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平 “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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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六辑[变革回眸] 三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佚名 | 发布时间：2014-07-22 | 栏目：文史资料 | 点击：[ 12068 ]
平利县文史资料第六辑【变革回眸】



“文革”纪事

朱清平



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大风暴运动，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入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文革”烈火全面燃烧的1967年，各地纷纷成立数量众多、名称各异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各地造反派组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基本上组合划分形成两大派。即：以工人、干部职工为主体的“六联总”和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十五总”。人们都莫明其妙地将自己所在的派别涂上阶级的色彩，各自以“革命阶级的代表”自居，又相互指责对方代表的是反动阶级，是“反革命”。彼此视对方如不共戴天的仇敌，先是口诛笔伐，唇枪舌战，接着是拳脚相向，拖棍动棒，大打出手，后来竟发展为真枪实弹，互有伤亡。在崇山峻岭中的平利县，同样饱受“文革”武斗浩劫之灾。

妇女发辫成“四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想把自己收拾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轻女性尤其甚之。但在60年代，人们没有条件讲究穿着，市面上供应的衣服布料颜色一律是灰、黑、蓝，只要能遮羞保暖就可以了。年轻女性的发式单调，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多是剪发头，有的扎辫子，还有的在脑后盘成发髻。当时笔者妻子正是妙龄少妇，有一头乌黑的秀发，梳编成3尺多长的辫子，油光闪亮，煞是好看。在那个年代妇女头上的发辫也成了有害之物，红卫兵说它是“四旧”，非破不可。要把我妻子自幼蓄起来的长辫子剪掉。尽管她是一百个不愿意，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就有几个红卫兵把她逮住，“咔嚓咔嚓”两剪子把被当作“四旧” 的长辫给剪了， “四旧”之物被红卫兵拿到供销社变成了香烟。蓄了20多年的长辫子被红卫兵强行剪掉，为此她伤心不已，每每想起总是泪流满面的。为劝慰她就编了顺口溜宽慰她:“剪了辫子少麻烦，免得梳头费时间。伤心怄气划不来，齐耳短发更好看。”

伟人著作也没收

笔者素爱书报，视其为良师益友，生活中的伴侣，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中专毕业工作刚三年，时逢食难果腹的大饥荒年代，1962年由教师岗位被精简回乡务农。当时，农村是大集体，一个劳动日仅值二三角钱。辛苦一年所得，除了一家人的口粮钱，还要顾及一家人日常开支，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因为一向爱书，尽管手头拮据，也要挤出一点钱买几本书，积少成多，加上原来工作时的存书，竟也有几百本藏书。本人家庭出身属“另类公民”，自知先天缺陷，一向安分守己，藏书中无一违禁品，多是文艺类的书籍，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近现代名家的小说、诗歌集，农技医药等方面的书。在红卫兵抄家时把我的几百本书当作“四旧”，悉数没收，片纸无存。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是古人所作，属“四旧”范围。近现代名家的著作，沾染有“封资修”是禁属范围，理所应“破”。而一本《毛泽东诗词选》也要没收。我壮着胆子低声下气地问红卫兵头头：“这是毛主席写的书，你们咋也要没收……”“你家里的书都是‘四旧’，你个地主娃子还配读毛主席的书！一概没收！拿走！”他那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我噤若寒蝉，不敢再吱声了。

游路示众受羞辱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抓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农村“黑五类”是专政的对象，他们的子女虽未列在专政名单之中，但因受其父辈的株连，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子女沦为“二等公民”，被称为“可教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政治待遇与地富分子大同小异。不伦不类的身份，低人一等，矮人一截。尽管农村“黑五类”人群，自知头上戴有“紧箍咒”，一向安分守法规规矩矩，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可历次政治运动一来，这些人有无过错都是被整的对象，罚跪批斗，捆绑吊打，严刑拷问，受尽凌辱和折磨。在城里，红卫兵造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反，将其挂牌批斗，游街示众。在农村，红卫兵责令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游路示众。1968年秋的一天，红卫兵造反派责令全村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集中一处，站成两排，然后成纵队被押着在公路上游行示众。地富分子头上戴有3尺多高纸糊的帽子，排在前面，其后是他们的子女，这些纸糊高帽子兼有刑具的作用（用一截3尺多长小酒杯粗的竹棍，从一端劈成几片篾条，另一端的竹节不劈开，作为帽顶，捆扎成漏斗状，接触头部篾片上的竹节钉不削，使其嵌紧头皮，面上糊上旧报纸即戴高帽子）。红卫兵造反派想方设法惩罚这些“牛鬼蛇神”，尽管戴者痛得呲牙咧嘴，也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次游路示众，上至红旗大队（现张店村）的南沟口，下至石牛河口，往返近20公里，在游行的过程中，队伍的两边有红卫兵造反派拿着棍棒监视着，示众者要一边走一边高举右手喊口号：“打倒牛鬼蛇神！”“打倒反动派！”而且手臂要举得高，口号要喊得响亮。否则棍棒上身，拳打脚踢。游路示众队伍无论走到哪里，路两边都站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他们指指戳戳，七嘴八舌，说长道短，像是在欣赏动物园里的野兽。尤其是见到路边熟人，简直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当时心中那苦涩酸楚的滋味，难以言表，也非笔墨所能描述的。

