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 关于“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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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之一），(刊于中国之春196期，2000年2月)

张敏

听众朋友，我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今天请听“八月的回忆与思考”特
别节目！
每当谈起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常常会提到红卫兵。在《中国历史大事年
表》上这样记载：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
见到北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及师生（以后，七次接见，被接见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次日，八月十九日北京红
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活动。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仿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
月”，究竟是怎样血腥的红色？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记忆中永远无法被撕去的一页。但在今
天的年轻人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朦胧而遥远的故事。
听众朋友！三十三年过去，当又一个八月十八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随着一段已经存入历史档案的
实况录音，一起回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重新思索当年发生的一切。
直到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印象还很深，因为她们都是跟我同样年龄，同一个班级，而且都是很熟悉
的女孩子。因为她们讲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种自己的光荣、骄傲、勇敢来讲的。
主持人：在校学生以乱棍拳脚打死校长、老师和巿民，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在文革中却司
空见惯。多年来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特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
师致死的案例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在这些年来，我跟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也搜集了文革时代非正式发表的各种文件和报纸。除
了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已经被报告的文革一面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面。
在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底，红卫兵组织在各个学校开始建立。这个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暴力
的迫害行为。首先是针对教员的，后来又扩大到校园之外。我特别要提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那天，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在它的名字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
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的标记。从那天开始，好象就是
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卞仲耘老师当时在
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十七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
从这个中学女教师的死后就标志着一个深渊的开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实际上，这件事情在八月五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
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过两个多小时以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的台阶门前。这
个时候被放到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却没有人把她送医院。直到晚上的时候才送到
医院，医生说她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她就是死在现场的。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
民，还有姓汪的副教导主任，他们都被打成重伤。胡志涛老师被打成多处骨折。
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当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
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一家报社做记者的秦风女士，文革时是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三十多年来，秦风无论如何无法忘记她当时所感
到的惊骇。
秦风：当时，我们都是初二的学生。从六月开始，学校就乱起来了，八月达到一个顶峰，那种激烈
程度，现在叫恶性程度，当时说就是革命造反的那个“力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经常有这种斗老师啊、斗校
领导啊，而且在斗当中就有一些打呀、甚么戴纸篓和泼墨水这种比较过激的行动，当时这种行动也是一个逐步
升级的过程。
一帮非常斯文的、优秀的女校学生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用那么激烈的行动
把一个女校长给打死。现在觉得好象是不可解释、不可思议。后来，包括出去串联，我见过很多的斗和打。我
们学校也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嘛，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以后，毛主席问她的名字，是文质
彬彬的“彬”，就说，还是“要武”。
主持人：无论是当年的中学生，还是文革的研究者，就算是当时最普通的北京巿民，也忘不了在八
月十八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当时的报纸、广播广泛地报道了毛泽东和宋彬彬的对话。
插播实况录音：（“八•一八”大会现场报道）背景音乐：“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现场广播员女声：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
叫甚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
“要武嘛！”
（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现场播音员女声：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
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你作我们的统帅，我们甚么也不怕！
主持人：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女学生，以乱棍拳脚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
仲耘。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认为，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标记。
现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机构担任公务员的艾迪先生，在文革的时候，是山东省一所中学高中
三年级的学生。他回忆起当年北京的红卫兵如何到他所在的学校去“点火”。
艾迪：我从甚么时候自己的感觉有改变呢？就是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两位“女将”到青岛巿去点
火。
“点火”了以后，第一次是从打老师开始，又打同学。旁边有同学提出来（不同意见），马上就上
去，就因为他说话，他就挨打。当然先要问甚么出身啦。
我还记得，当时那位头头说，是“红五类”的就可以幸免，不是“红五类”的，那就打狗崽子。红
卫兵实际上就是兵和匪的结合，所以他们当时抄家，他们就说了算了。他们比政法机关还厉害。政法机关起码
还要罗列甚么罪名，他们根本不用。祇要有一个学校一个介绍：这个人家可以抄，马上就去了。比较凶的是前
