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男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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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一）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男

2016年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也就是“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总后勤部这个报告文本一直未完全公之于众，对毛泽东这封信的解读也众说纷纭，对这份报告和这封信引发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也存在不同的评价。作为一个史学爱好者，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分析，以求接近历史的本相。

军队“搞好农副业生产”报告的由来
201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原总后勤部已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更名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是物是人非，好在该部门主管军队农副业生产的职能还在。如今的年轻人在奋斗“中国梦”的今天，对当年简单的一个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竟然引发中共领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已感到遥远和惊诧，好在一些当事人的记忆和相关档案还能考据分析。

邱会作在荒年接任总后勤部部长，粮食问题开始发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权威记载：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中央军委于1959年8月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集团”和“资产阶级路线”。会后，全军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争。

此记载，说清了共和国首任国防部长、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台的情况，同时也记录了各大单位进行了“反右倾”的斗争，更关键的是表明军队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彭德怀下台，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一职。在“各大单位”之列的军委总后勤部也作为“路线清查”的重灾区，领导层易人换将。林彪便在这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推举了总后勤部副部长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

邱会作，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在兴国扩军时入伍，1955年他刚过40岁，就被授予中将军衔。据说，他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红区不如白区吃香，老红军不如造反派管用。”这话不知道真假，但他嫌评中将衔低了发牢骚是真，好长时间不喜欢穿军装，经常穿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许多总后机关和后勤学院的老人对他有此印象。

在“文革”前因乱发牢骚、生活作风腐化，邱会作曾受到一些老同志的批评。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曾指示总后召开党委民主生活会对其帮助，这些均有档案可查。从另一个方面讲，作为一名老红军，邱会作对毛泽东满怀忠诚，对林彪感恩。另外因周恩来在长征前曾救其一命，邱会作也一直感激不尽。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邱会作上任发挥年富力强、勤于思考的特点，工作有干劲。这也是当时一些老同志的印象。

挑选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在当时算是优中选优。

一位老人如是说：“林彪用了一些犯了错和罪的人，但林彪从来没用过一个怂人。”这也即是说，用人不看小节看本事，这是林彪在战争年代和特殊岁月的风格。

邱会作后来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关进牢狱，并被开除党籍、剥夺中将军衔，那是后话。当时由林彪提名、周恩来认可，并向毛泽东推荐，是因为邱会作的确算是一个军队后勤的行家。

1929年，邱会作参加地方武装不久，就被编入红三军。1934年9月开始，就纳入军委总供给部当统计员，并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担任军委四局科长。到达延安后，任军委总供给部粮油处长、副部长。后来到新四军、去东北、南下等，曾在中南军区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9年重回后勤战线，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在战争年代，他为边区筹粮，特别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粮食，深得军委欣赏。

1959年10月，经过“反右倾”斗争的军委总后勤部新班子开始运行。按惯例，当党委主要领导变更以后，这届班子就俗称为“新一届”。邱会作上任之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后，便带领新班子“反右破局”。

1958年时中国政治上有一个口号，那就是“大跃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在回忆中，经常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这也难怪，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探索之初，全国上下怀着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热情，总免不了情绪高亢地以主观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用政治激情焕发冲天的干劲，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口号。对此，应当看为一种建设发展时期的幼稚病，若把这归咎于某一个人的过错，似乎有失公允。

2014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当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主要回忆了1956年至1966年期间的中苏关系。从这本书中，我们便可窥见，当时苏共也有一种“跃进风”，苏联的领导人认为可以迅速与美国平起平坐，我国也很快有了“超英赶美”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索中，“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口号，被当时许多人接纳，那是一种集体迷茫……

对1958年的问题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看法，史学界也没有相对统一的说法。笔者查阅历史档案，1958年除了局部旱涝，但总体天灾不甚明显。还有老人讲，1958年还是历史上的一个丰收年。也有当时记忆，人民公社食堂是放开吃，但总是吃不饱……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1958年全国收成良好，但丰收之前浮夸风就开始了，这边地里没有“颗粒归仓”，那边已放出了增产丰收的“口号”，实际收成与进入国库的数目不符。同时，放开肚皮吃饭也浪费较大。还有一些地方夸大了当年的收成实情，用粮食喂牲口，用粮食制造工业用品，甚至用粮食养鱼喂虾，把收上来的粮食也糟蹋不少。

1959年春，国家粮食告急，政府则采取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政策，造成了许多地方出现恐慌，许多公共食堂也面临关门。粮食成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中的一个拦路虎。更有甚的是从1959年开始，全国性的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一袭三年，老百姓挨饿，几百万军队也告急！

粮食告急，最有感触的应当是各地群众和当地政府，可惜因为“反右”起劲，各级政府怕落后，个别地方饿死了人，但信息渠道被阻断。但渠道再被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情况反映到上层，毛泽东亲自向个别省委了解灾情，中央就派军队去了解情况。

据多名军队领导在回忆中记述，他们都接到周恩来等人的指示，亲自到过一线去了解情况，核清实情。

2011年，邱会作对其子邱程光说：1960年5月，广西横县致电曾在广西工作过的邱会作，要求接济军粮1万斤救命。邱接电后报周总理，并奉周总理命令秘密查看，结果发现县委书记已饿得卧床不起……

当时国难便是军情。据了解，除了总后勤部调集粮食，还有空军、铁道兵及基层部队，也参加了全国性的救灾。

粮食！军队农副业生产关注的粮食问题，就从这时开始发酵，并由此引出更深远的话题。

前任洪学智发出的加强农副业生产的号召被批判
1959年开始的灾情也自然涉及军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库无收自然影响军队吃粮。

最初，军委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接到部队补助粮食难以到位的电话不断。据军需专业的老人回忆：长期以来，军队钱粮供应采取标准加补助，这也就是正常标准的一部分，遇到部队执行任务，包括军事行动、国防施工、训练演练，特别是担任战备值班的全训部队，则要给予适当补助。但在这一年到了放粮季节，补助粮食还没下拨到位。怎么办？开始部队来电话催。实在等不及，就跑到北京求助。

但跑到北京也没办法。三个方面原因导致“没办法”：一是整个国家闹粮荒，有指标，没粮食，只能开“空头支票”；二是掌握的粮食有限，军委领导今天来个电话、部领导明天拿个条子，只有保证先救急救命。三是当时还在进行“反右”斗争，全面号召“大跃进”，军政教育不敢半点松懈，想别的办法也不敢说出来……

一位老军需讲：福建部队来要粮，说是炮击金门的部队伙食不达标，要优先办理。我说没办法，西藏平叛的补助粮还没备齐呢！对方说：那你给我们想办法，给粮票我们去买，或者给政策我们自己想办法。我说：“同志哥，对不起，你自己看着办！”

查阅1960年8月的《后勤》杂志，这本由毛泽东题名的总后机关刊物，在这一期“军需部”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进一步加强被装物资管理》，关于粮食的事只字未提；在“司务长工作”一隅，还有一篇来自部队的《怎么做好经委会查账工作》。一边是沉默，一边是严管。当时情形大概如此。

不过弄清当时的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要考虑进去，那就是庐山会议的阴影还在。这个所谓的“阴影”，根子在前任部长洪学智，因为洪学智在下台前，刚开了一个会议，那就是全军农副业生产会。

对洪学智，大多数从事史学工作的人应熟悉：老红军，来自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就是名将，进东北到林彪手下时，林曾考虑用其当参谋长。后来到朝鲜，彭德怀一直对洪很欣赏。战争结束，彭德怀有一句话大意是：假若抗美援朝我打了胜仗，首先我感谢高麻子（高岗）、洪麻子（洪学智）。这不是一般的奖赏。所以，干部不看出身和经历，主要看能力！