“黑五类”的义务工

在十年“文革”期间，农村“黑五类”的处境连监狱里的劳改犯都不如。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只要遵守监规，服从管教，其人格还能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农村的“牛鬼蛇神”猪狗不如。遭人辱骂、罚跪批斗、挂牌示众是家常便饭。在大集体劳动，队长安排什么活儿是说一不二，绝对服从。还不时被分派去做一些义务，给某些有权势的人种自留地、兴菜园子、除阴沟、打扫卫生等杂活儿。逢年过节，每个地富分子还得送柴，分摊任务到每个地富户，每年要给公社机关送两三次柴（每次一两百斤），给本村军烈家属送三四百斤。给公社机关送柴，相距十几里，完成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年老体弱的分子，体力不支，无法把柴送达，唯有父债子还，由儿子去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挑百十斤的担子倒也轻松，只是这担挂在脖子上的大招牌柴（“黑五类”子女）太沉重，挑柴者自感颜面扫地。在“文攻武卫”两派武斗如火如荼的1967年隆冬，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造反派们为了便于在雪地行走，强令每个地富分子上缴20双满耳草鞋（满耳草鞋宽大，可以在鞋底垫上棕或干包谷壳，穿在脚上走在雪地防滑保暖又轻便）。当时满耳草鞋市面价格是一双1元，要缴纳20双满耳草鞋，在一个劳动日仅值两毛钱的“大锅饭时代”这笔买草鞋的开支，无疑是雪上加霜，地富分子们虽明白这是红卫兵在乱摊派，也得勒紧裤带如数完成。







无辜死于非命

这些人当年大多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不幸殒命，成了“文革”无谓的牺牲品，死得毫无价值，令人扼腕喟叹，痛惜不已。

杨孝祥，女，是笔者上初中、中专时的同班同学，此女文静秀气，生性内向，她是平利县城名门望族之后，家住城东，其父杨祝三是平利名绅，曾任平利中学校长，家道殷实。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风浪中，杨孝祥是打入另册的“黑五类”子女。出身名门大家闺秀的姑娘，那经见过当时那种批斗的阵势，一次次非人的凌辱和折磨，让她难以忍受，痛苦郁闷，纠结于心，难以自解，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在一日黑夜，断然轻生，投河自尽。

李孝甲是“六联总”成员，长安公社枣园村人，初中文化，家中地主成分，当兵转业后在县供销社工作。但在两派相斗愈演愈烈时，他自知家庭出身不好，就悄悄回长安枣园家里躲避。李孝甲黑夜回家的消息还是被“十五总”的人知道了，当地“十五总”的头头，对他恨之入骨，欲置死地而后快，得知他自投罗网，岂肯放过，立即派人将李家包围，瓮中捉鳖，将李孝甲绳之以法，押解到吴家院子晒场的敞棚里吊起来，几个人抡起茶杯粗的桦栎树棒没头没脑地狠命乱打，不知打了多长时间，时正壮年的李孝甲，竟被用树棒活活打死。

储茂全，长安信用社职工，20多岁的小伙子，根正苗红，头脑灵活，工作认真，深受领导器重。在“文革”期间，是一造反派组织的骨干之一。在安康城两派武斗正激烈时，他到安康联络同伙，被对立派的人发觉，时夜，在旅社被人花言巧语骗到体育场偏僻处杀害。

一位姓胡的小青年，死时不到20岁，年轻少知，轻信盲从，参与武斗，无辜而亡。一天夜里，竹溪县全副武装的造反派多人，乘车到平利县。长安公社的造反派视他们为仇敌，在获知他们到平利后，就派人在石牛河口设卡拦截，欲缴获对方武器。小胡是拦截人员之一，夜深人静时，竹溪县造反派乘车返回时，被小胡等人拦住，双方发生争夺，卡车上的人竟开枪打死小胡。

