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嗣昆 忆父亲二三事

Gowest

先父管雄，字绕谿。1910年生于浙江温州，1998年逝于南京。生前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对自己的往事惜字如金，绝少与家人提及。至甲午清明，我亦将退休，忆起往昔，犹如过电影，有些事，是从父亲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及母亲口中断续得知的。



一 颠沛流离



父亲一辈子屡别妻子，与家人几分几合。

1934年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省立江宁中学任教，家小均在老家温州，1937年底南京沦陷前夕只身取道皖南返温，在芜湖火车站，父亲为一身戎装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省立江宁中学初中部学生、江宁县麒麟门人贺教传送行，赠长句《贺生行》一首，抒发了自己的心绪：“贺生贺生国之特，少年英发气吐虹。眼看山河锦绣裂，负戈投笔去从戎。麒麟门下辞爹娘，弋矶山（在芜湖长江边）边日暮愁。江水滔滔风萧萧，男儿生当报国仇。”次年6月，父亲别家至福建，先后任福州高级中学教员、福建省中学师资养成所督导员、长汀国立厦门大学讲师。40年代父亲为福建省高级中学撰写的校歌，至今仍作为该校每周升旗、新教师入职或重大节日庆典时的必唱之曲：“闽山苍翠水萦回，美哉伟哉我福中。正谊风池托古迹，此帮人物甲南东。李忠定，俞家军，缅怀壮烈挹高风。鸡鸣风雨同舟切，百千健儿齐起勤勇复忠公，振起中华民族万祀永无穷。”

1942年7月，父亲由福建长汀经江西瑞金、赣州、广东韶关、广西柳州、贵州娄山关抵达重庆沙坪坝后，又溯嘉陵江而上，到了国立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在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这一路跋涉长达月余，那段时间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哥哥在温州家中，屡被日本人、汉奸及土匪洗劫，家中一贫如洗，度日如年，靠亲友接济勉强度日。抗战胜利后，父亲于1946年随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全家才得以团聚，这一别就是八年。

1958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携全家到南昌老区支援老区创办江西大学（那时大哥抗美援朝参军，二哥留南京上学）。其后又到江西大学在瑞金及井冈山创办的分校，或在外办学，或劳动改造。全家亦是分多聚少。1968年年底，家小因“文革”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扫地出门到江苏，他孑身一人留在江西，直至1976年底应南京大学之邀重返母校；时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宣亚静陪同匡亚明校长亲往父亲所居陋室，慰勉鼓励，这一晃又是一个八年。

几经周折，父亲藉以安身立命的书籍、讲义、手稿等几乎失散殆尽，晚年屡屡折磨他的类风湿病也是因在井冈山“劳改”干重活（修路、扛木头、砍毛竹等）、睡地铺所致。重回南京与家人团聚时，他已是66岁的老人，但他仍义无反顾且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学校培养外国留学生和研究生及中文系教学、科研的工作中去，直至77岁退休。



二 向红卫兵“致敬”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的下午，约4时许，刚过第一个本命年的我听说久未谋面的父亲将从瑞金沙坪坝分校回来，虽然我知道作为江西大学著名“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此次归来是凶多吉少，但仍前往江西大学东院校门口引颈观望。

当时，只见一辆载着约有十几名“牛鬼蛇神”的大卡车徐徐驶来。车停后，第一位被押下车的便是头戴高帽子、颈挂打上红叉木牌的父亲，他被红卫兵摁着且推搡着，几步一个趔趄，押向大操场游行。一行人将操场入口处堵住，红卫兵是有路不让走，非要他们跨过马路与操场之间的一条大水沟，红卫兵连推带搡，父亲无奈又无助地跨过去后“呜”了一声便摊到在地上，随后又被连拉带拽地继续绕跑道“示众”。

现在想想，当时年近六旬的父亲在那之前几日一直被批斗，是日站在卡车上，又经过几百公里的颠沛（那时的公路路况极差），再加这一番折磨，身心之伤是何等之巨！当天回家，我没如实将实情告诉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告知说父亲一伙被游斗，也许短期内不能归家云云。

此后数日，才从系内教师家属的口中得知父亲是触犯了“龙颜”；那日的晚上，瑞金分校的红卫兵召集“牛鬼蛇神劳改队”训话，在批判了一名女教师后，又令父亲出列接受批斗。父亲很同情那位女教师，心生不平，便应声昂首挺胸作军姿正步出列，表现出一副不屑的样子。红卫兵愕然，问为何这般？父亲答：“向红卫兵致敬！”红卫兵说：“你不老实！”父亲答“我是最老实的！”红卫兵眼睛雪亮，未受欺蒙，遂对父亲进行连续的殴打及批斗，并当即决定第二天连同一干人押回南昌学校本部游行示众，这一出在“文革”期间全国高校中是闻所未闻的——“致敬”换来“游斗”！



三 人在就好



1976年12月，三哥去南昌接父亲回宁，只到市场上购置了几件简陋的松木家具托运来，父亲藉以安身立命的书籍已寥寥无几。临行前，我们到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照相留念，两人手中各拿着一册《毛主席语录》，每念及至此，为之怅然。

我又屡屡勾起那痛心的一幕：那是1968年年底，中苏关系紧张，随着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父亲作为牛鬼蛇神被疏散到井冈山的拿山（江西大学在此建了拿山分校，又称“井冈山大学”），家属也要从城市里迁出，犹如刘少奇等及其子女一样。二哥把母亲、三哥和我接到江苏江宁（当时属镇江专区），记得临行之前，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又不识字的母亲辗转踌躇了数日，不知道该怎么办，弄不清楚今后“运动”会如何发展。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宁，她决定把大部分书籍处理掉（只留下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全集》），大部分手稿焚毁，其中便有父亲于1943年写就的约三十五万字的《洛阳伽蓝记疏证》（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负责人1957年亲自上门约稿，1958年来信确定为该社1959年的必出书目，由于父亲调江西大学无暇修订而搁置下来）。后来母亲忐忑地向父亲提及此事，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人在就好”！但我可以想见他那时的心何尝不在流血！这可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啊！

好父亲1956年写就的《隋唐诗歌史论》终于在199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后记中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写书’本来是一种极其艰辛而细致的工作，古人就有‘不著一字’的想法，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可也就省事多了。”我想这可能就是父亲矛盾心绪的真实表露吧！

甲午清明当日改稿



    （管嗣昆）


https://alumni.nju.edu.cn/6a/0d/c2683a158221/pag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