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天 关于这张”不宜录取“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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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1965年9月下插到南通农场当知青，是因为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时“不宜录取”，以如皋全县第一名的中考成绩没能考取高中。没有“不宜录取”，就没有这本书里所有的事情。
　　“不宜录取”是一项歧视性极强的国家政策，从“土改（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开始执行，在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雷厉风行于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中学校。这项政策剥夺了亿万优秀的中华儿女受教育的权利，迫使他们永远在蒙昧中摸索，最终成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侏儒。
　　所有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都得填一张报名表。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有些人的报名表一交上去，随即就被盖上了一方蓝色的印章，框子里“不宜录取”四个大字威风凛凛，蛮横霸道。换句话说，考试尚未开始，这个学生的前途就已被判了死刑，他这一辈子就注定了将永远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当时，经过学校的团组织和班主任进行“政审（政治审查）”以后，把所有的学生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学校里的所谓政审，其实就是看学生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凡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中有海外关系特别是港台关系的、或有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或有曾在国民党各级政府部门中工作过的，都“不宜录取”。凡是社会关系，也就是七姑八姨、三叔四舅家中有上述人员的，都是“降格录取”。“可录取机密专业”则是“红五类”出身学生的专利。
　　“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是时时刻刻妄想复辟变天的“阶级敌人”。出生在“黑五类”家庭的孩子便被称为“狗崽子”，他们还在娘胎里便被打上了“反动阶级的烙印”，出世后则和他们的上辈一起沦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为了分化、瓦解“阶级敌人”的阵线，在公开、正式的场合，则把狗崽子们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出身于剥削、反动阶级家庭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含有“可能教育得好，也可能教育不好”的意思。他们所有的罪过，就是投错了胎，出生在一个属于革命对象的家庭。“党和人民”要求他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站到革命人民这一边来；但是，因为他们“政治上极不可靠”，却又永远处于另册之中。那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也是眼睛一睁就要“天天讲”的：“我们党的政策从来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但台面上是这么说，那“不宜录取”的印章也是讲这些话的人早早地就给盖上的。而盖章的时候，是只看成分，不考虑什么表现不表现的。
　　与“黑五类”相对应的则是“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他们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只有出生在“红五类”家庭的青年才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但是，必须指出一点：所谓“红五类”，其实只有三类。因为，红老四、红老五们，多半是黑老大、黑老二生出来。举个例子：你听过刘文彩的故事，听过周扒皮的故事，没听过毛贻昌的故事吧？估计你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湖南地主毛贻昌，是天字第一号“革命干部”毛主席他爸！也难怪你不知道。在文革中，北京西城区太平桥中学有个十五岁的初三女生，就因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 （她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毛主席本人就是个狗崽子，已经够婉转的了），竟然被红卫兵（也就是自己的同学）殴打致死。讳莫如深啊。
