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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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述评


作者：王芳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王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主要从革命史视角展开，对中共组织自身建设与发展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叙述最早见于20世纪20年代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论著，50年代始有专门研究。20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日益走向学术化，组织史方面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偏重于对组织的建立与沿革问题进行考据、概述。至20世纪90年代，研究水平进一步提升，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引起学界的共鸣，一些成果实际上反映了多个学科的融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中共组织史的研究，较多关注党的领导人和中央、省级、县级党组织的活动，对普通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的研究较少；多数研究仍以概述类为主，重复性研究较多，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较少。新世纪以来，中共组织史研究逐渐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拓展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历程的认识。

在资料方面，除丰富的党史资料外，被视为“党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13卷1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委员大辞典（1927—2008）》（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的发行，为组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学术会议方面，早期国内专门以组织史为主题的会议或活动较少，有关议题散见于各革命史、党史会议中。不过，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契机，学界对中共组织史的研究逐渐升温，相关会议也越来越多。如2019年以来，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已陆续举办3次中共组织史研究学术工作坊。会后，部分论文被期刊发表，表明了学界加强中共组织史研究以及营造学术共同体的努力。

在研究成果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刘贵田等著《中共满洲省委史研究》（沈阳出版社，2001年）、王健英著《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李里峰著《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秉奎著《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年）刘魁著《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等。相较宏观性、系统性的论著，学术论文的数量更为庞大，有不少关于地方的实证研究，使中共组织史研究呈现多维视角，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学界关于中共组织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或重点关注某一专题，或视野宏观，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主要集中于中共创建史。有鉴于此，笔者将简要概述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的成果，着重梳理与分析研究相对集中、进展比较显著的几个问题，以期为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贡献些许力量。

一、关于党员队伍建设

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中共在成立之初力量微弱，此后虽屡经挫折却尽显组织韧性，最终发展壮大，这与中共对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视密不可分。

（一）入党原因与党员结构

关于党员入党的原因，过去的研究强调时代背景、留俄经历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建党或入党。进入新世纪有学者指出，地方革命领导群体中有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承担和社会现实而非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一些研究也表明，中共最初能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有赖于出身当地精英家庭的革命者。还有学者以出身地主家庭的彭湃为个案，认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彭湃身处的家族结构以及彭家在地域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教育背景、实践经历等相叠加，促使彭湃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农运干部。

有学者认为，乡村教师是中共进入农村的播火者;乡村革命的传播主体是初级小学男性教师，他们在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贫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促使其思想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对于入党原因这一问题，需要对党员个体进行细致的考察。个体既体现了群体的部分特征，但也具有一些特殊性，不便一概而论。

有学者认为，知识分子从国外引入“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五四”以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面着手在知识青年中建党，以完成“党化”，一面又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以实施“化党”，最终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还有学者发现，成立于1938年的甘肃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地下党相比显示出一种独特性，这与甘肃地下党的成长经历以及甘肃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

以上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革命者的认识，还有一些研究揭示了普通群众在入党动机方面的模糊性、复杂性。有学者指出，中共的社会成分构成始终呈现出不同阶层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差异，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此外，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好感和感恩以及个体的诉求需求等相互纠结、共同作用，也折射出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

（二）党员发展机制

有研究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扩充，往往依托于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发展机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和运用。

