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智旺 空想：大食堂和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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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智旺空想：大食堂和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


邓智旺 简论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四年十一月号

　　1958年，中国大地上兴起了「大跃进」狂澜，刮起了一阵「共产主义」的旋风。这一年秋，人民公社便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普遍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当时，供给制被作为「共产主义因素」而倍受讚扬。正是基於这一认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具有「共产主义萌芽」得以固守了四年之久。但是，这一分配制度并没有引向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反而加剧了农村的困难局面。

　　一、新的分配制度的出现

　　随着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迅猛发展，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党内「左」倾思想明显抬头。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开始批评反冒进，提出要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来简称《农业发展纲要》）。其中要求五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亩产达到2，000 斤。毛泽东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每人只要几分地耕种粮食就够了。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7年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将纲要交给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要求通过讨论，在全民中「开展一次大辩论，目的在於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农村讨论应放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在1957年11月和12月，各省、市、自治区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这样，很快便掀起了全国冬季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以此为标志，农村「大跃进」迅速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兴修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常常在短时间里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搞大兵团作战以完成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有的地方还组织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突击兵团，劳动力的调配也突破了原来的社、乡、甚至县的界限，且调动频繁，原有评工记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起来就很困难。而且，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场兴修农田水利建设中表现出了沖天干劲，农业社的干部和群众，都不分昼夜地劳动，表现出了不计报酬、不计较本社本乡利益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不像以往那样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评工计分。同时，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地方工业的遍地开花，带来了劳动力的紧张。为了缓解劳动力紧张情况，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了託儿所、公共食堂等服务业，并建立了各种工厂、学校和民兵组织。这种工农商学兵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发展的形式，已经超出了农业合作社的范围，这些部门如何评工记分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形势的变化，需要探索出一种新的分配方式。

　　农村「大跃进」局面的出现，促使党的领导人开始考虑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大跃进」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些高指标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从1958年春开始，农业生产竞相放「卫星」，这使党的领导人既为「大跃进」取得的一个个的「成绩」所鼓舞，同时又使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空前的发展起来，於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描绘中国未来的美好蓝图。

　　1958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彙报筹备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他们交换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5月19日，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将这些设想透露了出来。他在发言中说：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託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1958年夏季，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到各地视察，对各地农业「大跃进」和粮食「大丰收」的前景表示乐观，看到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沖天干劲更坚定了生产关系必须尽快过渡的思想。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热潮，已经打破了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界限，向旧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必须建立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才能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和发展。

　　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他有意泄露天机，造成舆论。1958年7月1日出刊的《红旗》第三期发表了陈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最早宣告了中国已经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他写到：「中国正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逐步地实现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共产主义原理》着作中提出的理想；中国已经找到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接着，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中共建党三十七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清晰地传达了毛泽东关於创建一种新的基层组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向2：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於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7月16日，《红旗》第4期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发表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公佈了毛泽东关於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

　　形势的发展很快促成了第一批人民公社的产生。7月中旬，当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河南，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干部到郑州彙报工作，「谭震林同志向他们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於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成立公社了。」3差不多同时，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正式成立。

　　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由於公社不仅组织规模大，而且经营范围广，工种複杂，部门众多，既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又是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如果再按原来的分配方式，则各部分和各工种之间如何评工记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就算农业劳动也因劳动调配的频繁而在计算工分上难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按劳动日分红的分配办法已同扩大和提高了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及表现为多种经营、亦工亦农、共产主义大协作和统一调配劳动力等新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人民公社需要新的分配制度。

　　1958年8月7日，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产生了。此简章明确规定该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的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这样，一种新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适时而生。它与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评工记分，按劳动日分配的分配方式截然不同，它适应了人民公社成立后所有制的变化，适应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要求，解决了在农业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因公社规模大、工种複杂、部门众多不便於评工记分这一问题。

　　二、分配制度的推行、调整与终结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一出现，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中，毛泽东收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如获至宝。他对《简章》中规定的新的分配制度尤为关注。在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办人民公社时，强调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残余去掉。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还由此讲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认为公社把工资发给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等，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农村中出现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1958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以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4.

　　这种心情不仅毛泽东有，刘少奇也有。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考察时就表示他支援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并指出：「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5他在河南考察时也说到，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6.财政部长李先念9月中旬到河北、河南访问了一些人民公社后，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这样，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崇下，尽管在建立人民公社的有关决议中强调人民公社仍然属於社会主义性质，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於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但实际上各地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的都是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初期推行的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具体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粮食供给制，这也是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其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如果将副食品也包括在供给范围之内，就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即伙食供给制。第三种类型是基本生活供给制，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包括伙食、住房、衣服等七项内容，河北徐水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则更广，包括吃饭、住房、穿衣、教育、生育等十五项内容，时称十五包，这都是基本生活供给制7.

