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要宽容但决不纵容（宋彬彬当知名校友事件）

Gowest

昨天在敝博发表一则《“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的短文，引起许多争议，这是非常好的事。这说明大家还关注这段让许多人有锥心之痛的历史，还能有自己的思考，不管这思考是否真有价值与意义，但能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说明我们的心没有死，血没有冷，还约略知道那是什么时代。坦率地讲，我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并没有从根子认识文革的危害性，也把文革的危害以及给我们国人带来的伤害看得过于简单，以为过了过四十年已早已得到相应的清理与思考、批评，这并不是事实。四十年来，官方只是在一些文件中对文革有一些象征性的否定之辞，对其发生的制度根子，以及其间他们所犯的错，所作的恶，并无什么忏悔与道歉。与此同时，许多置身于其间的个体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从无半点忏悔之心与道歉的言辞表示，以为一切可以就此干净得像一张白纸，不顾自己行恶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这样又“重新崛起”与“再度开放”的“恶之花”是不少的。这说明什么呢？罪恶的制度没有得到深入之批判，为恶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批评，其间的真相没得到有效的披露。官方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打压，以及民间的冷漠，包括像一些所以为的文革已经四十年，个人的批评已经结束，合二为一，形成了一股对文革不过问、不追究、不批评、不质疑、不道歉等一系列“不”的传统。这种“不”的传统，在中国尤其根深蒂固，使得许多灾难没得到有效的反思，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中国人深受痛创。即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而收获却非常的少。有鉴于此，我想从以诸问题，来回答昨日在敝博跟帖的“霜重红叶”、“叛变时一定叫上我”、“ whywmh”诸君的质疑，对你们的意见我不能苟同。但是我尊重你们言说的权利，并且欢迎你们继续拿出切实的证据，以及务实理性的批评，让我们从中加深双方的沟通与理解，理解不同的看法与认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问题何在？于我们清醒地活在这个灾难的国度，或许不无裨益。

　　一：宽容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实现？我不谈宗教意义上的宽容，因为我不懂宗教。以我世俗的眼观与现实的衡度来看，宽容不是没有条件的。宽容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不拿别人的例子来说，我以自家在大灾难中活活饿死的五个家人为例，这样说起来，比较有情感的相关性。我对当局的要求是，公布大灾难的真相，向死难者致歉，并深刻反省造成此一灾难的错误，从而有效诸多与民生有关的现实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宽容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不是说要重新来把他们饿死，血债要用血来还，绝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真相与道歉，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造成灾难的个人，但对制度却需要进行有效的弥补，使其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二：真相与和解是中国必由之路。中国历来是个充满暴戾之气的国家，政权更迭所用的方式历来就是流血斗争，如此获取政权的方式，其恶的一面已是天然注定。任何一个靠流血斗争推翻另一个政权而上台的新政权，为了稳住自己的暴力政权，不惜一切枪杀异己。当然在所造成的灾难深度、时间长度、人口广度上看，三千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所造成的灾难有四九年后的灾难那么多。四九年后所造成的诸种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灾难的总和。从死人数量、受创痛之深、跨时之长、幅员面积之广、受众之多、迫害手法之多种多样，在很多方面可谓空前。四九年后所受的这么多伤害，从来没有一点是真正公布真相的，没有真相也没有道歉，更不用在道歉上的赔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与和解。如果官方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在民众心底所埋藏的怨恨，那么整个社会必将为此买单，随时都有重新走上流血之途的危险。

　　三：解级斗争学说的伤害。四九年后的政权是靠夸大阶级差别来深埋仇恨的种子，造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恨与疏离，很大程度上让人在恐惧之下没有安全感。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加以明目张胆的歧视，以便使等级制度变得看上去是多么应该。惟成分论、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阶级，让人们互不信任，让人们互相之间为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诸如告密、诬陷等，无所不用其极。官方好用这样的方式来分化瓦解民众，让民众狗咬狗，从而使他们用极小的成本可以役使庞大的民众。