中共建党之初，组织发展的工作重心在城市。一些研究表明，新式学校以及传统社会的地缘纽带是早期革命知识分子建立组织网络的主要依托。有学者认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同类型的学校构建起来的组织网络也有差异性。还有学者认为，除知识分子网络外，军事网络也是早期组织发展的一个媒介，且两者之间往往有所重叠；与北方其他地区相比，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带有较强的地方性与自发性，很少出于上层计划与指示。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在逆境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认为，1925年至1934年间，浙江中共党团组织的嵌入模式由革命社团演进为工农化的民间会社，既实现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变，也完成了从核心区到边缘区的成功转型。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以省际视角切入，无法细微地呈现浙江境内不同区域的革命特性；有鉴于此，其专注于浙西一域，以革命联动的视角揭示了浙西中共组织从创建到实现纵向与横向的联系、互动的过程，呈现了边缘地带革命的多面性。也有学者梳理了这一时期一些地方为发展党员而采取“征收”运动和“革命竞赛”的具体做法，认为这种方式虽然扩大了党员规模，但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还有学者着重探讨了隐蔽斗争中潜伏、侦察和反叛变等几个核心技术问题，进而揭示了1928年至1934年间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地下生存之道。1927年是大革命失败之年，也是中共走向成功的新起点。有学者认为，中共在1927年经历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坚强的武装革命党。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1921年至1933年间中共山东地区组织形态的变迁，认为由铁路沿线工业城市向农村蔓延、由本土性向外来性过渡是其最鲜明的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如何在党组织薄弱的地区迅速建立起农村基层组织？有学者以太行根据地为例，认为该地党组织是在牺盟会与八路军的推动下，从上到下、短时间内突击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有学者选取河北、山西、河南等省作为观察对象，分析了中共进入各省后不同的生存和发展路径，指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是中共扎根、发展互为促进的三要素。另有学者认为，将中共在军、党、政等方面的行为化约为一个共同体展开论述的做法，令人难以看到军、党、政不同的发展特点及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围绕县域建党问题，指出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作为武力保障，新设地方党组织、牺盟会、老地下党等因素轮替发力，几个因素在晋中、晋东南、冀西地区的建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

也有一些关于党组织重建的研究。有学者以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认为大革命失败后，除了党组织的纵向横向整理外，还有隐含在组织体系下基于学缘、地缘、亲缘、业缘等的党员网络帮助党员聚集、回归；与此同时，党组织通过加强组织审查，排除党员回流带来的安全隐患。还有学者考察了抗战初期四川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发展与整顿工作，指出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行为固然重要，但在党组织恢复重建初期则更多呈现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青年救亡团体、党员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地方的革命传统与群众基础等，成为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还有部分研究关注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发展情况。有学者认为，中共最终能够在国统区保存超过10万的党员队伍，主要原因在于坚持了扩展外围、控制党内的发展战略；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不拘泥于旧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从组织发展的实际出发，及时调整考察党员的侧重点等。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中共组织扎根、发展问题的考察，以学校和农村场域为主；至于中共如何在工厂、商店、街道、军队乃至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建党，还缺乏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关于如何在“敌营”发展党员的成果也比较少;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有何异同，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比如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敌占区、国统区、根据地发展组织，其所处环境、发展规模、成员结构以及活动方式等都呈现各自的特点，但目前对此研究较少。就发展机制而言，学界注意到“社会网络”等的重要性，但较少关心组织内生的制度性因素。如有学者指出，党员的吸收存在“指标”一说，上级下达指标时，对党员数量层层加码，而下级确定党员标准时，却又层层放松要求，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挖掘。

（三）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

处理个体与组织的关系是政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中共自成立之初即逐步在纪律规定中确立了个体服从组织的原则。有学者指出，鄂豫皖苏区中共与地方党员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合作”到“控制”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党内合作”决策，部分共产党员同时隶籍两党，因此出现身份认同问题。另有学者通过梳理党员交纳党费的历史脉络，认为在收缴党费过程中，组织与个体间存在矛盾冲突，两者是互相形塑的关系。

对党员进行有效的管理，保证党员对组织的忠诚，贯彻执行党组织的政策、方针、任务，是关系中共凝聚力、战斗力乃至生命力的大事。有学者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呈现了中共组织纪律的实施情况。有学者以抗战期间加入中共阵营的干部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其日记考察了中共实施的婚恋政策，并揭示了政策的溢出效应；干部群体对党的意志的自觉认同和接受，大大减少了规制性措施落实的障碍。

党员的角色问题也是我们理解个体与组织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有学者以1927年至1934年间中共白区党组织的“革命夫妻”为研究对象，认为住机关党员的私人行为受到党组织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共同形塑，二者的碰撞使得党员党性内涵逐渐明确，这为日后中共党员党性整训提供了经验，也为党员家庭增加了组织色彩。

有学者通过展现个人发展史，提供了一条研究中共政权建设努力的路径。在战争年代新崛起的乡村干部、英雄模范，一方面发挥着传统乡村领袖的功能，另一方面最终成为中共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这一以贫农化、英雄化和党的扶持为特点的模式的成功实践，让中共牢固地确立了对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控制权。不过，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抗战时期土改中基层政治精英的处境和行为，认为他们并不像政治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成功地扮演着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而是在上级与群众的夹缝中艰难度日。

二、关于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是落实党中央政策、维系组织运作与推动组织发展的关键。重视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与培养，是中共一以贯之的重要举措，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出不同特色。

