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党史研究室：开展“高标准”“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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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三节 开展“高标准”“四清”运动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第三节 开展“高标准”“四清”运动

一、推广“桃园经验”

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让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在原定20多天的桃园大队搞了5个多月“四清”，总结了一套“四清”运动的经验。

1964年8月，刘少奇、王光美到湖南介绍“桃园经验”，并就社教运动发表讲话，提出党在农村应该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要求各级干部下到最基层“蹲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四清”。

1964年8月1日 ，岳阳地委正式建立。 8月20日 至 25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平江、岳阳、湘阴、临湘、华容5县的县委书记和管面上工作的县委副书记、5个省属农场党委书记、省委华容工作队队长参加会议。会上，组织学习刘少奇的两个报告，听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讲话录音，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面上工作和改进领导作风等问题。在讨论社教运动时，各县根据中央、省委指示，回顾检查前段社教运动。大家认为，前段尽管集中不少力量，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思想认识不明确，搞得不深不透。主要表现在：（1）对这次社教是一次比土改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伟大革命运动认识不够。对挖掉“三个根子”，进行“四个基本建设”，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理解很肤浅，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2） 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认识不清。没有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形式变了，敌人的活动，主要不是采取公开破坏的形式，而是采取隐蔽的，即“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派政权的形式，而对付这一套，我们既不熟悉，又缺乏经验。（3） 对干部队伍的现状估计不足。虽然看到大多数干部本质是好的，但对大多数干部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大多数干部经过教育，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情况估计不足。对待干部的缺点错误，不是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整顿教育提高，往往是姑息迁就，结果不少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了，资本主义因素增多了，乃至逐渐蜕化变质。（4） 对运动的设想，总是有些“框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开始就想成一个完美的“框框”，四平八稳，结果必然束缚群众运动。（5） 对贫下中农政治上未解放，经济上未翻身的情况也体会不深。通过以上回顾检查，大家认识到，已经搞过试点的公社，由于认识不高，决心不大，都是低标准，其结果正如一位试点公社的老贫农所批评的：“干部四清一笔账，贫农组织不稳当，地富反坏一个样，一切还是现情况。”会上，还讨论了点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集中优势实力到湘阴湖区打歼灭战的问题。突出强调分县包区，负责到底，搞完以后，检查验收。县委书记纷纷表示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达到高标准。

会后，各县委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参加点上社教和面上工作，组织学习8月刘少奇到湖南的讲话和王光美介绍的“桃园经验”。临湘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门播放王光美介绍的“桃园经验”的录音报告，派工作组到临湘五里公社新庄大队办社教试点，县委副书记巩扩亲自下队扎根串联，蹲点指导社教运动开展。各县按照地委集中优势兵力到湘阴湖区打歼灭战的安排，迅速组织工作队员进行整训，并于9月分别赶到湘阴社教点上开展工作。运动开始，贯彻“桃园经验”过于强调扎根串联，孤立地在少数人中做秘密工作。工作队员都住在最贫困的根子家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不吃（不吃肉、鱼、蛋）。在中央修正“后十条”，改变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强调首先要解决农村基层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后，工作队员开展工作都撇开大队、生产队干部，让他们“坐冷板凳”，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置于挨整地位。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将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结果不但发动面不广，而且干部的对立情绪很大，“根子”感到孤立，运动一度冷冷清清，进展迟缓。

二、组织大兵团到湘阴、华容搞“四清”运动

1964年9月15日 ，地委成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总团，团长赵处琪，副团长赵凤祥、王冀克、陈秉芝，办公室主任李养龄，政治部主任郑先存保。总团党委会书记赵处琪，副书记赵凤祥、王冀克，委员陈秉芝、杨第甫、郑先存保、马书玉、温兰田、李万通、李养龄、马志亮、毛致用、汤吉贵、胡忠明。总团以下分濠河、新泉、岭北、洞庭围、南湖、杨林寨等6个分团，分团成立党委会，县委书记任书记。分团以下成立26个工作队、5个专业队，设队长、副队长、指导员，组成党委会或领导小组，工作队以下按大队成立工作组，配备3名正副组长。

