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最是成熟而豁达的同窗：张晶（女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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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是今天看来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我个人，却是一件大事。张晶作为驻日记者，有着极为光鲜厚重的一面，本文只字未提，因为那属于另一个主题。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师大女附中）舢板队为了迎战十一月召开的北京市中学生航海多项运动大会的比赛，在后海集训一个月。我是舢板队队长兼舵手。我们深知这次比赛至关重要，我校已经连续获得了两年的女队冠军，按照比赛组委会规定，连续三年获得冠军的学校，就取得冠军杯的所有权。为了把冠军杯永远留在我校，这年的冠军我们誓在必得。

航海多项比赛是当时国防体育的重要赛事，我们必须在规定的七项比赛（舢板、驶帆、射击、游泳、手旗、绳结、拔河）中取得总分第一。在娄金洲老师带领下，我们集中住在后海，早上五点起床，先是跑步，继而训练体能，如仰卧起坐、抬腿30度角等，继而进入划桨等实战训练。两手磨出血泡，包上的纱布又渗出鲜血。我们咬牙坚持，把这一切当成培养意志的挑战。

有件事印象巨深，即如何克服起航的“抢跑”。我是队长，又是舵手，口令的发出时间、加速时机是“起跑”速度的关键。为了最快、最准，在枪响的瞬间冲过起跑线，我们成百上千次地反复练习，眼看比赛临近，我总是达不到最佳状态，急的我直哭，甚至说“再练不好我就跳海喂王八了”。老师、同学都着急，每位桨手都跟着我累的满身大汗，但是没人抱怨，反而人人鼓励我、安慰我。娄老师再三嘱咐我要沉着、冷静……就是在全体队友和老师的帮助下，最终，我们捧回了梦寐以求的冠军杯。

这是张晶为母校师大女附中（现改名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所作征文中的一段。经常听人报怨，说北京学生的高考录取线低于外省学生，是大大的不公。看完上面这段叙述，我认为北京考生的总体素质，是外省考生无法比拟的（也有例外，如上海），至少我是望尘莫及。

你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还有一件，印象也十分深刻，即艰苦的游泳训练。由于游泳是我们的弱项，学校特地请我国第一个游泳世界冠军穆祥雄的姐姐穆祥英教练，突击培训。那一阵子，我们参加泳赛的六名队员，每天放学后，骑车两个多小时，赶到穆老师任教的北京体育学院。首先游个五十米，上得岸，教练逐一指出每人的毛病，随即跳下去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每晚不知游了多少个五十米，直到晚上十一点游泳馆关门，才结束。来不及回家，就到体院女生宿舍凑合，遇空床，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去就睡。第二天早晨六点，脸也不洗，饭也不吃，又往学校赶。

那时，张晶高我两个年级，按正常高考，她是六二级的，即使考上北大，也是我的师姐。可是，人生拐了弯，请听她叙说——

在我步入高三，人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突然吐血，一查，是肺结核。让我三次休学住院，耽误学业三年。

开始，由于病灶位于右锁骨下，自己没什么感觉。我不肯休息，唯恐耽误考大学，每天照常上课，跑圈锻炼时，咳出一口血，接着照样跑，直到大口大口吐血，医生强迫住院治疗，才不得不休学。眼看同班的同学，有的考上清华，有的考上北大……最要好的朋友进了哈军工，我的心都碎了，心想这辈子完了，情绪低迷，不能自拔。这时，班主任梅树民老师半天半天地开导我，让我跳出个人得失的小圈子，放眼我们要投身的伟大事业。他介绍我看邓颖超大姐用革命的乐观主义战胜肺结核疾病的事迹。记得，他经常一边坐在小板凳上搓着洗衣盆里的孩子衣服，一边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前面还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干呢！如果你勇敢地闯过这一关，失去的只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却能练就成为一个胸怀广阔、意志坚强革命者。”每次从他家小平房走出来，我都会豁然开朗，脚步都轻松多了。但是，这病折磨我三年。中途，第一次出院高高兴兴地回学校上课，没过二十天就又吐血了。 第二年复学，还是没有坚持半年。因为病灶在肺尖上，药物不容易送到，但又靠近血管，极易伤害血管引起吐血。病情的反复，也让我情绪跌宕起伏不断。每当我承受不了时，就去找梅老师，有老师的谆谆教导，有同学好友经常看望，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我渐渐培养起乐观向上的性格，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似的。我开始让自己的疗养生活充实起来，除了自学外语，还学拉手风琴，晚会上为跳舞的病友伴奏，每天忙忙呼呼，大家叫我快乐的小蜜蜂。这种生活态度感染了周围的许多病友，大大改善了疗养院的气氛。一九六四年春，我终于康复出院，当年参加高考，顺利考上北京大学东语系。