面那一拨儿，那一拨儿实际上不是一日之功，那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经算师的陆文禾博士，文革的时候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八届初
中生，他也谈到上海的红卫兵当年如何效法北京的红卫兵。
陆文禾：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全国范围的。那个时候，我祇有十
三岁，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八．一八”之前，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是干部的孩子，叫白晓苏，他的哥哥叫白
晓鲁，刚刚从北京回来。那时候，所有的干部的孩子都穿上黄军装了，我们就感觉跟其它不穿黄军装的人不一
样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说，他哥哥刚从北京回来，北京的红卫兵都很厉害，他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羡慕的。
我们当然也是很注意地在听。他说，北京的警察根本不敢管这些学生，这些人把地主揪出来，皮带拿出来，打
死。
他意思是说上海非常落后，应该效法北京的红卫兵那样做。上海跟其它各地一样，想办法紧跟北
京，步子总归比北京慢一点。后来就开始打了，当时就是有“红五类”嘛，是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作为标
准，所有“黑五类”的，就是打死了也不足惜的。
当时在学校里面，老师挨打。我有一个老师，教地理的范湘叔老师，当时他就有六十岁，他教地理
还是教得很好的，但是后来听说他是地主，所以很多人打他。
插播文革歌曲：“红卫兵，红卫兵，伟大的统帅是毛泽东。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的话我坚
决听。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主持人：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成因究竟是甚么？这是专家学者们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在美国
一所大学任教的丁抒博士根据一些已经公开的和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燃遍了全国
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
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祇要杀的是坏人、牛鬼
蛇神，那就是革命的行动，就是好得很。
北京一二九中学的学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千家驹的家时，一边抽打他，一边说：“有毛主
席撑腰，打死你白打。”八月三日，江苏省红卫兵大造反，将省教育局局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斗争，并
将夫妇二人活活拖死。是年，南京师范学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纪念这“八．三造反行动”。毛泽东知道
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
北京新巿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
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
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比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
打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常常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八月四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
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
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
后来，叶剑英元帅接见学生代表，一方面说，随便打死人也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极反动的家
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们，但谁都不敢动他们？
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
圾。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
“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
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
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主持人：在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案头，有一份长长的红色恐怖受难者名单。
王友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第二天，八月十九日，在北京
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学生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北京巿教育局的一些干部。所
以，那天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时八中的校长叫温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这个舞台上。八月
二十二日，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平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学的书记华锦被打死（有说是被殴打后自杀而死），化
学老师韩玖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以后终身残废。
在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有三个老师被打死。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宽街小
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真先被打死。
这里所说的祇是我现在了解的一部分的名字。除了老师，这种残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于学生。因
为当时流行一个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
生也被打和被污辱。在北京第六中学有一个学生，叫王光华，就被打死；在北京第十三中学有一个学生叫武素
鹏，也是被打死的。
我们知道这个红卫兵运动是发源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在清华大学附中，一九六
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一个斗争会上打了一批老师。会后，一个物理教员叫刘树华跳烟囱自杀了，当时
他祇有二十六岁。第二天，在北京大学附中附近住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工人叫陈彦荣，他下班后，和他的妻子
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拉到学校，打到半夜，他就被打死了。在那一天被打死的也还有
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甚么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家属来告诉这个死者的名字。
根据当时内部的一个报告，从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名。有的
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大，不管怎么样，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而且他们是被棍棒、拳
头杀死的，过程可能是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最高峰的时期就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
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八月十八号和八月三十一号之间。
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不仅在北京发生，也在外省发生。在厦门第八中学，有两个老师叫黄祖彬和
萨其琛被打死；在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老师叫朱庆颐，也是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广州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死的都是一些普通老师，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被我们记载下来，因为他们的