　　四：制度的清理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并行不悖。我们的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这样的制度靠枪杆子起家，靠流血斗争为资本，靠武力镇压来维持，这样的政权，是不符合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遵奉的政治文明理念的，世界上200个国家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实施民主自由政治，而且这一潮流势不可挡，必将有进一步扩大之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人都趋利避害的动物。人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不同，但人之趋利避害，人的基本人权是相同的，并无什么种族、肤色与国别的差异。也就是人权不是族群像征与胎记，即不是哪一个族群所独有，而是所有人的共享。一句话，我们现今的制度与政治，是野蛮而非文明的。文明的政治理性念是，政府更迭用票决，用民选，而不用流血的方式，所以中国非走民主自由之制度不可。但在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对专制制度的清理是相当之必须，没有这一个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哪怕是走上民主由之路了，也还有从许多方面清算专制制度的恶劣影响之必须。但是对制度的清理，并不能代替个人所犯错误的清理与道歉。个人在专制制度要存活下来，固然选择空间比较少，固然要在某种程度进行恶性竞争，才能生存下来。但问题是，有人想生活得更好，而置他人的基本生存不于顾，甚至赶水平发挥自己的罪恶，这样的人，不可以制度罪恶而为其挡驾。也就是说，像宋彬彬这样在文革许多方面获益的人，在文革方面伤害许多人的人，甚至对文革武斗有教唆意义的人，是应该出来忏悔并道歉的。像余秋雨的为恶程度虽没有宋彬彬大，因为他在文革中所写的批判文章获益，今天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因此他也必须有所反省一样，是同一道理。官方应该公布真相并道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为恶的个体也不能逃脱此责。

　　五：民间要求忏悔与高压强制之区别。有些人说，个人已然了结，谁说的个人已然了结？如海德格尔与纳粹为恶，只要人类存在，这样的罪恶会被千百年以后的人类批评。海德格尔是大哲学家，这不假的，但为恶也不假的，我们会分开来看。对宋彬彬我们也是如此看待的。但海德格尔如果他的母校要把他当成名校友，那更有资格。但没有谁会替海氏掩盖他那段丑恶的历史，海氏本人也不会。但宋彬彬不一样，不仅本人忌讳不说，不道歉，而且我们这个社会的传媒也不像德国一样民主而公开，所以宋的罪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同。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任何信息，都有公开之权利，而中国文革的深层罪恶，大规模的伤害，官方不准公开，而且将文革研究视为禁忌，这与德国方面有许多的不同。同理，宋彬彬为恶的行为，与当今政权的罪恶处于同构状态，所以受到他们的庇护，而得不到有效切实的批评，宋更不可真正认错。我承认宋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受害者，但在更大程度上，她是制度的受益者以及为虎作伥的人，通过不少的资料已然得到证实。现在知识份子的批评与民间要求宋彬彬的忏悔，不是什么高压，不是什么报复，也不是什么强权之压制，更不是拿着枪抵着她脑袋要她认罪，所以这一切与文革用强权胁迫他人认罪是完全不同的。宋彬彬即使不认错，也没有人不按法律程序要硬性把她抓起来，只是持续的批评而已。但在将来清算文革的罪恶时，她所犯的罪也应该按照法律得到有效的清理，同时她应该道歉，并获得受害者的谅解。

　　六：人不干净与人主动为恶。有人说希望像你冉云飞这样的人，你也应该忏悔你所做的问题后，再来批评宋彬彬不迟。我想说，这样的思路与质疑很好。我也并非说自己多么高尚，在一个污泥遍地的制度下，几乎上没有干净的人。就像徐友渔在其回忆他文革经历的《蓦然回首》一书中曾经说过的一样，“人没有做太坏的事，有时可能只是个机缘问题”。我承认这一点，尤其是我们这样罪恶的制度下。像民主自由的制度下，他会保证你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为害，而不只是个机缘问题，所以制度在个人行动与道德的维度中很重要。我承认文革时我刚出生，我要是那时是个成年人，我也一定会犯不少罪过。当然不会像宋彬彬的罪恶那样辉煌，因为她是高干子女，是名校的学生。而我从不好的成分上讲，从他们看来下贱的乡下人的角度看，都不可能有机会为更多的恶，这样看来当然是我的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也因此丧失了我应得之权利。人不靠不住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好的制度建设，对人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过什么大恶，但小错总是有的，但危害甚小。不过，我也不是没忏悔，请看我曾经写过的《六十年代的六个注释》。我是有错都希望别人指出并改正的人。我再次声明一遍，我欢迎别人指出我的错误以及为恶之记录，我欢迎别人的批评。如果我有恶行，我一定道歉并忏悔。