地委根据各县力量，开展单位大小和工作基础等情况，第一批到湘阴县西乡开展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分工：省、地委工作队和湘阴县分团负责濠河区7个公社；平江县分团负责新泉区5个公社；岳阳县分团负责岭北区5个公社；临湘县分团负责南湖区4个公社；华容县分团负责洞庭围区5个公社（其中洞庭围公社已经过试点，由省、地委工作队和湘阴县联合组成部分力量，进行复查）；此外，杨林寨农场，由已在农场的省委工作队负责。以上合计5个区、26个公社、1个省属农场。另有2个区属镇、4个县属农场、272个其他企事业单位，均在这批一起进行。地、县委在组织参加第一批系统社会主义教育人员时，对参加湘阴县西乡大兵团作战的工作队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挑选，还采取整风的方法进行训练。要求所有工作队员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有正确认识；把工作队员本身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的“四不清”搞彻底，查定阶级，分清敌我；明确坚决依靠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艰苦深入，以身作则。在各县进行工作队整训期间，湘阴县委派出参加运动的县委领导干部到各县介绍湖区社队的有关情况，作好到湘阴“四清”的准备工作。

9 月下旬，省、地委和各县抽调参加第一批四清运动的4953名工作队员（后增至5000余人），按照地委社教总团的任务分工，5个分团分别下到湘阴26个公社、208个大队、2500多个生产队。保证每个大队平均有公社党委委员以上骨干4人，每个生产队平均1.5人。地、县两级一把手全部下去蹲点。工作组入队后，按照“后十条”修正草案和刘少奇的指示及“桃园经验”，即以“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的作法，抛开基层组织，把基层干部一律作为“四不清”对象，全面清查，人人过关，无情打击，造成极坏影响，直到“二十三条”下达后，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成立贫下中农组织，重新确立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四不清”问题才有了较彻底的解决。运动中，湘阴县26个公社和一个农场的14544个干部中，认为犯有不同程度“四不清”错误的12923人，应退赔粮食269.9万公斤，人民币17.1万元，其中所谓性质严重的230人（包括蜕化变质和阶级异己分子 28人），占干部总数的1.6％。工作队区分情况，对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开展了夺权斗争，夺回了领导权；对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斗争；对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经过群众批评帮助，提高了觉悟，放下了包袱，积极改正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绝大多数仍被群众选为干部。通过运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建立起来，贫下中农占绝对优势，生产出现上升局面。地委社教总团在第一批四清运动的总结中说： “这批运动是成功的，基本上达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取得了农村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比较完整的经验。”

1965 年8月下旬9月初，地委组织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重点是华容县以及湘阴县东乡地区。其中，华容县21个公社（镇）、415个大队、3873个生产队和县直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湘阴县5个区、44个公社、700个大队、7940个生产队、6个农林牧渔场。湘阴县直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四清”运动已于6月全面铺开。这批运动，从华容县、岳阳县抽调3300名干部，组成岳阳地委社教总团华容总分团，负责华容县“四清”运动；从湘阴、平江和临湘抽调 5000多名干部组成岳阳地委社教总团湘阴总分团，负责湘阴东乡和县直各单位“四清”运动。省、地委派出工作队分赴华容、湘阴参加“四清”。这批运动，吸取第一批的经验，贯彻“二十三条”，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华容在开展“四清”运动中分为四步进行：（1） 组织阶级队伍，成立贫协组织。全县有１７万人参加贫协，占全县贫下中农的95%。（2） 进行“四清”。全县清查各级干部25971人，列为“四清”对象的25040人，占干部的96.5％；农村干部退赔粮食64万公斤、人民币252万元，企事业单位干部退赔粮食1.95万公斤、人民币67.1万元、布票5.1万尺。（3） 对敌斗争。通过对全县阶级成分进行大清理，澄清专政对象的底子，批斗思想反动、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719人，给在“四清”中清理出来的69名干部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在运动中纠正错定“四类分子”2188人，摘帽263人，戴帽74人，对现行反革命集团和隐蔽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打击。（4） 处理公私关系，改善生产和经营管理。1966年6月至8月，湘阴、汨罗和华容县社教运动基本结束。通过“四清”运动，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纠正了部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违法乱纪、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调动广大干群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通过电排歼灭战，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普通增产增收。但由于运动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影响，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重点放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三、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面上“四清”运动

1964年8月，地委根据省委提出的面上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分配的指示，在组织各县工作队参加湘阴县第一批“四清”的同时，对面上工作进行安排，要求各县从8月下旬开始，在全区2964个大队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四清”（社教）运动。

