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 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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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肝胆 儿女心肠--记顾准和他的妻子、儿女

　　高建国

　　1959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饥荒。中科院院部担心下放在商城的人会逐渐饿死，1959年底发来通知，要商城大队统统返回北京，等候调往新的劳动基地。

　　l月20日晚，顾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员，乘火车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车站下车，望了望首都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没有拆除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横匾和大红宫灯……像在商城农村一样，用一根长扁担挑起自己发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几天后，休整了一番的顾准，从家中外出去看北京。他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早已介绍过多回，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盛大庆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筑”。“十大建筑”之首是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顾准望着这个冠以“人民”二字的苏式宫殿型建筑，便想起商城和信阳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

　　顾准回到北京后，他已经很难和在首都祥和气氛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时，他惟一能对之倾吐心里话的就是妻子。汪璧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看待”顾准所说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但是，她相信顾准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为之震动、忧虑和深深的困惑。有时候，内心积压着愤闷的顾准实在憋熬不住，也会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见闻。孩子们都以极其惊异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着劳改回来的父亲。父亲嘴巴里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愤怒谴责，与子女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好报道，从学校里听来的“正统”宣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当顾准在长女顾淑林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面红旗”，当顾准尖锐指出，再伟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过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检验其基本理论是否正确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革命事业以及党和领袖威信的崇高立场，与父亲大吵了一架。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大大地伤了顾准的心。从此以后，顾准虽然尽力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在他们面前的话语却明显减少了。除了汪璧，已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到他的心声。

　　顾准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1960年2月，春节过后，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决定调他去院属清河饲养场协助工作。

　　因为顾准已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在清河这两年，他便有意不在节、假日子女全日在家时回去，而选平常补休，或偶尔得到购买鸡鸭菜蔬等紧俏食品的机会，才回家给孩子们送上一些吃的，帮助他们在饥荒时期增加营养。就是在家里短住，他也只是闭门读书，假装对家中的一切都不闻不问，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执。

　　1961年春节到来之前，汪璧早早地写信告诉顾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杨履洁和德州的七弟陈吉士，都将来北京过年，希望与顾准在家里见面。可是，顾准考虑再三，却仍然没有回家过年。他宁愿孤独地留在饲养场担任留守人员，忍受情感的强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族中贡献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理应尽量回避，减少亲属们政治上受牵连的麻烦。

　　由于抑郁和孤独，顾准平日愈加少开口了，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来议论。甚至连过春节也留在农场里加班工作。使组织上觉得，顾准确实已经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1961年11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顾准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顾逸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1962年5月回到经济所后，顾准的工资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绝大多数工资都交给妻子统一使用，自己只用一点点零用钱。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补偿过去四年对家人未尽的义务，内心依然怀有强烈的欠债感。为了能对家庭多作贡献，使受他牵连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点幸福，他开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企图像30年代一样，通过笔耕增加收入，贴补家庭。为了早日拿到稿费，顾准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无论那些社科文献如何艰涩难译，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读书将因此得益，笔下便有了力量，心头甘之如饴。

　　1964年，也有一个“不平常的夏季”，说起来实在令人喟叹，顾准自从1962年5月返回经济所，至1964年10月再次被揪出来，只过了两年零四个月安稳日子！

　　好在顾准已是“老运动员”。为了不让鹰犬们抓住更多的把柄，自己早已开始“清理”东西了。顾准痛下决心，把多年积存的所有手稿和笔记统统销毁。他惟恐在家中火烧，浓烟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把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由于顾准需要销毁的材料非常多，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璧和老母亲都参加了与审查者抢时间的行动。由于她们曾多次在地下工作中，一边分辨警报的远近，一边协助顾准紧急销毁革命材料，干起这种事情非常有经验。

　　9月17日，顾准拖着沉重不堪的步子，去单位里听最后处理决定：经各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顾准重新戴上“反党右派”帽子。顾准再一次沦为“党和人民的敌人”，成为“敌我矛盾”。

　　顾准踽踽地回到家里。他用极其不安的口吻，低声对妻子说：“对不起你们，又戴了右派帽子。这个家，我顾不了了，今后都得靠你了……”丈夫刚摘帽，却又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汪璧间言痛苦不堪，精神上简直无法承受。

　　据顾逸东接受采访时回忆：“那天家里的气氛，真是压抑极了。父亲的脸色非常不好，母亲忧心如焚。而我们几个孩子获知大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家里，紧张得不知所措。父亲和母亲关着门在房里小声谈话，声音很轻，我们在门外，只能听到父亲说的那几句话：『对不起你们……』父亲那时的心情一定是双重的难受，他一定是难受极了。而母亲，大概已经绝望得失去了生的勇气……”

