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孟令杰：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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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英 孟令杰 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1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关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解释众说纷纭，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类、解释并给出评论，我们力图得出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现象的理论，并指出一些还没有解释的问题和疑点。关键词：饥荒FAD 食物获取权公共食堂综述

　　一、引言

　　传统的解释饥荒成因的理论有食物供应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和由Sen 开辟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的丧失，前者着重于从供给方面找出原因，认为战争、自然灾害等可以在某一地方影响农业产出，导致食物供应量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饥荒；后者则强调饥荒是一个地区大量人口不能获得足够食物的状况，尽管人均粮食产出的不足可能导致饥荒，但Sen 发现在某些地区在人均粮食不变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这可能缘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由于粮食的相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Sen 所提出的理论为饥荒成因的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指出了由非不可抗因素导致饥荒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现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我国五、六十年代饥荒的统计数据逐渐公布，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1959～1961年我国直接人口损失一千多万，农业产出仅 1959年就下降了15%，可以猜想：这三年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范围的灾难。在有关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特别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深刻的研究，Ansley1981年估计的结果是1650万，John1982年和Peng1987年估计为2300万，Ashton1984年估计为2950 万，Banister1987年估计为3000万，Cheng1994年估计为4300万，另外由于这三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没有出生或推迟出生的人口约为3300万（Ash2ton等，1984）。我们仅列出这些数字以说明灾难的严重性，至于到底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对这场灾难的起因，不下几十位学者有过研究，但至今也莫衷一是。最早的研究要追溯到1984年的Bernstein ，他以传统的FAD 方法指出由于政府的征购率过高导致农民剩余粮食减少并最终导致饥荒；1990年林毅夫以退社权的丧失解释农业生产率下降并一直徘徊不前，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文也可算是用FAD 方法来解释饥荒；1996年杨大利首先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在杨文中有两个观点：（一）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二）对于各地死亡率的差别，杨用计量方法得出地方忠诚度（用党员密度度量（Partymembership density -PMD ））是关键因子；第二年（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 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可以看出杨和文与张的观点既不属于传统的FAD 方法也不属于Sen 所提供的食物获取权的丧失，而是相对于中国当时特殊国情的一种新解释；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林毅夫和杨涛2000年撰文指出城市偏向才是决定一省人口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他们用计量方法将城市偏向（农村人口比例）和食物供应量（人均粮食产出）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最终得出前者要远比后者显著。

　　本文将以上观点归为三种假说，即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 ）、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和制度因素，并对文中的某些观点进行讨论，最后我们将指出现有的还未得到解释的问题。

　　二、正文

　　假说一：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 ）

　　FAD 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某些人为或非人为因素导致粮食大范围或局部的急剧减产，人均粮食供应量下降，于是形成饥荒，当然，这里的粮食减产可能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自然因素、政策因素，在这里我们对应的列出两种解释。

　　1."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政府开始承认1959～1961年的饥荒，并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来诠释饥荒并一直沿用至今。"三年自然灾害"的提出可以作为政府对饥荒的一种解释，指出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因素导致粮食的大量减产，最终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导致饥荒。

　　很多学者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表示怀疑。有人对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灾害（王维洛，2001），甚至有学者称这三年的天气较常年还好（金辉，1998），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的持续灾害似乎也站不住脚（林毅夫，1990），20世纪 80年代官方文献也开始承认"大跃进"和"反右倾"加上苏联的毁约也是造成三年危机的主要因素，刘少奇曾指出这次危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薄一波，1993）

　　2.退社权的丧失。我国农业生产合作最早开始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劳动力的缺乏，农民自发组成互助组，一般由4～5户组成，随后发展到初级社、高级社，这时农民还拥有退社的权力，比如，1957年春就由于农户对合作社不满掀起的"退社风潮".这一合作化进程在初期是成功的，以1952年的价格来计算，1958年的农业产出增长了27.8%（林毅夫，1990）。基于这些成就，1958年7月开始了公社化运动，要求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11月初，全国共有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组成26500多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99.1%（赵德馨，1989）。这种公社与之前的合作社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农民不再拥有退社权。

　　林毅夫指出，每个成员在入社时都承诺自己在合作社中会像自己单干时一样努力，农业由于本身特性导致监督成本巨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监督显得不可能，于是就只能以最终产出作为衡量社员努力程度的标准。那些可能违背自己承诺的社员可能会考虑偷懒，偷懒可以使他的收益增大而使其他社员分担成本，当农户拥有退社权时，由于某些社员偷懒使得努力的社员的收入减少时，那些努力的社员就会以退社相要挟，这样那些偷懒的社员就会考虑由于其他农户的退出导致他本人规模效益的丧失，于是他便不再偷懒，以此来保证其收益不减少；到了公社时期，农民的退社权被剥夺，这样，唯一可作为生产监督的替代方式也丧失了，于是在整个公社中，社员的激励很低，以前想偷懒的社员继续偷懒，以前努力的社员也不再努力，生产率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林在随后用唐宗明、文贯中等人计算出的生产率指数来验证他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林指出，虽然公社在1961年便解散，但农民的退社权的丧失一直延续到 20世纪80年代初，并以此解释我国农业生产率一直徘徊不前。