（一）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建立了不少县级苏维埃政权。有学者聚焦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特殊的新型干部群体，分析其产生方式、结构特征和工作职责。也有学者关注川陕苏区时期乡村干部的选拔与淘汰机制，认为频繁的非常态干部流动与苏区面临的生存压力紧密相连，但极易造成基层干部资源的枯竭，进一步消解了苏区的社会动员效能。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所建立的政权和苏维埃时期一样，基本属于乡村政权。有学者具体考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基层干部的社会组织结构、选拔机制等，指出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虽然这些新生干部文化素质低下、革命意识不强且似乎很难担负起中共的革命理想，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的忠实支持者和拥护者。

有学者细致考察了抗战后期中共太南地区县、区、村三级管理体制中干部群体的状况及特性，指出政治经历和文化程度是选派与任用县级干部的主要标准；区级干部选用标准明显低于县级，且多就地取材；村级干部素质参差不齐，在思想和作风上存在诸多问题。另有学者指出，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损失严重，但政策性约束使干部群体获得持续晋升的机会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度与能力的平衡问题、干部成分问题、人际网络问题等因素，均对当时干部群体的进退升降形成重要影响。

（二）干部的教育培训与养成

中共长期扎根农村，党员干部大多来自农民，且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有学者指出，中共逐渐摸索出一套分层开展政策宣讲和学习的工作方法，老根据地的各级干部和农民习惯了这一训练方式，其组织性、纪律性、政治敏感性和工作的自觉性相对较高，而新区如长冶等地则相对较低。

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县级干部多是本地工农出身，他们在党史和革命史教育中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的面貌与乡村民众的心理。另有学者考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村干培训的内容，包括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增强武装斗争本领、强化村政工作能力等，进一步丰富了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面相。抗战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干部队伍也得到大规模扩充。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干部养成过程中的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法进行深描，动态地呈现了内在自觉和外在规训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认为“三八式”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烙印。

有学者考察了沦陷城市中共地下工作干部的培养，并认为在特殊环境下，这种培养充分体现了中共重视信仰教育、纪律教育以及适应城市生存的能力。也有学者注意到妇女干部建设问题，或考察中国女子大学的创建及组织体系、办学特点、历史意义等;或分析中共如何从根据地妇女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妇女干部的特点出发，发动和培养基层妇女干部。此外，还有学者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共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举措。

部分研究对中共干部教育培养的细微环节进行深描。有学者认为，留苏归国干部将联共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应用于党内，对中共的宣传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指出，通过将集体学习与自我反省注入文件学习之中，并加以组织引导，中共成功地将干部思想纳入文件所指向的轨道，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先领会文件精神，后开展工作”的模式和独具风格的“学习型政党”建设理路。

总的来说，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县级干部，对更基层干部的研究还不够多；关注政策实施过程的较多，考察实际效果的较少；可能受限于资料，较少深入探究干部自身如何看待中共的选拔、任用与培养体系。此外，对干部的奖励与惩罚机制、工资福利制度等也有待深耕。

（三）土地改革中的整党运动

20世纪中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无疑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中共的领导力也是一个考验。有学者认为，整党运动正是应对这一考验的重要环节，对中共抗战时期逐渐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和干部体系构成了不小的冲击，同时也透露出中共在当时状况下实现“清明政治的雄心壮志”。

在考察中共党内对村干部问题的判断和决策由来的基础上，有学者讨论了村干部的贪污问题，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如整党运动中所宣扬的那么恶劣；中共在整顿不久后便能发现问题，并勇于纠正问题，所体现的非凡领导力和执行力正是其获取胜利的重要原因。学者在后续研究中还认为，斯大林思想、俄国革命经验以及晋绥根据地既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刘少奇对土改、整干的认识，继而将之应用于晋察冀地区的整党工作中。另有文章认为，晋察冀区下级干部汇报的阶级成分信息失真，导致全国土地会议得出了村干部为地主富农掌握的错误结论；失真的原因与迎合上级意见有关，也在于阶级成分标准可以有多种解读。

以上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土改运动中整党整干运动的认识。研究者们注意到了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共的影响，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共领导人如何看待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中共重要的政治文化，这一方法是否存在内化的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

