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粤语“讲古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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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志图 口述
陈周起 整理


　　1950年4月，广州市文化局派干部尚德贤将广州的流散说书（广州人叫“讲古”）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广州市说书学会，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哥伦布餐厅举行成立大会，选举陈干臣（1895年—1958年，1953年后被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会长。该会会员最多时有40多人，主要在广州市内各公园、文化宫等地讲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斥为“专讲帝王将相”的说书艺人日子也不好过。1968年12月28日，广州市文化局发文解散说书学会，解散时, 发给艺人300元作为遣散费。此时靠讲古为生的学会会员多数已五六十岁，除了讲古之外，没有其他技术，一旦不能讲古，便叹一句“揾食艰难”了。

　　那时陈干臣早巳作古，躲过这一劫。1952年已任说书学会副会长的侯佩玉(1911年—1975年)，只好回到家乡南海盐步。侯佩玉在解放前已在盐步茶楼讲古，艺名万里土。解放后长驻广州黄沙交运工会俱乐部讲古，还曾在广播电台播讲故事，深受群众欢迎。他万万想不到年近六十时却不能讲古，回到盐步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只好做“搓炮仗”(卷爆竹纸)散工，搓一天也挣不够买一包中等烟的钱。1975年12月，他终于抱憾去世。

　　同是学会副会长的胡千里(1898年—1974年)，曾任广东省文联委员和广州市东山区人民代表，却也难逃被遣散的命运，回家去当“奶爸”———为人家带孩子赚些米饭钱。夫人出面，把别家的孩子带回家，他抹干地下，铺上一块大包袱皮(布)，让孩子在上面玩，干起带孩子的活，自嘲为“奶爸”。无聊之时，便对着还不会听故事的孩子发发“牙痕”(过过口瘾)讲几句古仔。胡千里青年时走江湖卖草药，卖药时常讲医药故事以招徕顾客，建国后则以说书为生，特别致力于讲演儿童故事，是广州说书界中第一个讲现代题材和儿童故事的艺人，常到学校讲演现代题材故事，却不料晚年时只落得在家对着“苏虾仔”(小孩)“发翕风 ”(讲空话)。1974年4月，终于抱憾离开尘世。

　　文化程度较高的艺人凌基，却是最落魄的“讲古佬”。他的人生起伏，令人不胜唏嘘。他生得肥胖，人称“肥佬凌”。青少年时攻读过古文，能吟诗作对 (联)，书法也颇不错。抗日战争初期，逃难到番禺市桥，见到有人讲古揾食，也学人长街说书，赚些米饭。先在地上铺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世界艰难，最怕肚饿。爱听诸君，幸期赐助。”吸引了行人驻足。他讲起历史故事，两餐便有着落。一日，有个同乡阿黎见到他，说：“阿凌，你的笔那么灵，何必在街头像乞丐一样？我介绍你到番禺护沙大队做文书啦。”肥佬凌到了护沙大队当起文书，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他逢人便说感恩的话：“最好人是阿黎啦，介绍的工作这么自在，待遇不错，又能发挥我的所长，阿黎最好人啦!”却不料20多年后，却怨起阿黎来了。

　　原来，番禺护沙大队原是广东省财政厅派驻番禺保护海边沙田地区的队伍，名“广属护沙队”，俗称番禺沙区自卫队，1931年，番禺县接管该队，共有官兵 640人，枪486支。1933年，护沙队改为警卫队。抗战前夕，又改为禺南护沙总队，由沙匪出身的李辅群任总队长。李辅群是番禺山门村人，十多岁时加入 “广东堂”沙匪集团。他嗜赌如命，每在输光后死皮赖脸地伸出两个手指向人索借两元(广州俚语称两元为“两鸡”)，因当地土话“两”和“朗”同音，乡人便替他起了个花名(诨名)叫“朗鸡”，本来的姓名反而不如“李朗鸡”广为人知。1938年禺南地区被日本军队侵占后，李朗鸡投靠日军先成为汉奸，后又成为汪、日、蒋三位一体的禺南当权派，人称“市桥皇帝”。直到解放后在上海被群众举报，才再将他逮捕，1959年在市桥执行枪决。

　　沦陷时的复杂环境，令凌基下半生蒙上一层阴影。广州解放后，凌基重操说书旧业，加入广州说书学会。说书学会属文化局领导，但却是个松散团体，平时各自讲古，什么政治运动也冲击不到这里来。加上凌基的文化程度较高，讲古时常插进诗词以助雅兴，故在同行中也受尊重。说书学会一解散，档案回到街道，凌基那段在护沙大队的历史，便被人抓住“小辫子”。正是“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有时他只好厚着脸皮“痴（混饭吃）餐”———吃饭时走到相熟的街坊家里，人家礼貌叫声“凌伯吃饭啦”，他就真的坐下。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但饥饿令他死皮赖脸了。有次他对朋友说，曾在珠江边走来走去，想跳下去，但始终没勇气。他说： “万一被救起来，很丑的啊!”1970年，贫病交迫的凌基终于郁郁而终。临死前，他还叹一句：“唉，最衰就是阿黎啦，什么不好叫，叫我去护沙大队!”

　　以声音响亮著称的艺人廖华轩，回到街道五金工场以织铁线笼为生。有次，蹲在门口正拿着把铰钳在拧铁丝，被一个行人认出，那人说道：“讲古佬，怎么来扭铁丝，不去讲古啊？哦，我知道啦，肯定是牛鬼蛇神啦!”廖华轩很生气，但只能忍住，终于捱到“文革”结束，1985年因肺气肿而去世。

　　艺人潘耀庭，学人火力补胶鞋。背着个塑料袋，袋边挂着几只烂胶鞋做招牌，挽着一个炭炉，沿街叫喊招客：“火力补胶鞋———”生意不好时气得叫喊：“伙食———无鸠埋(没着落)”。

　　艺人黄振球回到街道，安排去自行车保管站，天天呆呆地对着自行车，也算优差了。艺人黄祥明以前吹过西乐，本想跟着岭南轻音乐队的朋友到殡仪馆吹丧乐，但人家说“多个香炉多只鬼”，没他的位置了，只好回街道糊纸盒。艺人戴志刚，40多岁还转行去做搬运。艺人关超辉对学会被解散很不理解，他临死前拍着床板叫了三声：  “究竟我们这些说书艺人犯了什么错!”

　　说书艺人没有犯错!犯错的是那些搅风搅雨者。1979年3月，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在广州红旗剧场召开广州市文艺界平反大会，会上宣布：1968年解散广州市说书学会的文件是错误的，应予撤销，说书学会应恢复活动。然而，学会是恢复了，艺人却已零星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