洪学智搞过军事，又搞过政工，就是没搞过后勤，觉得在后方不如在前线过瘾。但彭德怀就是看上了他的谋划、组织和执行力，在朝鲜洪学智被委以志愿军后勤司令重任。回国后，又让洪学智接替到总参担任总长的黄克诚，担任了军委后勤部部长。

老人讲，洪学智的特点是心里装着军队搞后勤。具体地讲，就是围绕作战搞后勤。老人们讲这句话，是讲他与一些后勤领导的区别。而洪学智的夫人张文女士，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前夕对笔者讲：洪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惜人才，善用人，善用德才兼备能托底的人。这话放在现在也很具有针对性。

洪学智下台前，在广州开了一个全军农副业生产会议，全军主管后勤的各级首长和后勤部长都参加了。洪在这次会议上除了讲军队的形势，主要讲了“军队农副业生产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军队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提法，还讲了人民公社“五位一体”，要向工农兵学商发展等。他在会议上要求，军队要考虑国家困难，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努力达到部队农副食品自给。

洪学智的讲话是1958年底讲的，之后全军也做了部署。但谁也想不到他那么快就被打倒，并被发配到东北去当了一个省的厅长。

洪学智走了，其“反党集团”黑干将的思想自然受到批判。他强调毛泽东指出的军队“三队”任务没有错，但有人认为“军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是不讲政治，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讲的意义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意义”。一堆大帽子，把全军农副业生产的热情又浇了回去。

洪学智发出加强农副业生产的号召被批判，继任者邱会作也害怕重提，但形势的发展让他不得不提，而且他看到又产生了重提的环境和条件……

王希克率先主张重上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方案
叙述至此，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一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在“文革”期间担任总后“文办主任”，后被提拔为总后副部长，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免予起诉的王希克将军。

这个名字有点洋味的将军是辽宁人，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转入新四军四师任宣传科长，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后勤二分部部长兼政委，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

按老人们的说法：王希克有水平，能写能干。1964年授衔时，是为数不多的非红军时期入伍的少将，才40多岁。可惜……老人们说到此处欲言又止，主要可惜“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当时，王希克率先主张重上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方案。邱会作先是沉默，没有过多表态，只讲多想些办法。王希克找过邱会作后回到部里，让给养、农副业生产的部门罗列了打猎、养猪、抓田鼠、采竹笋、挖野菜等几十种办法，指导部队改善生活，补贴口粮。

笔者查询了1960年王希克在军需生产会议上的总结。这个特别“能写能干”的二级部部长，用“跟、靠、供、管、干”五个字总结了一年的工作，主要讲跟政治、靠群众、供给好省、加强管理和鼓足干劲。这是一篇很讲政治性的总结，而对1960年的工作，重点强调学习、管理、节约等，对农副业生产提法还是传统的养猪种菜。而在报刊发表时，王希克只节选了一年来的军需工作的几点体会，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均未发表。这件事又可谓动了脑筋！

然而，王希克在实际工作中却明显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1960年，全国灾情越来越严重，粮食大减产，军地开始争粮，军队不搞生产不行了！

一位军需部办公室老人记得，王希克从部队跑了一圈回来说，再不想办法，我也回去开荒种地去，不然会饿死人的。

其实，王希克的话原版也不源于他，部队反映就是如此。

当时，在部队内部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大量军人家属在家挨饿受不了，来到部队赶也赶不走，宁可在部队等死也不愿回去饿死……

关键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加剧。早先，部队两菜一汤，还有点油水，勉强可以维持。后来，油水少了，战士饭量大增，一天要吃两三斤米。

笔者20世纪80年代下部队时，老兵还在介绍当年抢饭的经验，这是典型的“饥饿理论”：“一碗平、两碗欠、三碗尖”，否则第一碗打多了，多吃两口，第二碗就打不上了。

邱会作的老办法
大量情况反映到高级领导层，林彪、周恩来、贺龙、叶剑英及各军兵种、部领导把矛盾交到总后。邱会作的回忆对此有记述：“1960年夏天叶剑英到青岛疗养，当地（驻军）军长因缺粮，带着超支万把斤的粮单子闯去求见……叶剑英为难，但还是给我打电话。后来，打了个招呼批准报销。”对此，叶剑英指示邱会作，一定要想些办法让部队吃饱。

1942年4月12日，朱德、贺龙等视察南泥湾

元帅有令，邱会作很听话。他对叶剑英也很尊敬，“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他，是叶剑英把他藏起来躲过了不少折腾。后来，他在军委办事组奉命搜集叶剑英所谓反党的材料，这件事让他晚年很不安心。

当时，不仅仅是叶剑英有指示，代替病中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贺龙也让他想办法，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也给他不断加压，邱会作听在耳中，急在心里，这使他不得不思考当年他在延安的老办法。

延安时期，邱会作所在的部门，最主要的就是负责军委和部队的“吃穿”二事，而恰恰就是这两个字，成为了边区最大的难事。

这一切，都是对我党的根据地政权和军队后勤的严峻的挑战。延安红色大本营发出了考问：“没粮吃、没衣穿，怎么办？”

据笔者20世纪80年代末三去延安调查所知，抗战前后延安的困难就已凸现出来。

“有一枪仅四五发子弹者，有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朱德早在抗战之初，就陈述了八路军的困难。但这仅为一个方面，而更为困苦的是陕北人稀地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税征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另外在抗战爆发之后，大量人员拥入延安，也增加了保障难题。到了1939年，由于内忧外患，延安的饥饿、贫困已达顶峰。

毛泽东曾对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萧劲光有过这样一席讲话：“我看出有三个办法：第一个，革命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最后，毛泽东说：“第三，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这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著名论断提出的背景。

由洪学智审定的《解放军后勤史》，也记录了这次军民大生产活动：

1939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号召，提出了生产自给的任务。1940年底，部队大部先完成一个半月粮食自给的任务。1941年，全体官兵掀起了农、副、工、商全面的发展大生产运动。此间，著名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垦荒，开辟了塞上江南，便是这一运动的真实写照。

此事，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自己动手”，具体举措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军委在向全军发出的指示中，是强调“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一边学习”。“三个一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思想。

邱会作对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兴起也有一种表述。据邱会作回忆，1937年秋，也即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年，他作为军委供给部的领导，在听取汇报工作中，发现延安西北的高桥军械仓库（当时军械、军工均属于后勤），自己动手抓生产，粮食副食自给有余，便向中央军委领导李富春汇报，李富春让其写个材料报给了毛泽东。“报告呈上去不久，毛主席找李富春和我去谈。他说‘兴国佬，报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决的方法’。”接着，毛泽东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大意是军队和政府搞生产，找到了一条出路，否则我们生存不下去，敌人不打自灭。我们的供应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国家政府给，三是人民负担，再加上一条，自己动手搞生产。由此，毛泽东部署了延安军队和政府搞生产：“1938年小搞，根据经验，准备以后大搞。先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做起。”

按照这极具现场感，又有逻辑关系，且与后来向全军发令搞生产相关联的链条，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是毛泽东确对军队（包括军事化的政府）后勤有了一个科学总结。

从1927年到1937年，军队打了十年仗，军队后勤究竟怎么搞？毛泽东从取之于敌、国家政府给、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四个维度进行了总结，找到了军队生存发展之路。笔者长期从事军事后勤工作，认为毛泽东这次谈话虽为“闲聊”，却是给军队保障工作“指路”，也是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发轫……

后来，延安开展军民大生产，并带动各根据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我党领导下的军民渡过难关，其结果不必再述。在此只是说明邱会作曾参与毛泽东谋划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他深知毛泽东对军民一体、自力更生主张的想法，也反映其对生产自救的方式方法轻车熟路。

邱会作决心冒点“政治风险”
这里还有个情况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外地休养的林彪听警卫讲粮食出了问题，也要求下大力改善部队生活。

邱会作有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当时，林彪多病，林办保健人员多为总后派遣，邱会作对林办医保人员非常关心，在关心之中也获知林彪关注的事情。林彪关注军队粮荒，并要求改善部队生活，这让他心里有了底气，最后下定决心冒点“政治风险”。