　　由於实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饭」，只短短的两个月便把集体的家底吃空。例如，湖北省委在后来的一个报告中说到：「由於「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乾饭，开流水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8河北省委的一份报告中也说到：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丢、烂、糟很多，再加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丢失、浪费和多吃不下的八十亿斤粮食」9.这样，从1958年末开始，粮食出现紧张现象。

　　广大农民1958年整年是在紧张的劳动中度过的。但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却几乎得不到甚么工资。公共食堂的饭菜开始变稀变淡了，「吃饭不要钱」已不再具有诱惑力，讲求实际的农民终於开始明白，公社这个「天堂」与当初的希望并不一致，「大锅饭」与人们的劳动贡献割断了联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干活少干活照样吃饭。农民最初对分配制度的「共产主义」憧憬的那种热情逐渐冷却了下来。於是，偷懒的思想开始泛滥，一批懒汉出现了。广东省新会县人民公社在第一次发工资后，就出现「四多四少」和「三化」，即：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这个县有的公社出勤率下降了五六成，一些社员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一些劳动态度本来就差的就更差，劳动态度原来好的人也大受影响。即使出勤，也是出工不出力，担肥下田原来每天可送二百担的减少到五六十担，能挑一百斤的只挑五十斤，能一个人挑的则两个人抬。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大大下降。据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供给制和工资制的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过多而工资所发无几。

　　人民公社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通过调查了解，毛泽东发现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乱子出了不少」。於是从1958年11月就着手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并要「压缩空气」。针对因分配制度而出现的问题，1959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於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中提议，1959年的分配规划中，「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一半。」10并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讨论了分配问题，会议强调「要根据按劳分配和承认差别的原则，制定工资和供给的标准，并且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11

　　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此前上海会议中针对人民公社整顿所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关於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对工资制和供给制作了新的规定：关於工资制，文件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实行的评定工资级别，按照级别发固定工资的办法，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不完善的。应当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採用评工记分这一从办合作社以来群众就熟悉的办法与评定工资级别的办法结合起来，要徵求群众的意见，把工资制度加以改善，使每个社员都感到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合理的报酬。关於供给制，文件强调，人民公社应当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使供给制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有的公社实行的「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各地可以研究推行12.

　　在时隔不久的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中对工资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又作了规定：「在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工资部分要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供给部分要佔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某些收入水平过低，暂时无力实行供给制的地方，可以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同时，对公共食堂也有所松动，《指示》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的原则，并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毛泽东在6月13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

　　以此为契机，在整顿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有的地区，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山西省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只剩下不到农村户口的百分之二十，青海等省也「刮起了解散食堂的风」13.还有一些地区又搞起了1957年受过批判的「包产到户」，在河南、江苏、湖南、陕西等省的农村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

　　1959年上半年的整顿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而被迫停止下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都是一种左的倾向」14.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採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15这些意见道出了分配制度的「左」倾错误的要害，说出了群众的心理话。由於党中央一再坚持农村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很自然便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斥之为「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16.并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发动了一场「反右倾」运动。

　　反右倾打断了纠「左」的进程，其结果是经济建设仍继续沿着「大跃进」、「赶超」、「过渡」的路子走下去。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生产大队）有制向基本社（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12月，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又对过渡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会议认为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分别需要三到五年左右的时间。并提出了在分配上，社员收入要缩小穷富差别，以利於一起过渡。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提出了八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要求「在分配中要逐步增加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因素」，「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要以工资制为主，採取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17.

　　但是，「反右倾」运动不但没能挽救生活极端困难的广大农民，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共产风」的泛滥，加剧了农民的生活困难和不满情绪。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一些地方发生大批人员浮肿，非正常死亡和逃荒外流，耕牛、生猪数量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再次号召各地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继续被反右倾打断了的纠「左」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再次作了调整：1960年5月，中共中央《关於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建议各地推广黑龙江个别公社三分之一作为供给部分，三分之一作为工资部分，三分之一作为年终结算时作为工资决分的作法，要求供给部分一般不应少於30%，也不要多於40%.同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於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对工资部分的比例再次作了提高，要求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工资部分应佔70%.尽管这些规定中，供给部分不断缩小，工资部分不断扩大，但在工资无钱可发的情况下，供给制与工资制的比例并不重要。

　　党对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弊端更深刻的认识是在1961年上半年。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61年1月，党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经济开始从「跃进」轨道转到「调整」轨道，最后终止了长达三年的「大跃进」运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中央局、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

　　在初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工作会议上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由於当时对供给制的实施情况还不十分明瞭，《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仍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对工资部分已有所放宽，规定「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能少於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於三成。」18

　　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继续对人民公社的问题，尤其是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开展了广泛调查，进行细緻的考察工作。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在四川，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郊区深入调查研究，对分配制度在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