一对地主夫妇，一个富农老汉，三位年过花甲的“四类份子”，他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尽管这些人一向安分守已，无违法越轨之举，但“文革”风暴骤起，农村中的这些“牛鬼蛇神”自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红卫兵造反派对“四类份子”视若猪狗，一次又一次地抄家，把家中财物一应抄没磬尽不说，还私设公堂，挂牌示众，罚跪批斗，捆绑吊打，施以种种酷刑。这三位年过花甲之人，不堪忍受无休止的百般凌辱与折磨，先后悬梁自尽，了此残生。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上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至平头百姓，都深受其害。因“文革”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红卫兵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难以数计的。国家政权机关几近瘫痪，不讲法理，藐视人权，《宪法》都成了废纸，不讲人道，视人的生命如蝼蚁，让人匪夷所思。十年“文革”使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不能忘记那场大灾难，也绝不允许类似的内乱在中国大地再次发生。



农地包干到户  农户粮钱增收

向继承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到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具体做法是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

我县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1978年分组作业，包产到户逐步演变到包干到户。承包户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公购粮、油以及向集体交纳“三提五统”，其余产品归农户自己所有，自行支配。俗称：“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在县委的领导下，县委书记阎西贤亲自指导，县委农工部牵头，各区经营管理干部参加，于1980年春在原长安乡梁桥村一组开展包干到户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县委出台了《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若干政策》。秋季大规模培训干部，县上以会代训，培训到村干部，区乡培训到生产队长。势如破竹，全县推行，1980年冬到1981年春全县基本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在大贵区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大贵乡儒林堡村最后推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全县普遍签定了县政府印制的农业承包合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据统计资料显示：1982年粮食总产达到81115吨，比1978年（71824吨）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7元，比1978年（66元）增长62.1%。多数农民解决温饱问题。1991年农村社教，在完善的基础上换发了“325”承包合同，1998年全县换发了“657”承包合同，给农户吃了定心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旧体制农业耕作模式，实现了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定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耕作模式。它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历史选择，这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势与传统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大锅饭”相比具有极大的进步，在改变农村经济格局的同时，奠定了经济发展和后续改革的基础，为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农业生产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的改变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被邓小平同志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经营权，不断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后续农业产业化经营拉开了序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创了农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由于内在的利益驱动，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用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户籍改革道喜忧

朱清平



在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之大是人所共知的。不说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差异，单就户口而言，就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那时，“城镇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都把城镇户口看得特别重要。国家招工招干，农村中纵有不少德才兼备者，也无缘应试。当年，为了弄一个“农转非”指标，可谓费尽心机，削尖脑袋找关系，寻门路，求爹爹告奶奶且不说，还得意思意思，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偿，于是全家高兴，引以为荣。可并非都能心想事成，有的还枉费心机。道起“农转非”个中的酸甜苦辣，可以说溢于言表，同时还因此滋生某些不正之风。

当年，户口也是一道隔断鹊桥的银河。城乡男女青年有相爱者，尽管彼此情投意合，爱得难解难分，若户口有别，也往往是好姻缘难成就，棒打鸳鸯各东西。也有勉强结为连理者，也因户口难以解决，其本人和子女就成为城里的“黑人黑户”，孩子上学也随之成了让人头痛的事，城里的学校不肯接纳，磨破嘴皮，还得交名目繁多的额外杂费，因无粮本，得买高价粮油，城里人的各种福利待遇也无权享受，无形中加重了负担，由此难免要引发一些家庭矛盾和亲戚纠纷。不仅如此，尤其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当年的“户口”二字中，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含义，非城镇居民户口者，好像矮人一截，因为“粮本儿”，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遭遇不少令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的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户籍制度逐步作了一些改革，城镇大门开了一道缝，为解决“农转非”之难，各地相继出台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办理城镇居民户口，花上数千元的城市建设配套管理费就可以圆梦。然而，在当时数千元也非一般人家所能承受。再者，买的蓝色户口本（即蓝印户口），与原有的城镇户口本颜色不同，虽然公安机关承认蓝印户口与城镇老居民户口性质一样，也能享受到许多与城镇居民户口一样的政策，但到其他有关部门办事也并非畅通无阻，因其“本儿”颜色有别，往往还要遇到一些麻烦，并不一定完全遂心。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沿用了几十年的户籍管理制度，已很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国家对户籍管理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逐步放宽了“农转非”的限制。在90年代初，办理一个城镇居民户口得花一大笔钱，后来只需几百元了。更可喜的是，按照公布的现行户籍管理政策，农业户口人员现在只要在当地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结婚或父母子女相互投靠，都可以进县级城镇落户，再不用掏钱买户口了。城镇居民户口本儿，昔日的“香饽饽”，如今再没有那么“吃香”了。再也不会因“本儿”的颜色而带来尴尬和无奈了。2009年陕西省已取消了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之分，取消后统称为家庭户，在户籍管理上再无城乡之分。当前，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将被取消，届时城乡一体化，沟槛已不存在，这必将进一步缩小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文化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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