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新时代戏曲需要“新三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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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谨：新时代戏曲需要“新三并举”

作者：傅谨
来源：中国京剧杂志


编者按

1960 年 4 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总结报告中对戏曲改革的方针和剧目方针作了明确的表述：“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自此“三并举”第一次作为戏曲剧目方针被正式提出，指导了一个时期以来戏曲的创作工作，并涌现出大批戏曲经典剧目。这些剧目历经时间筛洗，经久不衰，至今仍是常演剧目。

21 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戏曲在创作方面不断涌现出新的观念，亟需与时俱进，探索多元化、多样式的发展之路。“三并举”剧目方针长期以来指导着戏曲创作工作，那么在新时代，“三并举”还能否继续发挥出其科学性、指导性作用呢？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约请了相关专家就“三并举”剧目方针的相关论题进行集中讨论。


戏曲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样式，京剧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戏曲的表演水平和创作水平代表了国家和民族艺术的高度，而这一地位是由戏曲艺术的悠久历史和当代戏曲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共同确立的，其中京剧艺术家的贡献尤为突出。京剧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大量经典剧目，它们至今仍然是中华舞台艺术的瑰宝。当然，各戏曲剧种的艺术家也必须努力创作新剧目，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确保京剧乃至戏曲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戏曲具有广泛的题材适应性，并且充分表现在京剧史当中。戏曲从诞生时起就与宋元时期的市井文化关系密切，唐宋年间勾栏瓦舍的说书讲史给予它最初的养料，因此形成了其偏爱表现历史的特色，各地民间流传的地方剧种尤其如此，作为地方戏时代诞生并成熟的京剧，很自然地在题材选择方面接纳了这一风格与特色。众多纵横天下的政治军事题材剧目，不仅是普通民众鲜活的历史教材，更在中国基层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让京剧充分发挥文化娱乐功能，更有益于人伦教化。戏曲表现中华民族历史题材的特征还逐渐演变成了舞台表现方面的优势，形成了虚拟抽象、传神写意的精湛手法，并因此成为民族情感的表达与传递、沟通的重要载体。所有艺术表现手法，都需要实际落实在作品上，而戏曲特有的表演体系，就是通过大量历史题材剧目展现出来的。但戏曲绝不是没有表现更广泛与丰富的题材的能力，无论是在戏曲诞生与成熟的宋元时期，还是在商业剧场高度发达的近现代，包括在剧场艺术高度发达的晚清民国京剧演出市场中，现实题材都是戏曲不可或缺的表现对象，并因此出现了许多流传久远的优秀剧目。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曲表现当下的现实生活成为新的时代诉求，京剧虽然并不是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最早涌现出成熟作品的剧种，但后来居上，逐渐发展成为既不背离戏曲基本美学原则，又能很好地表现现实题材的典范性剧种。毋庸讳言，在探索戏曲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过程中，因为过于急切地将现代戏作为宣教工具，我们不止一次走过弯路，有过“大跃进”时期狂热地追求作品数量，一时间数以万计粗制滥造的现代戏作品充斥舞台的荒唐；更有通过政治手段对戏曲题材严加限制，1964年后所有非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全部被逐出舞台的悲剧，这些现象都对戏曲发展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京剧现代戏创作仍然取得不菲成就，这是令人欣慰的。近年来，从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始，各地集中创作了一大批紧扣重大时间节点的戏曲现代戏新作，涌现出一些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优秀剧目，京剧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新的躁动情绪也明显抬头，为了急于推出应时、应景的作品罔顾艺术质量的现象有之，动用行政资源一边倒地支持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现象有之，许多戏曲剧团在创作的题材选择上，都感受到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京剧的情况相对而言较为缓和，这是由于京剧界与昆剧一样，对传统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一直比较坚定，对传承的重视程度在各戏曲剧种中明显处于引领位置。在这段时间，不止一个省或剧种的年度戏剧节或艺术节上，主办者对参演剧目的题材提出明确限制，或要求现实题材剧目达到过高的比例，甚至只允许现实题材剧目参与展演、汇演。尽管从整体上看，戏曲现代戏的思想与艺术质量都有明显提升，但是因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各地现代戏创作的题材要求过于具体和同质化，表现内容难免集中、重复，竟至出现了一次会演中数部作品连剧名都极其相似的现象，自然为观众所厌弃。戏曲现代戏创作题材过于集中、过分局限，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即极少数投机钻营者志满意得，那些能清醒认识创作优势和短板，尊重创作规律的艺术家反被淘汰，给戏曲界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引起业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响。

戏曲界很多同仁自然地想起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的重要举措，希望这一当年曾经起到积极作用的政策再现其推动戏曲健康发展的效用。这样的愿望非常合理且迫切，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国家推出的戏曲题材“三并举”政策虽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依据，但它毕竟是着眼于纠偏的权宜之计，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戏曲的外在环境和整体状况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新时代需要新的更具适应性的戏曲政策。

戏曲题材“三并举”方针从整体上看深受戏曲界欢迎，但是它也并不是没有可完善之处，从京剧的角度看更是如此。首先，戏曲在题材上可以且必须有多样化的选择，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有倡导、有侧重，却不应机械地为不同类型的题材分配比例，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曾经引用列宁的话，精辟地指出文艺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三并举”只能是宏观指导方针，具体到每个地域、不同剧种，尤其是艺术家个人，更应给予其广阔的自由空间；其次，当年被称为“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之所以获得普遍拥戴，是由于它校正了“大跃进”时期对现代戏急于求成的“一头沉”现象，然而它与生俱来的内在的缺陷并没有引起关注；而且，当年“三并举”措施的主要指向，是解决传统剧目演出的问题，由于当时戏曲演出市场几乎完全依赖传统戏支撑，允许传统戏在舞台上继续存在，戏曲才有继续生存的机会，所以它更关注的实际上是为传统戏争取生存空间，但是在新剧目创作这一重要方面，还有更多可以细化和精准化的空间。今天戏曲的生存发展状况及语境，既与20世纪60年代初具有内在的相似之处，也出现了很多变化。我们不妨取当年“三并举”方针的合理内核，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与修正，使之更符合今天的戏曲发展实际，更好地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