　　顾准戴帽后，只准在家呆两天。9月19日清晨，顾准默默地告别妻儿，背上铺盖卷，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强迫劳动。

　　直到1966年1月18日，是阴历小年夜，顾准获准回家去过春节。对于这次回家过年，顾准的内心充满矛盾。以他现在的“极右派”身份，与日益高涨、越来越“左”的革命气氛，实在不协调。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思，痛快地同意了。”

　　顾逸东对这段极其伤痛的往事，流着眼泪进行了回忆：“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毛主席是领袖，发出了革命大批判号召。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而我们做子女的，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也有我们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

　　最理解汪璧的还是顾准。他深深地知道，伴随了他数十年的这个女人，既是好妻子，也是好母亲，更是好党员。他最了解她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只是，他和她却已经表现为两种忠诚。在两种忠诚不能并容的这个社会，汪璧的内心已经淤塞着无穷无尽的苦痛，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伤痕。如今，她幻想继续做好妻子、好母亲、好党员，三者统一绝无可能。如今，只有他咬着牙离去，独自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才能使不幸的妻儿得到安宁。他决定等着江璧，等她十年，让她休息，让她想一想……当然，他也要等世道的变化；他绝不相信中国永远这样。顾准便是出于这种心态，答应离婚。他心里依然挚爱妻子，也原谅她。因此，顾准至死从未指责过江璧一句，却总说自己欠债于她。

　　第二天，即是中国人全家大团圆的年三十。顾准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帮汪璧烧饭做菜。他亲自掌勺，为家人制做了一大桌节日菜肴。这是他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也是他与汪璧三十年恩爱夫妻的告别聚会！汪璧只是一个劲配合，任悲伤的泪水在心中流淌。

　　对那次不堪回首的春节，高粱接受采访时说：“1966年那个春节，表面看来还是融洽和平静的。春节过后，父亲便离家去周口店。父亲出门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母亲为了我们孩子这样做，内心非常痛苦，母亲曾痛苦不堪地对我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母亲和父亲感情一直很好，却被政治运动逼到这个地步！”

　　顾准和汪璧并没有办法定的离婚手续。他们只是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覆。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天下一片大乱，此事被搁置了起来。可是，由于夫妻双方已经决定离婚，汪璧恳求顾准不要再损害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顾准从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

　　顾准虽已和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儿女。他便通过陈敏之与汪璧秘密进行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多次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递信息，转达彼此间终究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秘密的通话渠道，一直保持到顾准被押回北京看管为止。

　　1967年4月，顾准的次子高粱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乾儿子)邂逅相逢。崔红军拉着高粱的手，对他悄悄地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崔红军不遮不掩的“黑话”，使高粱深受震动，也勾起他对父亲的无尽思念。高粱非常想知道父亲的现状，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备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径直寄往经济所。

　　儿子突然寄来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信，对陷入冰窟的顾准来说，真好比喜从天降！他在这一年多的苦熬中思念家人已久，捧着儿子的来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如同饥渴已久的人畅饮天赐甘露。顾准立即提笔给高粱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喋喋絮絮地告诉儿子：我已经被造反派从周口店揪回北京经济所，曾经挨过打，现在在看书，很想念妈妈(指汪璧──引者注)，妈妈的身体不好，你们要多照顾她，我很想让妈妈吃到我做的鱼，她一直很爱吃鱼……顾准最后表示：我很希望能回到家里去。渴望见到妻儿的顾准，未等高粱回信，便立即又给汪璧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汪璧给他寄一些布票来(当时凭户口簿领布票；顾准的户口还留在家里)，并急迫地说明，如果到一定时候不见江璧把布票寄来，他就自己回家来取布票。真是无巧不成书。汪璧用平信寄出的布票，恰巧就莫名其妙地遗失了。于是，顾准便向造反派请了假，穿戴得整整齐齐，兴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是5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正是家家户户灯下团聚的时候，当顾准突然来到家里时，汪璧还没有回家，只有顾逸东和顾重之两兄弟在家，弟弟正在熬粥。父子间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顾逸东告诉父亲，姐姐顾淑林仍在力学所，高粱和顾秀林都去了四川……正在这时，疲劳不堪的汪璧从外面回来了。

　　那时，汪璧既是“走资派”，又是“右派的臭婆娘”，双重的黑身份。“文革”刚爆发，她便受到顾准的株连，率先成为财政部重点批斗对象，被斗得死去活来，并被开除出党。连续的折腾，使她已有心理疾病的徵兆。