命运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更加相关联。
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情？应该正视事实，这是最重要的，没
有理由来隐瞒这些事实。记住这些死者的名字是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我们每一
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一种平等的保护。
插播文革歌曲：“红卫兵，红卫兵，伟大的统帅是毛泽东……”
主持人：这位文革中北京四中高中学生牟志京，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他在文革中曾
经创办《中学文革报》，刊登过遇罗克的《出身论》等多篇文章，牟志京博士回忆起三十三年前的红卫兵和
“红八月”。
牟志京：……很快的就是对学校领导、对教师的批判，把一些校领导、教师集中起来，剃头，往身
上浇屎、浇尿，泼墨汁、浆糊，当然大字报更不要说了，强迫他们说一些污辱自己的话。然后红卫兵成立起
来，很快跟来就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逼迫出身不好的同学讲自己是混蛋。当
然后来“八•一八”的检阅，在这之后更是威风，到了“红八月”的时候呢，红卫兵带着袖箍，又到街上去抓
很多人。我们四中也有了小监狱，从小监狱里每天不断地传出人被打的时候的号叫，在这个小监狱里，比较确
实的消息，至少死过两个人。
我也见到过他们从校外抓的一些女生，因为四中没有女生，把她们弄到校长室，当然校长已经被赶
出去了，让她们撅着屁股，拿着武装带抽她们的屁股。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非常凶猛，在学校把图书馆的
书堆起来烧掉，花园里边的花拿武装带抽掉，在街上去剪女人的辫子……当然很多人家被赶走了，很多人被打
死了。
也就是一年之后，曾经有一次在护国寺小吃店，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不知道“红八月”到底死
了多少人，当时我说了一个数字。旁边桌子上一个中年男子就冷笑起来了，说：“你这个数说的不对，我是火
葬场的司机，当时火葬场的车呀，每天二十四小时出动，原来都是一个车拉一个人，那时候每回都是把车整个
的就给塞的一点缝都没有，就这样，死尸也拉不完。”
插播文革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较弱为背景音乐）淡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讲话录音：（嘶哑的嗓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主持人：丁抒博士详细研究了这天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细节。
丁抒：八月十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以前，中央作了学校九月复课的决定，如果学生们都回到
学校，走回教室，文化大革命将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但是毛泽东个人的一句话，就推翻了中央全会的决定，
毛泽东要借助学生，把已经点起来的火烧遍全国。
这个算盘，聪明如周恩来者不可能看不清，他不希望学生卷入中央的权力斗争，他想把学生请回校
园。
“八•一八”大会进行的当中，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
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教育改革？人来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九月份以前
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得到毛的一句话，动员他们回去，有了这句话，周恩来就会果断
行动，先利用北京学生将外地学生送回去，再将北京学生请回校园。但是毛泽东回答说：“不要紧”，群众目
前祇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在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就靠串联才搞
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枪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北洋
军阀”，实际上是刘少奇、邓小平。”
对周恩来来说，毛的话比党的决定更重要，他的任务是执行毛的指示而不是党的决议，祇要毛有了
指示，中央全会的决定就可以不作数。于是，周恩来马上应诺：“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就转身走开了。”
插播实况录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
大立毛泽东思想！（掌声、毛主席万岁”口号音）我们要知道，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
席！（掌声、“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地开展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
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我们要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给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
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
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群众口号声）
丁抒：毛泽东为甚么不让学生回学校念书？人总要有事情干，毛泽东已经决定将刘少奇的问题捅
开，让学生充当马前卒。
插播实况录音：（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激动呼喊）“毛主席！”“毛主席
万岁！”。
丁抒：在“八•一八”大会上，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了话以后，见到刘少奇，后来
他有一段文字记述了那随后的一幕：
“我兴冲冲走过去，颇不懂事的给刘主席戴上一个红袖章，并且汇报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
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因为刘少奇是当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刘少奇点了点头，嘴角微动，权作回答。我似乎感到有点甚么？……他心情不好，于是我跑回毛主席
所在的城楼会客室，问：‘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象不开心呢？’‘嗯，主席沉吟了片刻，他吗，他不支持
你们。’”
毛泽东将中央高层领导的分歧透露给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这是中共四十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
的事，毛泽东显然下了决心，要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开。他不惜践踏党纪，他知道，要让红卫兵知道毛泽东支持
他们而刘少奇不支持他们，火药包就会爆炸，就会炸得天翻地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点的火，确实最终烧死了刘少奇。煽动以彭小蒙为代表的那批红卫兵起来造“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反，毛泽东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他们是先锋；斗争学校里的“黑
帮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是主要打手；用乱棍打死老师校长的就是这批人。可是，他们是共产
党的子弟，他们热衷于横扫的“牛鬼蛇神”，是不包括他们的父辈的。
毛泽东同彭小蒙谈话以后，中宣部副部长熊复马上告诫她：“你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
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不仅仅因为遵守纪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不仅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刘主席的红卫兵，彭小蒙没
将毛主席说的话透露出来。结果红卫兵都不知道毛主席、刘主席不是一伙的。所以当几天以后，清华大学内批
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起的时候，那批“子弟兵”就认为，那是“狗崽子造反，反革命翻天”，在刘少
奇的女儿等高干子弟的接应下，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结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杀气腾腾地开进清华园，撕毁
了全部大字报。
毛泽东曾经认为，他可以借用红卫兵攻打刘邓的中央。北京高等院校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造反
