道：“里面是甚么内容？”温子升应答时神色不变，丝毫未引起尔朱荣的怀疑，所以他并未打开诏书细看，遂毫无戒备地入宫受死。古代的这类例子，当然与１９６５年通过秘密渠道擢用姚文元等人撰写批判文章、并以此发动宣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死刑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操作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雅斯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指出：“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在中国君权的长期发展中，其“自动保持自己”的趋向演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式和缜密的制度，所以它才能够积淀成为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而长久地影响著后人。因此，透过“破旧立新”、“新生力量”等等外衣而见出“中央文革”在本质上向中国传统政治操作方式“返祖”的路径，也就是清理文革文化基因的具体工作之一。

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第五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