　　那天傍晚，汪璧突然看到“离婚”的丈夫正在屋里，脸色顿时显得惊惶与痛苦，完全不知所措。顾准急忙走上前去，端详着一年多不见的妻子。他为眼前所见惊得目瞪口呆。汪璧极度憔悴，脸颊凹陷发黄，满口的牙齿已经基本没有了，由于还未装上假牙，嘴巴深深地瘪着；失神的双目显得无限愁苦，虚弱病态的身形使她衰老了许许多多。顾准怔怔地望着改变得这么厉害的汪璧，内心哀痛之极！他觉得汪璧已经不堪重负了，而她是被他害的。汪璧痛苦不堪地望着久别的顾准，语无伦次地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顾准张口结舌，竟无言以对。汪璧转过半边脸，咬了咬牙，颤悠悠地说道：“你，你走吧！”说完就大口喘气。顾准望着汪璧彷佛要崩溃的样子，憔悴的脸上满是哀乱恍惚的神态，想再说上几句话，却又不忍心加重她的精神负担，连刚从箱子里取出的两双鞋子也忘了拿，便低着头，急急忙忙夹起一些衣物，匆匆离去了。事后，汪璧给顾准寄去二十尺布票和他那天遗忘在家里的两双鞋子。

　　两年后顾准追忆他与亡妻这次未及告别的最后相见，悲伤地写道：“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顾准回到经济所住地后，汪璧愁苦的面庞不断出现在他眼前。他对妻子实在放心不下，且又思念子女，便像初恋的情人一样，用那笔娟秀的钢笔字，每周给汪璧写一封信，问候她的生活起居，吃饭怎样，穿衣怎样……每封信里，顾准都彻底放下自尊心，诉说想回家去，想见江璧和孩子们。顾准大约已经感到形势的变化和灾难的持久，绝不像预料的那么简单，他的牵连已不是家庭最重要的问题，因而想让汪璧以通达的态度接受他，使可怜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度漫漫严冬。可是，汪璧每次接到顾准的来信，就紧张害怕，就焦虑犯难，就非常神经质。她一点也不知道该怎样回覆顾准的来信。因此，她每封都看，看过后却一封也不回覆。

　　光阴荏苒，转眼就到了北方朔风呼啸的11月。顾准看妻子还是不回信，心中实在着急担忧，便又写去一封信，向江璧说明，由于天气转寒，他本周必须回家一次，来取过冬的衣物和一些书籍。顾准在信中说明，他回家的时间，将是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届时他将借用所里的一辆板车，推回自己的东西。大约三天后，经济所革委会派人告诉顾准，汪璧来了一封信，要他于星期日早晨7时，到家去取东西。

　　星期日清晨，顾准按时到了家。可是，他却发现家门紧闭，他要取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安安静静地置放在家门外的地面上。顾准想见到妻子儿女问个究竟，同他们再说上几句话，便朝着家门凄楚地连连呼喊，希望家里能有人出来帮他搬搬箱子。然而，任凭顾准沙哑着嗓子喊了又喊，大门依旧紧闭，家中全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应答。

　　顾准眼看连在门外见一见家人都已彻底无望，只得含着满眶泪水，哆哆嗦嗦地从棉衣内袋里取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特意带来给妻儿的一张存折和一些粮票，蹲在地上，小心地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存折上，是他这一年多来用菲薄的生活费积攒的一笔钱，粮票是他平日从嘴里一点点节省下来的。他恐怕孩子们正在长个子，钱不够用，定粮不够吃(他5月份来家时，就带着这张存折，可是孩子们没有收下)。他想这样来表达一点他对家人的感情。

　　回来后，顾准依然坚持每周给江璧写一封信，继续表示对妻儿的关切与思念，继续要求回家。大约一个月后，顾准收到了一封寄自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的声明，那是除了他的长女(当时不在家)以外，四个子女联合签署的断绝关系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签名)”顾准握着这张纸颤抖不止，绝望简直使他失去了反应。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白纸黑字却不容怀疑啊！他望着薄纸上那斩钉截铁的九个字，终于哀嚎起来，泪如泉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希望家庭团聚的想法，换来的竟是永远断绝父子女关系的一纸无情声明！

　　然而，顾准平静一些后，又把自己和家庭的情况全面地考虑了一番，不愿意消极接受眼前的事实。于是，他继续以每周一封信的频率，给江璧和子女们写信，一如既往地问候和关心他们，并把自己的近况一一相告，恳切希望他们考虑他回家团聚的问题，或择时与他见面一谈……虽然顾准在此后一年余，从未收到家人的任何一封回信，却仍以痴情不改的态度，连续十六个月，几乎每周写一封信寄回家中，希望通过时间的力量打动汪璧和子女。到1968年8月，顾准彻底失去自由为止，他总共寄出了数十余封感情真挚、有去无回的家书。