　　七：文革的后遗症远没有消亡。文革从时间上讲也许结束四十年了，但在心理上讲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依旧是个高压的国家，言论不自由，很多人的权益受损。官方的统治思路与文革当然有所区别，但其制造恐怖气氛，让人民活得很窝囊，其实上讲，还是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研究文革是禁区，甚是会被投进监狱，更不用说你能利用官方文革的资料，以及他们的解档。当文革还不能正常研究与言说，还不能真正公布的时候，文革表面上虽然已经结束，但从根子上从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结束。文革的清理将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同时对那些在文革中为恶的人，也有一直理性指陈与批评之必要。许多中国人集戾气与纵容于一身，一方面不宽容，另一方面不长心不长脑子，对恶姑息，养虎为患，造成了不少中国人集仇恨与奴才为一生的性格，也就是暴民与顺民的混合体。不是暴民就是顺民，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些都于自己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2007年12月19日8：25分于成都

转自冉云飞博客

https://www.epochtimes.com/gb/7/12/20/n1948025.htm

Gowest

冉云飞：要宽容但决不纵容
2007-12-19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昨天在敝博发表一则《“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动向》12月号刊发时题为“宋彬彬重出江胡”）的短文，引起许多争议，这是非常好的事。这说明大家还关注这段让许多人有锥心之痛的历史，还能 有自己的思考，不管这思考是否真有价值与意义，但能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说明我们的心没有死，血没有冷，还约略知道那是什么时代。坦率地讲，我认为不 少的中国人并没有从根子认识文革的危害性，也把文革的危害以及给我们国人带来的伤害看得过于简单，以为过了过四十年已早已得到相应的清理与思考、批评，这 并不是事实。四十年来，官方只是在一些文件中对文革有一些象征性的否定之辞，对其发生的制度根子，以及其间他们所犯的错，所作的恶，并无什么忏悔与道歉。 与此同时，许多置身于其间的个体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从无半点忏悔之心与道歉的言辞表示，以为一切可以就此干净得像一张白纸，不顾自己行恶给他人带来的伤 害，这样又“重新崛起”与“再度开放”的“恶之花”是不少的。这说明什么呢？罪恶的制度没有得到深入之批判，为恶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批评，其间的真相没 得到有效的披露。官方掌权者对文革研究的打压，以及民间的冷漠，包括像一些所以为的文革已经四十年，个人的批评已经结束，合二为一，形成了一股对文革不过 问、不追究、不批评、不质疑、不道歉等一系列“不”的传统。这种“不”的传统，在中国尤其根深蒂固，使得许多灾难没得到有效的反思，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 使中国人深受痛创。即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而收获却非常的少。有鉴于此，我想从以诸问题，来回答昨日在敝博跟帖的“霜重红叶”、“叛变时一定叫上我”、“ whywmh”诸君的质疑，对你们的意见我不能苟同。但是我尊重你们言说的权利，并且欢迎你们继续拿出切实的证据，以及务实理性的批评，让我们从中加深双 方的沟通与理解，理解不同的看法与认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问题何在？于我们清醒地活在这个灾难的国度，或许不无裨益。
　　一：宽容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实现？我 不谈宗教意义上的宽容，因为我不懂宗教。以我世俗的眼观与现实的衡度来看，宽容不是没有条件的。宽容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不拿别人的例子来说，我以自家 在大灾难中活活饿死的五个家人为例，这样说起来，比较有情感的相关性。我对当局的要求是，公布大灾难的真相，向死难者致歉，并深刻反省造成此一灾难的错 误，从而有效诸多与民生有关的现实问题，这样我就可以宽容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不是说要重新来把他们饿死，血债要用血来还，绝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需要 的是真相与道歉，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造成灾难的个人，但对制度却需要进行有效的弥补，使其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二：真相与和解是中国必由之路。