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鸣 一份日记中的毛主席纪念章

Gowest

一份日记中的毛主席纪念章
○胡鸣

一

这份日记和消费账放在我家书柜的底层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为了写研究生毕业论文，到处翻腾找材料，发现了这堆黑乎乎的大小不等的小册子。打开细瞧，这堆小册子是丈夫的祖父差不多十年的日记和生活账，详细准确地记载了每一天的购物细节。琢磨论文的题目已经好几个月了，想了好几个好题目，但总是因为材料不足而踌躇，这摞日记让我悬了好几个月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就是它了。

这份日记的起讫时间是1965年1月1日到1975年10月30日，日记的主人名叫林怡，1911年9月22日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早年接受过正式的职业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林怡早已过了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正在迈入不惑之年。在此之前，他曾经与人在上海合办过小学、曾经在正是红火时候的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社工作过，也曾经担任过上海电线厂的经理。由于有早年的读书和职业背景，林怡在解放后进入新生的权力机构，在50年代成立的国家物资储备局内蒙古分局136处发挥自己的财会专业技能，但也由于这个有些过于“丰富”的职业经历，使得已近退休年龄的林怡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成为清算的靶子和批斗的对象。

日记详细记载了林怡在那个特殊年代所遭受的无端迫害，大概来说，这也是老人在去世前唯独留下这段日记的原因，对于一个一生平凡的普通职员来说，虽然是只有负面意义的被批斗，但也算是参与了政治生活的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经历。我们这个国家近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的特点就是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名义下，差不多把每一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强行卷入到了“有意义”的政治生活。但我眼下关心的不是一个普通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命运，而是平常百姓在那个年代的日常生活。其实在林怡的日记中，关于政治遭遇的记录占的篇幅并不多，更大量的内容就是一个普通老人的似乎没有“历史意义”的“日常生活”。研究“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和生存状态，这份日记是难得的实证材料。

不管什么年代，所谓“日常生活”，总离不开“吃、穿、住、行”这几样。现在，有些过来人在互联网上交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吃、穿、住、行”，人们津津乐道于那个物资稀缺年代生活内容的贫乏和消费价格的低廉，但实际上，除了物资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消费的内容同样值得仔细关注。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即如在日记所反映的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会发现一笔在如今的消费账中几乎消失的覆盖全社会的消费内容：政治消费，其中最主要的消费品现在已经成为文物市场重要的收藏品，这就是毛主席纪念章。

二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林怡日记的时候已经是1966年7月8日，从这天下午的7：30到晚上的22：10，林怡一直在公社听“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开始了，但没过几天，接近退休年龄的林怡却被公社“四清”办公室动员提前退职。虽然一直到这年的年底，提前退职的动议才真正落实，但显然，此时的林怡已经逐渐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

虽然林怡自己正被公共生活边缘化，但是他的儿子林万青此时正在离其工作之地土贵乌拉不远的集宁一中读高中，他肯定是很快就和其他中学生们一样，全力投入到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政治运动之中。8月1日，林怡在日记中说：“万青来信今天正式放假，但因继续搞文化大革命，被留校不回家，寄去钱和粮票20斤。”

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密切相关的政治消费从8月就开始了，8月25日，林怡消费账中记录了“语录 0.65”，9月5日消费账中有“语录牌 0.08”。12月1日，林万青到上海串联后回到内蒙古。不清楚林万青选择到上海串联是否有很多亲属在那里的考虑，但他对革命圣物的巨大需求却不能不求助于物资丰富的上海。从11月开始，林怡就开始给上海的母亲和妹妹们写信，请她们帮助购买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纪念章。从林怡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知道他收到上海寄来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纪念章的情况，如：

1966年11月30日“致母亲，纪念章及信收到。”

1966年12月28日“致母亲，语录片收到。”

1967年1月9日“收二妹，新玉喜糖，纪念章10个。”

1967年1月11日“致三妹，新糖收到，知新玉结婚，纪念章很好，以后请再寄。”

1967年1月31日“致三妹，信、文件已收到，寄语录片时顺寄语录章。”

1967年2月25日“收三妹，19日寄出包裹内有鱼、纪念章、糖等。”