一些学者关注了土改整党中的工作队问题。有学者认为，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具体呈现了外来工作团（队）在基层乡村整党中面临的种种困难，认为整党运动也激化了工作团与基层干部甚至县级干部之间的矛盾。还有学者认为，为推翻旧权力而被工作组塑造起来的贫农团权力膨胀，使上级精神在下沉过程中发生偏差，损害了党在基层的权威，最终贫农团这一组织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指出，土改整党在乡村的成效存在差异，其能否顺利进行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县委的指示和工作队的态度、动员方式；二是村庄的状况，包括村庄历史上的内部矛盾和干群矛盾，以及党员群众的觉悟、对土改整党的认识。

（四）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及其相互关系

学界关于地方干部的研究，大都受到“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和“地方主义”话语的影响。如有学者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研究表明，在农民社会中内生的、简选的和造就的一批革命精英，对革命的发生至关重要;也有学者强调了地方领导群体在农村革命的兴起之初扮演着“起根发苗”的主导作用。另有学者指出，在鄂豫皖苏区，地方主义的危害表现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上的地方本位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对土地革命的影响；为了克服这种负面影响，中共由此展开了“去地方化”的努力。地方主义往往造成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冲突。有学者通过考察苏区时期的“商南事变”呈现这一冲突，揭示了以地方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对大别山区早期中共组织建设的严重制约，以及其与组织整肃运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学界对外来干部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分析了外来领导者的构成、身份与特性和在农村革命中的行为方式等，认为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农村革命的权力结构中多居主导地位，其与地方领导者的关系影响着革命的发展。

除了呈现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学者还指出，中共地方干部主要由地方武装干部和地方党部干部组成，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相比以往将地方干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这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另有学者认为，以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存在不同利益诉求来理解苏区的土地革命似乎失于简单，更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在于：这些不同的干部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属性、精神气质？他们与地方社会之间在宗族、血缘、地缘等意义上是怎样的关系？

以上研究多将地方干部视作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也有研究认为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远非“地方精英”范式或“地方主义”话语可以概括。此外，红军的整编使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更趋复杂化，由于各苏区内部组织结构不同，其关系的复杂性也表现为不同形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干部来源较之苏维埃革命时期要更为多样、复杂。有学者也认为，“外来干部与本地精英矛盾”之类的分法稍显简单，尤其不适用于太行根据地，主张以“土客矛盾”来指称干部群体中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间的关系问题，并详细考察了这一问题给干部整合带来了哪些困难、考验等。

根据籍贯，干部群体可以分为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而根据阶级身份，则可分为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有学者从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互动的角度，呈现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以及中共在使用两类干部时基于现实的因应与调适。

三、关于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党的组织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并选举产生各层级领导机关。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党担负的任务不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构成和职能也不同。

上海是中共中央的长期驻扎地。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原因，也有学者分析了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并最终迁往中央苏区的来龙去脉。有学者探究了中共早期组织、中央机关在沪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认为这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各时期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斗争环境密切相联。有学者通过考证和比较中共中央的迁移轨迹及驻扎时长，认为从迁移频繁转向驻地稳定的变化与组织体系的拓展和健全密切相关。此外，有学者从名称、结构、性质、成员构成、驻地等方面，梳理与分析了1921年至192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的变化特征。有学者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央书记处在职能、地位、议事规则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变迁。还有学者梳理了1928年至1930年间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工作。

一些学者对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给予了关注。有学者梳理了中共历史上四个西北局的来龙去脉、性质、职责、组织机构、历史地位等，提醒学界对相关问题予以重视;此外，还认为中共中央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在组织名称、设立目的、性质与职责、领导体制等方面有同质性，但在是否设中央分局、立废存续情况、组织序列关系、实级还是虚级、副书记设置等方面又有所区别。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在武汉设立了三个长江局。目前为止，关于长江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有学者在分析王明右倾错误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历史功绩。有学者着重探讨了长江局对中共抗战救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还有学者重点分析1927年长江局关于纠正盲目进行大规模城市武装暴动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党内争论，认为这一做法为此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积累了经验。另有学者具体考察了1927年和1930年两个长江局，认为其设立与裁撤反映了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路线与组织策略，以及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特征与内在理路。