　　然则，顾准岂能想到，他写去的那一封封情深意长的信，他挚爱的妻子却是永远读不到了！

　　在经济所造反派批斗顾准的“翻案罪行”时，汪璧所在的财政部造反派积极配合，掀起了追查汪璧和顾准“黑关系”的高潮。1966年8月，从百万庄抄出顾准写有批语的《毛选》的“反革命案件”，又被作为重点问题提了出来。顾准在那套《毛选》若干处，写有“脱离实际”等评语。当时，造反派便曾恶狠狠地对汪璧说：“看！现行反革命就在你家里！”现在，这个“恶攻罪”问题，又被财政部造反派死死抓住。并企图与汪璧紧密挂钩。而江璧1964年在家中协助顾准“销毁黑材料”的“重大罪行”，也不知被什么人突然揭发出来。汪璧遂被诬为“长期包庇反革命丈夫”的“坏人”，多次“窝藏反革命罪证”，“销毁反革命罪证”。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汪璧有口难辨，痛苦不堪，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多年对党的无条件忠诚，竟换来这样几顶帽子。她正是为了跟党走，才迫使自己牺牲夫妻关系，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丈夫改变态度，而革委会竟还认定她是坏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活在这个残酷的人世间。

　　1968年4月8日是星期一，子女都有事离开了家。汪璧整个下午都在宿舍楼下面的院子里默默地转着圈子，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人搭理她，她走过来，又走过去……傍晚时分，寒风阵阵呼啸，夕阳在混乱的城廓西坠。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沙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沙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这一年，参加革命三十四年的汪璧，年方五十四岁。根据“文革”中的说法，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她的后事十分简单凄凉。从此，顾准和汪璧相隔于阴阳两界。顾准依然满含感情地给江璧又写了四个月的信，计十余封。

　　1969年根据斗批改部署，各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将被强制下放农村，从事体力劳动。11月初，学部各“连队”的两千余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部学校”。

　　顾准奉命填写下干校登记表时，再次呈递了恳切要求与汪璧直接见面的申请报告。交出申请报告次日夜晚，因焦虑而失眠的顾准，突然被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猛地感觉到，妻子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人间了。此后数日，顾准便接连不断催促工宣队告知妻子的实情，他用急迫的口气，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一再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我下去，二不影响我改造。”11月7日，是个“黑色的星期五”。顾准冒着风寒扛完木头后，再次苦苦要求工宣队做出答覆。工宣队这才将隐瞒了一年半的汪璧死讯，用极简单的几个字告诉了顾准──大约是“汪璧已经死了”。可是，汪璧的死亡日期与地点，死亡原因，有无遗言，安葬情况(汪璧的骨灰后来下落不明了)，都一概不说。

　　顾准在日记中凄惨地记载：“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带进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11月16日，顾准随同五连、七连全体“五七战士”，在一片热烈的锣鼓声中，列队告别学部。

　　为了悼念亡妻，顾准到干校后，向同所的张纯音借布票买来三十尺白色维尼纶，亲手制作了两套纯白的被套和枕套。他在日记中写道：“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他以此作为对汪璧永久的纪念。

　　林彪死亡后，周恩来成为二号人物，他直接发了话：“让学部回来吧！”于是，1972年7月，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虽然干校的军事编制仍然保留，大家都返回家里居住，军(工)宣队只是定期召集各“连队”学习和劳动，平日的管理大大放松了。

　　顾准在刚回北京的好心情驱使下，到照相馆去拍了一张面带微笑的半身像，翻印了许多份，在背面一一注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即自河南明港回后第六天摄于北京”，又分别附上信件，寄给子女和潘序伦等亲友。很快，他便高兴地收到了潘序伦等人语带惊喜的回信，却始终没有得到子女的任何回音。这使他怅然不已。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近在咫尺的子女放弃政治成见，来和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见上一面。他无比伤感地对张纯音喟叹：“我知道我母亲和孩子住的地方，离我这里不远。可是，咫尺天涯啊！奈何，奈何！”那时，顾准的老母和回京的孩子，都住在附近公安部大院内，陈枫和施义之家里)。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彷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真正令人唏嘘！”

　　顾准曾对友人说：“过去在家里，我和妻子就是这样共用一盏双头灯。坐在这盏灯前，我感到汪璧彷佛就坐在我对面，和我一起读著书。这样，我就能看到她啊……”

