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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吴一庆讨论会的主要观点
2011-08-06 00:28:46 来自: 扬子江论坛
吴一庆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学院的教师，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8月5日在扬子江论坛做了一场讨论会，详细的从几个层次讲述了他的研究的议题，66年到68年的文革。以下是从他发表在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2005年第7期，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05年第11期 的文章节选。
到目前为止我刻意避免讨论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复杂性与我们所关注之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认为，任何探究社会主义改革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尝试，都必须仔细检视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毛主义的历史作用。
毫无疑问，晚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个异数。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仅仅只局限于毛泽东身后的邓小平时代，那无疑是画地为牢的历史近视。与僵化的苏式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自我改革的能量和动力，这个过程从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如前所述，基于「市场」的改良路径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来说事实上要有利的多。可是，毛主义的中国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一条没有任何蓝图或现成模式、而更具有挑战性的改革道路：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晚期毛泽东主义包含了一整套关于「革命后社会」中阶级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辩证观点，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有机地整合至同一个分析架构之中。晚期毛主义的特色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阶级关系。它指出，即便在旧有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全面推翻之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根据毛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完成变质蜕化，并不一定要由反动阶级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更可能的前景是，在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侵蚀下，社会主义执政党内部以及党外社会环境发生缓慢的、大规模的「和平演变」。这一下滑的过程从政权内部开始，一小撮变质蜕化的党的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从而「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开始有系统有计划的着手改变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阶级特征，一步一步摧毁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基础，逐步创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最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慢慢脱壳而出，新兴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稳固。这就是毛著名的「资产阶级复辟」理论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论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阻遏和消除潜藏的「资产阶级复辟」倾向，重新振兴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它是一个深植于中国革命历史记忆和大众斗争传统的激动人心的宏大事件。但是，尽管它有着善意的愿望，我将努力证明晚期毛思想及其文革实践有着极为严重的缺陷，而且最终是全然无效的。
极简要地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从传统、思想（「灵魂深处」、「私心」）、「封资修四旧」、有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家属、「反革命」、「自发势力」、新生的「走资派」、官僚特权，一直到文学艺术、大众日常生活、男女性行为、服饰和发型、裤腿、鞋跟，等等而不一而足。「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其外延被扩张到几近荒谬的地步，变得丝毫没有重心，而彻底丧失了其所应有的批判力。
正是在这种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的指引下，社会生活超乎寻常的政治化诱发了无数无谓的暴力行为，而受害者大多是身处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众（即便为前有产阶级及其家属）。（注二十五）正是这些变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暴力极大地扰乱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文革后期广为蔓延的「政治疲惫症」（更准确的说，是「政治恐惧症」），从而也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不可忽视的是，与其庸俗化倾向相比，晚期毛思想在政治视野上的近视和狭隘也同样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毛主义在本质上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它无法直面其自身在现存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毛主义的这种政治近视及自身矛盾，很可能和我前所提及的革命后社会中阶级结构「不对称」有关，特别是和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呈现「无形」或「隐形」的特性相关。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 晚期毛主义对革命后社会存在阶级统治这一最基本事实的政治近视，也折射出其根本上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应该承认，毛主义对于遏制社会主义倒退趋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过程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然而，他却无法正视和把握革命后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统治结构与关系。文化大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资派」、「资本主义路线」、「官僚主义」、「特权」等等方面，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官僚，但是，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的矛头却始终却没有深入触及党国官僚机器的制度性根源。以晚期毛主义为理论核心的的文革实践试图革「文化」的命，通过提倡「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告诫官僚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身利益服务，通过改造劳动大众的思想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纯洁性。在延缓官僚统治阶级的发育和巩固方面，文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功效，这无疑是一项成就。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是「文化」的，这绝非偶然。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文化」或「通过文化的革命」，实际上反映了毛主义的根本政治局限，同时亦代表了其发展的最高历史上限。
今日已鲜为人知的是，比官方毛主义更为激进彻底的某些政治可能性，其实是由一些年轻的文革参与者提出并加以拓展的。他们大胆质疑「文化革命」内在的保守和改良倾向，即只抨击个别当权者和残余意识形态，而不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结构性阶级根源。他们从彻底的反官僚统治和要求大众民主的立场出发，对官僚阶层可能上升为新生统治阶级深感忧虑。他们以巴黎公社作为历史楷模，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大众能真正参与的、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下而上的人民组织与动员必须彻底打破和摧毁中国的「新生官僚剥削阶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注二十六）