1961年春节前，邱会作找来王希克等人，让马上起草请示：一是向军委报告当前形势，说明粮食供应难于维系，增加伙食费也难于买到粮食。二是建议部队自己迅速动手生产。即开春在即，抓住农时……

邱会作修改签发，先把报告递给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料，罗瑞卿春节工作忙，把报告压了几天。邱会作一看快到正月十五还没音讯，着急了，让人乘飞机把报告递给在苏州休养的林彪。

当时，林彪虽然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由副主席贺龙负责，但林彪关心此事后军委十分重视，认真落实。不几天，罗瑞卿就打电话请邱会作到他那里面谈。罗见面便告诉邱，报告林总批了。

林彪指示：报告对如何解决部队当前困难考虑到具体实情，又能解决问题，应当以军委的名义批准下去。目前“全军中心的任务先解决吃饭和力求不发生浮肿病，以保军队的战斗力”。

林彪这段批示是邱会作晚年回忆的，难免在字词上存在个别失准，但中心内容应差不多。从中也可看出林彪对邱会作工作的肯定。

1961年初，经过军委批准，全军发出文件，生产自救迈出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军委号令部队不得与地方争抢粮食，并负有保护的重任。同时强调，从这年开始，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明确了全军扩大规模抓好养猪种菜。

就这样，经历一番折腾之后，农副业生产纳入军队后勤中心工作。

当时承办过文件的老人讲：1961年仅仅是个开头，除强调农副业生产之外，有两点正在谋划，一是准备一部分部队专门从事农副业生产；二是扩大在基本伙食单位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团以上单位基地化的农场生产。当时有一个全军开荒120万亩的计划，但涉及用兵得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必须按程序向前推进……

战争年代，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灾荒年代，生产长一寸，军稳地也稳。那时军队是在趋稳向好，但随军家属、临时来部队家属和军工人员还是难于稳定，推到社会上，还会影响军心。在这一点上，军队自己想了很多办法。

到了自然灾害中后期，全国各地的小钢炉下马，军队就瞅准这个好机会，以备战要钢铁为由，在国务院的支持下，接收转产，建起了全军八一钢铁厂，沈阳军区建起抚顺钢铁厂、北京军区建起邯郸钢铁厂、福州军区建起邵武钢铁厂等。

据老同志回忆，能成功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家属工厂。

那时，军队能工巧匠多，家属大多来自农村，粗加工、轻工产品生产还能胜任。如军队办起鞋袜工厂、厨具工厂、瓜子加工厂等，办一个成一个。当时，全国计划经济，军队加工产品不准流通，全军便自产自销。反正是从左边口袋掏到右边口袋，军内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

比较有名的是床垫加工。过去，南方用竹垫子，中原用草垫子，寒区用棕垫子，这个需求庞大，属于消耗品，每年都要向国家计委订购。但在灾年无粮哪还有生产？部队便尝试自己加工，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能省去储存。这个工作很实惠，几乎生产出来就发运，发运到位就结算，家属和工人拿到钱都乐哈哈。

除开办工厂外，“军队还办了一些服务性企业，如维修建设营房、生活用具修理、军马饲料加工，解决了实际困难”。同时，也安排了国家劳力。

不过，最令总后多年难忘的是建设炼油厂。军队炼钢没成功多少，但炼油可以。当时，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是与总后政委李聚奎对调的干部，总后一找，两家拍手而定。此事又得到周恩来支持，马上开建，到了后期，军队炼油厂规模越搞越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保持了总后的一些地方石油管理局……

1959年10月，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

说起这个事，总后勤部老人都夸奖邱会作和当时军需给养部门：“邱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肯动脑筋，也好大喜功。当时，全军搞开发的点子多，他很善于推广，看哪里好就批转和开现场会，开现场会他就到现场鼓动！”

老人们讲到后来军队停止经商和现在禁止有偿服务的问题时，同声感叹：这是我们军队的特征，这支打土豪、分田地的军队，历来都有搞家务的能力，只要有条件，马上就可以搞，而且搞得大。这在当时是个好事，在现在国家后勤的前提下，应当注意啦！

老人们讲的话不假，这件事有全军智慧，有军需部门推动，还有邱会作等总后领导的添油加火，在当时的确被传为佳话。

笔者顺着总后军需部门老人的话，再次关注了此间的《解放军报》和《后勤》杂志，这一报一刊是当时后勤方针、政策动向的宣传阵地。从1958年底到1960年底两年间，这两个媒体上讲的多数是节约、利废和自己动手修修补补。但是1961年1月的《后勤》开篇，就突出体现了《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部队大生产运动的题词》，文章不仅配发了毛泽东题词手迹，而且还配发了以“军需部”名义撰写的长文。

这些文章不仅讲了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意义，还讲了养猪“见母就留”等措施。文章号召部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有重返“南泥湾”之味。

除了生产，报刊还大力宣传新的军队粮食管理制度，即军用价购粮支票、军内粮食管理制度，规范了粮食跟着薪金走等。

无疑，这都是王希克的杰作和邱会作的后勤思路。到了灾荒后期，全军农副业生产基本形成大抓的格局。

那几年，全军开辟农场约800万亩。其中，有地方作为三年自然灾害欠缺部队供应的补偿，更多的是全军官兵自己开荒造田，如围海围滩、开山造田、填昆明湖都是那时的“杰作”。

老人们记得大的农场有广州军区牛田洋农场、南京军区阜阳西湖农场，还有东北嫩江农场等。粗略估计，按当时市值就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

再后来，这些农场、马场和“自留地”经过企业化改造，特别是抽出兵力来专司主营，军队副食达到了大部自给，粮食除了补贴还节余援助国家，更多的是丰富了部队餐桌，个别部队餐桌上由一菜变成了三菜一汤……

杨括的提醒
那些年，政治上“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接踵而至。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开展阶级斗争的口号。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是具体的运动和斗争，军委总部同其他机关一样，都必须保证不迷失航向。

总后勤部抓农副业生产，虽然得到军委首肯，但方向对不对、路线正不正，在这风口浪尖上难免要掂量掂量。

“一开始，邱会作为什么没有大抓农副业生产？他也有这点考虑。当时，总后班子有不同的看法，总政也认为冲击了教育。但后来饿死人，林彪出来说话，军委老总们支持，毛主席也默认，他才大抓大办。‘四清’运动一来，邱会作比较警觉，特别是部队反映许多干部多吃多占，都是农副业生产惹的祸……邱会作虽然没表态，但机关上下都感到压力。”老同志还记得在这个节骨眼，大概是1965年间到1966年初的情形。

这时，王希克因为大抓农副业生产变成了红人，又晋升为少将，干劲更大了。生产等方面实际而又具体的工作都是他在抓，的确卓有成效。当然，也有人给他提醒，但他似乎并没有邱会作想得那么多。

1966年初，总后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调查，听到占用部队搞生产经营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影响创建“五好连队”和败坏部队风气的传闻，便有人在不小范围内提了个醒——这个人便是杨括！

杨括何许人也？杨括时任总后勤部参谋长。这位江西籍领导并非根据地的老红军，而是1936年参加民先队，1937年加入八路军的抗战干部，担任过抗大文工团长、八路军前方队列主任、华北局军政处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任总后勤部秘书处长、计划局长、副参谋长。别看这些职位不高，却都是军地、志愿军、总部的重头岗位，属于在核心机关工作。

老人们回忆：此人有文化，综合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很强。

据说，曾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对此人很欣赏。洪学智当部长时也对此人大胆使用。1964年晋职时，杨括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是抗战时期入伍的晋将干部。更重要的是邱会作任部长后，先是让其担任司令部副参谋长，继而提拔为参谋长。