司令部”，称为“第一司令部”，毛泽东便让“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司”。江青曾经找北京卫戊区司令傅
崇碧说：“你们要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帮助他们解决车辆。”但过后，毛泽东才明白，
“一司”是由高干子弟控制的红卫兵，干部子弟不会打自己的老子，他们控制的红卫兵组织，不是他所需要的
队伍。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转而利用“三司”了。于是江青第二次指示傅崇碧，要他支持“三司”、“井
冈山”，所谓“三司”，是平民出身的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自从平民出身的学生也组织起红卫兵之后，首都红
卫兵组织的干部子弟就不再自称是红卫兵了，为与平民子弟划清界限，他们祇称自己是“老兵”，这批“八•
一八”大会的英雄，再也没有兴趣参与文化革命了。
这些红卫兵，或者叫“老兵”，留下的历史痕迹仅仅是：打老师、抄家、砸古物、烧书画……在所
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当在二十万以上。
主持人：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发端的呢？
现在在德国的中国学者、自由撰稿人、台湾当代杂志编委仲维光先生，文革的时候是北京清华附中
高中学生，中国最早的红卫兵，就出现在他所在的班级。
仲维光：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它和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
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集权主义。从开始的“三反五反”，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一个比较决定
性的变化。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呢，我们这代人实际上就是在共产党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用共
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教育为了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呢，都是为了无产
阶级的政治服务。
实际上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这种集权主义走向另一个高峰，例如当时推行阶
级路线，对文化领域里的一些个东西的批判。
清华附中红卫兵呢，我觉得完全是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下去的结果。
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初中有一个同学，叫张坚，他的功课很好，但是在一九六四年考高中的时候
呢，就是因为家庭出身，没有任何的高中，甚至中专录取他。张坚呢，一九六五年呢，就又考了一次，又没有
被录取，在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把这个张坚的精神真的就完全摧毁了。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们学
校还有一个学生叫张明的，当时才十六岁，在我们学校呢，号称是“天才儿童”，他十六岁考中国医科大学，
成绩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父亲在台湾，他也没有考上，张明当时就疯了，他要去台湾找他的父亲，在清华
附中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事件，就这一件事，把他一生等于都毁了。
在当时的这种阶级路线，使得这两批学生：一般出身的和这些干部子弟，分成了两派。干部子弟，
他们在北京巿的各个中学咄咄逼人的进攻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是学习、体育、文艺有特长的人，都成了他们在
学校里、同班里竞争的眼中钉。这种阵线的分明，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
一九六四年，学校里就出现了一些小字报，要使学校里一切占据学校的所谓“领导地位”的位置都
由干部子弟和所谓“工农子女”来占领。当然啦，他们不可能在文艺、体育和学习各个领域里头拔尖，因此就
产生了和一般子女的冲突，他们呢，在这些领域更强调阶级路线、强调思想革命化。
发展到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以后，当时第一个红卫兵是从我们班出来
的。最开始他们提出的，跟校领导搞对立的口号，就是说校领导重用了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子女。
插播文革歌曲：（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
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仲维光：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所谓老红卫兵，所谓造反，实际上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年初，甚至一
九六五年年底，他们就不断的看到当时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批示
啊，或者其它的中央内部的动态。
实际上这些红卫兵，他们当时完全是在亦步亦趋的跟着毛泽东的步调在走，我们这些子弟当然不知
道这些个东西了。每一个毛泽东的这种新的东西的公诸于世，当然也都引起了他们的雀跃和欢呼。
我当时很清楚的记得，每当一篇《解放军报》的社论或者评论员的文章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班里头
都非常非常兴奋，在班里一遍一遍的念。因为他们的出身很特殊，所以他们能够弄到《毛主席语录》，当时就
是小的所谓“红宝书”，在班里也觉得是高人一等。到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出
来，对他们来说，整个的形势就更加明显。后来呢，所谓“老红卫兵”，他们说，他们成立红卫兵是在五月二
十五日，但是后来据他们里边的一个人，叫陶正，他讲，实际上是三十一日，他们写的这个东西，后来因为大
家都说是五月二十九日，也就没人再追究这个了，但实际上是三十一日。
这两天的差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三十一日，也就是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
蛇神”的社论出来，几乎是同时，他们写的这个红卫兵的大字报，到了三十一日，那就说明他们完全是跟着毛
泽东内部的消息来起舞的，并不是像有些人他们自己讲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产物。
到六月一日以后，红卫兵才第一次正式打出来。
插播文革歌曲：“红卫兵，举红旗，刀山火海敢上去，文化革命当先锋，扫除一切害人虫，红心忠
于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大风大浪无阻挡，文化革命定胜利……”
仲维光：红卫兵的名称呢，张承志说是他起的，我想这是对的。他当时就讲：“就叫‘红卫兵’
吧，我们要永远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要保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红卫兵
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前后，红卫兵当时就在清华附中和其它的学校，已经有暴力倾向产生，开始
有了打人现象。到七月份的时候，党内斗争也比较激烈，当时毛泽东利用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问题要撤工作组，
毛泽东就要发动红卫兵小将来达到他的目的。到七月二十几日的时候，他们又已经获得了这种信息，他们开始
反工作组。
大概与此同时，七月二十几日，毛泽东在人大会堂已经接见了一些红卫兵的代表，当然他们对这些
动态掌握得很清楚。毛泽东七月底给红卫兵写信，毛泽东刚写了这封信，红卫兵几乎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已
经知道了信的内容，更加放肆。
到八月初，江青在天桥剧场接见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就更大了。从七月
到八月，打人开始成风。清华附中在打出身不好的子弟的事件也是在八月份出现的。
到了“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就把他們的各種狂熱推向了高潮，“八•一八”以
後，到八月底，是北京巿打死人和迫害性最大的半個月。紅衛兵把這個推動到社會上，去“破四舊”，例如，
中國的很多廟宇、古跡，比如說頤和園吧，排雲殿上雕刻的那些佛像，都被砸掉了很多，幾乎沒有一處古跡能
夠逃脫紅衛兵的破壞。祇有極少數的在當時被保護下來，說“不得進入”，那就是極重要的，絕大多數都遭受
了破壞。而且當時焚書的現象是很厲害的，從各家抄家抄出來的書，送到造紙廠銷毀，很多東西都蕩然無存
了。當時，大家就不斷地聽說，而且自己學校裡也有同學因為父母是資本家，或者是有歷史問題，兒子就把父
親打死了，或者女兒把父親、爺爺奶奶打死的現象。大概在各個中學，都有打死人的或自殺的現象。
在我們學校，當時就有幾個老師在被打的過程中自殺。還有個同學叫郭蘭蕙，說她是白專，說她是
資產階級情調，最後呢，郭蘭蕙喝“敵敵畏”，不准搶救，死了。
（沉重的音樂）
聽眾朋友！這次的“心靈之旅”節目播送完了，謝謝您收聽！在下次節目裡，請繼續收聽“八月的
回憶與思考”特別節目。

