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毛泽东《文稿》注释之误与《年谱》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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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稿》注释之误与《年谱》之遗

作者：徐庆全
来源：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订《文稿》之误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一条注释中写道：

（1975年）9月19日 毛泽东同意《诗刊》复刊。1975年7月20日谢革光给红旗杂志社的信中写到，由于各种文艺书刊相继复刊或创刊，因此，《诗刊》的复刊已成为广大群众热切盼望的一件事。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将此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在张春桥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1]

注释陈述的事实是：为转送谢革光的信，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毛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编者注明：“根据手稿刊印”。看来，注释应是根据原始档案来的，应该准确无误。

可是，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9月19日条”则说：

同日 阅姚文元本日报送的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2] 七月二十日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社的信，批示：“同意。”[3]

同一天，同一件事，同一个批示，报送的人到底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常理的判断是，姚文元报送的可能性大：第一，《年谱》和《文稿》是同一机构主持编写，《年谱》出版晚于《文稿》，似应以《年谱》为准；第二，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红旗》杂志，谢革光写给《红旗》编辑部要求《诗刊》复刊的信，姚应该先看到而不是张。

《“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史料》（以下称“史料”）一书，关于《诗刊》复刊这一历史事件，披露了一组完整的档案。史料显示，确是姚文元先看到了谢革光的信并送毛的。他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

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一个想法：新出版的《诗刊》可否兼登一部分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鲁迅对于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然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姑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人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诗歌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诗刊》而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再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歌曲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是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将还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很不整齐的的“楼梯式”的诗真写得好，还可以发表。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及政治局同志参阅。

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信上批示：“同意”。

9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1975]第216号文件，注明“此件毛主席已同意”，将姚文元的信印发。

文件分送：毛泽东主席，各位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抄送：中央办公厅、文化部、国家出版局、军委总政治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4]

据此与《年谱》“9月19日条”印证，《文稿》第13册之注释，尽管言明“根据手稿刊印”，也是搞错了。

“史料”一书，编者注明：“本书为非卖品，供内部参考”，比“内部发行”的《文稿》范围更窄，能看到的人并不多。故据此对《文稿》注释提出订误。

补《年谱》之遗

“史料”中关于《诗刊》复刊的这组史料，还可以补《毛泽东年谱》之遗。

9月19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诗刊》复刊后，国家出版局和文化部联合起草关于《诗刊》复刊给中央的报告。24日夜，姚文元把这份报告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

主席：

送上袁水拍同志的来信及出版局、文化部的报告，请参阅。此三件拟印送政治局和在京同志及有关部门。

《诗刊》编辑部的组成和编辑工作的方针、计划，可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共同提出，并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编辑部出版工作当前可由出版局负责办理落实。

                                        姚文元

                                          九月二十四日夜

当天，毛泽东批示：“已阅”。[5]

此事，《年谱》未记。

毛泽东一生所历之事，当然不可能都进《年谱》；《年谱》编者当也有编辑方针。但笔者认为，这一条似应编入《年谱》。

毛泽东懂诗、作诗，与诗人如臧克家、袁水拍等联系密切，对《诗刊》一向支持。《诗刊》1957年1月创刊前后，毛与臧、袁等诗人几次谈诗，并提供诗词18首，刊登在创刊号上，轰动一时。1975年9月19日，毛批示“同意”《诗刊》复刊后，又允诺编辑部在复刊号第一期上发表“词二首”。《年谱》有记载：

12月初  阅《诗刊》编辑部十一月十五日关于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来信。来信说：《诗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定于明年一月十日出版。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时，主席发表了十八首诗词，在《诗刊》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十分希望再发表主席近年来的诗词新作。现送上我们收抄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篇诗稿，请主席订正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一起，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一期发表。毛泽东对附送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首词作了修改，其中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将《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一句“请君充我枵腹”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并批示：“送诗刊编辑部。”[6]

《年谱》一向惜墨如金，于此事记之详尽，当也是展现毛之为诗人及其对《诗刊》支持。若如此，笔者以为，加上9月24日毛对国家出版局和文化部的关于《诗刊》复刊的报告“已阅”之批示一条，既锦上添花，又可为研究《诗刊》及当代文学史提供完整的史料。

毛泽东批示的时间，《年谱》说是“12月初”，比较笼统。张光年日记“1975年12月3日”条云：

上午到局办公，得知主席已批准《词二首》，同感庆幸。为此《诗刊》要提前于元旦出版。[7]

据此，“12月初”当改为“12月3日”，或更准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
[2] 本名谢永祥，诗歌爱好者。1942年生。时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县明水镇果家坡小学任教。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8-609页。
[4]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61-662页。
[5] “史料”，第663页.
[6] 《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627-628页。
[7] 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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