　　改革开放许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们没有接触过这种概念，更想象不出这样的政策竟然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执行了几十年。可怜那些在抗日战争的数十次大会战中拚死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将士们，可都是“国民党的兵”啊！据统计，截止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军人牺牲了380多万，仅少将以上就有261名。总共20万余黄埔军校毕业生，战死者竟达19万人，近95%的死亡率。更不知有多少抗日英雄，打败了东洋兵，却输掉了内战，最后倒在了“镇压反革命”的枪口下。如果九泉之下英魂有灵，知道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自己的子孙后代就永无出头之日，他们能闭上眼睛吗？
　　1965年到南通农场17队插场的如皋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共有50人。我们的班主任于谟老师受学校委托，和另外几个老师一起把我们送到农场，在17队住了几天。临走之前，找我作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这一次中考，全县的第一名、第二名都出在我们如中初三（1）班。而如皋县文教局局长金仁贵在会上就此事表态说：“他们成绩越好，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所以，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能让他挤占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升学名额。”于老师为了安慰我，也可能是于心有愧，为了减轻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对我说：“为什么党和国家要有这么个政策？你想一想，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了，他就需要在大陆的年青人中挑选可用的、他信得过的人。他是从贫下中农子女中挑选，还是从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当中挑选？毛主席早就说过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嘛！”就好像蒋介石跟他通过电话似的。可怜这位思想如此正统的老师，最终没能熬过经他们自己精心挑选、培养的“红色接班人”的批斗和殴打，1967年初在学校里投井自杀身亡。
　　我的同班同学胡克容是那个“不宜录取”的全县第二名，原因是他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一个什么电台的台长。直到2009年，在我们初中毕业44年之后的全班同学聚会上，当年教我们数学的于厥皋老师还感慨万分地谈及此事，痛惜我们“生不逢时”。他说，一生教过学生数千，留下印象的不多，唯独1965年“不宜录取”的这两个姓名，如同刀刻斧砍一般留在了记忆之中，终生不忘。
　　其实，1965年的中考并不是我第一次“不宜录取”。我的第一次“不宜录取”是1957年的初考。
　　我1947年秋天出生，1957年夏天小学毕业时，还没满10周岁，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没能考取中学。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成绩好还是不好。但是记得班上有个16岁的女生阮××，成绩没我好，却考上了初中。说她成绩没我好不是吹牛，是因为她是个老留级。老师们经常批评她，在批评她的时候老是要莫名其妙地扯上我。因为班上她最大，而我最小，然后，还又因为她跟我正好相差6岁，而小学从头到尾一轮正好是6年。
　　第二年，1958，我没死心，自己去报考，还报了两个学校，如皋中学和如城民办初中，先后考了两次。报名处的老师说，历届生自己报名，要附一张居民委员会开具的家庭成分证明。我转过身就空着两手跑到丰乐桥西河边驿丞巷口的花园居委会。居委会的文书有点恼火：你不把户口簿带来，我咋知道你的真实情况，还给你开证明？11岁的我当即就问他：你见过有谁冒充地主成分吗？他怔了一下，没再说一句话就伸手拿笔。当然，那证明开了也是白开。所以，我以为我没考取初中，就是因为那时已相当完美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辍学之后，先是提篮小卖，接着进纺织厂做工，再下放到如皋西郊的陆家庄农场，然后回城，进了居委会办的纺毛小组。到1962年5月初，我小学的班主任周以珂老师找上了门——真心感谢周老师：五年过去了，她还在为当年那个小不点儿没考上中学心怀不平，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我家。之所以费了那么大的事，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时，我家有个邻居叫王宝之的，当了县鞋帽厂的厂长。他为了强占我家的房子办鞋帽厂食堂，跟县房管所串通起来勒令我们全家扫地出门，已经好几年了。周老师带给我一个好消息：“孩子，今年再去考中学呀！今年国家不问成分啦！”跟周老师借了那年的课本，半真半假地看了几个晚上，竟然真的考取了初中。15岁，还没懂政治，不知道国家为什么一会儿问成分，一会儿不问成分。