许多人知道，军队参谋长可不是普通角色，如解放军总参谋长，跟总政治部首长一样，比一般部门要高出一格。邱会作这个总后勤部部长，后来也是副总参谋长兼任。杨括在总后勤部担任参谋长虽是一个二级部首长，却是总后勤部的龙头部门，主要面向首长机关和部队，负责全局性的工作。

杨括之所以被历任首长重用，特别是在黄克诚、洪学智被打倒后，邱会作还要重用他，主要是邱会作也发现此人有思想水平，工作有魄力，文字能力也很强，敢于建议谏言，是一个后勤通，也是一个能拿主意的人。

刚提拔参谋长不到一年，杨括和王希克等一样，工作干劲大，热情高。

那是杨括深得邱会作信任之时，军队发生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所谓“反党”问题。当时，全军高级干部都要揭发批判罗瑞卿，邱会作让杨括等人帮助自己整理资料，杨括就敏锐地捕捉到一些信号，如林彪等人强加给罗瑞卿的“不突出政治，利用大比武冲击学习毛泽东思想”，杨括就在总后领导中提醒，要检查总后工作指导上是不是有类似问题。

经过下部队调查，农副业生产经营问题的确有群众反映。杨括就给王希克讲：对农副业生产要科学分析。当时，饿死人的状况下，搞农副业生产是正确的，现在风向变了，对这个问题“一是要看，二是要稳”。

王希克给部里小范围打了招呼，变了一个字，即“一是要看，二是要缓”。这两句话老人们多年后还记得。

在当时，总后的杨括、王希克，还有后来的陈庞等都是邱会作重用的一批年轻得力干部。后来，王希克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总后文办主任，与陈庞等被提升总后副部长，杨括却因被红卫兵逼着说了一句“邱会作是‘三反分子’”，而与邱会作交恶，那是后话。在当时，杨括的提醒无疑得到了大家的重视。

风声中上呈加强农副业生产报告
在大搞农副业生产问题上，王希克是推动者。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也有些担忧。见邱会作有些疑虑，他也在暗自思谋。老人记得：王希克转到大家办公室，丢下这么一句话，“我们搞农副业生产不会有错，关键是这几年毛主席再没表态，缺个‘尚方宝剑’”。

怎么是缺“尚方宝剑”呢？毛泽东在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同时，不是要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吗？当时，一般业务干部还理解不了王希克讲这话的含意。

王希克有了这个考虑，便找总后领导建议，希望把当时军队农副业生产梳理一下，给军委和林副主席上个件，这样一是报告工作，二是摸一摸底，如果是大方向，那就一定要坚持，如果军委有指示，那就按军委指示办。总之，出了问题上面兜着，政治上最好别担风险，因为这种风险成本太大！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的确是一个“好思路”，也是在政治旋涡里的人必定选择的一条路。据说，邱会作当时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王希克本身就是笔杆子，加上心里有些焦急，回去后就部署办公室、给养局、生产部门汇总情况，他亲自写提纲，组织大家搞了一个《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全军农副业生产情况》报告，文中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

为什么要加上“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这是王希克的意见：一是大抓农副业生产是林副主席的指示，二是现在讲林副主席领导农副业生产保险系数大。

报告写好后送给杨括，杨括看了后马上打电话给王希克，提了几条意见：一是文字不宜太多，有的内容是可以附表，正文一定要简短；二是不要以军需部上报，直接以总后勤部名义上报，这样邱部长签呈好说话；三是不要扯到林副主席，提到林副主席他自己也不好表态。

这三条意见是老人们在修改中转述的，不一定准确，但大概意思不会有错。从这三条可以看出，杨括的政治水平的确过人，既体现了对工作负责，也反映了给上下把关。

总之，王希克当时急于把此事促成，修改这份报告完全按照杨括的意见进行。

是夜，总后勤部军需部灯火通明，几位写材料的进行了分工，一部分人写正文，一部分人汇总表格。正文部分写好，就由王希克审稿。这样，一篇不到1500字的报告，很快就形成了：

军委：

军队农副业生产，去年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共收获粮食7亿斤。这仅是农场的生产，还不包括军马场生产的7500万斤粮食和连队业余生产的少量粮食。

从内部材料看，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从今年起到1968年，要达到粮食、肉食、蔬菜三自给。我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完全可取的。同时，也启发我们进一步理解林副主席对军队抓好农副业生产的指示的重大意义。我军的农副业生产，如以步兵师为单位，从收获的粮食数量来计算，去年已有8个师达到口粮自给，并自给有余，另有10个师达到大部自给。（统计表附后）

接着，报告了军队农副业生产的发展状况：“现在一般的情况还好，但除一些军区……”这里表扬了沈阳、南京、济南军区是“促进派”，指出了一些军区是“维持派”，即北京军区、广州军区的“上不去”和“还有减产的问题”（大概未提到的单位是中间派）。

报告突出反映：“以几年的情况来看，林副主席决定军队搞生产是英明的决策。”并从恢复我军老传统、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为国家生产一批粮食、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农副业训练，以及边疆部队搞生产更是有特殊意义等，进行了简要阐述。

最后，报告提出了总后勤部党委机关的总体想法：

在国家还没过关之前，假如部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储存四五十亿斤粮食（努力一点，有三年就可办到），就准备好了大概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我们的意见，可能不妥当，仅供考虑。特此报告。

一位曾在司令部计划局（当时尚未称“战勤计划局”）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这个报告写好后，是王希克带人来与杨参谋长商呈的，杨看后着重增改了第四条内容，即“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农副业训练”，因为这一点直接回答部队的一些反映和意见……报告改好后，杨参谋长直接联系小院（邱会作住处）送签，然后就让我们与文电组打印上呈。“这一天是1966年5月1日，我们当时放假加班印象很深刻。文件号是‘后办字407号’。开始定的是‘秘密’等级，后来邱会作签发时定为‘机密’，我们当时理解可能是报告有对两个军区的批评。”

这位老人特别强调：我们办件时，就当一般文件。因为这类文件多，按惯例上报军委常委，军办萧向荣主任和杨成武代总长等，一共20份。老人想了半天说：好像没有报总政领导……

当时，可能总后勤部，包括邱会作在内也没想到，这个件到了林彪那里，林彪把件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大批特批，整整批示了800多字，比报告正文的一半还长，而且由此提出共产主义教育实践的蓝图，并提出了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这件事，发生在总后勤部的报告呈上后的一周内，也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9天，的确耐人寻味。而邱会作晚年对这件事的回忆，也似藏似露地给后人一些信息：

1966年春，全军农副业生产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取得很大成绩。4月间，我以总后勤部及我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写了《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林彪看了认为很好，转呈给毛主席。5月7日，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长信。

据笔者考证，邱会作所提的《关于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应为《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邱会作回忆中还提及他还讲述了边防、海岛及少数民族地区军队农副业生产的问题，但这份由林彪批转的报告中未见提及。

邱会作的回忆以与其子对话的方式出现，是记忆上的失误还是手头缺少资料？至少在时间、背景、动机和形式上也有存疑，这需要史学者进一步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报告的出台过程，以及基本内容。因为毛泽东的批示是据此而来，弄清这个基本方向，是认识毛泽东设计共产主义“理想王国”的重要基石！（未完待续）

《党史博览》 2017年第8期

Gowest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二）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 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如同万花筒一般的世界。 “大跃进” “四清” “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陆续展开。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共产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穷思竭虑。毛泽东在此间的思想，既反映了要反帝、防修，同资产阶级做斗争，又要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引导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进入“理想王国”。

毛泽东对 “理想王国”的不断探索
力推《张鲁传》的背后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与会者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的批注。

第一个批语铅印件，毛泽东用笔画去没有用。深思后，他另写了一个，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

从1955年下半年起至1956年，全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又经过“百家争鸣”的运动，在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两个月，也就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并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不是在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就是在会场上吹响“跃进”的号角，或是深入田间地头视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在北京停留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当时，广大农民刚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政治上得翻身，生活上得安定。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要为农村选择一个途径，让农民由合作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由此，他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

