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孚/王智 1956—1976：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的扬抑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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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76：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的扬抑轨迹

王威孚/王智

　　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7期


　　1956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时期，在1956—1976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明显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而在更具复杂性的思想文化领域，同样表现为既存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成果，亦存在理解的偏差。其间的代表性观点包括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以及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等几个方面，本文即拟述论其中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从提出、实施到误读、偏向的扬抑过程。

　　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提出。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随后，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被多次重申。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导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号召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这样，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发展战略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得到正式确认。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分别具有特定的内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文化建设方针的思考。

　　一、关于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并成立相关的机构进行具体的实施（如1939年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院和1940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但在战争的环境下，很难对此有更深入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科学技术的工作很快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中国科学院、全国科联等机构、团体相继成立。1953年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一稿时，加写、改写了其中的几段文字，明确提出要把“技术上起一个革命”视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领导生产关系的急剧革命转变到进行国家的大规模建设，作为生产力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的地位也更趋重要。1956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概念。据此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综合数百名著名科学家的才智，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12年科技远景规划初步提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奠定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学科布局，科技的发展也因此纳入国家计划指导的轨道。规划的实施使得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里迅速成长。但是，规划所提在12年左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露了急于求成的心态。

　　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条（草案）》，技术革命被作为“不断革命”中的一环，上承“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及1957年“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该草案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工作方法60条（草案）》在“大跃进”前夕提出，已充斥“左”的理念，但其中“技术革命”之工作重心的确认，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要求。

　　1958年是以狂热、非理性的“大跃进”载入史册的，粮食“放卫星”是农业的“大跃进”，钢铁高指标是工业的“大跃进”。这种情况下，技术革命的正题受到很大的冲击，并已被纳入到不切实际的“大跃进”中。这不能不使得基础薄弱、刚刚起步的科技事业遭受一定的挫折。但是科技的重要作用在主观上并未被忽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都强调了技术革命及文化革命的奋斗方向。正因为如此，随着后来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对科技的认识也处在一个基本正确的发展通道中。

　　1960年，技术革命作为一项运动被实施开来。3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写的批语中认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3月20日，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写批示，要求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3月25日，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的关于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汇报，批示要及时总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的经验。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把科学实验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称为人类三大社会实践活动。12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把科技提到了一个相当显著的地位。同期，周恩来也多次强调科技的重要意义。

　　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科技现代化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科技观发展及技术革命实际运动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成为党的中心工作，许多工作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冲击，科技事业自然也不可幸免。但在一定范围内，科技仍得到相当的重视。1969年，毛泽东在为一个文件的批示中即专门对技术革命的涵义做了科学的规定。1973年7月17日和1974年5月3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并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谈话，这既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对科技浓厚的兴趣，说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前所力倡的技术革命的政策亦未被完全偏废。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包括科技现代化在内的“四化”蓝图就是一个例证。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技事业特别是尖端科技方面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以上是对技术革命思想历史发展轨迹的一个简单梳理。应该说，技术革命的提出和开展，是符合我国当时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的，也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二战后的世界潮流一定程度的认知和把握。

　　技术革命有其特定的内涵，1960年中央批转的《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把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作为中心内容，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几年后毛泽东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做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只有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才能叫做技术革命。

　　作为一项运动的技术革命有着更广阔的内容，它被提出者视做夺取政权、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的又一次社会巨变。中共中央对于农业、工业等方面的技术革命的时间表分别做了相应的规划。关于技术革命的途径，党提出要将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基础科技和尖端科技相结合，技术和政治相结合。

　　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得中国的科技事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并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又不能不看到，和同时期的其他问题类似，技术革命运动也存在过于夸大人的主观作用的错误倾向，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科技的发展不够协调：个别尖端科技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整体科技水平并不令人乐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等对技术革命持久性和一贯性的认识不足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同时，六七十年代“左”倾的理论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技术革命正题的持续深化。