　　1974年，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可怕的大吐血发生在10月中下旬。10月16日后，顾准彻底卧床不起。11月初，顾准已经发展到每天卧床吐血二百──三百毫升(相当于满满一茶杯)。

　　为了让顾准临终前能与子女们见上面，陈敏之于顾准进病房后第二天，给顾准的子女们写了一封长信，并找他们谈话，可是，谈话和努力仍然没有结果。原因十分简单，坚持“革命路线”的青年人说：怕受爸爸的影响。

　　顾准在弥留之际，听到子女竟如此答覆，不禁怅然慨叹：“我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但是，他却无力改变眼前这一切。他只能将渗出苦泪的双眼，仰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半天半天地出神……

　　顾准的老母，这时年已八十九岁，获知顾准病危，不住用衣袖擦拭总也控制不住的泪水。她深知自己独自离开公安部大院，去医院看望儿子没有可能，每天晚上无论多晚，总要坐等陈敏之从医院返回，向他详细询问了顾准的病情，方肯睡下。她听说顾准只能吃半流质，便悄悄地掏出钱来，背着众人，关照保姆去买来母鸡和鸡蛋等营养品，自己每天一大早起床，一瘸一瘸地亲自下厨，为顾准烹煮半流质，让陈敏之带去医院。顾准躺在病榻上啜饮着母亲亲手做的汤，默默地落下了眼泪。他虽然见不到母亲此时的模样，却已经从每天都不间断的一锅浓汤里，感知了慈母的那颗心──母亲还和以前一样爱他。

　　顾准的全面检查报告11月11日出来了，病理检查的具体结果：肺癌晚期，癌肿大如一个鸡蛋，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而且已经扩散。

　　在顾准的朋友们强烈呼吁下，经济所党内外群众讨论后一致通过，给顾准摘去“反党右派”帽子。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但是，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覆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盛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顾准的生命之火已经非常微弱，看来再也起不来了。他急迫地等待子女们来医院看他……

　　然而，顾准的子女们却仍然没有到医院来。他们幼稚地认为，顾准只是最后才被摘帽，并没有恢复党籍，意味他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11月24日，陈敏之收到了顾重之从外地寄来的一封信，那是他对父亲希望他回北京来见最后一面的答覆。信上写着：“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二十岁才出头的顾重之，当时坚定地认为，他这样做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那真正是一个人性扭曲、人性泯灭的荒谬时代啊！

　　顾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施义之，接受采访时坦率地说：“『文革』中我执行错误路线，确实犯了大错。我阻止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也是错误的。对此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是个老军人。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那时，我如果同意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宿舍来住吗？我这里还能太平吗？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残酷。顾准第一次下放河北赞皇劳改，我曾利用出差去看望他。可是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顾准曾以洞若观火的态度，对吴敬琏说：“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全家也坐在火山上呀！”“文革”时代，绞肉机疯狂转动的恐怖状态，于此也可略见一斑。

　　然而，无论顾准如何清醒地认识到“文革”的深度病变，他这次却是在生命临终之际，面对亲生儿子的绝情！当他11月27日明确获悉，小儿子和其他四个子女，一个都不会到医院来和他见最后一面时，感情大恸。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辗转了四个小时，始终不能平静下来。他实在无法承受感情上这锐利而沉重的一击。

　　陈易眼见顾准整日凄凉痛苦的神情，实在于心不忍。他心想，顾准临终见不到自己的子女，能见一见老母亲也好啊，对他必也是一个安慰。他赶紧去找刚从隔离审查室出来不久的李一氓。陈易告诉老领导：顾准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可是，他们母子俩却不能见最后一面……李一氓仗义地说：如果顾准愿意的话，我就到施义之家里去走一趟，解决这个事情。次日，陈易向顾准转达李一氓的问候时，兴奋地说：是不是把老太太接来见见面？我已经同一氓同志讲好啦，他说他可以出面……顾准心中早已盼望和久别的母亲相会，听了异常激动和高兴。可是他考虑了良久，缓缓地说道：“好倒是好。据我看，施义之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他恐怕心里也很为难吧。想躲也躲不开。他要拒绝这个事情呢，又说不过去。老太太可能想来，但是也怕他们家里不好处。另外，老太太来了，见到我这样一定很难受。我见到她也会很难受。唉，我看这个事就算了，你替我谢谢一氓同志吧。”顾准咬紧牙关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蜡炬成灰，大海波息。

　　顾准的遗体由陈敏之为主护送火化并安置。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散在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面的老山骨灰堂。(摘自《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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