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王军：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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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齐卫平/王军

　　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发展变化的特征，可把其划分为提出、号召、降温压缩、二次膨胀和终止等五个阶段。

　　「关键词」大跃进/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虽有过一些探讨，但线条比较粗，而且大多数的文章仅注重于这一思想提出的原因和评价方面，关于它的变动过程则缺乏阶段性的考察。事实上，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从1955年3月明确提出，至1960年底改变和放弃，五年中变化很多，起伏也很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我们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拟对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考察。

　　提出阶段：1955年3月——1957年10月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极其艰难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人民甩脱百年屈辱而站立起来的。由于积贫积弱遗留下的破烂摊子，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与遏制政策、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又不断制造不稳定因素，新中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因此，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已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详细的策划，但对新中国的发展宏图还缺乏一个详尽的规划。1953年党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初步得到展开。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他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p392）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点出赶超的对象，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是指美国。10月29日，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讲得具体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1]（p500）这两个资料表明，毛泽东“赶超”的思想早在1955年已经初步形成。

　　1956年至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吐露过自己的心愿。讲得最为坦诚、最为急切的是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在谈到赶超美国问题时，他讲了长长一段话：“人家（指美国——引者）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赶超美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说：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p89）。同年12月8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2]（p182）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向外国朋友表示：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3]（p399）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3]（p400）

　　根据以上引述的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在提出阶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促使毛泽东产生和形成赶超思想的最根本因素，是深感贫穷和落后的现状有损于新中国的形象。第二，提出赶超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基础之上的，尽管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但他确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第三，将赶超的目标定位在美国，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也是中国的直接对头，是遏制和封锁新中国的罪魁祸首，党和人民对它憋着一肚子的气，就像毛泽东说的，“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p500）。从解放战争打败美国扶植下的国民党军队，到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击败美军，中国人民已经与美国间接、直接交战多年，最后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对战胜美国充满自信。历史也使毛泽东相信，中国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第四，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在钢铁的产量上，这是因为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的指项标准。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全民炼钢”显然与这个认识有关。第五，毛泽东将赶超美国的时间设想得比较宽裕。大多数讲话讲约五六十年的时间，最长的估计是75年，主要是以美国钢铁从400万吨到1亿吨的发展历史为依据。这虽然简单了一些，但就赶超时间来看，还是有足够余地的。此前在制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头脑里，已经明确形成一个时间概念，即用10至15年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造任务，届时中国的工业化将奠定良好的基础。按照原定的设想，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超美国，现在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

　　号召阶段：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超英赶美”思想正式作为号召提出是在1957年底。起因缘于毛泽东于该年11月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从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极为兴奋。（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美国的反映及其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情况，可参阅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1页和119页。）虽然他本人两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志向，但在莫斯科听到这样的声音使他备受鼓舞。首先，赫氏提出的这一口号使毛泽东感到赶超美国并不是幻想，也不会很遥远，用不了花半个世纪以至更长的时间，就是眼前的事情。其次，在当时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情况下，由苏联提出赶超美国更具有导向意义，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氛围。毛泽东受这种氛围的激励十分明显，他在莫斯科期间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著名论断就是证明。因此，毛泽东马上呼应赫鲁晓夫，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2]（p325）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赶超时间表非常仓促，事先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也未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完全是在苏联人激励下的即兴发言。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于是，中国人民伴随着“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走进了令人振奋的1958年。这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5]（p6）元月中旬，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九省一市的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等人坚持反冒进的正确举措受到批评，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升温，对经济建设盲目乐观而陷入再一次的急躁冒进。具体表现在讨论二五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过程中，各部门的产量指标不断加码攀高。在这样的气氛下，赶超英美的时间进度表也在不断地修改。