1967年2月27日“收三妹包裹，带鱼、糖、纪念章4个。”“收母亲，寄来粮票22斤，纪念章2个。”

除了上海，林怡还求助于在苏州的同学潘展贤和在兰州的弟弟，请他们寄来当地有特色的纪念章，尤其是和在兰州的弟弟林宏福（福弟）双方互通有无，交流有地方特色的政治物品，因为兰州的福弟有两个同样正在读书的孩子。日记中的记载如：

1967年3月15日“收福弟，纪念章3只，语录片、漫画等（印刷品）。”

1967年3月27日“收福弟，邮来纪念章3只及漫图等，待兰州出品时再寄。”

1967年3月31日“收福弟，传单、纪念章6只。”

这些政治物品主要的消费者是林怡年轻的儿子林万青，因此，有时候在上海的祖母会直接把这些东西寄给他。1967年6月24日，林怡收到母亲的信，信中说：“寄给万青毛选套4只，纪念章2次，收到否？内蒙武斗怎样？”相对于大量从外地寄来的语录和纪念章，林怡从当地购买的这些物品就很少了。消费账中的记录是：

1967年5月17日“毛主席像章7个0.21”

1967年10月15日“毛主席相片 0.71”

三

林怡到上海休养和探亲，在北京和上海的几个月里，他有机会大量购买这些在内蒙古的土贵乌拉很难买到的时尚物品。在林怡这次外出的购物记录里，他购买纪念章的有：

1967年10月28日（北京）

纪念章0.05的5只0.02的3只0.03的10只0.61

11月3日（上海）

纪念章0.05的4只0.03的3只0.04的3只0.41

11月7日

纪念章0.03的5只0.15

11月8日

纪念章3只0.15

11月9日

纪念章0.06的3只0.04的1只0.22

11月10日

纪念章2只0.1

11月16日（苏州）

纪念章0.06的2只0.06的1只0.18

12月20日（上海，下同）

纪念章0.06的1只0.03的1只0.09

12月28日

纪念章1只0.06

1968年1月18日

毛主席像1张0.06

纪念章0.16的2只0.1的2只0.26

3月17日

纪念章1只0.06

3月23日

纪念章0.06的3只0.03的1只0.21

4月11日

纪念章2只0.1

4月13日

纪念章1只0.12

4月18日

纪念章1只0.04

5月10日

纪念章1只0.06

5月13日

老五篇2本0.3

语录套4只0.28

从上面的记录可以看出，林怡到上海休养和探亲的半年多时间里，总共有18次购买毛主席像章的经历，共购买了52个不同价格的纪念章。购买纪念章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最贵的也不过是0.16元一个，大多数都只有几分钱而已，但是由于需求巨大，要想买上某个种类的纪念章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林怡曾给苏州的同学潘展贤，求购某种纪念章，后来收到潘展贤的来信，说“纪念章不能指定”。“文革”时正好小学毕业的王曙光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想得到一枚主席的纪念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次发行的时候，你要下午去排队，一直排到第二天的早晨，然后才能购得纪念章，7分钱一枚。那时候的纪念章做得很精美。后来，各种各样的伟人章就成了家家户户的财富，互相欣赏、交换，当然，也成为最有价值的装饰品。衣服可以穿很久，但别在衣服上的伟人章经常换，以此获得美的享受。”（莫小米、严群主编《生于50年代》，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P107）纪念章消费的逻辑是尽可能的多，不仅是数量的多，而且是种类的多，因为看似一样的像章其实有着很不一样的内涵，不是拥有像章而是拥有像章的种类和新奇程度才是可以炫耀的资本。

由于有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亲属关系，也由于林怡在上海时处于没有工作的赋闲状态，他有条件和机会搜购大量的纪念章，这肯定给正处于追求时尚年龄的林万青提供了更多的赢得他人青睐的象征资本。对此，林万青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说：“文革期间，戴毛像章是非常时尚的事情，一是政治需要，二是显示本人的能耐，谁带的毛像章多、新、奇特，谁就本事大。那个年代，谁没有十个八个的。手拿红宝书、胸带毛像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是个人迷信的产物，是人为造神的必然。”

（本文编辑 钱振文）

《博览群书》 2012年第6期 P102-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