新“三并举”的内涵应该更为周延。当年的“三并举”方针指的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这三类戏曲剧目的“并举”，但它忽略了戏曲领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诸多无法称为“历史剧”的古代题材戏曲新剧目。其实就在“三并举”方针刚刚提出之时，中国京剧院的《杨门女将》这样的优秀剧目就难免引发对这一政策的质疑，这一当代京剧领域少有的成功作品，既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传统戏，显然也不符合所谓“新编历史剧”的定义。类似的争议几乎贯穿在“三并举”方针提出之后的全过程，以改革开放以来戏曲新剧目创作中公认的代表作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为例，前者取自古代小说《三国演义》，后者是当代题材小说的古代化改编，都不能称之为“新编历史剧”；近几年在戏曲领域深受好评的滇剧《水莽草》、芗剧《保婴记》、莆仙戏《踏伞行》、淮剧《武训先生》、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等佳作，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戏，更不是现代戏，它们都并非取自史实，因此也不宜称之为“新编历史剧”；很多完全虚构的或源于民间传说和神话的古代题材作品，更不宜称为“新编历史剧”。而恰恰是这些与历史无涉或有明显距离的古代题材作品，才代表了当代戏曲创作的高水平，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其实早在“新编历史剧”这个概念提出之时，就有包括杨绍萱、张庚等学者相继指出，“历史剧”或“新编历史剧”并不能完全涵盖新创作的古代题材戏曲剧目，因此建议加上“古代故事剧”，也有学者认为要加上“神话剧”，使之与注重“古为今用”的“新编历史剧”相区别。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将诸多取材于历史的或趋于虚构的古代题材戏曲作品，包括神话题材作品统称为“新编古装戏”，既可避免大量包括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内的虚构的古装戏曲作品被“三并举”方针排除在外，又可避开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剧创作领域如何处理历史与戏剧关系的纠缠不清的复杂争议。因此，“传统戏、新编古装戏、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戏曲剧目方针，既更符合戏曲创作的实际，更是对当代戏曲界在剧目方针领域诚恳呼唤的正面回应。

当下提倡新的戏曲题材“三并举”方针，推动京剧剧目建设的“新三并举”，所针对的关键点已经不在传统戏是否可以继续演出，主要的政策内涵，是在倡导与鼓励现实题材创作的同时，不轻易舍弃戏曲古装戏。诚然，传统戏的传承与演出仍然十分重要，它是戏曲历史形成的独特表现手法的最佳载体，大量经典剧目千百年来经历千锤百炼，深刻代表了戏曲的美学精神，既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标识，又是当代社会文化自信建构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戏曲传统戏之价值当年遭受戏曲界和社会整体质疑的现象已经根本扭转，在传统戏的传承和演出方面，社会已经拥有很高的共识度，所以不再是急迫的话题。因此，戏曲题材的“新三并举”方针，主要指的是应该给予新编古装戏创作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努力让艺术家从若干年来由于“新编历史剧”这个用语所附带的对古代题材创作的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回归戏曲通过想象和虚构表现古代生活的优良传统，给古装戏创作演出更大的自由空间。

当然，“新三并举”不仅是要开拓古代题材戏曲剧目的创作空间，更是因为无论是在漫长的戏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近数十年里，戏曲古装戏都体现了戏曲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因此，要促进与确保戏曲事业的传承发展，就不能忽视古装题材剧目。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近年来部分地区对现代戏的过度强调，尤其是主管部门向现实题材创作“适度倾斜”的政策，被错误读解为只要现实题材，甚至只要当下题材的作品，导致新编古装戏的创作一度遭到冷落，严重挫伤了部分更擅长于古代题材作品创作，且在该领域创作了优秀作品的戏曲艺术家的积极性。客观地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无论是在京剧领域还是其他戏曲剧种，尽管现代戏创作演出获得了不少成果，但至今最能代表戏曲思想和艺术高度的仍然是古装戏，放弃古装戏的创作就意味着戏曲整体创作水平的下降。近年来戏曲现代戏创作获得的成绩令人十分欣喜，传统戏的传承也卓有成效。新编古装戏的创作步伐并未停滞，但是如果能在戏曲政策上还其应有的地位，就更有助于戏曲整体上的健康发展。

戏曲题材的“新三并举”方针无论是对古老剧种还是新兴剧种其实都是适用的。像京剧这样拥有较悠久历史的成熟剧种，其具有较强的营造戏剧冲突、开掘情感深度、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所以推进新编古装戏的创作演出极具必要性。同时京剧也可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有更多开掘，充分展现其艺术表现力，那种认为昆曲、京剧等古老剧种不宜演现代戏的“分工论”，既没有理论依据，在实践中也经不起质疑。而那些历史沿革较短的新兴剧种，则需要通过有着较为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古代题材作品创作，尽快找到并确立艺术风格。近代以来，有较多新编古装戏创作实践的新兴剧种往往发展得更好，这也说明古装戏在剧种发展中的突出意义。新时代戏曲领域应该推行“新三并举”方针，只有传统戏、新编古装戏和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全面均衡发展，戏曲才能具有真正辉煌的繁荣前景。（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原主任）

本文刊登于2023年1月《中国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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