https://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37065

Gowest

关于“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之二）(2000年4月)/

历史档案

关于“红八月”的回忆与思考（之二）

张敏

(2000年4月)

嘉远：“心灵之旅”！回顾人生经历，诉说心灵渴求，分享省思感悟！在“心灵之旅”中，让我们彼此相识，
心灵相通！

主持人：听众朋友！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敏。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倾
听一位又一位中国人亲身经历中最难忘的故事，追寻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分享各种人生体验、真情实感和思考
领悟。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八月的回忆与思考”特别节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在文革中，这一天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在
以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里，中国大陆数以万计的人，或者被活活打死，或者由于不堪被
批斗毒打而自杀。　　　

在一九六六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最早地掀起红卫兵运动。我们都知道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和后
来成为作家的张承志…‥，他们当时正想找到一种怎么样来表现自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加入到这一
场人生难得碰到的一个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这么一个革命运动中，变成一个先锋。

当时卜大华正好看六月五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批判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叫《汉弗莱的哀叹》，那里面
第一次引用了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一条语录，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的一句话，
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卜大华一看这句
话，就好象被一道闪电照亮了，马上就明白了，找到了他们的法理的依据。

他叫来骆小海、张承志，他们一看，他们就觉得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他们马上要成立一个组织，就跑到圆明
园，说叫甚么名字，张承志想出来叫“红卫兵”。他们写信（给毛泽东），但被当时学校压制，又写一论、二
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然后通过渠道往上交上去。　

实际上，也不能说是学生单方面的。上边派了很多人，像当时康生、江青，以及他们下边的林杰、关锋，和更
小的这些红色情报员，都在替毛泽东想办法，怎么能够发动群众。拿毛泽东的话来说，让社会乱起来，把敌人
乱起来，浑水才能摸鱼。怎么才能把他们弄乱呢？最好有学生能够冲出来。但是，你得找到一个契机。正好他
们这个三论造反有理的文章被毛泽来看到了，真是天赐良机，对双方都是这样，一拍即合。

毛泽东给他们写了回信。当时王任重赶紧跑到第一线，实际上王任重当时也为了表示自己跟毛泽东革命路线跟
得紧，跟学生首先能够结合在一起。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跟卜大华、骆小海他们说：“毛泽东
支持你们，他看了你们的这些文章。”但是，王任重又说：“我的这些话你们不能记录。”

他们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杨勇将军的儿子杨继平从他爸爸那边也拿到了这份文件，在电话里逐字逐句读
给卜大华，卜大华就第一个得到了毛泽东这份有力的支持的一个文字的东西，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我
支持你们。”有这一句话也就够了。

张郎郎：在这之前，老红卫兵和其它的同学当时在辩论关于对联的问题，这时老红卫兵马上就觉得自己是正确
的，实际上当时中央祇是为了发动学生，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中学红卫兵正跟我们这些大学生和部分中学生辩
论血统论的问题吗？他们知道，但是中央文革就是装聋作哑，不说他们错，也不说我们错，拖着。因为毛泽东
对于群众运动有很丰富的经验，每次运动开始，一定要利用勇敢分子，让他们冲出来。这时候，不能压制他们
的所谓“革命热情、革命积极性”。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

主持人：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对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
宋彬彬谈话，这个至今很多中国人都还记得的历史细节做了分析。

王友琴：六六年的八月十八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有一部分红卫兵代表就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头头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叫
甚么名字，以后知道她是叫文质彬彬的“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在这之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曾经一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这个学校发生了最早的把老师打死的事情。

在八月十八号之后，这样的暴力迫害大规模地升级。从八月二十日以后，死亡的数字剧增。八月的最后一个星
期，在北京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被打死。我们知道，作家老舍是在八月二十三日那天被打的，然后他自杀了。八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到九月初，这是一个最残酷的、最血腥的一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过程是和毛泽东的鼓励和引导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为甚么在有的学校，暴力
行为比别的学校更严重一些？就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由毛泽东发动的一个革命，是一个从上到下
产生的一个革命。像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清华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在这些学校里边有一些学生
的父母是高级干部，他们也比较早地知道发动文革的这些消息。红卫兵在最早的成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人物
也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晚上，在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以后，当时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就到北京饭店，向当时的北
京巿的领导人吴德报告了这件事情，吴德也一定向更高的领导人报告了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当
时有很多内部的报告，差不多每天都报告说，今天在北京打死了多少人，所以上边当然是知道这些情况的。

在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以后，当时的北京巿委的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都曾经派人到这个学校来看这个情况。但
是因为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人到广播上，或报纸上来说：“这是不可以的。”相反的，我们却看到，
在八．一八，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事情得
到了鼓励。这些打人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大众面前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制止，甚至这些红卫兵的领导人
还得到了这样特别的荣誉，这里头隐藏的信息和指令，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张郎郎：实际上，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他已经说了，就是在
短期内实行红色恐怖是必要的，祇有这样才能一下把这个运动搞成一个让所谓的敌人胆战心惊，然后他好搞他
的运动。接着是彭小蒙、宫小吉、牛皖平，北大附中的这些红卫兵他们也写了给毛主席的信。据说“破四旧”
这个词就是在彭小蒙给毛泽东的信里面写了这句话。毛泽东马上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抓住了这个词加
以发挥。

现在据我具体地问了当事人，尤其我走访了彭小蒙、宫小吉，当年的英雄，他们很明确地说，他们那个时候的
思想还是在一个抽象的革命阶段，根本没有想到，还要用一番血和铁的这么一种所谓革命实际行动，来效忠中
央。