　　二、关于文化革命

　　相比于技术革命来说，文化革命的内涵很广，且几经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较早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文化革命”的命题。1923年1月，列宁提出从前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的工作重心应进行改变，应“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中去”，“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列宁认为，“现在是要实行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提出文化革命命题的依据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他所说的文化，既指“纯粹文化方面”，也指“物质方面”。列宁把文化革命作为苏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必经的一个环节，并且，他充分估计到文化革命任务的艰巨性。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还特别针对大量存在的农民，把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进行“一切文化革命”，作为“完全合作化”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口号，其表现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阐发。毛泽东当时所提的文化革命与列宁的认识在内涵上不尽相同。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途提出文化革命的命题，其着眼点在于对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根本变革，认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列宁是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提出文化革命的命题，其着眼点在于更广范围内的社会进步，尤其指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具体方面。

　　倒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际再次提出的文化革命口号，修订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而更接近列宁的本意。1953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按照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的有关论述，明确提出“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便是扫除文盲”。1956年3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认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这反映同样落后的苏联和中国在各自社会主义建设肇始之际的一种共识。

　　1958年之前，文化革命意蕴中务虚的成分要大于务实的成分。“大跃进”开始之际，文化革命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并一度形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其含义也处在变化之中。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的工作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概括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中的基本点，其中包括：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含义上说，这里的文化革命仍是指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是正常意义上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文化建设；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文化革命以及技术革命都获得了党的代表大会的确认，这是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宏伟目标能够实现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不久，文化革命的含义发生了改变，这表现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于《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陆定一论述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口，除了不能生产和不能学习的人以外，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使我国工农群众知识化，同时使我国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双方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不难看出，除了文化普及的含义外，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内容也被包括在文化革命之中。从当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来看，这样的规定是必要的。但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错误的逻辑延伸，以及“大跃进”狂澜的冲击，也导致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偏差，特别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一点的理解上，轻视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进而导致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诸如“插红旗”、“拔白旗”，“人人上大学”、“人人能绘画”、“人人能创作”……等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大跃进”更是背离了文化革命的本意，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并无助于文化的革命性发展。

　　“大跃进”的狂热之后，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了若干调整。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党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越来越“左”倾。1960年6月1日，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文化革命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必须自觉地把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文化革命的基本核心”。从上述两段代表性的论断不难看出，文化革命的核心内容已从文化普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嬗变到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把文化革命等同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导致文化领域更严重的政治干预。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标志在经过几年的沉寂后，文化革命被再次当做一项轰轰烈烈的运动提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从内涵来看，先前诸如文化普及与提高的一些正确内容越来越不被提及，而是主要被当做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

　　政治、文化领域“左”倾错误量的积聚最终带来文化革命向“文化大革命”的质的蜕变。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此前，邓小平曾将其称为是“十年浩劫”。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的革命，只能是文化的一次巨大的倒退。相对于列宁及中国共产党最初设定的文化革命的内涵，“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另一个概念了。

　　以上是文化革命思想源流演变的简单过程。概括来说，文化革命包括文化普及（或“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且在不同时期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从注重建设到注重斗争的嬗变，这实际上是与党同期对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的认识曲线相吻合的。

　　三、结束语

　　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分别有其自身的内涵，它们的提出与实施也不完全同步，但最终被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战略付诸实践。这一发展战略反映了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不管是技术革命的思想抑或是文化革命的理论，都体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时代的敏锐把握。相对而言，技术革命的思想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并且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仍具强烈的现实意义；文化革命理论的正确内容却在实践中渐遭背离，终被导入“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教训深刻，但是如果抽去后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内容，这一思想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1956年至1976年20年的历史来看，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轨迹“由扬而抑”，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追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过程。之所以会“由扬而抑”：首先，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险恶，一度要应对来自苏美两强的挑战，但对“防修”、“反帝”的过度强调却造成对国内政治形势及工作重心的判断失误，以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冲击与误导；其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尚未获得一个成熟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身规律尚无法立刻获得一个正确的把握；再次，中国共产党所沿袭的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上高度中央集权，导致后来发展成为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丧失制约错误决断的有效机制，因而毛泽东个人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错误思想代替了中央的意志。

　　尽管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思想曾经被误读，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因此获得宝贵的历史经验。当时代的主题嬗变为和平与发展、改革与开放、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思想借助历史积蓄的动力，也顺势“自抑又扬”，复归上升的通道———党在前述的探索基础之上，获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认识，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并引导中国经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推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