运动开始前，各县在8月中下旬已经集中训练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通过学文件、看材料，联系实际，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引导干部认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严重性，认识和检查自己“四不清”问题。特别是通过学习省委《与面上的干部约法三章》，明确要求面上的干部积极工作，凡有“四不清”的干部则要主动改正错误，不搞新的“四不清”，并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带动社员群众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干部队伍。传达省委“搞好今年的‘四清’，这是搞好分配的前提和基础”的指示之后，各县加大训练干部的力度，由原定训练七八天，改为训练十七八天，有的县搞了20 天。在训练干部期间，领导带头放包袱，挖根子、谈危害、搞退赔，作样板，一级带一级。临湘县委书记汤吉贵在县委召开的骨干会议上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后，接着14名县委委员、36个公社正副书记都严肃认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岳阳县扩干会议到会463人，检查揭露有各种问题的442人，占95%，其中检查自己已经蜕化变质，走上蜕化变质边缘或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严重的共有157人，检查沾有资本主义灰尘的250余人。在全区各县召开扩干会进行区、社党委骨干训练中，还揭发烂掉的公社党委5个，基本烂掉了的公社党委9个，错误严重，立专案的国家干部351人。这使大家清醒了头脑，决心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搞好县区社三级干部“四清”，并通过领导带头下水，深挖根子，分析危害，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基层干部自觉革命。

在 “四清”运动开始后，各地用1个多月时间，采用整训工作队的办法，以阶级斗争为纲，层层训练生产队以上各级干部11万多人，从“四清”入手，大搞思想革命化，狠抓经济退赔。到1964年12月中旬，统计全区经济上“四不清”的干部7.45万人，占干部总数的68%，已经退赔的5.51万人，占74%；应退款262万元，已退106万元，应退粮食90万公斤，已退52万公斤，应退工分82万分，已退56万分，其余的都作了分期分批退赔的规划。在运动后期，全区有新“四不清”的区、社、大队、生产队干部3367人，应退赔人民币1.59万元，粮食9800万公斤。开始对干部“四不清”问题抓得不够突出，原来只退赔人民币6000元，粮食3500公斤；在充分发动群众，大揭两条道路的盖子，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严厉的批评帮助后，对“四不清”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大多数干部彻底放下包袱，主动退赔，使退赔人民币上升到1.3万元，粮食8700公斤。而且老“四不清”也兑现了一部分。

通过3个多月的全面开展以分配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四清”入手，整顿干部队伍教育，提高了干部思想觉悟，转变了作风，大多数干部担起担子，积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时，也提高了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改变了社会风气，刹住了“单干风”，打击了“投机倒把”、高利贷活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按照党的分配政策，完成国家的分配任务，基本上纠正了“三无”（无储备粮、无积累、无生产资金）的现象。全区17360个生产队留了1070万公斤储备粮，比1963年增加40%。除少数重灾队外，都留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和生产资金。岳阳县有2875个队，三年没有留积累，贫下中农说是“清水衙门，不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在这次分配任务完成后都留下了积累。

但是，这次“四清”是按照“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的，对大多数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形而上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基层干部，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四、贯彻“二十三条”

1964 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总结两年多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对1964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倾向作了纠正，强调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在运动中要自始至终抓生产。但是，“二十三条”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方针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5 年1月下旬，地、县委书记参加省委二届九次扩大会议回来后，便按省委会议的要求，在文件下达后，层层召开会议，作专题研究，并及时将文件送到大队，组织力量宣讲，使文件很快与群众见面。接着，开展以“二十三条”为中心内容的宣传，从县直到基层，采取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干部群众宣讲“二十三条”，告诉干部群众，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那些犯有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有问题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严格区分犯错误的干部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争取团结95%以上的干部。同时，要求干部在“四清”中要树立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观念。2月，各县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贯彻省委二届九次会议精神和“二十三条”，大会明确指出：过去估计基层领导权“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大多数干部的团结工作做得不够，应该早点解放的没有早解放。要求点上面上城镇农村都要采取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 “二十三条”，要使文件的具体规定人人皆知。群众反映“‘二十三条’为贫下中农撑了腰，为犯错误的干部指明了方向，为没有犯错误的敲了警钟”。

在湘阴西乡开展第一批“四清”运动的工作队，按照省、地委的要求，一开始就召开大会，运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的宣传“二十三条”和有关政策规定，高举“四清”旗帜，大造革命声势。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个别发动，帮助干部群众具体领会党的政策，做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但是，有些工作队员由于过去强调扎根串连，搞“秘密工作”，搞了一些“烦琐哲学”。“二十三条”下达后，由于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又把深入细致的工作同烦琐哲学联系起来，一起加以否定，少数地方的工作队不坚持“三同”了，不做艰苦的个别发动工作，满足于开大会，说大话，造成工作不扎实。社教总团和分团发现这些问题后，及时向这些工作队指出，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必须自始至终采取深入细致的个别发动和大张旗鼓的集体发动相结合，只有工作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保证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