宫小吉说得很具体，实际上是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找到学校来说：“你们怎么还没去呀？人家城里边都去
了。”就把他们叫出校园，告诉他们，你们到谁那儿去，去抄谁的家。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已经落后了一步。
那么，第一个开始打死人的，王友琴研究的很清楚，就是师大女附中率先打死的师大女附中的校长。

师大女附中位置就在北京西单、二龙路，就在街道上，就在胡同里。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比刚才
我说的上述两个学校还要多。

师大女附中率先出击，实际上她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她们也在想，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他们跟毛主席跟得这么
紧，那么我们怎么落后了。这个时候，知道毛泽东要破四旧，那怎么叫破四旧？她们就回去揣测这些长辈们的
心态，而且去看那些各种内部参考，大家再对号，想出来了：向走资派、或者是向社会发出冲击。

插入文革歌曲录音：（众女声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齐唱《造反
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张郎郎：她们一下打死了校长之后，实际上这时候对于政府来说，完全有选择的机会。按照当时文化大革命的
所谓“十六条”，明确地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么，这个时候中央祇要出来讲话，要文斗，不要
武斗。同时，警察来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打死人的事情要按照法律处理，那事情马上就会压下
去。

这个时候，等于全巿的、或者全国的红卫兵的眼睛都在看着政府打算甚么办。也就正在这个火头上，就是在一
九六六年八月，在甘肃、陜西、湖北、北京等省巿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就打死人的
这件事，明确地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呢？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我们不能按
照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你想想，这些党员，这些公安局的负责人，谢富治用路线斗争、犯错误来压住他们，实际上意思已经明确地告
诉你们，公安局不但不对他们绳之以法，而且根本不许管，谁要管，就犯错误。在这个会议以后不久，还是在
八月，在北京巿公安局扩大局务领导人的会议上，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
关批准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的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
给他们情报。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和他们商量，当参谋。”说的已经不能再露骨了。

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赵怀海先生，他是当年的一个老红卫兵。他就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他第一次参加抄家
的事情。跟前面说的谢富治的讲话完全是呼应的。当时，他们睡到晚上十二点多，是街道打电话叫他们出去
说，现在有情况。他们去了以后，街道委员会的人在前面带着他们，告诉他们到那家去。旁边站一个警察，站
在阴影中，因为警察不能公开站出来，意思是他在配合他们。然后告诉他们，那家是天主教。

真正的恐怖高潮，据我的了解，是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在他们去崇文门那边破四旧，有一家人他们后
来就是忍无可忍，有反抗的行动，结果全家被打死。那个事情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左右发生的，那事情掀起打死
人的高潮。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信号，红卫兵马上撒出无数的传单，说阶级敌人开始报复了，就走上了街头。

在那个阶段，我们在北京，可以说没有人没看到鲜血，到处都在打。官方的统计，一共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
但是我们看到的好象远远不祇这么小的规模。我们当时恐怖到甚么程度？我们因为是反对对联，被红卫兵看成
是眼中钉。有几次，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扬言到中央美院来抓我和邓琳。当时，我本来想躲出去，但是
我们学校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勒令我必须留在学校。

那时候，跟我一个宿舍有我，还有后来在哈佛大学学美术史的巫鸿，还有现在在香港大学教书的万青力，我们
三个人留在宿舍。因为巫鸿家里出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万青力家里好象是地主，我家是黑帮，等于我们三
个人不能动的人。这时候，我们就听见旁边打人的惨叫，旁边正好是东安巿场，那儿正在破四旧，到处是杀
声。

当时，我们就躺在那儿，一夜一夜都睡不了，不知道下一秒钟会不会来抓我们。这时候，万青力曾经建议，要
么跟我回老家，我们河北老家的农民比较好，咱们能够在哪天晚上逃跑。现在想想后怕，还幸亏没去。后来，
大兴那边整个一村子的“黑五类”，男女老幼全部被杀死。

当时二十四中的一个中学生吴尔鹿偷偷跑来看我们，他的脸就吓得煞白。他说，他看见他们同学怎么把一个所
谓的流氓，一个学生，当时可能已经被勒令退学的，结果，他们把他叫去，把他的那个所谓背头，就是头发长
一点，当时有点油，那就算流氓，必须把背头剃掉。那个年轻人，他好象不太服气，结果几个红卫兵按住他，
另外的学生拿推子给他推，他还在那里挣扎，那学生一气之下，把推子就往他的延髓整个就插下去。那个人当
时就倒在血泊中，就没再动。

后来，周围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红八月”，最恐怖的那个阶段，我们路过帅府园拐过去叫煤渣胡同那边，
在路灯底下，我从那过，我一看，那个人的头发怎么是紫色的？我想，那个是不是个外国人？稍微进了一点
看，原来是一个老太太，她是白头发，她跪在那儿，鲜血把头发都染成了不知道甚么颜色，我赶紧扭头就走
了。