事实上，在文革的最后数月里，在源自下层的群众运动和组织中，一个有潜力超越官方毛主义界限的另类政治逻辑及意识形态倾向已经萌芽，并且开始运作起来。不用说，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还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官方毛主义话语教条的束缚。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活动甚至对毛本人来说都太过于「激进」，大都被冠以「极端民主」、「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极左」、「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罪名，其理论和政治活动无一例外地遭受无情镇压，而且通常是来自毛派核心领导（亦可称为「官方左派」）的直接命令之下。在从1968年初开始，在一片清肃「极左」、「极端民主」、或「无政府」思潮的批判声中，在无止无休的欢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欢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与劳改农场的训斥声和来自刑场的枪声中，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动员烟消云散，而这些人和他们的批判思想也都基本上全部消失了。（注二十七）
文革初期的全国性政治失序释放出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量，但是，一旦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威胁到体制自身存亡的时候，身处权力体制中心的毛式官方左派马上煞车，而成为重建官僚体制和压制大众斗争的保守性势力。所以毫不奇怪，随着1968年后全国群众性运动的全面解体，毛主义及其文革理念的激进潜能亦很快消失殆尽。
「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活力，但是，尽管文革一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各级官僚机关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所谓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但是，这场运动终究未能超越其历史的局限，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阶级权力的实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革实际是一场结果显然可以预期的戏剧化政治运动。它的结局也显示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处的矛盾地位，正如柯劳斯所说，毛本人兼有双重身分，他既是官僚统治集团的总头目和总代表，同时又是反官僚的「造反派总司令」和批判家。（注二十八）因此，尽管晚期毛思想对现存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挑战，但它最终未能跳出这个体制，而只是成为了这个体制内部的一个环节。可以说，作为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文革是失败的。它没有触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结构性差异的内核。文革就其政治本质而言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改良运动，尽管它采取了貌似革命的激进暴力方式。文革的结果只是延缓了革命后社会中的官僚精英主义倾向，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精英和被统治的大众阶层之间的支配性关系。
「资产阶级的复辟」：历史的讽刺？
文革的原旨是积极阻遏社会主义的「倒退」倾向。在这里我大胆断言，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话， 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神话。毛式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退落回资本主义中。我认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关键在于对这一论断的内涵作何种具体理解。不可否认，「继续革命」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随。然而，毛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证明，我们应当将颠覆的威胁视为一个更广泛复杂的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晚期毛思想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事实上，更大的危险往往被「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夜半恐怖故事所掩盖和混淆。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韩丁（William Hinton）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这个比喻来传达「复辟」这项命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几十年里对中国的改变远超过过去两千多年的变动。但现在这把火已燃烧殆尽。 当火焰逐渐衰退，人们渐渐看出社会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深刻。火焰烧掉了叶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盘根错节依旧存在，现在新芽正发荣滋长，将革命的创新成果一个接连一个的挤压到一旁，乃至完全掩盖了。（注二十九）
韩丁的生动比喻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历史决定观，即，现况是由过去的残余势力决定的。然而，正如我前所述，现况往往亦包涵着其自身矛盾运动的根源。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颠倒的。或许那些幸免于革命烈火的深根和种子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发芽结果，或许某些潜藏的残留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并且最终能重新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权内部的「雾月党人」之密切配合下，正如毛早就预言）。但是，光凭农民宅边的三分自留地、自由市场卖几个鸡蛋、或路旁的馄饨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揭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完全否认「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会漫长的多，至少会比毛后中国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完成的快速「复辟」要长久的多。然而，近二十年的事实恰好证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是为一个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政治逻辑所支配，它走的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它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由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精英力量最终和各类自发势力相汇合，最终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极为迅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式文革理论则起了混淆和转移众人视听的作用。晚期毛主义过于注重于过去传统的残余、来自下层的小生产倾向、和来自政权内部的阴险「走资派」以及他们的「路线」，其「资本主义复辟」理论扭曲和蒙蔽了革命后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及其结构性基础。
本文从《中国与社会主义》对毛后中国「市场路线」的犀利批判出发，以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看法为基础，我试图阐明以下几个相关的论点。首先，深入严谨的阶级分析不应只停留在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阶级后果，而应进一步研讨市场化的阶级动因。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改革」必需放在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会主义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大众民主参与，这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历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其实这也是第三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批判视野不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同时批判资本和国家、资本积累和官僚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结构和历史的联系。