这是张晶的厄运，经过了，战胜了，也就成了她宝贵的财富。难怪她如今七十大几了，依然坚持驾车，坚持学习摄影，坚持在泳池中劈风斩浪，一副朝气蓬勃、老当益壮的模样。她曾在微信群转发一篇《专注力是与岁月对抗的力量》，讲人只要相信自己年轻、健康，身体便会作出相应的调整、配合——张晶可是在中学就经过严格的淬炼啊！

一差二误，张晶就此成了我的同窗。

她的上述历史，生命的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我们哪里知道？知道了又哪里能够理会？年轻啊，幼稚啊，毛躁啊，如今我记得的，仅仅是她入学后，为大伙献唱的第一首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她，肯定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在我，只觉得这是老头儿老太婆才抒的情，跟我们还相隔千山万水。

大学啊！一帮天之骄子的黄金时代啊！

享受巍巍学府的教育。

同时也接受左风的熏陶。

真的是愈来愈左，愈来愈左。宁左勿右！终于，宁成了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校长，主任，沦为“走资派”，教授，沦为“反动学术权威”，系里与班里的干部，沦为“小爬虫”。

我虽然出身贫农，但非积极分子，没有被红卫兵接纳，这是个尴尬的角色。张晶是不是红卫兵，忘了，但她是团的干部，迹近“修正主义的苗子”，至此威风大减，一落千丈，落到……居然连我这个非红卫兵非积极分子的无名小卒，也敢在她的头上动土。

回想整个文化革命，表态性的不算，批判性的大字报，我只写过一张，对象就是张晶。

揭发她利用串联，游山逛水。

材料是别人提供的，谁？没有必要说了。我是义愤，因为，我刚刚从井冈山长征归来，其中有一段，是步行的，自谓气贯长虹，自谓真理在胸笔在手，而张晶，居然借串联之名，行旅游之实，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她真的游山逛水，事后看来，其实是大智者），于是，联合另外两位同学，向张晶开了一炮。

蚂蚁爬行在地球仪上，爬来爬去自觉走的都是完美无瑕的直线。

那年头，我就是一只顾盼自雄的蚂蚁。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这事，始终忘不掉。并非我刻意惦记——傻瓜才会刻意搁在心上——而是无法从头脑中铲除。人做了错事，就像小孩写错了字，总想拿块橡皮擦去，奈何那错事是风过无痕、水流无迹的，橡皮无济于事，越擦越心事重重越愧于回首。此憾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曾经想，倘若有人发明一种药物，一片服下去，把痛苦的折磨神经的往事统统勾销，只留下快乐的无忧无虑的记忆，多好！多惬意！

最好的解脱，就是道歉，当面道歉。我是这么做了，不是一次，是多次。怎么样？管用吗？是管点用。但是，然而，夜阑梦回，往事历历，这档陈年旧事依旧剪不断，理还乱。我能把北大从记忆中干净彻底地抹去吗？不能。因此，我也就无法抹去面对张晶的愧疚。

大人物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总是感到“其患无穷”。 清华的蒯大富说：“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我不敢说我是完全菩萨心肠，但至少是书生脾性，“厚”也厚不起，“黑”也黑不来，注定窝囊废一个，没出息。

偶尔和一位外班女同学说起文革糗事，说起我对张晶的冒犯，一个历来要强的青年女子，正值芳心欲与花争艳的恋爱季节，猝然遭遇当头一闷棍，真是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对方误会了我的意思，说：“老卞！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人家张晶，在同学面前可是一直说你的好话啊。真的，我担保！”

“不用你担保，”我对她说，“类似的信息，早就传到我耳朵里了。可是，你明白吗，正因为她宽容大度，不记前嫌，才更增加我的负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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