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刘的工作组和毛的工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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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刘的工作组和毛的工宣队
作者：马双有      时间：2015-11-0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给大中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遭到了毛泽东的痛斥而黯然下台;两年后毛泽东给大中专院校也派出了工宣队，却安然无恙，延续多年。两种都给中国政坛带来剧烈震撼的做法，有何差别?为何会落个不同的结局?今人该如何评判?

　　1966年5月初，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且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紧接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奉命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即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全文刊发了聂元梓炮轰北大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同时刊出陈伯达、王力、关锋三人连夜赶写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在这一阵阵狂风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尤其是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熊熊燃烧起来了。北京地区55所大专院校和100多所中专和普通中学里，那些早被毛泽东的极左理论煽动起来、唯恐天下不乱的狂势青年们，纷纷高唱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掀起了揪斗学校校长、书记和出身不好的教师们的风潮。“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深揭反革命黑线，狠斗反革命黑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整个教育系统局势大乱，失去控制。一些地方的学校停课、罢课，学生们像没王蜂一样乱跑乱咬。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生群殴校长和教师事件，多名中学校长被活活打死。刘少奇、邓小平家里就读北大、清华、师大附中的孩子们，不断带回了学校混乱恐怖的信息。其中打人最凶、最喜欢“造反”的，是那些平日恨上课、恨考试、恨管理的高干子女和“捣蛋分子”。

　　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邓为此忧心忡忡。而毛泽东正在杭州西子湖畔流连忘返。6月4日，刘邓终于获得毛的同意，乘飞机飞到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刘邓向毛汇报了北京大中学校的乱象及多名校长被打死、被迫自杀的严重情况，建议立即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毛泽东不以为然，说道：学生娃娃们刚解放了几天，造了造师道尊严的反，我看形势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嘛!无非是死了几个人嘛，何必匆匆忙忙派什么工作组，去指手画脚呢?

　　对于毛的这番高论，刘少奇虽然表面上连连点头，但仍然坚持派工作组，否则工作实在难以做下去。邓小平灵机一动，说道：“请毛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将二人打量了一会儿，说道：“还在治病，没法子返回北京。北京的事，还是有劳二位相机处理。一定要派工作组，你们回去开会研究嘛，我也不是一定就反对。”-

　　刘邓以为毛泽东松了口，6月5日一回到北京，就召开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立即向所有大中专院校派工作组，以控制目前学校的混乱局面。会议结束，刘少奇即把会议的决定以电话传真方式报告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即回复同意。于是从6月5日晚上起，短短半个月内，北京新市委就向北京地区所有大学、中学都派驻了工作组，代行各学校的领导职能。全国各地也效法北京，向各学校派了工作组。刘少奇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成员身份，进驻清华大学校园。

　　北京的大中专院校，经过工作组的进驻，做了一系列工作后，多数学校的混乱局面得到控制，一些学校可以正常上课。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却分头潜入几所名牌大学煽风点火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甚至鼓动狂热青年驱逐工作组。6月18日，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乱批乱斗干部教师40余人，在批斗时，出现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和扭打等混乱现象。校工作组立即奔赴现场加以制止，并将此事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刘少奇即以中央名义在简报上写下按语转发全国。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然而，在武汉的毛泽东，接到陈伯达、江青等人报来的简报和刘少奇的批语时，却在刘少奇的批语旁又批道：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两位最高领导的批语竟然针锋相对!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批示当然要压倒了刘少奇的按语。至此，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反对各级党委、残酷迫害各级干部和打砸抢的浪潮。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嫌乱得不够，对工作组问题不依不饶。1966年7月18日，在外逗留了9个月的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即在自己的书房里，毫不客气地斥责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昨天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是关起来的。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进一步严厉指出：“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动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毛泽东一顿劈头盖脑地斥责，使得刘少奇邓小平惊惧不已，哑口无言。刘少奇斗胆解释，派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毛主席也表示同意;况且，派工作组是我党一贯做法，土改、合作化、反右、四清都派了工作组……这次依然是我们担心，如果不派工作组，任由学生娃娃们闹下去，局势大乱，没法向主席交代……。但是无论他如何解释，一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帽子便死死地扣到他的头上。