毛泽东发现，《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这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1958年7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全社9369户，合计43263人。大社建成后分八部、一办，即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财经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教卫生部和联合办公室。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本身就有些“国中之国”的意味。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许多文章还记录着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赶的是洋犁洋耙，洗脸盒子（高音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

除了美好前景，还有运行方式。那即是听号上工、以队编组、劳动计分，吃饭食堂、福利共享、教育免费，收成归公、集体所有、年底分红。优越性在于“一大二公”。

河南省一个嵖岈山还不够，很快便有了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山西、河北、安徽等乃至全中国，很快有了一大批人民公社。从巴黎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再到后来“文革”中的上海人民公社，人民群众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纠缠了相当一个时期。这不是中国人的想象贫乏，而是“好大”与“必公”，成为中国人共同接受的价值和梦幻般的畅想！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这样走进了领袖的视野。

毛泽东很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他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寻找到了与《张鲁传》记载类似的现实答案，便对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式极为欣赏，因为这与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

毛泽东立即修改批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为乐”的情况有何共同点。

当毛泽东来到新乡县七里营看到农民干劲十足时，便兴奋地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一不小心踩到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擦拭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当看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毛泽东说出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的最高评价。

与此同时，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毛泽东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表达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然而，就在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事了。一些地方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关心，农民在大食堂吃得不好也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疾病蔓延很快，有些地方出现浮夸风、“共产风”和饿死人现象。

这时，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国际上也有议论。但毛泽东看到的主流还是人民公社的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全面表述了自己的思考：“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口头的说教显然平息不了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时再把《张鲁传》作为武器拿将出来。这是他用借古论今的做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这种模式，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的功绩有多高，地位有多重，也不是他有什么雄才大略，更不是欣赏他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具体说来，毛泽东看重的是张鲁实行的道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他要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运用到正在推进的公社化运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张鲁和他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深思熟虑，二易其稿，精心为《张鲁传》做了批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中下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 （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 “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 〔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 “冯太尉（原著作 ‘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 “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 （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 （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 （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 “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 （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 （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张鲁传》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优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不仅是注意，而且是人民公社一经成立，就运行了20多年。这20多年实践与探索，在中国改革大潮前夕才尘埃落定。

不管后来怎么评说，至少这个“一大二公”的美好体制的弊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已被毛泽东认识。否则，就难于产生“五七指示”，也不可能另辟蹊径出现“五七道路”！

进而关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2015年5月，《百年潮》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的一篇文章，题为《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前后》。文中透露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根据毛泽东指示，结合江西的实际，决定创办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

江西共大与人民公社有异，也与“军队农副业生产”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毛泽东为何对创办这样的特殊大学感兴趣，并又在林彪转呈的军队报告上重点落笔。

1958年初，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第九局（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按照毛泽东“下去多接触农业、做些调查研究”的要求，到江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

汪东兴从1947年3月撤离延安的当天，从中央社会调查部二室主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安排形影不离的汪东兴到江西任职，说法多种多样，但让其锻炼、调查研究和完成一些专项工作，这肯定是主要因素。

从后来的结果看，汪东兴此行与其说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倒不如说是去实现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什么夙愿？肯定不是人民公社。因为从汪东兴任职的时间看，他到江西是1958年初，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的苗头。那到底是什么夙愿呢？

汪东兴到任后第四年，也就是1961年7月，毛泽东高兴地说：“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江西实现了！”

毛泽东的这个夙愿，产生于“30年前”。如果从1960年左右向前推算，这个30年前应当在1930年以前。1930年，毛泽东在湘赣闽领兵打仗，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在那个战争年代，毛泽东有什么夙愿呢？

这里不妨把“30年前”投射到更远，也就是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世界的认识和追求说起。

众所周知，毛泽东受过许多思想的影响。在毛泽东接触共产主义之前，康有为和他的名著《大同书》对其影响最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告知他早年读过的两本书：“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维新运动……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人类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小康”“大同”之说。

毛泽东则在1921年12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指出，“合若干家庭，即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起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场、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毛泽东还认为，“岳麓山一带，湘城附近最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传承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同时，肯定还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既有远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又同时糅合着康有为、梁启超和张鲁等人的思想。所以，先是探索了合作化的道路，后来认为人民公社是通往理想社会的最好途径，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起他30年前想办的事，应当是他在战争间隙开展调查研究的思考。

此事，如果慢慢剖析，还是要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江西苏区的问题说起。

有学者对当时苏区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模仿苏联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经济体系等，大大增加当地农业区的困难和老百姓负担。到了反“围剿”后期，江西苏区和中央财政已严重困难。当时，贫困的苏区难以承受战争消耗，这是其一。其二是大量扩红，男女老少去当兵，全家闹革命，土地谁来种？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在战争间隙也思考了这一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即从城镇商业了解社会的“寻乌调查”；1930年10月，即毛泽东“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的“兴国调查”；1930年11月简短的“木口村调查”；1931年再到兴国深入调研的“东塘等处调查”。除此之外，还有1926年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准备教材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及1933年毛泽东所做的“才溪乡调查”等。

毛泽东一生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曾有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1930年那些集中的调查研究中，毛泽东除了思考根据地的前途与政策，必然是在总结中国城乡特别是农村的情况，思考如何建设一个“理想王国”。后来到延安的情况充分说明这一点，那是在吸取苏区教训的情况下，开展的军民大生产，实现了丰衣足食。

毛泽东喜欢调查研究，让汪东兴也要加强调查研究。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指示，扎扎实实地踏遍了整个江西。

1958年，汪东兴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时，去看望毛泽东，汇报调研情况，并提出办农村技校的事。

毛泽东马上说：“这个办法好，许多农民不识字，要说的说不清楚，想写的写不出来，不学习文化，农业生产发展有困难。你回去与邵式平省长商量办些学校，让不上学农民上学好不好呀？”

高成堂的文章没有具体展开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内容，但这一次谈话肯定与上次汪东兴任职的谈话不同，因为经过北戴河会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启动。汪东兴在这次谈话后，便建议省委把江西省劳动大学改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起来了！汪东兴没有去抓人民公社建社，也没有再办劳动大学，而是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从汪东兴与毛泽东关系和后来的结果，不难看出毛泽东似乎对人民公社并没有十分把握，他要汪东兴再探索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形同“新村”的模式。

1960年，汪东兴春节调离江西回北京任中办主任，但仍与江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关注着江西共大的建设。

1961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汪东兴又向毛泽东提起了江西共大的情况。

这次，汪东兴主要汇报了江西共大的管理，学生培养目标和方向，特别是介绍了学生既学文化又学专业技术，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全省共大分校发展了100多所。

“办得好啊！看来，我30年前想办的事，终于在你们江西实现了。办教育是事业，一件大事。”毛泽东听了汇报很高兴。

汪东兴见毛泽东兴致很高，便赶紧说：“今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3周年，请毛主席写几个字表扬鼓励好不好？”

“这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反复说，“我得写几个字庆贺他们。”

7月30日，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他又起来说：“还有一件事没办完。”接着，毛泽东就吩咐贴身警卫战士张仙朋准备纸和墨。纸墨备好后，毛泽东坐在书桌前进行了沉思。他把一根烟抽完，然后拿起毛笔写下：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在校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

一气呵成，毛泽东写下500多字的信后，让张仙朋打电话叫来汪东兴后说：这信先不公开发表，先存你处！

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把信印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传阅。虽未公开发表，但汪东兴还是把毛泽东题写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封皮，复印给了江西省委，江西省委马上把毛泽东手迹挂在江西共大的校门上。一时间，江西共大的名声不胫而走，红遍全国。

毛泽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尽管不主张发表，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关注共大的发展。1963年10月，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八部委负责人会议时，正式宣读了毛泽东给江西共大的信，并取名为“七三○指示”，在全国公开。