　　可以说，林文在解释生产率问题上至今没有太大争议，生产率下降导致粮食产出下降，食物供给也随之下降，但以此来解释为何1959年会爆发大面积危机却显得不足，同样也不能解释危机为何在1962年停止，按林的理论推断的话，1959～1961年的危机与生产率的下降没有直接关系，农户退社权的丧失至多只能算着一个辅助因素。

　　假说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

　　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考虑一个人的禀赋向量，它可能包括土地拥有量、劳动力、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产权，他可以用其最初禀赋生产或购买食物，当这两种方式都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时，饥荒便产生了，这可能是由于禀赋向量的减少（直接食物获取权失败），也可能因为食物价格发生了不利变化（交易食物获取权失败），还应包括人为的扭曲食物供应体系。

　　1.过高的粮食征购率。Bernstein 于1984年指出，中国实行的重工业化战略必然导致向农民的索取来支持工业发展，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浮夸风"在加上当年的粮食大丰收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过高的名义征购率加上实际产量的下滑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导致大范围的饥荒。

　　Berstein在这里用粮食的高征购率来解释饥荒，其本意是说这种征购率导致本该对某部分剩余粮食具有支配权的农民失去了这种食物获取权。然而大范围的饥荒在1959年秋就已经非常严重，为何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的征购率还那么高？如果中央政府不知情，地方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为何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将1962年的人均粮食供应量与1959年的相比，两者相差仅1公斤，那么又如何解释饥荒在1962年已经停止而在1959年却最严重？

　　2.城市偏向的粮食供应制度。林毅夫和杨涛2000年指出"中国有一个有效的偏向城市的食物供给体系，因此城市居民得到定量粮食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政府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来强制征收农村的粮食，这样，不管当年的产出情况如何，这样一种体系使得城市居民在食物获取权上具有优先权，而农民只对剩余粮食具有支配权，一个国民的居民身份就决定了其食物获取权，于是，城市偏向程度就成为食物获取权的代表。在文中，他们以一省粮食产出作为FAD 的代表，而将一省中农村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偏向即食物获取权的代表，以1954～1966年间中国28个省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最终得出，各省死亡率差异，中69.5%可由城市偏向解释，30.5%是由食物供应量下降解释，这样他们得出结论，中国饥荒更主要是由于食物获取权的丧失而不是食物供应量的下降导致的。

　　林和杨的文章在解释分省死亡率差异方面很有说服力，但以分省人均粮食产出作为FAD的代表显得站不住脚，而应以分省的人均粮食供给作为影响因子，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返销粮，并且随后的学者（周飞舟，2003）的研究显示在饥荒时期各省的数额差异很大。

　　假说三：制度因素

　　考虑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有许多学者提出Sen 的食物获取权丧失理论并不适合，因为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市场几乎等于零，同时基于Sen 的理论作出的解释也确实很难圆满地解释一些现象，比如说饥荒为何在早期就出现了；同样，FAD 理论在解释饥荒时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比如说，在粮食供应并没有增加的1962年饥荒为何又能停止。于是很多人就把目光转向了当时推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和实行相关的制度。

　　1.公共食堂。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前就已产生，但只不过是合伙煮饭相对固定化，与人民公社时的公共食堂有根本区别（罗平汉，2001）。一般学者都将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代表，其实在1958年夏季大量涌现的公共食堂，固然是与当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联系在一起，但却要早于人民公社，到 1958年年底，全国公共食堂达到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公共食堂的运作机制或许与饥荒本身有着某种联系。

　　杨大利在其研究大跃进的专著中，提出公共食堂中的食物同公社中的土地、农具一样被视为公有财产，由于公共食堂实行免费供给制和不设上限供给，每个农民都"放开肚皮吃饭"，多吃的食物收益归自己个人所有，而成本却由其他成员共担，这样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特别是到了1958年秋，许多公社不再将粮食分配到户，本来不满其他人的消费行为的农户可以自己回家做饭，但现在这种节约粮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每个农民到公共食堂都拼命吃饭，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

