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跃兵: “天下第一田”出台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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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出台前后


作者: 章跃兵
来源：《麻城文化丛书》文选43

1.016亩水田创下了亩产早稻干谷36956斤的世界记录,这是真的吗?答复是肯定的，《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专题报道了这件事(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朝鲜政府副总理等重要官员曾亲临视察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无情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被蒙骗的人们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为什么这样一场闹剧能层层被区、县、地、省领导机关通过，并堂而皇之地登上党的最高刊物的头版？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访了原麻城县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现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龚家埠村）的部分干部和群众。

一

1958年是一个大跃进的年代，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年代。当时只有31岁的中共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委托，来到白果区麻溪河乡建国第一高级农业合作社任社主任，以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王乾成是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1957年被评为黄冈专区劳动模范，同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作为新中国的优秀农民代表，参加了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初到建国一社，他一心只想认认真真地工作，把农业合作社的生产一步一步地搞上去。年初，根据头年本社上报亩产稻谷1002斤（两季）的情况，他表态：“去年亩产千斤谷，今年争取一千五。变过去的全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32万斤为今年的卖国家余粮30万斤。”（见《麻城报》1958年元月1日）当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放出个亩产稻谷36956斤的大“卫星”。

二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逐步展开，浮夸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抬头。1958年6月16日，有报纸报道了湖北谷城县沈湾乡星光社亩产小麦4353斤的消息；6月18日，又有报纸报道了河南双楼社亩产小麦44124.55 斤的消息，并配发了《报高产，天外更有天》的社论；7月25日，《麻城报》报道了本县黄市乡前进五社早稻亩产5665.62斤的事迹；8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消息，各级报纸都相继开辟了万斤高产榜。真是锣鼓越敲越响，风声越来越紧，激动人心啊！一切有创新精神的人士都再也坐不住了。

8月3日，中共麻城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在白果区主持召开全区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表彰了梁家畈乡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10237.127斤，当场颁发奖旗一面，奖金300元。此情此景，真令王乾成眼热心跳,正在这时,那位县委书记处书记,曾是王乾成入伍介绍人的领导直接点了王乾成的名:“乾成啊,人家早稻亩产都搞到一万多斤了,你还是区委下放的干部,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出来呀?”王乾成鼓了鼓勇气答道:“我们有点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

三

其实，建国一社能有什么硬东西拿出来呢？这一点，王乾成自己心里很清楚。当时，当地一亩早稻平均亩产不过600来斤，打把灯笼戴只发光眼镜寻，顶多寻块把亩产千斤的田，再虚报也翻不了10倍的产量过万斤呀！但当着那么多老领导和兄弟社的面自己能服这个软吗？

当天夜里，王乾成无精打采地回到社里，找来社会计罗文存，讲了当天区里开会的情况，叹了几遍自己社里亩产稻谷超不过梁家畈的苦处。比王乾成小了几岁的罗文存问：“梁家畈亩产稻谷一万多斤？说得鬼都不信！你到过现场，看他们是么样搞的？”王回答说：“哪个说他们是真能亩产一万多斤，说真话，我看到他们是把别处成熟的稻谷扯起来，都放到那一块田里密挨密地摆起来搞的。”罗文存一听乐了，说：“这还不好搞，他们能挪谷禾，我们未必不能挪？他们搞个一万斤，我们也来搞个一万五千斤，超过他们。”王乾成一听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转念一起，他又为难起来，“这办法好是好，时间这么紧，找哪个搞好呢？”正说着，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来了，罗文存把这件事跟他一说，他满口答应由他们生产队搞。时间不等人，早稻已成熟就要收割了，县委也在等着他们的“硬东西”。王乾成马上召集社委会，统一了思想，迅速布置罗学江他们连夜突击挪稻禾。第二生产队所在的河北垸有400多人，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4个生产队，光靠第二生产队的田不集中，劳力不够用，社委会决定四个生产队一起上。真是人多力量大，集体的力量大，当天夜里，他们用手扯，用门板抬，硬是将分布在七、八亩稻田里已成熟的稻谷全部连蔸扯起，移到一块1.016亩的水田里，密密匝匝地排列起来。

四

8月4日一早，王乾成急忙用电话向县委领导作了早稻亩产一万五千斤的汇报。县委那位书记处书记听了汇报后，于8月5日亲自赶到建国一社田头检查，当场叫人拿来一个鸡蛋，放在大田的谷穗上一滚，鸡蛋在谷穗上滚了一尺多远，仍稳稳地躺在谷穗上。这位书记满意地笑了，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后来，这位细心的书记又问王乾成：“你们放了一万五千斤这么大个‘卫星’，马上参观学习的人很多，你们介绍经验一定要讲清楚，讲好。哎！我问你们，这么多稻谷挤在一起，你们通风问题是怎么样搞的，通风搞不好，谷子可是要捂烂的哟。”王乾成随口答道：“稻谷不通风，我们用竹篙捅。”县委领导忍俊不禁，说：“这样不行，赶快到县里去借台鼓风机来暂时用一用。”王连忙派人拿着领导写的条子，到县城借来一台当时还十分罕有的鼓风机，用社里的一台8匹马力柴油机带着，日夜不停的鼓起风来。