　　抓住了刘邓的这个“重大罪证”以后，7月24日下午，毛泽东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刘邓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毛未跟其他几位常委打招呼，即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部列席会议，并且有发言权。会议开始，毛泽东让刘少奇先做检查，谈认识。

　　刘少奇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想先听听大家的批评，再做发言。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都愁眉苦脸，闷不做声。会场气氛压抑而沉重，令人窒息。毛泽东见自己的意图受阻，显得有些焦躁不安，向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示以眼色。

　　突然，新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个箭步冲到刘少奇面前，手指刘少奇厉声呵斥起来：

　　“刘少奇，你的威风哪里去了?你派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小将，不是很得意吗?还有，你的王光美当了你的打手!你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你必须亲自去向受迫害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还有王光美，代表你在清华大学蹲的什么点?迫害了多少革命左派?”

　　江青放了头一炮，震得在座的政治局委员目瞪口呆，却无人附和。只有陈伯达带领一帮文革小组成员起而响应。于是毛泽东说道：“现在确有一点小将上阵，老帅归隐的味道了。‘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以来，谁在冲锋陷阵?谁在打开局面?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们。这段时间，我们中央好多干部，没有作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少奇、小平派出那么多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允许革命师生统统驱逐之!”

　　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奉命作出关于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几乎所有被工作组批判过的“问题学生”一跃都成了“文革积极分子”，出席大会，成了红人。而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迫在大会上作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无论刘邓如何检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依然不依不饶，步步紧逼。紧接着，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原想在这次大会上，将一些重大问题，如派工作组的问题，让大家进行讨论，明辨是非，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毛泽东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毛通过一番运筹，利用文革小组完全掌控了会议的主动权。为了打消某些人的顾虑，为了让与会者看清方向、站好队伍，把会议开成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催动文革战车的会议，毛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毛泽东这张大字报，把自己和刘少奇的尖锐矛盾赤裸裸公之于众。名为“炮打司令部”，实际上就是炮打刘少奇和邓小平，而刘邓的主要罪过，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派工作组竟然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简直是手段残忍，罪大恶极，如同蒋介石在1927年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样，杀人如麻，罪恶滔天!这样的人还不应该打倒、还能占据中央“二把手”的位置吗?

　　于是，当了20多年二把手、接班人的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林彪所取代，自己一下降到第八位。

　　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便产生了倒刘的念头，1964年“四清”便开始筹划倒刘，1966年便利用“文革”开始一步步实施倒刘的部署。而倒刘的第一发炮弹，便是刘少奇派工作组问题;一顶“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就彻底压垮了刘少奇。将其降到中央常委第八名，似乎还保留了中央领导的位子，但人们心里明白，毛泽东用的是“钝刀子割猪肉”的办法，更大的悲剧命运在等着他!

　　用工作组问题将刘少奇搞垮以后，毛泽东便设立以江青为组长、康生、陈伯达为骨干的刘少奇专案组。他们里查外调，从故纸堆里检出50年代高岗搜集炮制的有关刘少奇种种罪证材料，用严酷的逼供信手段予以一一“落实”，最终给刘少奇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予以公布。与会人员义愤填膺，立即做出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样，刘少奇不仅在政治上被判处死刑，而且在肉体上遭到无情地摧残后逐渐走向终结，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刘少奇竟因文革之初派工作组的问题，一步步被置于死地!

　　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当年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呢?

　　总的说来，在混乱的局势下，刘邓向大中专院校派驻工作组的做法是必要的，正确的。虽然工作组也带有极左的色彩，带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在处理学生打人、闹事的过程中，很可能有过激和偏差的现象，但是，处理和得罪了少数人，保护了多数人，稳定了大局，维护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这是广大学生家长和亿万人民希望看到的。毛泽东站在少数闹事学生的立场上，斥责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以此为由将刘少奇打倒，则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近年来，一些当年的造反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确实镇压了学生运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首领蒯大富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北京市揪出的反革命就有几千人;确实有点“白色恐怖”味道。毛主席下令解散工作组确实解救了他们。

　　这话可能是事实。但是，当时工作组不这样做能行吗?你们以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名，不停地殴打校长，摧残教师;谁老实上课，就是资产阶级;谁胡乱打闹，就是无产阶级。工作组不制止这种行为，不处理为首分子，就会导致国家大乱，岂不是严重失职!