的确，诚如汪晖所言，「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确，「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注三十）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在中国面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今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任务已不再重要，甚至已经过时？本文得出的答案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后阶段（post-socialist）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必需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无情自我批判密切地结合起来，并肩齐进。本文的目的正是探究这两种批判任务之间的关联及其有机性，并尝试营造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更深入和广泛的批判性框架。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记取一些什么教训？我认为，暂且不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是否可能，或是否应该，至少有一个教训特别引人注目：即，没有实质性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诚如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所提出的告诫，社会主义不是「放在革命党人口袋中的信条」,「在本质上是不能通过法规或指令来实现的」，而只可能通过大众政治过程中所富含的实质性民主之钥才能获得成功。在她简洁的话语中：
负面的破坏可以靠法令来完成，但正面的创建单靠法令是行不通的。新的领域。数以千计的新问题。只有实践才能纠正错误和开拓新的方法。只有不受阻碍、活力盎然的生活才能发展出千姿百态的新形式和临机应变，燃起创造的力量，并自身纠正错误的尝试。在自由受缚的国度里，公共生活极其乏善可陈、令人生厌、呆板无趣、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排除了民主，断绝了精神富足和进步的活的源泉。（注三十一）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诚如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如何建造一个在「手段，策略和目标上都既民主又革命」的社会主义，（注三十二）并确保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不会蜕变为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民主必然是同一个计划，真正的革命绝不应变为中途休憩的小站。
我在本文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缺乏大众民主，目的并不是在一旁数落革命过去的失败，而是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革命局限性之历史意义。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必定要支付出极高的历史代价，着实要比思想上的限制和社会精神生活贫乏要巨大而沉重得多。至此，我相信这也是响应《中国与社会主义》所关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看起来似乎能促进社会主义革新的改革过程，到头来却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在中国和世界其它不少地方，后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给予研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出现，为抵抗资本主义提供了系统而有力的政治伦理典范及出路。然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却制造出了一套非常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这些国家原来的形态大多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采取过很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时代的中国）。但是，它们却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集中而且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生产数据和分配国有化的同时没有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社会化。它们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势必会演化到它的反面。而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制的废除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最终消除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手段。
然而，在革命后社会中，劳动异化及其政治权力基础的持续存在导致了致命的历史后果。今日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存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它自身的蜕变负责，当然这只能说是后见之明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形态为它日后的资本主义化准备了至为关键的要素，意即，它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积累功能。首先，它复制和延续了劳工阶级的被支配与被剥削地位；其次，在没有大众民主监控之下，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和享用社会资产。这些条件对于日后的转型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还未必一定充分。最后的开花结果或突破，则要等待某个有利契机的来临，那就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原先几十年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所积蓄起来的巨大财富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所谓的“第一桶金”），从而最终获得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是通过垄断的政治权力将本应属于民众的国有资产大批转化为私人资本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一开始通常出自统治阶层意欲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然而，最终却必然会成为他们另辟蹊径或曰「跳船」的大好机会——从而完成从政治权力拥有者到经济资本拥有者的自我转变。
列宁曾说过，历史会出现很多魔术般的变形。从当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来看，我们不妨问，「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真的会是通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途中的一站吗？我想，以下的提问未必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是否能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此类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道路中的一个曲线迂回？另外，有无这种可能，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并不像我们原先所相信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社会英勇的掘墓人，事实上，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资本主义（至少是某一类的资本主义）的助产士？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绝大讽刺和悲剧。
扬子江论坛
2011-08-06 16:30:25 扬子江论坛
深入严谨的阶级分析不应只停留在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阶级后果，而应进一步研讨市场化的阶级动因。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改革」必需放在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会主义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大众民主参与，这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历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其实这也是第三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批判视野不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同时批判资本和国家、资本积累和官僚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结构和历史的联系。
南瓜小酒
2022-07-31 12:45:47 南瓜小酒
实现社会主义也需要原始积累，只要原始积累是合理合法且和平的方式，就有理由想信我们的积累不是为了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
历史长河中，人民的决定性力量也决定了我们最终选择的不是人压迫人，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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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15 23:3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