在那种环境下，就像德国法西斯马门教授那个时代的话，你别说挺身而出，你自己都自身难保。现在我的有些
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写的我对打人问题的看法，谈几方面的合力是怎么样形成的。在学生或者红卫兵这方
面，是他们一个青春骚动期。另一方面，他们急于参与权力分配，或者是想当一个时代的英雄。

当时我和联动的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运动初期那时候，总理接见我们，我们觉得文化大革
命完了还不捞个中央委员当当？不是一个人这么想，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一种要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的这么
一个劲儿。

从官方这边说，利用他们下面的布置、安排，在甚么阶段可以开始打人了，故意放他一段。实际上，你看“红
八月”很多人说“失控”，实际上没有失控。到了十月份，陈伯达出来讲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血统
论，《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社论和批判文章。一下全国一面倒地压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红卫兵恐怖已经用
够了，下边要用别的了。

在这两种合力形成的时候，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授权的过程，突然宣布一部分人不受法律保护，所谓“有仇的
报仇，有冤的报冤”，所谓“要想革命站过来，要想表现就去打死人”，就是授给他们这么一个权力的过程。
谢富治的话等于宣布，中国的所谓“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不再受法律保护。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们根本
不管。有了这么一个正式的授权，才使打人、把人打死能够推到一个高潮。

主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着有《阳谋》和《人祸》两部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近日就文
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发表最新研究资料。他认为，中国大陆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在二百万以上，集中
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丁抒：广东作家秦牧曾经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亿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
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
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美国的R. J. 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章中丧生
的数字大概为七百七十三万人。我看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我相信应当是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有几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这个“横扫”造成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全国城
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应当接近一千万户。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
大地上，从来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带。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
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范围的恐怖。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北京巿
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巿的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们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
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二日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
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远弗届，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该不下十万，更多的
人自杀了。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还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那么样大的范围内，用那么多的法子结束自己
的生命。六月中旬，毛泽东曾经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恐怕也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
兴天下大乱。”

毛泽东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比如，仅一个陜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到处都有被
逼迫得走投无路而自杀的人。八月二十四日，作家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杀，接着许多人选择在太平湖了结了自
己。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千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数
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超过毛泽东所说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张郎郎：当时我的中学的班主任，外国语学院附中的班主任张福臻，他被拉到学校里面打的时候，他的女儿也
在我们学校，当时别人把他女儿拉到那儿去，让他女儿必须亲自动手打她爸爸。你想她能不打吗？她一边哭一
边打，她也得打，直到她爸爸被活活打死。震撼我的、最凶残的就是，张福臻老师眼睛先被打瞎了，他人已经
体无完肤，最后人们散了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死，他就往家爬，最后爬到自己家门口，死在那儿了。

一零一中的美术老师陈宝琛是被扔到学校中间的那个喷水池里，红卫兵站了一圈，在外边拿那个武装带和木头
棒子，把他头按在水里不许抬起来。他呛得受不了，起来，他们就打；不抬头，也打。最后，那个池子里边血
和水都混在一起，也分不出来那是他被打的血，还是他从肺里呛出的血。总之，他就死在那个喷水池里。

我们每个人观察的角度，有很多使人震撼的东西，一定有它最真切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回忆出来，写出来，
不能把它忘记。

王友琴：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红卫兵学生作了一个歌，叫做《牛鬼蛇神歌》，
在学校里面强迫这些老师唱。后来，这个歌从北京一直扩散到全国，歌词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
神，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我敢乱说乱动，人民就把我砸烂砸碎……”

这个歌祇有十句歌词，可是，在我问这些受害者、被强迫唱过这些歌的人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
一个人可以回忆出这歌词的全文。后来红卫兵学生告诉我这个歌词的全文。当是我就在想，为甚么这些老师他
们忘掉了这个歌词？因为这些东西是太痛苦了，这个侮辱太深重了，所以，他们就把它从自己的脑子里给删除
掉了。这是一个心理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文革的三十年之后，我们要对文革做一个非常理性
的、也是有道德的研究或者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还原这些历史的真实的事情。

主持人：长期从事文革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
成及演变》一书中说：“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他说：“研究文革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比
起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省和忏悔，日本人的态度使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愤怒，因为他们对过去的侵
略暴行缺乏认真负责的反省。但我们亦当自问，对于被我们称为一场浩劫的文革，我们又作了多少认真的反思
呢？”“文革中的受害者大多数现在还活着，积极参与、狂热投入的一代人，现在正是中国的社会中坚。但文
革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呢？不仅研究者持上述看法，现在，海内外很多人士，也看到
进一步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现在在北京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一位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学生说，对我们
民族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认真研究、吸取教训，总是遗憾，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也不利。

北京大学附中的校长叫刘美德，当时她怀孕，有一个学生就叫她跪在一张桌子上，然后有的学生站在她的背
后，把一只脚放在她的背上，摆好了这样的姿态，记者来照相。他们说，这是为了实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里说的，要把这些敌人打倒在地，再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照完相以后，他们就一
脚把这个女（校长）从桌子上踹了下来，刘老师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这就是当时的人的心态。