　　后来，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痛批工作组，撤销工作组，给其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用一张大字报将派工作组的刘邓打翻在地;那些一度受到压抑的造反派蹦跳起来了，兴高采烈了。他们轻而易举打倒了本校的“走资派”以后，开始杀向社会了。整个中国大地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到处游荡着魔鬼的身影;又如同啃食庄稼的蝗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横冲直闯，打砸抢烧，无恶不作;无数的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横遭批斗，家破人亡;无数的文化精英被打成修正主义黑帮，横遭摧残，含恨自杀;无数的老祖宗留下的艺术经典和文化遗产，横遭摧毁和盗挖，千年精华，毁于一旦……那几年中华大地遭受的重大损失，真是倾黄河之水，难以书尽!

　　这些损失，比起刘邓派工作组造成的损失，孰轻孰重?

　　更令人痛心的重大损失，是遍及全国的派性武斗。那时，经过全国学生大串联、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到处煽风点火、揪斗走资派之后，几乎全国各地各单位，都莫名其妙地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一派是“革命派”、“造反派”，那一派就是“保皇派”、“保守派”;两派都有地方干部或军队做后台;两派都声称自己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都声称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两派先是口舌之争，激烈辩论，批判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着争着便开始大打出手，棍棒不行，便开始用冷兵器;冷兵器不行，便从后台军队那里搞来步枪机枪大炮;部队如果不支持，他们竟敢抢来盗来大批武器，反正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这个“正义”的目的。有了这些热兵器，两派便乒乒乓乓打了起来。一霎时，和平年代的中华大地上，不少地方竟然出现枪林弹雨，杀声震天的战争景象，无数的国家财产遭到严重破坏，无数的青年学生和老百姓糊里糊涂倒在血泊中。

　　在北京这块首善之地、天子脚下，有一个单位的武斗最厉害，死伤最严重，那就是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1968年4月，清华“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总部”两派近1千人，都高喊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摆开了决战架势。一派修筑工事，誓死抵抗;一派猛烈进攻，定要踏平对方。他们使用的兵器，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的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都用上了。血腥拼杀三个多月，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残疾，400多人负伤。

　　也许是这些残忍厮杀的血腥味让毛泽东受不了了，也许是各地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使他受到震撼了，也许他认为天下大乱了两年多现在该煞尾了，于是，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由3万工人、农民、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3万工宣队员对1000多正在厮杀的造反派开展工作，他们劝导说服、收缴武器、拆除工事，意图平息武斗。但是，那些被极左路线刺激得发狂、已经杀红了眼的造反派们，将工宣队视为镇压学生运动的工作队，对工宣队员予以猛烈反抗和追杀。清华园的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地喊道：“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那些工人们因有王命在身，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收缴武器。造反派竟然用刺刀刺杀、用手榴弹轰炸，造成5名工宣队员当场死亡、731人受伤、149人重伤的大血案!

　　工宣队的领导满腔悲愤，却不敢还击，只得将此事报于周恩来;周恩来竟不敢做主，在深夜3点用电话报于正在熟睡的毛泽东。毛泽东闻听清华园的流血事件，大怒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立即召集包括林彪、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高层领导共15人，集体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所谓“五大学生领袖”，进行了5个小时的谈话。谈话内容极为丰富芜杂，语气极为严厉，虽然还带有极左思维，但主旨十分鲜明，对自己一贯支持和放纵的造反派予以严厉痛斥——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黑手就是我嘛!抓我就好了，来抓我嘛!那些工人、解放军是我派去的。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3万人……

　　“现在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

　　“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吗?专你们学校里极少数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

　　“现在发一个全国性布告：如果谁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予以歼灭!