省级组织是介于中央与基层之间的关键组织层级，学界目前在这方面已积累了一些成果。其中，顺直问题作为“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受到较多关注。早先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学者则从党内分歧视角，呈现了其背后凸显的顺直省委内部矛盾、顺直省委部分领导与中央巡视员之间的矛盾、巡视员之间的矛盾以及巡视员与中央的矛盾，并分析了中央在处理顺直问题上的偏差。还有学者揭示了蔡和森指导顺直省委改组的具体经过、指导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及其受到的严重处分、共产国际对于蔡和森所受处分的态度等。

有学者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制的创设与运用问题，认为此举大大加强了中央的政治中心权威、统领军事和领导地方的能力与力量，使省与中央的位序关系回归到健康轨道。中共党组织以省区为建制单位分别在白区展开工作，其斗争异常激烈而形式极为隐蔽，学界对此关注较少。有学者认为，山东省委在成立、组成、会议机制和工作展开机制上既体现了白区省委的共性，也体现了鲜明特色与区域要素。也有学者呈现了抗战时期冀豫晋省委从创建到走向成熟的过程。

一些学者梳理了中共地方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等从初创、探索到重建、全面发展和基本定型的历史过程。另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党的机关，如从组织史视角分析了中共机关转入地下所面临的挑战、困境以及各阶段机关设置的变化及效果，揭示了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演化脉络。

总的来说，学界关于组织机构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且多侧重于中央领导机构，而对各部门、系统的工作机构关注较少，对中央与地方、上下级、各地区之间的组织关系与互动分析不足。部分成果侧重史实的考证与梳理，缺乏深入探析。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新的机构的源起、运作机制、各层级干部群体的作用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关于党的活动方式

党的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组织的实际运作和行为逻辑。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了中共在面临困境时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的组织效能，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面相。

（一）组织运作机制

组织在运转过程中，势必面临一系列问题。有学者指出，1927年至1932年间，广东中共地下党的运行存在组织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程序不严、中央意旨难以贯彻至党组织末梢等问题;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以及抗战期间的山东，党组织运行同样面临类似困境。

另一些研究则着重呈现了中共勇于自我革新、重视组织建设的面相。有学者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积极探索基层组织制度建设，如改造支部阶级基础，注重秘密工作、开展支部巡视、推动支部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加强党纪执行和党员考核等，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学者考察了抗战前期华北地区中共组织的整顿情况，认为党员接受了一次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党支部的组织生活和各种工作制度也得以健全。

一些研究的视角颇为新颖。有学者指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等几对关系之间的张力，提供了解读同时期中共党内组织事件的逻辑。也有学者从疾患情况入手，展现了白区党员的实际生存状态以及疾患问题对中共组织运行机制的深刻影响。还有学者通过探究同一时期革命形势对党员方言能力要求的影响、南北方言区的党员调动特点，以及方言差异对组织运作的影响，深入发掘了大革命失败后方言与中共白区党组织运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人力匮乏与交通风险，中共中央在向苏区转移党员的过程中采取小规模分批转移的方式，尽量在转移速度与安全间寻求平衡；同时根据各地的反馈及时调整安排，将输送、联络与训练结合起来，在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最大转移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通过考察中共吸纳党员机制、活动经费的来源及影响、早期党员生活费制度、党费收缴等问题，揭示了中共成长的内在机理。一些学者围绕开会展开探讨，侧重于揭示开会的过程与会议频率问题，但关于中共各种类型会议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挖掘。

总的来说，学界对中共组织运作的研究呈现越来越多的新视角，但对一些具体运作机制的描摹依然不够清晰。例如，巡视、检查、统计、汇报、总结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如何运行；每一项工作由谁推动、遇到了什么问题；入党批准权限和入党程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什么变化；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等等。这些都需要作深入而具体的研究。

（二）组织沟通机制

组织沟通的建立是整合组织资源、实现组织目标、形塑组织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其手段包括传递信息、文件、输送干部、物资等。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请示报告制度与党内交通问题。

中共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请示报告制度的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再强调：没有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将会大大削弱党的统一领导，使上级耳目不灵，使下级得不到帮助，陷于上下脱节的境地。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前请示报告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政策层面讨论其建立过程、具体规定及历史作用等。一些学者考察了政策的落地问题，如通过揭示地方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对待请示报告的心态行为，呈现了解放战争后期鲁西地区的执行不力与转变过程。