　　起先，毛泽东还是基本上坚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强调：“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3]（p418）但不久他自己首先就变了。促使毛泽东改变15年赶超时间的事情是他看了两份材料：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特别是后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时间的建议。报告分析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1962年能够生产1700-2000万吨钢，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后；1967年产钢3500-4000万吨，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因此报告认为，只要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份报告列举得很细致，从毛泽东此后的讲话来看确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

　　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3]（p417）。4月15日，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他的手稿原话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当时，毛泽东自己也觉得对此要作些说明，他在将此批语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审阅时，写了这样的话：“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一些中央领导看到此文后，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突然改变赶超时间感到有些意外。胡乔木在综合其他同志意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这里，“似觉复杂”的意思是含糊的，但主张谨慎一些的意思则很清楚。所以后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这个批语时，就修改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p177、181）没有明确写明时间。但在毛泽东那里，提前赶超英美的想法已经是很明确的了。在“大跃进”的激励下，毛泽东显然认为用十五年的时间“赶超”太保守了。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7]（p721）7年再加8年还是15年，但赶超对象已经包括英国和美国，这是赶超加速的一个重要变化，原先15年赶超英国一下子缩短为7年。按照这个批语，赶超美国打得宽一点也只有17年。

　　尔后，“赶超”继续升温。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7]（p727）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7]（p724）从15年到7年，再到三两年，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可见赶超时间也在搞“大跃进”。

　　显然，号召阶段是一个高潮迭起的阶段，“超英赶美”被炒得炙手可热。具体表现在：第一，党中央的会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断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至少在党的高层干部中，对“超英赶美”几乎已经耳熟能详，并且胸有成竹，信心百倍。第二，一些主要的新闻媒体对“超英赶美”都有大量的宣传，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部门表态性的文章，还有一些有关赶超的资料发表，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赶超时间一再提前，从原来的十五年超过英国缩短到两年。第四，赶超目标从原来的英国扩大到美国。第五，赶超思想已被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全国出现了片面追求钢产量的热潮，使国内经济建设的平衡遭到破坏。

　　降温、压缩阶段：1958年11月——1959年7月

　　从全国来看，形成“大跃进”运动热潮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而问题的产生和发现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等兴奋之中时，浮夸虚假、经济失衡等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建设的过热现象必须刹车。195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首先表明了这个动向。与此相联系，“赶超英美”的思想也随着这个降温的过程而冷了下来。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由热到冷的急转弯。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7]（p835-836）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赶超”的思想，但提法上已经退了许多。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是不能速。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把指标降低，我在这里反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7]（p840-84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降温努力下，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急剧膨胀起来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和遏制，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原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1650万吨，最后降到1300万吨，压缩比例达56%以上。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甚至对完成1300万吨的指标都信心不足，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8]（p77）这个调子与一年前“大跃进”时期的讲话相比，已经全然没有那种“只争朝夕”的口气了。正是在降温、压缩的空气下，“超英赶美”的思想也悄然消退。翻阅1959年上半年的报刊，已找不到“超英赶美”的公开号召。

　　很明显，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头脑暂时冷静的结果。就认识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摔了斤斗、发现问题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是有切肤之痛的。降温和压缩就是要调整急躁的心态，放慢过猛的速度，因此，赶超英美也受到影响。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思想上对短时间赶超英美有所动摇，但这样的动摇十分有限，具体说就是将赶超英国的时间延长，重新返回到原先15年的提法，将赶超美国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但降温管降温，“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2]（p445），毛泽东对超过英国仍然抱有信心，因为英国的钢产量与中国实际相差不多，只要稍微努一把力就可以赶上，至于美国的钢产量则要比中国高出八、九倍，近期赶上它有点悬。所以，在降温、压缩阶段，毛泽东不再强调要赶超美国，只提赶超英国。直到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是重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8]（p77），“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8]（p79）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估算钢产量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了一些，但比1958年的翻番劲头要理智得多。然而，暂时的冷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跃进”，使赶超思想再次被激发起来。