可是，现在没有人去道歉过。这些非常残酷的、血腥的迫害对社会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后来大家就觉得好
象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精神的伤痕是更深重的。在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自责，没有自我的反
省，那么我们良心上的这种污点是会永远留在那儿的。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洛杉矶担任经济师的原北京一零一中学学生朱青鸟文革中父母都被作为走资派抓起来，当
时，她上初中一年级，祇有十三岁。后来，她在海外皈信了耶稣基督。回忆文革遭遇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也有
应当忏悔之处。在美国加州政府机构担任官员的艾迪先生反省说：“在文革中，我是家庭有问题的，没资格打
人，但我也是软骨头。”

王友琴：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有一些人这个死亡，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得非常的冷漠，甚至都已经忘掉
了。这其实也就是文革所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因为人的生命，法律程序这些东西都被漠视了。甚至就连
有些人他们不赞成打人，当时也觉得这是一些革命的过程中间无法避免的枝节问题而已，那我想这对我们的良
心道德感是一个非常大的扭曲和非常大的摧残。

主持人：现在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自由撰稿人、台湾《当代》杂志编　委仲维光先生说：“想起文化大革命
自己当时的表现，直到今天，内心还在疼痛。”

仲维光：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东西，一方面对自己在当时的表现，内心中到今天想起来还在疼痛。我们当时
怎么会那么愚昧，那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清？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工作，也许就是来反省自己这个时代和历
史，能够得出一些教训和经验，使我们的后代能够更像一个人那样地生活。

在我后来，九四、九五、九六年我回国的时候，再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和大陆的很多东西的时候，虽然有所
松动，但是呢，在社会主流里头人生的扭曲还是存在的，祇是不同程度而已。它实际上是四九年以来建立一套
意识形态的继续。在文化革命它不过是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但是，文化革命后，对文化革命的反省从来没有认
真进行过。

本世纪出现了两个极权主义，一个极权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另外一个极权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极权主
义。而中国红卫兵现象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一个表现。共产党社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剥夺
了人的责任心，摧毁了一般人的伦理概念。他们把自己做的各种坏事都推到是社会原因，而不去自己负责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担了一部分责任的话，那么共产党社会也不会像文化革命爆发的这么没有任何阻挡。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就能够阻挡住共产党社会的很多丑恶东西。这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为真理而
生存，或者生活在真实中。”

主持人：当人们在回忆与思考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时候，也追溯着那些当事人们这些年来的踪迹。陆文博
士说：当时那些打人的人，那些红卫兵该下乡的时候，他们不下乡，去参军去了，该上大学时上大学，该出国
时就出国，反正甚么好事都是他们的。现在当资本家也是他们。

艾迪先生说：到美国来的好多（当年的红卫兵）啊，改名的改名，献袖章的那位也改了名了，那也是我们研究
生院的同学。最早成立红卫兵那位也在美国，好多都在美国。他们也背弃了他们当初的理想了，也不要求去实
现甚么共产主义了，那么他们得罪了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向他们道歉，并不是另外那些人吃亏了，是他们自己
吃亏了，他们一辈子在这个阴影下。

陆文禾：总的来讲，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太老实的民族，对待自己不说实话，骗来骗去，还是骗了自己这个
民族。打人的人不道歉，还有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看，没有出来阻拦的人也不谈这件事情，没有很多的正义感，
自己做错了事情就掩盖一下，祇要是跟自己不相干的别人受苦，他不会站出来说甚么话。恩格斯讲，有甚么样
的政府，就有甚么样的人民。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人对这些事情有些反省，希望还总是有的。

仲维光；当年老红卫兵，他们在今天站在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当年的特色我觉得不还是很明显；要达到一个目
的不择手段。我们曾经同一个部长的儿子聊起来，他在当时社会地位也不错，他跟我们讲，我们和我们的父辈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我们父辈那种对马克思主义虔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权力就是一切。

具体的人，也有平民子弟投靠到干部子弟那边去，主张极权，反对人权，在我的同党里头就有这种人。在我们
学校高中三年级里，有一个同学他的爸爸在当时是右派，他被老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呢，到了八十年代
后期，他读研究生毕业以后，他就积极地给陈云写信，给中央上层写信说，坚决反对学习西方，中国的路祇有
学习苏联，巩固专制。

總的趨勢來說，享受特權的人要想讓他拋掉特權是困難的，需要他自己　做出犧牲。正是因為這樣，對於那些
追求人權的幹部子弟，我對他們是很尊敬的。實際上，我們平民子弟和幹部子弟在某些方面是一樣的，既是極
權社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締造者。

主持人：張郎郎先生也談了他的看法。

張郎郎；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斬斷了它這個政權和人民之間最後維系的這個根。所謂打倒“四個
幫”以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有一次契機，但是平了“民主牆”以後，到“六四”的時候，重新重覆了這個故
事。實際上可以說“六四”的槍聲和八月的打死第一個人，實際上的意義是一樣的，給大家的信號和它的潛意
識上的影響是相同的，就是告訴人們，你祇能作一個不說話的人，作一個奴隸，別的是假的，權力是真的，維
護權力就是暴力。我們要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打人，和重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實際上我們才能看
清中國現在我們到底定位在甚麼地方。


刊于《中国之春》198期 (2000年4月号)


https://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37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