中 国历来是个充满暴戾之气的国家，政权更迭所用的方式历来就是流血斗争，如此获取政权的方式，其恶的一面已是天然注定。任何一个靠流血斗争推翻另一个政权而 上台的新政权，为了稳住自己的暴力政权，不惜一切枪杀异己。当然在所造成的灾难深度、时间长度、人口广度上看，三千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所造成的灾难有四 九年后的灾难那么多。四九年后所造成的诸种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灾难的总和。从死人数量、受创痛之深、跨时之长、幅员面积之广、受众之 多、迫害手法之多种多样，在很多方面可谓空前。四九年后所受的这么多伤害，从来没有一点是真正公布真相的，没有真相也没有道歉，更不用在道歉上的赔偿，就 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与和解。如果官方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在民众心底所埋藏的怨恨，那么整个社会必将为此买单，随时都有重新走上流血之途的危 险。
　　三：解级斗争学说的伤害。四九年后的政权是靠夸大阶级差别来深埋仇恨的种子，造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仇 恨与疏离，很大程度上让人在恐惧之下没有安全感。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加以明目张胆的歧视，以便使等级制度变得看上去是多么应该。惟成份论、把人分成各种不 同的阶级，让人们互不信任，让人们互相之间为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诸如告密、诬陷等，无所不用其极。官方好用这样的方式来分化瓦解民众，让民众 狗咬狗，从而使他们用极小的成本可以役使庞大的民众。
　　四：制度的清理与对个人罪恶的认识并行不悖。我们的 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这样的制度靠枪杆子起家，靠流血斗争为资本，靠武力镇压来维持，这样的政权，是不符合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遵奉的政 治文明理念的，世界上200个国家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实施民主自由政治，而且这一潮流势不可挡，必将有进一步扩大之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人都 趋利避害的动物。人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不同，但人之趋利避害，人的基本人权是相同的，并无什么种族、肤色与国别的差异。也就是人权不是族群像征与胎记，即 不是哪一个族群所独有，而是所有人的共享。一句话，我们现今的制度与政治，是野蛮而非文明的。文明的政治理性念是，政府更迭用票决，用民选，而不用流血的 方式，所以中国非走民主自由之制度不可。但在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对专制制度的清理是相当之必须，没有这一个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哪怕是走上民 主由之路了，也还有从许多方面清算专制制度的恶劣影响之必须。但是对制度的清理，并不能代替个人所犯错误的清理与道歉。个人在专制制度要存活下来，固然选 择空间比较少，固然要在某种程度进行恶性竞争，才能生存下来。但问题是，有人想生活得更好，而置他人的基本生存不于顾，甚至赶水平发挥自己的罪恶，这样的 人，不可以制度罪恶而为其挡驾。也就是说，像宋彬彬这样在文革许多方面获益的人，在文革方面伤害许多人的人，甚至对文革武斗有教唆意义的人，是应该出来忏 悔并道歉的。像余秋雨的为恶程度虽没有宋彬彬大，因为他在文革中所写的批判文章获益，今天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因此他也必须有所反省一样，是同一道理。官方 应该公布真相并道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其为恶的个体也不能逃脱此责。