在广泛深入宣传“二十三条”，学习贯彻党的政策规定，进行干部“四清”时，工作队对照以前工作情况，认识到过来把干部抛在一边，让他们“坐冷板凳”，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置于挨整的地位是不对的，既不利于教育他们，提高他们，也不利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大家还看到这批基层干部一般占成年人总数的20%，加上他们的家属占总人口40%，有些地方大多数贫下中农的成年人都任过干部，如果把他们抛在一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就会影响运动的顺利开展。“二十三条” 统一了工作队员的认识，看到基层干部中虽然不少犯有不同程度“四不清”错误，但大多数是好的和基本好的，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他们过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同党有较深的感情，经过教育，绝大多数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揭开干部“四不清”的盖子、澄清干部底子的基础上，由群众、干部、工作队分别对干部进行分类排队，将好的和基本好的干部及早“解放”，及早结合进领导班子，对问题多的干部，“解放”一个，结合一个。做到对“解放”的干部既不苛刻要求，扭住不放，也不草率从事。每一个干部“解放”都要由群众做结论，打“收条”，使“解放”的干部重树威信，能积极工作，真正做到了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在第二批开展系统“四清”运动的华容县，在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后，运动进入“四清”阶段中，一方面组织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干部自己放包袱；一方面组织贫下中农和单位群众“背靠背”提意见，并公布大队、生产队单位的账目和干部自己放的“包袱”（即自己交代的问题），从清经济入手，把清出来的粮食、现金、工分，甚至干部到社员家中吃饭未付粮钱的问题，均作了退赔。这样，一些在经济上“四不清”的干部，得到群众评议和谅解后，逐步“解放”出来，重新担起工作担子，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经过第二批“四清”的华容县，1966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分别比社教前的1962 年增长55%、58.55％和18.92％。粮食总产、棉花总产分别比1963年增长50.73％和132.72％。

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在“二十三条”下达后，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贯彻，各县、区、社召开三级干部会，以“二十三条”为武器，澄清思想、提高觉悟。临湘县于 2月6日 至 16日，县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在提高思想认识后，要求基层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以“二十三条”为武器和行动指南，在全县掀起“四好”（交代好、退赔好、工作好、生产好）的高潮。紧接着，各县、区、社召开四级或三级（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和分片万人大会，宣讲“二十三条”，迅速把“二十三条”精神传达到群众中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大多数生产队还对照文件，抓住主要问题，组织讨论。许多基层干部反映，眼睛亮了，思想明了，干劲大了，积极挑起担子，自觉放下包袱，决心将功补过，争取“四好”。为了使生产形成高潮，把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引导到生产上来，5月初，地委要求各县在“四清”运动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先后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和电话会，进行具体部署，还组织各县委副书记和少数区、社书记到醴陵县军山公社实地学习。5月，各县召开县、区、社书记会议和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初步学习了军山自觉革命的经验，对照军山总结和检查本地工作。接着，各县一面作样板，总结和培养自己的军山（每县办一个公社）；一面在大面上普遍宣传军山的经验。要求干部自觉革命。许多干部通过学习“二十三条”，学习军山经验，坚定了自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表示“现在党有指示，群众有要求，又有好样板，迟搞不如早搞，等工作队来帮助不如自觉主动‘四清’”。通过学习军山经验，联系本地实际，总结面上自觉革命的办法：一是各级领导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只要各级领导核心的问题解决好，一般干部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二是作样板，树旗帜，以点带面；三是紧密结合中心，作什么学什么，注意启发干部自觉性；四是号召干部自觉革命与贫下中农帮助相结合。这样，促进了全体干部队伍的自觉革命，解除思想顾虑，丢掉经济包袱，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同时，改变了工作作风，焕发了革命精神，带领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全区早稻由1964年的184万亩扩种到228万亩，总产量达5亿公斤。由于多插早稻，狠抓头季农作物，拿回了全年77%的粮食，1965年208万亩晚稻虽然碰上十多天的阴雨寒潮，严重减产，但全区粮食总产量仍比1964年增产0.65亿公斤。