　　“你们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话犹如一阵阵晴天霹雳，震得在场的造反派一个个心惊肉跳，屁滚尿流;加上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厉声呵斥，造反派只能低头认罪，乖乖就范。第二天，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员一拥而上，武斗战场被彻底清除。那些从地下室和掩体里钻出来的伤痕累累、满面烟灰的武斗勇士们，竟然嚎啕大哭说道：“天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有错啊!”

　　毛主席这次深夜召集造反派谈话，史家称“七二八谈话”;有人说这是文革史上最长的一天，是毛主席对下属时间最长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也成了十年文革的分水岭，标志着以红卫兵造反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基本结束，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开始走下坡路，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国家大势开始由大乱走向大治。

　　由此说来，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是利国利民的英明之举，是正确之策。这令人忽然想到两年前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这个“工宣队”和那个“工作组”性质究竟有何异同?为何刘少奇因工作组而走向悲剧，毛泽东却因工宣队而落下英名?

　　其实，工宣队和工作组的作用、目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制止动乱，平息派性争斗，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在教学上有一点区别就是，刘少奇工作组维护的教学工作，是学习常规文化课;毛泽东工宣队维护的教学工作，文化课是次要的，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各个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则是主要目的。

　　二者的人员组成有所不同。刘少奇工作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央和地方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工宣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原本都是执行同样的任务，我们难道能因为人员组成不同，就说刘少奇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毛泽东一度把学生运动当作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革命运动，谁制止学生胡闹、谁平息学校动乱，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就是美帝苏修、北洋军阀!现在派出3万多工宣队制止学生武斗，平息学校动乱，学生“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实行歼灭!”这不是和当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出一辙吗?刘少奇当年的做法放到现在怎么就成了“革命行动”了?毛泽东怒斥造反派的时候，可曾想起当年对刘邓的斥责?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员去收缴造反派的武器的时候，造反派竟敢拼命反击，大打出手，甚至用长矛刺杀，用手榴弹轰炸，当场打死打伤近200人。谁给了他们如此胆量?他们为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还有，造反派用长矛刺死、用手榴弹炸死工人，这是明显的刑事犯罪案件，按照常识，派出所的民警即可将其制服，绳之以法。可是面对这些血腥残忍的杀人案件，几万名工人不敢惹，解放军战士不敢动，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公安部也无可奈何，最后报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堂堂一国总理竟也不敢发声，只好半夜向最高领袖毛泽东求救。这种奇怪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原来，当时所有的国人都明白，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造反派有强大的后台，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毛泽东斥责刘少奇的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反革命行为，号召学生们“统统驱逐之”。毛的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的一封信、8次接见红卫兵，给无数疯狂造反的学生插上了翅膀。当时的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的社论。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也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反学生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决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之后中央又连续发出“绝对不允许用部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

　　所以，被工宣队团团包围的井冈山兵团打出的标语便是：“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的最大爱护!”

　　这就清楚地表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学生，之所以敢于对前来收缴武器的工人师傅大打出手，就因为他们握有毛主席党中央赐予的“尚方宝剑”，谁若无视这寒光闪闪的尚方宝剑，他们一旦暴怒起来就会以武力反抗，甚至“杀无赦”!

　　怪不得这些学生们胆大包天，杀人不眨眼!怪不得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不敢处理这些光天化日之下的杀人案件!

　　当然，毛泽东不顾原来的一系列纵容学生的言论，抛弃了“派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的决断，果断而严厉地痛斥造反派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收去了曾赐予学生们的“尚方宝剑”，极力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显然是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英明决策。那些造反派幻想着让毛主席再表扬一番，自己再光荣一把，不料他们终因自己的疯狂和极端行为，遭到了最高领袖的痛斥和唾弃!

　　但是，如果刘少奇说道：“我派工作组是反动的，为此倒了大霉;你派工宣队就是进步的，因此更加英明，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不知毛泽东何言以对!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 ... 15-11-02/55118.html

难得糊涂

为什么？ 就因为毛主席是大写的主席， 刘少奇那主席是小写的，作不得数。
好比1967年初的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忽然过了几天老毛说改成“人民公社”在外交上怎么办？ 要大家伙改成“革命委员会”，这不就是随便他老人家说的嘛
至于文章最后那句话，老毛咋会需要“何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