　　杨以公共食堂解释饥荒，对于各省死亡率的不同，其以公共食堂作为当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贯彻程度的代表，将党员密度（PMD ）作为影响因子，用计量方法得出那些党员密度小的地区更倾向于贯彻中央政策以表示对中央的忠诚，这样，杨最后将这场饥荒归咎为政治因素。杨虽然在前面论述公共食堂这一非理性消费机制导致饥荒，随后却指出其他因素如过量劳动、忽视医疗等同等重要，他只是将公共食堂作为饥荒成因的一个环节而已。对于他提出的由 PMD 引起各地死亡率的不同这一论点却有待考究，首先是已有的证据显示，各地对于政策执行情况往往是由一省的领导拍板而不是由基层的群众决定，二是林毅夫 2003年用计量方法将杨的PMD 与他本人提出的解放时间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 -TOL ）作为影响因子，得出后者要比前者显著。至此，杨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其研究的结果却不一定成立。

　　文贯中和张欣1997年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引起饥荒爆发的唯一因素，他们首先指出由现有的资料显示，饥荒最早发生于1959年春，甚至有些地方 1958年冬就已经出现，并将可能引起饥荒的因素分为五类：①粮食减产；②食物供应量的下降；③食物分配不合理；④需求的急剧增大；⑤消费的无效率，随后逐一分析，逐一剔除，最后只剩下第五条才能解释他们的前提条件，而其他因素导致的饥荒要到1959年秋冬才可能出现。公共食堂里储存的粮食每年都要损失很多，并且公共食堂导致了浪费和过度消费，虽然1958年粮食大丰收，但由于这种毫无节制的消费机制却导致了部分地区在当年就严重缺粮并出现饥荒，他们列举了大量数据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显然不能由前四种因素解释，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 2.52%.如果文和张所提出的饥荒最早发生于1958年秋冬而不是1959年秋冬的现象属实的话，这里的解释就合情合理，林毅夫曾指出他们的这个前提不属实，但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饥荒确实最早在1959年春就开始了，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出现粮食紧张（周飞舟，2003）。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在他们的文章中，假设没有公共食堂，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饥荒（龚启圣，），其实龚曲解了他们的意思，在文中，他们明确指出1962年我国农村人均粮食供给只有 161kg ，而当时饥荒已结束，相比之下，饥荒最严重的1959年却有183kg ，他们也提到如果消费有效率的话（取消公共食堂）完全可以避免1959～1961年的饥荒。

　　2.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以前的很多力量都是立足在全国范围的层面上，而实际上中国当时各省的情况差异很大。周飞舟指出，虽然在灾荒时期中央政府没有做出大的反应，但各省级政府都在积极救荒，只是缘于自身能力不足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才最终爆发大危机。周以1959～1960各省的粮食返销率高于常年来说明省级政府知情并积极救荒，数据显示，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销粮的发放粮也在加大，同时，由于"大购大销"造成的时间差和政府库存的有限使得政府能力受限，并且当时的购销体制本身不能对粮食的供求情况做出反应，使得某些地区粮食的调入调出频繁，这样政府救济的执行成本也过高。

　　周的观点是从制度的角度入手，指出当时中国的粮食体制本身对饥荒的承受能力之弱，但是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则会发现，这种粮食购销机制只不过是重工业化战略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取消这种购销政策，重工业化战略也难以实行，这样的话，将周的理论再延伸一点，1959～1961年的大饥荒就是重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了，所以说将饥荒完全归咎于粮食的购销体制也不全面，并且周沿用龚启圣和林毅夫的观点：征购率过高是导致饥荒的最显著原因，而这种观点本身就有问题，导致饥荒最主要是人均供给量的多少，而征购率只是一个间接因素。

　　三、小结

　　以上是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饥荒的产生、加剧等方面他们从全国和分省层面给出了解释，并且越来越趋向于用实证分析来考察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但是至今也没能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可能是缘于以下原因：首先是这次饥荒本身非常严重，其影响因素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所以才会出现以上的众说纷纭；其次是当时的数据资料由于偶然和非偶然因素导致的丢失和不正确。对这次饥荒还有很多问题没得到解决，比如：一般都认为1958年是一个丰收年，但同年也动员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使得当年有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这个数据到底是多少；另外还有为何政府在饥荒很严重的时候还高征购和大量出口粮食，以中央政府不知情为解释有点说不过去，从现有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中央是知情的，且同时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也在直线下降，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再有就是当年公共食堂的运作机制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许多学者也是从零散的资料来推测；最后，许多人都指出粮食减产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但至今没有人做过相反的研究，从历史资料来看，当年的大饥荒对生产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里是一个恶性循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当时推行的相关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包括大炼钢铁、大力兴修水利、以及很多政治工程，如果将这些因素都概括为公社的话，那公社对于粮食的生产就会显著相关，如果笔者推断是正确的话，1959年饥荒的发生和1962年饥荒的结束就可以用人民公社来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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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