到了文革中，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出笼，才知道这就是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三十年间，“不宜录取”的大网唯有那次破了一个缺口。然而，命运只不过是跟我开了一个玩笑：9月上旬，我刚在小学毕业5年之后跨进了中学校门， 9月下旬，毛主席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给了我和刘少奇一个迎头痛击。于是，三年后我的中考报名表被盖上“不宜录取”的印章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俗话说，事不过三。没想到还真碰上了第三次“不宜录取”。
　　初中毕业13年之后的1977年末，文革十年后首次恢复高考，我再一次在南通农场考区夺冠，又再一次名落孙山。那时，我已经在南通农场一中“知青代课”，教初一、初二的英语。学校里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老师苏州知青王浩忠考取了无锡轻工学院，笑嘻嘻地见人就说无锡到苏州的火车票只要两毛钱。农场文教系统的徐景熙和陆承祖两位老师去南通参加了高考阅卷评分，回来后找我谈话，要我顶上去。我实话实说：1965年初中毕业就来插场当知青，9月下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为了能参加高考，才开始在王浩忠老师的帮助下自学高中数学，所以只能报文科。这会儿让我顶上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只怕要误人子弟。两位老师笑着打哈哈：太谦虚太谦虚！你总分全农场第一，数学单科97，比王浩忠老师还高一分，你不顶上去，谁有资格顶上去？至于没有录取的原因嘛，大家都知道，但事关国家政策，谁也没办法……
　　1978年下半年，国家开始甄别“家庭成分”，改成按父亲实际从事的工作填写，不再“查三代”。当时的学校领导严校长和封关铃主任专门为这事把我叫去，说，既然你爸爸高中毕业后就当教师，以后再填表，可以把“家庭出身”一栏改填“教工”。但此时，知青回城的风声已一天紧似一天，我们除了上课，便是打听消息、找人串连、钻营门路，再加上得知我家的顶梁柱——妈妈已经病倒住进了医院，其他事情已无心关注。
　　1979年初，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不宜录取”政策终于画上句号。那一年，我回城后分配在如皋造纸厂。造纸厂因烧锅炉供应蒸气，大年初一也不能停，全厂工人三班倒，通年无休。当时的处境实在是“焦头烂额”：我刚进厂当学徒工，工作上要认真努力才能得到师傅和领导的认可；爱人在农村中学任教每天早出晚归；孩子刚4岁还没进幼儿园；父亲因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打击已卧床20多年；妈妈多年来心力交瘁，虽然强撑着熬过了毛泽东时代，但身体已亏到了极限，听到知青大回城的消息后欣喜之余终于一病不起，一直辗转于如皋、南通、平潮的几家医院；纸厂的支部书记生了三个女儿，大的要考高中，小的要考初中，要求我除了上中班，每天晚上都得去辅导他几个女儿的功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免试保送上大学，我也没法离开家了。
　　1980年春节过后，如皋各企事业单位都传开了“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如皋经委教学班”即将招生的消息。当时，报名表上已取消了“家庭成分”这一项，但是增加了年龄限制，分界线就好像专门为我量身定制。过了这个村，就真的再没这个店了。但是，因为中央电视台的频道资源和师资、教材尚未到位，当年只招工科，不招文科和理科。我若是想参加考试，就必须再啃下高中的物理、化学这两块硬骨头。然而，我面临的困难实在是常人无法想象。这一次自学的条件跟在农场一中完全无法相比：有问题没人可以请教，厂里从来没有星期天，只好每天的工余时间争分夺秒。下班后，书包什么时候都背在身上，就算是爸爸妈妈在输液挂水，我也见缝插针，抓紧时间跪在病床边演算习题。经过三个多月令人绝望的苦战，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摇摆了无数次，总算搭上了最末一趟加班车，以总分第28名的成绩挤进了八〇届电大，和五十多个20岁上下的孩子同学了三年，在将近不惑之年圆了大学梦。
　　不过，我的运气比刘少奇、林彪、……张志新、遇罗克他们又好上千万倍。我仅仅是“不宜录取”而已，他们的人生档案表上盖的印章却是“不宜活着”。再说，一生中有幸遭遇初考、中考、高考三次“不宜录取”的成功狙击（若算上五八年就是五次），就已经是全球绝无仅有了，而在这之后，还能硬着头皮混进了大学（电大三年带薪全脱产学习，心无旁骛，是夜大、业大无法相比的），这样的人生经历肯定可以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很值得自豪的。所以，虽然我小学毕业后花了24年才走完了别人只要6年，甚至4年就能走过的路，却还是要衷心地感谢毛主席。要不是他老人家七六年大撒把，就不可能有七九年的知青大回城，我也就不可能八〇年上大学，更不用说后来的改革开放了。当然，要是能提早几年那就更好，可是，世上哪有那么多天遂人愿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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