在贯彻“二十三条”中，由于不适当地强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这个纲，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各级领导干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华容县在“四清”中，处分公社干部153人，大队、生产队干部418人，基层企事业单位干部684人。其中，定为“叛徒”的13人，开除公职 350人，撤职162人，戴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69人；585名各级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222人。这种重点整“走资派”的错误方针，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五、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 年4月，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文教系统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意见》认为：“文教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大市场，这方面从来就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阶级斗争在这个领域里往往表现得极为激烈和突出”。提出文教战线的社教运动，目前应当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内容，但要采取“正面教育”、“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方式。各县委以县或区为单位，集中中小学教师学习 “双十条”，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省委宣传部还在平江城关镇进行中、小学教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1964年1月寒假期间，平江县文教局集中城关片的中小学教师，分三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学习中央“双十条”和反修文件，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进行讲“三史”（村史、厂史、家史），回忆对比的教育，提高教师的阶级觉悟，造成自觉革命的形势。第二步，在充分肯定教师成绩和进步后，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照镜子”，“洗手洗澡”，进行自我检查，并发动群众提意见，带动教师自我革命。第三步，插红旗，树标兵，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由于运动贯彻“正面教育”、 “自我革命”的精神，试点后，提高了教师的思想觉悟，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1964年4月9日 ，省委发出《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在两年内，切实搞好教师队伍的清理工作，纯洁教师队伍。上半年地委试点，下半年由点到面铺开。8月，岳阳地委正式办公。10月，按照省委关于整顿教师队伍的指示，地委宣传部会同专署文教科、湘阴县委宣传部及社教工作队，于 10月29日 至 11月7日 ，到湘阴县岭北区东港、躲风亭、铁窑3个公社，对小学教师队伍改组问题进行调查。通过听取公社、大队干部介绍情况，审阅教师档案，逐人进行分析。3个公社共有小学教师84人，其中公办教师57人，民办教师27人。家庭出身地主27人，富农3人，中农27人，贫农18人，旧官吏3人，其他6人；教师个人成分学生75人，教员2人，地富分子4人，原国民政府职员3人；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7人，共青团员8人，摘帽右派7人。调查认为，在政治质量上，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好一些，57名公办教师中，地富和旧官吏出身的31人，占54.4％；27名民办教师中这类人员只2人。33个出身地、富、旧官吏家庭的，表现较好的4人，29人现实表现不好，有的贪污盗窃，腐化堕落，甚至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争夺学校领导权。

地委宣传部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认为，教师队伍的现实情况说明，“这些牛鬼蛇神不清除掉，就不可能办好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就不可能为巩固社会主义培养优秀的革命接班人”。根据省委关于整顿教师队伍指示的六条标准，对3个公社小学教师的改组提出三种意见：第一，84名教师中需要清理的30人，占35.7％，其中地、富、反坏分子4人，已摘帽的右派现实表现不好的7人，出身反动家庭、直属亲属有杀、关、管和现实表现极坏的11人，未构成刑事犯罪，但道德败坏、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已不能为人师表的8人。以上教师中属公办的27人，民办的3人。第二，为纯洁教师队伍，将那些出身反动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而又表现不好的一并清理，84人中清理43人，占51.2%；公办教师清理37人，占65%；民办教师清理6人，占22.2％。第三，凡是反动家庭出身和其他社会关系复杂、表现不好的一律清理，84人中清理47个，其中公办教师41，民办教师6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第二种为宜，既纯洁了教师队伍，又有利于教育改造地富家庭出身的教师。

调查报告中对3个公社的教师需求作了分析，认为所有适龄儿童入学，需要教师106人，而现有84人需要清理43人，实缺教师65人。他们依靠社教工作队，全面登记和审查在乡社会知识青年后，拟择优选拔优秀知识青年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地委宣传部工作组写的《关于小学教师队伍改组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省委宣传部后，省委宣传部根据邵阳下花桥、湘潭良湖、宁乡龙凤山、湘阴濠河及上述3个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调查情况，给省委上报《小学教师队伍改组的调查情况和初步意见》，认为要坚决执行中央、省委关于彻底改组教师队伍的指示，按照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当前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请示报告》的规定，由社教工作队负责“清除教师队伍中的坏人，选拔在乡的知识青年补充教师队伍。各级教育部门应当尊重工作队的决定，不得阻挠或者包庇”，并在《意见》中提出更“左”的清除教师的8条原则和补充新教师必须具备的条件。