　　五：民间要求忏悔与高压强制之区别。有 些人说，个人已然了结，谁说的个人已然了结？如海德格尔与纳粹为恶，只要人类存在，这样的罪恶会被千百年以后的人类批评。海德格尔是大哲学家，这不假的， 但为恶也不假的，我们会分开来看。对宋彬彬我们也是如此看待的。但海德格尔如果他的母校要把他当成名校友，那更有资格。但没有谁会替海氏掩盖他那段丑恶的 历史，海氏本人也不会。但宋彬彬不一样，不仅本人忌讳不说，不道歉，而且我们这个社会的传媒也不像德国一样民主而公开，所以宋的罪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 这是一种很大的不同。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任何信息，都有公开之权利，而中国文革的深层罪恶，大规模的伤害，官方不准公开，而且将文革研究视为禁忌，这与 德国方面有许多的不同。同理，宋彬彬为恶的行为，与当今政权的罪恶处于同构状态，所以受到他们的庇护，而得不到有效切实的批评，宋更不可真正认错。我承认 宋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受害者，但在更大程度上，她是制度的受益者以及为虎作伥的人，通过不少的资料已然得到证实。现在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民间要求宋彬彬的 忏悔，不是什么高压，不是什么报复，也不是什么强权之压制，更不是拿着枪抵着她脑袋要她认罪，所以这一切与文革用强权胁迫他人认罪是完全不同的。宋彬彬即 使不认错，也没有人不按法律程序要硬性把她抓起来，只是持续的批评而已。但在将来清算文革的罪恶时，她所犯的罪也应该按照法律得到有效的清理，同时她应该 道歉，并获得受害者的谅解。
　　六：人不干净与人主动为恶。有人说希望像你冉云飞这样的人，你也应该忏悔你所 做的问题后，再来批评宋彬彬不迟。我想说，这样的思路与质疑很好。我也并非说自己多么高尚，在一个污泥遍地的制度下，几乎上没有干净的人。就像徐友渔在其 回忆他文革经历的《蓦然回首》一书中曾经说过的一样，“人没有做太坏的事，有时可能只是个机缘问题”。我承认这一点，尤其是我们这样罪恶的制度下。像民主 自由的制度下，他会保证你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为害，而不只是个机缘问题，所以制度在个人行动与道德的维度中很重要。我承认文革时我刚出生，我要是那时是个 成年人，我也一定会犯不少罪过。当然不会像宋彬彬的罪恶那样辉煌，因为她是高干子女，是名校的学生。而我从不好的成份上讲，从他们看来下贱的乡下人的角度 看，都不可能有机会为更多的恶，这样看来当然是我的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也因此丧失了我应得之权利。人不靠不住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好的制度建设，对人之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过什么大恶，但小错总是有的，但危害甚小。不过，我也不是没忏悔，请看我曾经写过的《六十年代的六个注 释》。我是有错都希望别人指出并改正的人。我再次声明一遍，我欢迎别人指出我的错误以及为恶之记录，我欢迎别人的批评。如果我有恶行，我一定道歉并忏悔。
　　七：文革的后遗症远没有消亡。文 革从时间上讲也许结束四十年了，但在心理上讲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依旧是个高压的国家，言论不自由，很多人的权益受损。官方的统治思路与文革当然有所区 别，但其制造恐怖气氛，让人民活得很窝囊，其实上讲，还是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研究文革是禁区，甚是会被投进监狱，更不用说你能利用官方文革的资料，以及 他们的解档。当文革还不能正常研究与言说，还不能真正公布的时候，文革表面上虽然已经结束，但从根子上从骨子里并没有真正结束。文革的清理将会是一条漫长 的道路。同时对那些在文革中为恶的人，也有一直理性指陈与批评之必要。许多中国人集戾气与纵容于一身，一方面不宽容，另一方面不长心不长脑子，对恶姑息， 养虎为患，造成了不少中国人集仇恨与奴才为一生的性格，也就是暴民与顺民的混合体。不是暴民就是顺民，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体，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些 都于自己的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

2007年12月19日8：25分于成都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6187.html

难得糊涂

可以不计较， 但一定不能原谅， 不计较的原因主要是没办法计较， 因为国家机关还是掌握在红八月耀武扬威的那些老红卫兵及其后代手上， 而该不该原谅是从自己方面的心底里做出对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犯罪“！
一直没见有人指出北师大女附中的红二代们， 残酷打死的其实也是她们父辈一条战壕的战友！只不过这些被打乃至有的被打死的领导们， 级别要比打人者的父母低，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共产党大干部的女儿， 打死了共产党的中小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