　　周恩来於5月7日向毛泽东彙报了人民公社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朱德也於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着重谈到了食堂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和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织，恢复自由市场的问题。邓小平、彭真在5月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的报告说：「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於供给制，粮食徵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提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195月13日又根据他们在顺义县调查了解的情况致信毛泽东，说20：

　　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僱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中农更有利。因为贫僱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佔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少；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佔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包五保户和对生活困难户给予部分补助。

　　这其实就否定了实行这一分配制度有利於照顾贫农下中农。刘少奇也明确表示了不能再实行供给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在调查中的情况也反映到了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收到的报告，几乎众口一词：群众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取消供给制。打开言路闸门，终於发现，所谓「共产主义因素」却原来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以中央在6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将原草案中关於供给制的条款删除了，规定严格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对供给制的载体公共食堂也明确规定办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至此，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终於被否定，全国几百万个公共食堂也相继解散。对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们把这个决定称为「第二次解放」。 21

　　三、几点认识

　　实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首先，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实施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

　　实行粮食供给制与大办公共食堂是同步进行的，在人民公社普遍实行各式各样的供给制的同时，全国至1958年底办起了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因为在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敞开肚皮吃饭。当时，农民的觉悟并非一些人主观想象地那样高，在吃少了自己吃亏的心理驱使下，死吃活撑的现象就发生了，报纸上还出现了吃饭撑死人的报道，公共食堂粮食浪费非常严重。实行粮食供给制后，许多公共食堂开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没有限制。公共食堂办起后，一些地方不管生活条件和供给能力如何，也不管社员觉悟怎样，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吃饭没有限量。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仿照张鲁建义舍的办法，在大道上五里建一茶亭，十里建一饭铺，吃喝都不要钱，客人不吃还硬拉住人家吃，说甚么反正不要钱。这样，各地敞开肚皮吃了二三个月才发现已是寅吃卯粮，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正像当时有人所说的公共食堂是「一日吃了三日的粮」。

　　1958年虽然丰收，但不是所宣传的那样增产一倍到数倍，实际上不过是略为增产而已。而且，由於收得不好，糟蹋了不少粮食。有的地方为了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大炼钢铁、修水库等佔去大批劳力，致使许多地方因缺乏劳动力而到入冬之后还没收割完庄稼。这样糟蹋的庄稼，保守的估计也在一到三成。仅河北省由此而糟蹋的粮食便达80-100亿斤22.这样使1958年丰产不丰收，加之国家按照虚报产量徵收了过头粮。结果，1958年大多数人民公社粮食拥有量比1957年还少，造成1959年粮食的紧张。1959年春，粮荒便显露了出来，粮食缺乏更是成了全国各地十分普遍的现象。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农业连年歉收。尽管如此，仍然坚持实行粮食供给制，禁止农民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致使全国出现大面积的饥荒。

　　其次，实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严重脱离我国国情。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根本目的来讲，是为了早日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让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但是，他的主张，却建立在超越现实可能的空想之上。他忽视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甚至认为「一穷二白」是好事，企图在我国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空想色彩的社会组织，并以此推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在实践中找到的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依靠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也已经不是甚么遥远的事情了。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完全是为了这种过渡的需要。特别是供给制，一开始便被认为是在分配方式上的共产主义因素，并把它抬高到方向路线的政治问题的高度。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工资制与供给制分配制度的实施，其结果不但未使「共产主义因素」进一步扩大，未实现亿万农民的共同富裕，相反，还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困难，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再次，实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也脱离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认识都是由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人们生活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要求人们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或觉悟，那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物质很不丰富、集体经济实力很薄弱的情况下，实行供给制这种割断生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的分配制度，其结果只能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不能多得的结果。原以为实行供给制可以提高农民的集体主义觉悟，发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能改造农村中的懒汉。实践证明，这一切都落了空。在社会主义阶段，承认并保护物质利益原则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毋庸讳言，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给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物质浪费，它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经济困难局面，教训是惨痛的。这一被认为「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萌芽」的分配制度，毕竟没有存在多久。就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的人民公社也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如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靠辛勤劳动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等观念已深深地植根於人民头脑之中。人们也许淡忘了当年大办人民公社时，把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内容加以推广的历史，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对於我们今日在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中，批判和肃清平均主义思想观念上的危害，建立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科学分配制度，仍有现实意义。摆脱平均主义这一枷锁，坚持邓小平理论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我们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现代文明前列的需要。

　　註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680.

　　2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彙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476.3李友九：〈河南信阳来信〉，《红旗》，1958年第8 期。

　　4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225.5《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6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页187.7罗平汉：〈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彙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页208.9 同註8，页214.10同註2，页52.1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136.12同註 11，页171-173.13同註11，页624.14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页286.15张闻天：《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页491.16同註8，页238.17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 242.18同註2，页487.19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93.20同註1，页 932.21同註4，页302.22陈吉元：《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页322.

　　邓智旺1972年生，男，湖南永州人，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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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十二期2004年11月30日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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