国务院根据要求，形成了《关于解决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些问题的纪要》。不久，国家批准了江西共大发展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江西共大被拍成电影、编成书、写成歌，全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办起来。外交部把江西共大作为公开参观点，国外学者把江西共大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广泛研究。

江西共大办起来了，落实了毛泽东的夙愿。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不是毛泽东的“理想王国”，这的确让人颇费思量。若是，毛泽东写的信他为何不让公开发表？若不是，为何毛泽东没有让汪东兴去探索人民公社？

有一个情况显而易见，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组织形式，与人民公社明显不同：公社是一个行政体制，共大是一个教育模式；一个是从横向建立的组织形式，一个是纵向探索的办学样式；还有一点就是所有制上存在着不同差别……所以，这被许多专家学者看成是带有“理想王国”色彩的教改探索，一个不成功的“理想王国”。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并没有进军营，这也是让史学工作者颇费研究的事情。却不料，四年之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从军营开始受关注，以“军队是一所大学校”为发起点，又出现了一个升级版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挥毫军队农副业生产报告
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将《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给中央军委常委等，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要通信习惯，应在5月4日左右送抵在苏州养病的林彪，林彪阅后没有留下太多的表态，只批了“呈主席阅”。

多年后，笔者与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和警卫秘书李文普说起这个细节，两位老人的回忆如出一辙：林彪对涉及全军的重大问题，有的有明确的指示，有的直接呈主席。关于总后的这个报告，可能林彪并没有太在意，也可能涉及战备问题和军队生产的方向性问题，林彪签给了主席。按照林办的规矩，林彪的指示和批示，一般放一放，在不更改后，才呈给主席和送给军委及部队。那么，送给毛主席的时间应当是5月6日。

林办人员有这么一个印象，此件也是作为一般文电来处理的，无特殊之处。等到毛泽东批示，也就是毛泽东给林彪写了那封信以后，总后的这份报告才引起大家的重视。

综合情况来看，林办人员的回忆应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仅总后、林办人员，包括林彪也可能没有想到，此件到了毛泽东手中，引发了他深层的考虑。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66年5月7日，毛泽东“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在上海的日子，毛泽东似乎对此有一种等待。年前，毛泽东就前往南方巡视大江南北，1966年春节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一阵，毛泽东重读了1933年他写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为什么旧作重读，是否又回到当年“新村”的追忆，这也不能妄估。这个旧作的确放置多年，现在重新拿起，其中自然有特殊的情结。

毛泽东这次对《长冈乡调查》的批注，似乎表述了某些东西：“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笑话……”是旧事重提，还是借往说今？这当然要进行另一番研究。但毛泽东此时重读这个调查，本身就有深刻的含意。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特别检察厅最初的起诉书的起草中，曾经列入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起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经审判前调查取证，弄清这个《纪要》1966年3月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且标题也是毛泽东所改，原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中较早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来专我们的政。”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是较早“文化大革命”的提出，先是在文化领域，后来横扫党内、政府和军队，以及社会多阶层。当然，这只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谋划的一部分。同时，毛泽东一直关注的依然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发展。

大概就在《纪要》定稿后，毛泽东就“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笔者觉得非常重要。

此信先讲了湖北的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接着就讲了备战、备荒，还有为人民的问题。

“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

从孕育“文化大革命”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些学者认为其中经历较长的时间。但真正从文件准备、草草结束“四清”运动，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就在这半年之间……

5月6日，毛泽东接到林彪批转的《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一下子就把目光聚焦到这份报告上。

总后的这份报告毫无疑问在毛泽东“大破大立”的交汇点上到来。那一刻，革命的刀光剑影与田园诗式的“新村”景状全部跃入毛泽东的笔下。他抛开报告另备纸张致信林彪，第一句就是：“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接着，毛泽东把思考泼墨纸上：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打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配置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

毛泽东写到兴致之处，一幅共产主义“理想王国”的画面已出现在眼前，他继续挥毫：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在结尾特别写道：“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

毫无疑问，总后这份经林彪转呈的报告，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考虑的思路，完全没有限于军队生产范围。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没有围墙，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又要批判资产阶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是当年毛泽东创办“新村”、“军民大生产”、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综合体。

这是毛泽东畅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也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更是人类发展的“理想王国”！ （未完待续）

《党史博览》 2017年第9期

Gowest

Gowest 发表于 2023-3-8 01:18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二）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 男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三）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 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泽东 “五七指示”公开发表，如同在 “亚洲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红日”，照亮了反修、防修的征途。人们以为， “五七指示”不仅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蓝图，也是超越阶级的人类梦想。人们坚信，沿着这条 “光辉的道路”前进，我们必将奔向美好的锦绣前程。尽管怀着美好的愿望，但它很快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曲解，在实践中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偏差，也使其走向了夭折。但无论如何，这个光辉的愿景，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辉道路”的际遇与历史回声

“五七指示”畅谈的共产主义的蓝图，实际就是展示“文革”的前景
1966年5月12日下午，北京。曾有“理论家”和“中共秀才”之称的陈伯达，突然接到钓鱼台的一个电话，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通知，让其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戚本禹速去上海。

这个通知，让陈伯达很兴奋。这一阵，在江青的举荐下，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异常活跃。他们又是起草部队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又是评《海瑞罢官》，而这些过去都是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做的工作。陈伯达极担心自己在这个时候落伍与“失宠”，这一趟上海之行让他也充满期待。

陈伯达曾是厦门小学的一个老师，当过记者，20多岁就发表过小说，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入党，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延安一次理论辩论会上发现了他，他很快被选调为秘书，主要担任文字助手，一直到后来跟随毛泽东进了北京城……

在毛泽东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官位最高，担任过政治局常委。曾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立于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康生之前。

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的图们将军，在审判“两案”主犯时，对陈伯达有印象。老人晚年谈起陈伯达时说：

“陈伯达写文章文化水平、理论功底那么高，可人像个软骨头似的，站着坐着都像堆面条，说话没几个人听得懂，也不怎么说话，后来精神垮了……”

老人回忆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后倒台，蹲秦城监狱时的形象，年轻的时候估计还是个意气风发的文人。

陈伯达一行匆匆赶到上海，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批示，赶到毛泽东下塌的西郊宾馆12号楼。毛泽东刚起床，就穿着睡衣，吃着早餐与大家拉开话题：“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的文件！”

毛泽东接着讲：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什么社会发展长远计划。但现实需要人类社会应有个远景规划，这才叫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共产主义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从前说过张鲁……他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在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在书上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一点，所以他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

毛泽东谈兴很浓，索性把早饭往旁边一推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毛泽东重复了他的指示精神，并补充说：“劳动者的‘劳’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

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说：领导干部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话说到此，毛泽东看了看大家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就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修改一下，你们是什么意见呀？

大家正沉浸在毛泽东讲的那个“理想王国”里，听他一问，大家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杨成武原来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打倒后，毛泽东和林彪重用了杨成武，但在总参谋长前面加了个“代”字。军队老将在理论方面自认为是“大老粗”，他把眼光投向陈伯达。

1966年，杨成武 （右一）、萧华 （左二）陪同毛泽东会见红卫兵

陈伯达盯在毛泽东的指示上，用余光扫了扫杨成武，又看了看戚本禹。戚本禹是刚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写作班子的年轻人，想说又不便先说。陈伯达就干咳了几声，用大家勉强能听懂的福建话说开了。

陈伯达从“大跃进”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说起，认为这是一次高级的探索。“不久前，我们提倡‘半工半谈’也是一种探索，但在实际做的时候像搞‘勤工俭学’，还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也复杂，有些不是主席的意图。还是这个好，重要！主席这次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做到的可能性大，确实很好！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使人能得到全面发展……”