1964 年10月开始，中小学校组织教师学习贯彻中央“双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1日至5日，华容县即将中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28人集中到县学习5天，初步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紧接着中学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支书、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积极分子等骨干885人进行训练，采取学文件、揭盖子、放包袱的办法，进一步武装思想，自觉革命。然后，组织全体教职员学习社教文件和教育工作的指示，提高思想觉悟，以积极的态度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1月1日 ，岳阳地委下发《关于面上中小学教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意见》，要求面上中小学教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工作）的方针，进一步提高教师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教育思想阵地，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运动中，要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坚决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刹住歪风邪气；要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阶级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要清理经济上“四不清”，按照政策退赔兑现；特别是新“四不清”，要采取有力措施，健全制度，杜绝漏洞。总之，要通过运动，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团组织整顿和思想政治工作，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促进教师队伍革命化建设。

各县委接到《意见》后，为加强对中小学教师社教运动的领导，都成立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县长挂帅亲自抓，5县共配备48名专职干部掌握运动情况，并按照《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安排，召开各中学支书和区文教办主任会议进行部署。在地委宣传部下发的《意见》中，提出运动分三段进行：第一段，学习“双十条”，大揭阶级斗争盖子，进行自觉革命，打击敌人的阶级报复和歪风邪气；第二段，学习中央、省委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突出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进行教改，提高教学质量；第三段，整顿党团组织，健全各项制度。各县在安排中小学教师社教运动时，从实际出发作了适当调整。5县有191个单位（中学39，小学152）教职员1.06万人参加运动。中学教师比较集中，以学校为单位，小学教师以区或联片为单位进行学习。在运动开始时，按照地委宣传部于 11月23日 下发的通知，全区所有学校干部、教师和初中以上学生中认真传达讨论省委对茶陵所谓龙普腾“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的调查处理报告的批示和调查报告的精神，结合第一步学习文件，错误地把龙普腾作为反面教员，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时，领导带头放“包袱”，狠抓骨干训练，层层树立样板，重点解决领导干部问题和教师中突出问题。岳阳县在运动中坚持三先三后（即先抓骨干的态度，后抓群众的态度；先抓骨干揭盖子，后抓群众揭盖子；先抓群众给干部提意见，再抓骨干向群众提意见）。该县筻口区召开党员会，22名党员参加。通过查敌情、报上当、大揭领导班子盖子，全区完小、农中、教研组共21个单位，领导权巩固的6个，不巩固的9个，丧失领导权的6个，7名党员校长4人有严重问题。其他县在训练骨干时，也揭露出类似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组织教职工揭盖子，进行自觉革命。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当时认为 “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并归纳其主要表现：一是撒布修正主义毒素，争夺青少年。一些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师否认师生中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说“三尺长的学生不懂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教育会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向学生灌输金钱美女、吃穿玩乐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二是讽刺打击排斥贫下中农子弟。平江一小学教师在当年上学期体罚学生严重，40名学生，39人被体罚，其中32人是贫下中农子女；有个中学教师组织 “纪律整顿小组”，被班长（贫下中农子弟）告发后，他便将其撤职，任命地主子女当班长，全班8名学生干部都是地富子女担任；三是利用职权进行阶级报复，反对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岳阳县某中学教师说阶级路线是唯成份论，贫下中农子女不堪培养，经常在课堂上刁难贫下中农子女；四是用人不问政治，学校阵地部分被坏人占据。湘阴一中学7个部门4个部门被资产阶级分子掌握，教导主任是三青团区队长，教导员是富农，总务主任是国民党上尉军需，语文组长是个伪团长；五是反攻倒算，企图复辟。地富出身的教师较普遍认为自己家是“劳动地主”、“小地主”、“可怜地主”，否认地主成分；谩骂土地改革干部破坏房屋，要夺回财产；六是对现实不满，写反动诗词，记变天账；七是奸污学生，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八是革命意志消沉，贪图享受。

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照镜子”，“洗手洗澡”，进行自我检查，并发动教师提意见，带动教师自觉革命。在揭盖子、放包袱、自觉革命的基础上，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中央、省委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突出研究如何减轻学生负担的问题，发动教师进行教改大讨论，围绕提高教育质量作出了学校教改方案。同时，针对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整顿党、团、工会组织，健全各项制度，并按照党的政策和省委下发的《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进行教师队伍的清理工作，将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六种人全部清理出去。华容县在社教运动中被开除公职的基层干部和教师达795人。

1966年7月27日 ，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颁发《关于社教地区清理中、小学教师队伍的试行意见》，将清理教师队伍的原则提升到政策界限的高度，提出更“左”的具体政策，要将八种人清理出教师队伍。整顿后期，省委对教师清理对象提出30个字（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批中小学教师，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也严重地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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