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顺 60年前的北京“小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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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60年前的“小升初”》

时下的家长十分关注孩子的早期教育，有些父母在孩子出生后就开始制定辅导计划。我读小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宣武区，相较现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生活宽松很多。
我小学毕业时，一般原则是本区就近入中学，但也有自己择校的机会。在升学考试前每人填报报考志愿，是分阶梯的三个学校，也可以填上服从分配。志愿学校可以是本区范围内的，也可以是市内任意学校，所有学校都是以分数择优录取。虽然可以填报跨区学校，但区之间交换学生的名额是有限的，录取难度相对较大。
毕业和升学考试都是考算术和语文两科，连续两天上午考试。考试时静校，全学校学生停课两个半天，给毕业班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考生进考场(教室)没有准考证，按照学号入座，监考老师要仔细检查考生携带的用品，除钢笔外，其他都不可带入考场。
我6年的小学学习生活中，父亲从来没有到过我的学校，也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但我参加升学考试的那天，他特意请假，连续两天送我去学校，送我进校门后才去上班。进考场那个瞬间，也可能是因为父亲亲自来送，我紧张又激动。父亲是我背后的一座靠山，给了我依靠、压力，同时也给了我信心。
考算术的那天早晨，父亲还亲手给我做了早饭。而后他默默地看着我吃饭，临出家门时才说:“我今天也送你去考试!”路上，一贯少言的父亲，开始和我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听着，默默不语地跟着他前行。但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排除压力，让我轻松地参加考试，争取最好的发挥。
我和父亲分手时，父亲站在校门外的坡道上，又一次检查了我随身携带的铅笔盒，将我一贯使用的钢笔拿了出来，望着我说:“钢笔水灌满了吗?”我赶紧说:“昨天就灌满了!”父亲稍微顿了一下，然后从自己的上衣兜拔出两支他自己也不舍得经常使用的钢笔，轻轻地放到铅笔盒里，淡淡地说:“还是用我的钢笔吧!一支先使用，备用一支，这样可靠些。”父亲如此细心，竟然已经提前准备好两支钢笔，还都灌满墨水。我呆呆地站着，除了“知道了”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心里明白，这是如山的父爱，是父亲的寄托和希望。父亲在校门口的那个情景，直到现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的这两支金笔，我太熟悉了。那支黑色、笔杆粗壮的是“关勒铭”老牌金笔，是他考上大学时爷爷奖励他的。父亲读书时一直将这支笔当作珍品，他只有考试答卷时才舍得使用。另一支浅驼色的“英雄”牌金笔，是1964年由于父亲为翻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民族文字版作出贡献，而得到的奖品。这两支金笔是他最贵重的纪念品，并一直珍藏着。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将这两支钟爱的笔给我使用的。然而这次考试，他将两支笔统统给了我。如此优厚的“待遇”，给我增添了几分无形的压力。
我认真地将钢笔放在笔盒里，又收进书包。这时父亲又递给我两张白纸，问我:“今天是考算术吧?”我接过白纸说:“是!”父亲又说:“你把答案记在纸上，晚上交给我。”在父亲的目光下，我一边点着头，一边往学校里面走。没走几步，我又听到父亲的声音:“答题时别紧张，就当是普通做作业，要反复检查，没到交卷时间，千万不要提前交卷!”我又一次停住了脚步，再次默默地点了点头。父亲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有提前草率交卷的坏毛病。我反躬自省，望着父亲，退着步，走进校门。父亲目送着我，直到我进了校门后才离开。
走向教室的路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回报父母多年来含辛茹苦的培养!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考场。巧合的是，监考老师恰巧是我母亲的同学。虽然对我很熟悉，但老师还是让我拿出书包里的携带物品。我掏出了钢笔和那两张白纸。老师仔细看了看两张空白纸，犹豫了一下，还是让我将白纸带进考场——算是”走后门”了。
毕业试卷是学校自行出题，都是油印机印的;而升学考试的试卷则是北京市统一出题，是铅印的。看着这张试卷，一种严肃感“袭击”了我......卷子很长，铺在桌面上，一直拖到我的膝盖下。卷子左边是题目和答题位置，右边纵向是不宽的空白，上角标明“计算处”，是考卷上特有的草稿纸。
考题难度比我复习的内容简单了很多，我很轻松地做完了卷子。想起父亲的嘱咐，我又一遍遍地检查着。我觉得查不出错误了，几次抬起头来看看监考老师;老师则用异样且会意的眼光回敬了我。我心领神会，老师是让我再检查检查。也可能是我母亲托付他们看着我，不许我提前交卷。我赶紧又低下了头。
在考场上，我将自己的算术题答案抄了回来。父亲下班后，我就将抄回来的答案交给了父亲。晚上母亲没有回家，作为区里算术科目的阅卷老师，到宣武区陶然亭一带的某地阅卷，且封闭一周时间。这一周，我和父亲都焦急地等待着。
母亲回家后，便立即将我抄回来的算术题答案，按照全市阅卷的统一标准给我打了分。我自以为可以得到满分，但没想到还是出了错误。那是一道应用题，答题时我疏漏了一步。题目大意是:卡车卸到地面一堆沙子，给出了沙子的底直径、高和沙子的比重。母亲告诉父亲:“这孩子还是粗心!他只算到圆柱体的重量，他忽略了沙子是圆锥体，忘记除以3了!这是6分的题，要扣一半的。”最终，我没有得到满分。那个让我失误的考题，使我至今烙记在心。
父亲知道了我的答卷情况后很生气，不说话，也没有一丝表情。我知道父亲的习惯——他不理睬我，就表示他很恼火。我胆怯地躺在自己床上默默无言，想着父亲支持我报考西城区的中学，想着父亲的关怀，很惭愧。后来，我就怀着愧疚的心情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朦胧中听到了父母的交流。父亲问母亲:“综合全区的情况，你估计一下，他的成绩还可以吧?能考上西城的学校吗?”母亲犹豫了一下说:“算术是他的强项，应该尽可能地抢些分。一个粗心就失去了3分，挺可惜的。作文不是他的强项，肯定会丢掉一些分。今年宣武区跨区的名额只有35人，你要有心理准备，很难说的!”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感慨地埋怨着:“他粗心浮气的坏毛病已经养成，今后会害了他的!”
最终，我还是没能考取西城区的志愿学校。知子莫如父，以后的我，还真的吃了不少粗心大意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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