见陈伯达有些紧张，杨成武接着说道：

“毛主席考虑的是大战略、大思路！我们是不懂理论，但照这样做，部队搞生产的意义就大了。照这样下去，我们就可以不领军粮了，对战备意义大哦。”“学军事、学文化，又搞生产，这样军队文化水平可以大有提高。现在部队就是缺文化，按这样又能学文化又能产粮食，打起仗来就不怕了，这个好！”

“我早就讲过军队粮食要争取自给自足。”毛泽东点上一根烟。杨成武见主席搭话，马上说：“总后这个报告还没说全呢，现在部队都动起来了。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这个报告里说的还要好，我们也呈上来了，可能还没到主席这儿。”

听两位都说好，毛泽东边点头边看了看戚本禹。戚本禹很佩服陈伯达和杨成武，两人都讲得令主席高兴，尤其是陈伯达。戚本禹在后来的回忆中讲道：陈伯达对政治确实是比较敏锐的……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但他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

历史铭记了这一天。这天毛泽东心情较好，思想丰富，让在座者感受到伟人内心的博大世界。

坐在一旁的江青，一直在记录主席讲话。那时她还没有完全出头露面，在毛泽东身边几乎形影不离。听毛泽东讲到这里，她也笑着点头，轻轻地说道：“对！对！”

毛泽东看说得差不多了便说：“你们来了就干活，下午把文件修改一下，回去再向政治局汇报，看看还有什么要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事已至此，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出台，而且比“五七指示”内容更为丰富的“五人谈话”也得以弄清楚。一个“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的构想就这样横空出世。

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三人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大家都压抑着难于言表的激动。这是一个重要指示，更是一个惊世杰作。大家高度重视，下来都迅速整理笔记。

几十年后，陈伯达、杨成武均已作古，唯有戚本禹健在。笔者托红旗杂志社健在的老人多次带着专题问题访问戚本禹本人，戚本禹每次都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核对戚的口述与陈、杨健在时的回忆，觉得大致情形相对准确。

毛泽东的讲话除批示的内容外，更为丰富的是对反修、防修的内容，这也是后来在执行“五七指示”时过重强化的一个部分。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陈伯达带领大家落实毛泽东关于修改文件的指示。总后勤部的报告除字词和标点加工外，没有改动。重点是代中央起草《通知》的文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主要是陈伯达动笔撰写的。第一稿形成后，杨成武主张在原来的文稿上加上一段，他认为主席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天就起草好《通知》，第二天就呈给毛泽东。当天，毛泽东签批“可用”！

5月14日，一架军用飞机在机场降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被送回北京。

据《毛泽东年谱》1966年5月7日的这一天记载：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

据笔者了解，带回指示和通知代理稿的是陈伯达和戚本禹，杨成武于5月14日从上海直接到苏州，专程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精神。

15日，在林彪得到消息并“酌办”之时，中共中央已印发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信和总后勤部报告。中央在文件通知中简称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为“五七指示”。

5月15日，中央印发了学习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的通知。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被史学家视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的“五一六通知”，两个文件只隔一天，一个大立新世界，一个大破旧世界。

那是一个沸腾的初夏，笔者那时尚涉世不深。中央文件从中央到地方，传达几乎不隔夜。前一天，笔者跟着母亲早饭没吃就去听传达中央文件，第二天又提着马灯去听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什么并没有听清，但从大人的脸上能感受到一种凝重的气氛。

有一点笔者印象深刻，那就是传达“五一六通知”时，大家突然起立呼了许多口号，“五一六通知”的确比“五七指示”来势凶猛，声势浩大……

这个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修改，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印发的文件，是一个革命式、斗争式、战斗式的檄文。从当时情形来看，这个文件已经将中央里的“赫鲁晓夫”纳入其列，只是斗争的盖子尚未揭开而已……

“大破大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创造的奇迹！

充满火药味的“五一六通知”出世，田园诗般的“五七指示”在哪里呢？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戚本禹晚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事实基本一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中央和北京市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与学生产生对抗情绪，许多中央一线领导也在运动方式和形式上，出现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同时，北京还传来军队要政变的“小道消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不得不亲自走到前台，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和有关部门从院校撤出工作组，后来又专门指示向全国广播了北大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就在这时，陈伯达找到了戚本禹，要与戚本禹着手贯彻“五七指示”，给《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导实践。

关于陈伯达给戚本禹的指示，可理解为是一项工作部署。一则陈伯达当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二则戚本禹聆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此时的陈伯达不仅大权在握，而且还撰写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推动“文化大革命”。他把这个社论交给戚本禹起草，应当是顺理成章。

按照陈伯达的思路，戚本禹在组织人撰写这个社论时，着重强调“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这个概念，全面论述了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具体规划，毛泽东“五七指示”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把实现共产主义具体化。文章写好后，至少呈给中央管宣传的“笔杆子”关锋、王力进行了审查，然后由陈伯达把关，再呈毛泽东批准，最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虽然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戚本禹、关锋、王力被打倒，但是从目前研究结果看，他们被打倒与这个社论没有本质的联系。

综合情况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般人对“五七指示”的理解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是不够的，甚至像戚本禹这样的“秀才”也没完全认识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与“文革”的关系。从事物后来发展的结果来看，“几乎在‘文革’之前”，或者说“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畅谈的共产主义蓝图，实际上就是展示“文革”的前景！

“文革”爆发后，发展势头和方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不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五七指示”中，融入了斗争性、强制化和体罚式的问题，那已是随着新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结果……

柳河“五七干校”横空出世

黑龙江柳河 “五七干校”学员出工

1968年夏，正是孩童的笔者一入学，便腾空书包来到农村生产队摘棉花……那时，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院，“泥腿子”走上讲台，领导全校师生还写开了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每周除了四天没有教材的教学，还必须有一两天劳动。为此，学校开荒办起了“试验田”，办起了小工厂和养殖场。到农忙季节，则全部到生产队支农。

那时农村饭菜之香，着实萦绕了笔者半辈子的回忆。生产队抽专人用大蒸笼蒸米饭，还有自己养的猪和鱼，让学生们吃得至今记忆犹新。

这就是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道路的教育革命。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而且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笔者就是在教室里高悬的毛主席语录牌下，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全国各大小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从这个社论可以看出，当初田园诗式、桃花源般的美好构想，已在这里出现转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成为社论解读“五七指示”的重要注释。“大学校”虽然是一个纲领，但已服从服务于“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在回忆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的过程时，特别提到撰写这篇社论以“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纲在核对后提出，文中未见“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发表时只提到“共产主义大学校”。

蓝图，是规划方案，而“大学校”则是教育训导。情况变了！

大约在21世纪初，笔者因为采访工作的需要来到湖南湘乡，工作结束后，陪同人员说：带你去个地方。

汽车翻山越岭，来到一个山沟，一溜老式的砖瓦平房便映入眼帘。一个砖石钢筋结构的大门上，赫然写着“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的大字。旁边专门新竖立着一块牌子，标明是“校部原址”。校址破败，已无人办公，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这里游览。当时，天空中飘着丝丝细雨，让这个偌大的校部透露着某种苍凉。

笔者走到后山，突然发现几座坟茔插秧般地散落在草丛中。墓碑上显示，他们最大的70多岁，年轻的只有26岁，每个人名字前都冠有“五七战士”，这让笔者更是感到好奇。

“当年毛主席作出‘五七指示’，全国要办成‘大学校’。但这个学校究竟怎么办，似乎毛主席也没想好。也可能正是老人家在思谋之时，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位专门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专家用推测的方式启发笔者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其星火燎原之势无人可挡。“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实行大造反，各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受到毛泽东的关注。

《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时，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建立革委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这条指示，再次明确了机构精简、干部压缩编制，多余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宣布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委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委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委。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一律实行了革委会体制，大幅实行了“精简方针”，并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牛鬼蛇神”一律“靠边站”，大部分干部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富余干部和工作人员。

据后来统计，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干部编制压掉82%，27个部委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精减，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精减。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被大幅精减……