有学者从央地关系入手，认为中共中央以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为切入点，有效地解决了因地方权力过大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得以确立。不过，如果将地方视为一个整体，就无法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级的机关在执行力度上的差异，相关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交通工作如同党的命脉。目前这一领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且不少成果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地区。有学者讨论了战时山东革命根据地开展邮政工作的原因、过程、成绩、意义等;也有学者从实践层面梳理了中共在山东敌后的交通工作由联络分散、低效到后期设立统一战时邮局，状况逐步改善的过程。还有学者剖析了山东军民的黄金斗争，对黄金输送的秘密交通线进行分析，丰富了我们对于抗战历史的认知。

既往研究多关注华北秘密交通的背景、经过与作用，有学者则探究了日军对建立秘密交通线的影响、秘密交通站的建立过程、交通员的选拔与教育、保密措施等问题。也有学者集中考察了中共在抗战不同阶段对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问题。关于其他时期的研究，还有1921年至1927年中共由通过当局邮政系统传递信息到创建自己的交通网的转变，中共地下党传递与分析组织遭到破坏信息的过程，以及中共在淮海战役中的交通部署与通讯工作举措，等等。

文件是信息的载体。长久以来，学界较少将文件纳入具体的组织运作中进行专门讨论。有学者认为，1927年至1931年，中共文件印发呈现以中央和省委所在地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趋弱的特点；文件印发的组织要求与现实条件之间形成张力，影响了全党的整合效果。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总部向中共发出指令，但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无法协调，导致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有学者梳理和分析了1934年10月到1936年6月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的中断与恢复过程，认为长达一年多的失联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也逐渐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这些成果无疑拓宽了党内组织沟通机制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加深对技术、信息与组织生存、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截至目前，党内交通研究的意义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存在实证研究较少、通史性著作阙如、关于1949年后的研究不多、缺乏跨学科的理论对话、跨学科研究方法导入不足等问题。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例如电话保障，交通人员的选拔与培养、待遇与思想状况及其对组织沟通的影响，国际交通线的运作情况，党、政、军、群不同系统的交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

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建设和群众路线

党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学界在民主集中制、纪律建设、群众路线等方面有一些集中探讨。

（一）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早先的研究在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与发展、实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方面有颇多分歧。近些年，学界在其起源、实践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长期以来，民主集中制被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建党原则，但有学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所主张的建党组织原则和制度是民主制，民主集中制是20世纪初期列宁提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关于中共何时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界肯定中共一大纲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学者认为，中共第一次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在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大到四大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但其精神已基本体现在党的纲领和章程中，不过，当时的侧重点是强调纪律与集中统一。有学者则考察了中共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使用、解读“民主集中制”的大致线索，指出其最初的中文翻译有“民主主义的集中权”“民主主义的中央集权”“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等，认为中共一大前后“中央集权制”的主张尚未成为全党共识。

近些年，学界在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具体贯彻与发展过程方面着力较多。有学者呈现了1922年至1927年间民主集中制在非常环境下，由集中化的发展趋势到决策执行涣散化以及最终空前强化集中的过程;还分析了1927年至1933年间，民主集中制从集中制与民主制并行发展，到逐渐形成以集中制为重心的理论架构和实践形态这一复杂历程。

有学者认为，既有研究对中共初创时期组织原则与俄共（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差异性关注不够，特别是未能系统梳理党的早期领导人如何认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俄共（布）的党内斗争与组织原则、中共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历史缘由等关键问题；其通过深入挖掘中共一大到七大的会议文献档案，揭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践从集中化到布尔什维克化，再到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有学者同样认为中共在1927年6月1日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共的组织原则，但是，中共早期党员大多对这种强调纪律严明的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观念并不太适应，民主集中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中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

（二）党的纪律建设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建立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即特别强调集中性、组织性、纪律性，以保证“先进政党思想的纯洁和组织的有力量”。注重纪律建党是中共保持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目前为止，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长时段的概述，内容方面多探讨纪律建设的历程、经验与启示等，实证研究较少。

党内法规与纪律都是中共提高自身组织纪律性的重要依托。有学者考证梳理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和“政治纪律”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有学者考察了“党内法规”这一概念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成与演变，并认为“纪律”一词的使用以及由此培育起来的强烈的规矩意识为“党内法规”概念的萌芽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严密的组织有赖于细致周密的组织技术。有学者认为，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有学者着重探讨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的种类、变化和处理情况，以揭示中共早期纪律建设发展轨迹及运作实态。还有学者剖析了1927年中共首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出台的政治意义，揭示了中共在实践中对决议案的“非理性”运用以及对执纪问题的矫正，呈现了中共政治纪律建设的制度化过程。