8月5日，县委领导上午刚走，下午就从县城来了一队又一队打锣敲鼓、红旗招展的参观队伍，四乡八畈都轰动了，男男女女的人群在建国一社川流不息。

8月8日，已成熟的稻谷再也不能等了，经请示县委批准，他们开始收割。收割这天，为慎重起见，也为了对上级、对人民负责，由省、地、县三级领导同志组成的早稻高产验收团亲自到场参加丈田，过秤验收。参加验收的领导有湖北省人委副秘书长、黄冈地委第一书记、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领导和专家，还有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现场摄影，新华社记者现场报道。

8月11日，这块田收割、打场、晾晒完毕，连夜过秤入库。社里特意买了两盏大汽灯点在稻场上。尽管一亩田里摆了七、八亩田的谷，但也不过四、五千斤干谷。为了凑数，社里又偷偷将别的稻场上的谷调了一部分过来。称秤时，一杆秤不够用，共用了十几杆秤，省、地、县验收团的干部称，当地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也称。验收团的干部称累了，干脆懒得称，半箩筐谷估重60斤。当地干部社员看了，胆子更大起来，一箩筐谷干脆报二三次秤，甚至三四次秤。这样一夜下来，这1.016亩田竟产出了干谷37547斤，折合亩产36956斤，真是一举成名天下惊啊！

五

36956斤单产，真是前无古人(还不敢说后无来者)。很快，县、地、省、中央四级党报作了重点报道，前苏联《真理报》还转载了该社一幅四个小孩站在早稻田里的谷穗上跳跃的照片，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出尽了风头。原来只指望搞个15000斤超过梁家畈乡，在本县出出风头，没想到竟风光到了全国，这是王乾成所始料不及的。高兴之余，他不禁有些后怕起来：这样的弥天大谎，一旦被揭穿追究起来，谁个承受得了？一连几天，他称病躲了起来。亩产36956斤出笼后不久，建国一社先后接待了各地的参观访问者10多万人次，其中有湖北省委第—书记，朝鲜政府副总理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前苏联、东德、波兰、捷克、越南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社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小组，由社委副主任冯福炳每天出面接待，介绍经验。

为了接待好中外来宾，做到不漏破绽，建国一社的社委们对这块田的面积进行了精确丈量，几分几厘几毫都算准确了。他们请教了农业专家，算出这一亩多田里的谷穗是768万穗。同时，社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统一了扯谎口径，谁敢乱说就打谁的右派，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下，参观的人一部分根本不相信，但不敢有异议，一部分人将信将疑。当时，湖北省直机关和武汉市直机关曾有一个参观团前来参观学习，一位青年干部提问：“你们这么密的稻禾是怎么通风的?”答曰：“先用竹篙捅，后用鼓风机。”问：“苗长得这么密，需要大量养分，你们是怎么下肥的?”答曰：“在水田四周开沟，用管子往田里灌水肥。”这位青年干部还是不信，跑到留下专供参观的二分多高产稻田边，随手提起几蔸连根都没有扎住的稻禾说，“这样也能生长吗?”作介绍的社委尴尬的笑了。参观团带队领导忍无可忍，当场喝令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拖到垸子边的竹园里狠狠地开了一通现场批斗会，给他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六

建国一社出了名，王乾成更出了名，当年8月，他就被提拔为白果区区委副书记、区长，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有了开始的早稻亩产5千多斤，随之就有了之后的一万多斤、一万五千多斤，有了三万六千多斤还会不会有更高的产量呢?8月中旬，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视察建国一社时鼓励该社社员：“争取明年大面积水稻单产一万斤，高产5万斤。”(见《麻城报》1958.8.15头版)结果，等不到明年，当年8月下旬，麻城县明山乡第一农业合作社妇女主任姜延怀等3人就创造了亩产中稻4.3万斤的新纪录；8月28日，该县建新六社一亩多中稻报出了亩产52599斤；9月17日，《麻城报》报道了易家大垸乡高潮三社亩产中稻10万斤的最新记录，报纸同时还配发了题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社论。也许是麻城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中央和省级报刊不再奉陪麻城往下吹。结果，以后的4万多、5万多、10万多的产量再也没有得到社会承认的机会。因此，建国一社的亩产三万六千斤也就登峰造极，有幸成了名闻于世的不朽经典之作，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七

建国一社很是风光了—阵，王乾成也很是风光了一阵。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三年自然灾害临头，建国一社先是按谎报的产量超卖了大量的粮食，接着是吃公社食堂，“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摘自当时公社食堂对联)，再接着是天灾人祸饿肚皮，连《人民日报》也发出了《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的社论(见《人民日报》1959.11.30一版)。建国一社的社员们真正是吃了“三万六千斤”的亏，到公社粮管所称口粮，遇到的是营业员的冷嘲热讽：“哦，你们是建国一社的，有三万六千斤粮食，还称什么口粮哟。”到周围借粮，遇到的尽是白眼：“就是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搞了个三万六千斤，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要借粮?没门!”真是见人矮三分。这以后，建国一社的人出门都不敢说自己是建国人。从59年下半年到60年一年多时间，仅建国一社河北垸的400多口人，就饿死了70多人。

三万六千斤的主要创造者——王乾成的日子也不好过，“反浮夸风”时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检讨写了几大捆，受到了降职处分。同时，“三万六”成了他的名，走到哪里别人喊到哪里，“三万六”的阴影始终罩在他的头上。

如今，“三万六千斤”的当事人大多数已经作古，那个荒唐的年代也已一去不复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永远不再出现“三万六”那样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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