如果说机构精简是一个必要举措的话，那“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群众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早在1965年，毛泽东在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就明确“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在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最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实行劳动改造。

随着这一认识的形成，全国干部参加劳动就显得更加迫切了。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央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样，许多地方甚至没有执行，更多的是流于形式走过场……怎样才能把这一反修、防修措施落实到位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河经验”。

柳河位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南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龙江省的“五七干校”闻名全国。

笔者在这里了解到，当时的柳河农场只有职工29人，农工97人，家属232人。他们建起5000平方米的房屋，其中由8栋红砖房围起的四合院，是柳河地区最大的建筑。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宣布成立所谓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并发出了“一号通告”，向人们告示：革命委员会人员编制要缩减3/4。这就是说，原省直机关大多数干部将失去工作的权利。

1968年初，省直机关的“斗、批、改”基本完成后，该立案审查的立案审查，该安置的安置。但如何给这么大一批干部一下子找到出路，的确让省革委会头疼。

造反派里也不乏“智者能人”。有人提出以抗大为榜样，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道路。

3月下旬，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偏远的柳河插上一面红旗，旗帜上有四个大字：“柳河干校”。

多少年后，当年参加“五七干校”劳动的老人回忆：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较好，农场宿舍、牛舍和木材场房屋有些富余，这就成了第一批干部的安置地。第一批干部到达后，晚上学习，白天就是开荒、种树、伐木、建房，很快便为第二批干部到来打下基础。后来，一批接一批，这里就成了干部下放的基地。

起初，到柳河的干部分期分批，除了从“牛棚”押解来被“审查”的干部单独集中管理，一般干部保留工作待遇，而且干部劳动视体力分工，工作有长有短。加上长期在机关养尊处优的干部觉得劳动也有乐趣，大家也还能接受……

1968年5月1日，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年之际，农场正式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9月29日，全国《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发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材料，称其“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一条新路”。干校现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此时，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办了小型工厂和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方法。

仅一天，毛泽东就批示了这个简报。他在大堆“文革”情况报告中，一眼就看到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价值，并于9月30日写下批语：

“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么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提请碰头会讨论决定。”

中央文革小组此时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代替中央书记处行使大权。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迅速责成已由上海调到中央，并掌管宣传的姚文元出马，对黑龙江省革委会上报材料进行了加工修改，定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

“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泽东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不使自己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

毛泽东审定了这个按语，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重要报道。如此，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为毛泽东肯定的典型，一时声名大噪。

最初，中央办公厅带头，在外地寻找地点，办起“五七干校”。国务院紧随其后，军队更不甘落后，还有企业、学校、团体唯恐落后，纷纷效仿。

全国的“五七干校”共计办了多少所，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劳动前， “五七干校”的学员学习 《毛主席语录》

早在1970年，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有个统计，那时已创办105所，先后遣送、安置了10万多名下放干部，3万多名家属和5000余名知识青年也被卷入其中。后来，全国大办“五七干校”，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教育的学员早已超过了数百万人。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刊发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要求执行正确的党的干部政策，逐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专家和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才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于此。

接着，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等运动，“五七干校”作为学习场所又火热了一阵。但此时，随着政治运动逐步降温，干校则成了办“应景性”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房舍、农具和留守人员……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有关通知》，此类干校才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结尾，不曾终结的理想与探索
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批示总后勤部报送的《关于部队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13日召集人员起草文件拟下发全国，14日给林彪写信让其“酌办”。

消息传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时间已是“1966年5月中旬”。具体时间应是杨成武到苏州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部署之后。邱会作在《历史回顾》中回忆的这个时间，可以与历史脉络相印证。

“杨成武宣读全文后，叶剑英说：主席的批示是解放以来在军队文件上最重要的批示，对军队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应认真传达，很好地学习！”

这是军队的态度。当时，罗瑞卿已被停止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工作，叶剑英接替军委秘书长，在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辅助下，与总参杨成武、总政萧华和总后邱会作等成立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说完，萧华说：“请邱部长代军委起草一个指示，提出贯彻方案！”

贯彻军委主席重要指示，总政是具体办事部门。萧华推给总后，其中必有隐情。后来，聂荣臻定调：“这不是哪个机关的事，是军委的大事，由军委办公厅出面为好！”

军委办公厅承担了这一任务，文件及时下达部队。但据邱会作回忆，总政对“五七指示”处理较为低调……

假若总政对此事确实是低调处理的话，应当事出有因：一则是当时打倒罗瑞卿，全军正在批判“反对突出政治、大搞单独军事观点”，总后突然搞了个“加强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与总政的主张不合。另一方面，则是邱会作与萧华有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主要是邱会作在总后生活作风腐化，罗瑞卿指示总政和总后党委对邱会作进行“帮助”。当然，矛盾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

几个月之前，上海批罗瑞卿会议结束不久，总政便组织各单位大抓“不突出政治的人”，揪“罗瑞卿分子”，找“单纯业务观点”的代表。在这场运动中，据说总政把邱会作列入了名单。

邱会作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坐以待困。在全军召开政工会议之前，他专门组织人搞了一个《后勤工作突出政治的经验总结》。这个报告报给了林彪，林彪看后呈给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批转给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作为正式文件组织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肯定了总后，也保护了邱会作。

得知这个消息，萧华在军委办公会上说：老邱得大奖了！这也是话中有话……总之，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后，总后很高兴，但总政在宣传上没有达到总后的预期。

邱会作晚年回忆说：“总政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组织全军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北京市委，淡化了‘五七指示’。但下面有人关注毛泽东这一批示，1966年6月间，《解放军报》两个记者向我采访，要我谈获得毛泽东这么重要批示的原因，我说我们报告没有政治空话，非常实际。我也根本没料到林总会把它呈给毛泽东，更没料到毛泽东写下这么重要的指示。我曾想来想去，为什么毛泽东会在一个普通的后勤业务报告上做这么大一篇文章呢？那就是毛泽东看到我们业务中有政治，是联系实际的政治，是真正的突出政治。”

不管怎样，毛泽东“五七指示”还是让总后风光了一阵。中央宣传部发了内部通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对“五七指示”进行了长篇的连续报道。“五七指示”家喻户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这一次，虽然获得毛泽东重要批示，但邱会作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运动不久，他就因为作风腐化问题被红卫兵打倒。据邱会作讲，造反派对其进行体罚，打断了骨头。他不得不向林彪写“求救信”，是林彪让叶群持陈伯达的批示才将他解救的。

几个月后，邱会作再次复出，后来卷入林彪集团案，并成为林彪集团案主犯……

1971年5月，是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日子。已成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并在军委办事组掌权的邱会作进行了精心策划，拟拍一部电影、筹划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专著以纪念总后获得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林彪一伙搞阴谋的事情不放，纪念宣传“五七指示”的计划再次泡汤。

据总后的老人回忆，邱会作最终也没有放弃用毛泽东“五七指示”做文章。在他被林彪、陈伯达“抢救”复出后，指示手下在总后大肆迫害干部，并在宁夏贺兰山等艰苦地方建起“五七干校”，把总后机关、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医院院校大批干部下放，使许多人饱受折磨。对此，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专门列举了这一事实。

当然，总后“五七干校”，乃至全军“五七干校”只是全国“五七干校”的一部分，那困苦的日子成为一代人永久的记忆。同时，也把中国军队与共产主义实践紧紧地联系在历史档案里……

关于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理想王国”的谋划与实践，几乎随着“文革”结束，或者说是当事人的离去，渐渐烟消云散。

斯人淡去，留下不曾意料的结局。但一个伟人带领一个政党，为了民族强大的探索，被写进了史记。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发展开始转轨。通过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同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使共产主义的探索进入新的里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回到了应有的站点和出发点。

当今的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广大的农村，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与农村纳入一体化建设，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超英赶美”的梦想成真。■ （全文完）


《党史博览》 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