　　二次膨胀阶段：1959年7月——1960年底

　　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不幸中断。于是，降温的冷风骤然止住，赶超英美的口号再次震响耳侧，全国上下钢铁元帅重新升帐，华夏大地再次呈现出一派大炼钢铁的繁忙景象，赶超思想又重新膨胀起来。

　　与1958年情况不同的是，赶超思想的二次膨胀是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鞭策、激励下发生的。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要求继续反对右倾思想，以跃进的速度，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接着10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口号，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9]（p178）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报刊舆论大造继续跃进的声势。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望60年代》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号召将跃进精神贯彻始终。尤其是7月苏联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更使毛泽东和全国人民憋了一口气，提出要大炼“争气钢”，继续大跃进，提前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

　　1958年赶超时间“大跃进”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195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3]（p488）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十年一定能赶上英国》的文章。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10]（p738）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9]（p180）十年、八年、五年、三两年，赶超时间的进度表一再被修改，复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种急于赶超思想的促使下，原被压缩下来的各种计划指标重新攀高上扬。1959年10月，中央决定将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8亿元增加到311.6亿元，限额施工项目由原计划的788个增加到1000余个，要求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初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1960年计划的报告里，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11]（p268）5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三本账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决定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并以此为标准安排和检查工作。为了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完成，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钢、保钢的全民大炼钢铁高潮。12月3日，党中央再发《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的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分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输，把钢的生产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的继续跃进。[7]（p923）三本账的第一本就搞得这样捉襟见肘，实践又一次向“赶超”泼了冷水。

　　终止阶段：1960年底——1961年1月

　　两次“大跃进”的盲目举动终于让人们尝到苦果。1958年以来“左”倾思想指导的失误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平衡发展，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各种压力和各方面的问题纷至沓来，应接不暇。1960年起，严重困难的局面迫使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新的调整。显然，与1958年郑州会议后的纠“左”相比，这次面对的情况更严峻、更复杂。

　　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自己冷静下来，并对自己这几年所走的弯路作一反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的讲话透现出他心情的沉重。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7]（p923）这虽是粗线条的总结，但意思尽在其中了。毛泽东还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8]（p233-237）这里不仅没有再提实现赶超的问题，而且“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话就是针对赶超问题的，应当说分量很重。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一些经济建设的指标进行了调整，该压缩的就压缩，该下马的就下马，1960年12月中旬还在紧张突击炼钢，下旬就打住了，关于“赶超英国”的口号也基本上偃旗息鼓。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对中国钢铁生产发展失去信心。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英国去年产钢2400万吨，日本2200万吨，他们暂时还比我们多，我看再有7年，到1967年总会赶上甚至超过”。[3]（p535）可见从心底来说，毛泽东还是存有这样的目标，但这里毛泽东不是作为号召来提出的，从此后的情况来看，赶超英国或美国的口号实际上都放弃了，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经济建设要作长期奋斗的打算，不要急躁冒进。1961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对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8]（p301）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的问题[7]（p1055），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p302）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百多年的概念已不是时间表意义上的具体设定，而是要强调长期奋斗的意思，因此，这不能理解为将原来的十五年赶超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拉长到一百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后来议论过“赶超英美”问题，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议论到赫鲁晓夫准备12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12]（p834-835）。这些资料都表明，“超英赶美”的思想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

　　从1955年提出“超英赶美”思想到1960年这一思想终止，前后5年正是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刚开始迈出第一步的几年。这几年初步摸索经历的曲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超英赶美”思想的形成、号召、降温、复燃和最后终止，与这个曲折的摸索经历紧密相联，或者我们可以说，“超英赶美”思想的波动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这个摸索的坎坷。因此，对“超英赶美”思想阶段作具体的历史考察，对于深入总结经验是必需的。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不拟在这里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男，浙江人，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上海200062；

　　王军（1969-），男，山东人，石油大学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建设研究。石油大学政法系，山东东营257062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人民日报。1957-12-03.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0]廖盖隆。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11]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年—90年代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