制度的运行与改造离不开人的活动。针对“让制度脱离了具体的人”这一倾向，有学者指出，大革命期间，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将联共（布）组党经验直接应用于改造工作，主要内容是党以“铁的纪律”管党、地方服从中央、各级党部严格会议制度，改变了党组织的涣散状态。此外，有学者指出，1921年至1927年间中共纪检制度中的执纪主体由其集中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兼任，这一兼职性纪检制度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都陷入困境，中共不得不进行实践调试。这一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纪检制度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

（三）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以往学界多关注中央领导人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进入新世纪，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理论层面的探析，包括“群众”的概念与内涵、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具体内涵、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和历史方位等;近几年，则更关注群众路线的实践层面。

在理论方面，有学者指出党的政策过程包括民主与集中两个阶段，群众路线将它们链接为完整的双轨模型，从而揭示了毛泽东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关联。有学者提醒我们注意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和实现途径存在区别;也有学者以苏区时期的群众路线为中心，分析了饱含“民众”情怀的政党文化和一系列有利于大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共党人政治社会化的最直接的载体。

在实践层面，有学者考察了苏区时期群众路线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实践过程;也有学者讨论了群众路线如何与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试图揭示群众路线实践内含的政治整合功能。

一些研究揭示了群众路线在实践过程中的复杂面相。作为中共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要求党在处理党群关系时既要顺应群众，又要引领群众，这往往带来各种问题与矛盾。有学者以陕甘宁边区为个案，从梳理群众路线的实现过程入手，分析了民主与群众路线间的一致与冲突。有学者分析了党群关系在早期地方革命中的摇摆性及其深层原因，指出对党群关系的调适不仅取决于对党的政策的准确把握，而且取决于对地方特定的场域和民情的深刻体察。

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中共通过辩证阐述教育群众及向群众学习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先锋队和群众路线两个概念间存有的一定程度的紧张，使群众路线有了落实的路径；同时，这一时期展开的权力下探，又为群众路线的落实准备了政治和干部基础，成为抗战时期群众路线被大力宣传并得到落实的关键。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群众路线的阐释不断强化时，群众组织的作用却呈递减趋势，重心也由斗争功能转向生产和服务。可见，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常常存在一种张力，这也正是中共革命系统弹性之所在。

六、结 语

整体而言，新世纪以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的研究，无论是从资料的发掘、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相关研究呈现几个特点，即从注重宏观转向中观、微观层面，从关注高层转向基层，从关心组织转向关心作为个体的党员，从单一的史学研究转向多学科的融合等。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努力。

中共组织史概念的界定。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中共组织史主要研究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建设的历史发展，它是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这门学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共组织史涵盖甚广，到底包括哪些内容，需要有更明确的界定。此外，每一具体范畴包括哪些内容，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否则，对于初入门的研究者而言，极易陷入困惑之中。

继续加强对资料的挖掘利用。除前述基础史料公开出版外，对这些资料的电子化正在实施中，这将为研究提供更便捷的条件。笔者认为，还应继续加强对民间历史文献（如家族牒谱、碑刻、书信、日记、回忆录、诗歌、照片、版画等）的挖掘和利用。民间历史文献能增加我们对“社会”层面的认知，从而对中共当时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目前，学界较偏重于对官方出版文献包括大型文件汇编、革命报刊、党史重要人物回忆录等的利用，对口述史资料挖掘较少。由于战争年代保存史料不易，各地整理情况不同，有些内容难免出现错漏，需要谨慎辨别。此外，还应进一步重视国民党、日本和共产国际、苏联等方面的资料发掘。

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创新。近些年，新文化史的兴起成为史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并在中共革命史中应用甚广，一些学者将概念史、身体史、心态史等方法应用于组织史研究中，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不过，近些年的成果多偏重于个案研究。笔者认为，中共组织史研究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全球史视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成立初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此后的发展又深受国际形势影响，因此需将中共的发展放置于全球坐标体系中，关注跨国的思想、物质、技术、制度等的输入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对其的影响。其二，比较研究。中共成长于战争年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往往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中共与国民党和其他国家的党派发展亦有很大不同，这些都可以纳入比较研究视野。对上述理论和方法的重视与应用意味着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中共组织发展的独特路径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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